李键 仲惟嘉

[摘 要] 增强思政教育实效，须使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并引导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实践。通过从概念阐释、实践路径和现实意义等方面对“FMA思政课教学法”进行哲学分析，以实现教学目标从“泛化设定”到“精准定位”、教学方法从“单维理论释读”到“多维理论认知”、教学效果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过渡。

[关键词] 价值性;知识性;教学法;FMA

[基金项目] 2020年度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价值多元化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研究”（GJB-1320072）;2019年度哈尔滨工业大学哲学社科繁荣计划“探析与建构：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的思政课教学方法论体系”（PHMQ5730001119）

[作者简介] 李 键（1989—），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法学硕士，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仲惟嘉（1990—），女，黑龙江北安人，法学硕士，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辅导员，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1）07-0021-04     [收稿日期] 2020-12-07

真正的自由思想的呈现，应是脱去抽象外袍的，即任何思想应该能够为人们理解和掌握。这种“理解和掌握”在某种意义上，与艾尔·巴比“可信性”的表述高度契合[1]（P7）。在思政教育论域中，无论是具体的思想还是可信性，其终极关怀均是如何在受教育者的观念结构中建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观，这也是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以来不变的核心诉求。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要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这一要求不但在课程内容层面明确了知识传承和价值引领的双重功用，也在教学方法层面指明了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其终极诉求在于增强思政教育的实效。

一、“FMA思政课教学法”的概念阐释

（一）“FMA思政教学法”的学理基础

当基于知性反思的维度去审视思政教育的时候，就无法规避其目标和手段在实际教学过程当中的运用。韩愈道出了教师的三重职责，进一步讲也可以理解为教学的三个目标，即传道、授业和解惑。其中，授业是知识生产与技能传授的过程，解惑是解疑释惑或解除迷惑的过程，传道是人格生产和人格培育的过程[2]（P59）。授业与传道的结合，即是知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在此基础之上，解惑则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从思政教育实践的角度讲，传道、授业和解惑也是思政教育的题中之意。因此，在思政教育实践过程中，既不能缺少价值性层面的“道”，也不能缺少知识性层面的“业”。需要强调的是，当“道”与“业”结合达到“解惑”后，不应是思政教育的终点，而应是“实践”，这是由思政课教学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所决定的。

思政教育不能干巴巴地讲理论，应当使理论被标示出来，并通过思维的语言使学生了解，否则教学的实效仅能停留在见解的层面，而非行动的层面。而真正的思政教育实效不仅应该是通过理论的讲解使学生知道应当建立怎样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方式，更应该是引导学生了解如何行动。因此，卢梭指出，教学不是不要讲理论，而是不要“干巴巴地”讲理论，应当通过教学使理论的光辉具体化、可实践化。所以，教学的过程必须具有逻辑性，层层深入。教学最终的目标是相信并且行动。

（二）“FMA思政教学法”的概念界定

所謂“FMA教学法”，是指以知识和现实为基础进行价值引领，并达到引导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实践这一目标的教学方法。其中F（Fact）一方面指具有符合实然性和应然性的知识，另一方面指社会生活中“相互联系的实际存在的事物的综合”[3]（P36），即现实;M（Meaning）是指隐藏在知识或事实背后的价值内涵;A（Application）是指在价值引领之下，在社会生活的具体实践中对知识的运用。知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既是思政教育的目的、过程，也是方法。首先，从目的层面看，思政课作为一门课程，理所应当地需设定知识性目标，但无论是来源于通过社会生活的具体实践所获得的直接认知和经验，还是通过教师的推介、阐述和展示所间接获得的理论与技能，仅是课程诸多教学目标之一。除知识性目标外，课程目标还应当包含价值性目标和行为目标。FMA中F对应课程定位的知识性目标，M对应价值性目标，A对应行为目标，涵盖了课程目标的基本内容。其次，从过程层面看，思政课教学是一个教育实践过程，教育者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相关思想和理论的传播与诠释，以在受教育者的观念结构中建构政治信仰。FMA即反映了这种从知性到感情，从感情再到意志（实践意愿）的教学过程。最后，从方法层面看，思政教育在本体论意义上是一种建立受教育者政治信仰的哲学，而思政课是其方法论。列宁强调：“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在主体方面的某个手段，主体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相联系[4]（P89）。”也就是说，那些被主体使用作为工具，以使主体和客体相联系的工具即是方法。那么，FMA则是思政教育实践的主体——教师，所使用的一种作用于客体——受教育者的方法与工具，因为它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共识”（从F到M）提供了可能性的支撑，并且为“共识”前提下的“共为”提供了明确的实践指向（A）。

二、“FMA思政课教学法”的实践路径

（一）“FMA思政教学法”的实践前提

如前文所述，思政教育要达成主客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至少需要考虑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教学内容的真理性，二是受教育者的认知能力的程度。教学内容的真理性体现在教育者以事实逻辑（合规律性）与价值逻辑（合目的性）相结合的方式来组织并讲授教学内容;受教育者的认知程度，则需要教育者了解和把握，从而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了解和把握受教育者的认知程度很重要的就是学情分析。其关键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学情分析的角度看一切从实际出发需要明确：一方面，受教育者身处于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之中，其思想观念也会不由自主地为外部环境所影响，因此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具有变动性;另一方面，人的思维观念的形成过程是历史的，因此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且无论变动性还是稳定性都存在于一定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之中，不可能忽略其具体的外部环境和历史的形成过程。因此，就变动性而言，教育者需要把握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究竟受哪些外部条件的何种影响，如社会风潮、生活语境、成长的时代背景等;就稳定性而言，受教育者在成长的过程中已经历史地形成了一定的知识框架、价值评价标准和思维方式，而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制约着他们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和态度。思政教育就是要对这种具体历史地形成的与社会的实然关系进行丰富和建设，引导其进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和认同的应然关系的认识范畴。

（二）“FMA思政教学法”的实践理念

教育者的教学技能和教学艺术是实然和应然实现有机统一的关键环节。如果教育者远离受教育者的生活场域、生活语境和思维方式，就会造成沟通语境上的平行空间，使亲其师而信其道的教育过程受阻。鉴于此，思政教育需要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知性和感情层面上达成统一，亲其师也信其道，才能在意志层面上决断，从而达到践其道的目的。一般认为，思政教育的目的并非仅仅停留在知的层面，而是行的层面。“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5]（P65-33）。这一由知到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掌握理论到实践理论的过程。

如何实现这个过渡，是思政教育的重点和难点。“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6]（P11）。”由此，至少可以得出这样几个认识：其一，理论的终极目的不是掌握群众，而是使群众掌握后通过实践的方式，使理论转化成物质力量;其二，掌握群众的过程就是说服人的过程，说服人的前提是理论彻底。如果将这样的认识运用在思政教育的论域中，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必须使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彻底化。

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讲，“彻底”意为“通透到底。形容深透、完全而无所遗留”。教师作为教学主体，应使授课内容完全无所遗留地展现出来，即使知识彻底化，使其摆脱抽象。这里的彻底化，即是前文所提及的具体化。质言之，思政教育过程是一个使知识脱去抽象、显明具体的过程。

使知识具体化，即在认识过程中如何具体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全貌。依据辩证思维方法，在认识的过程中，包括两类具体：感性的具体、思维的具体。从思政教育视域看，知识具体化的过程就是首先获得感性的具体（表象和知觉），而后通过抽象的方法对这种感性的表象和知觉进行否定，再经由各种形式的逻辑中介，上升至思维的具体。

FMA正是这一过程的具体表现之一：F是经由对感性的具体抽象否定后所获得的现实和知识;M是使抽象后的感性的具体上升为思维的具体的逻辑中介;A是运用，以获得思维的具体为前提。

（三）“FMA思政教学法”的实践案例

从宏观角度讲，FMA所建构的教学体系对应课程目标体系中的知识目标—价值目标—行为目标的体系，是课程内容的宏观指引和顶层遵循。从微观角度讲，FMA是在对某一个理论知识进行讲授时的教学逻辑，即完成一个知识单元的讲解后，进行价值引领，举例说明以引导受教育者在社会生活中具体运用。

然而，笔者认为使用贴近个人生活的案例作为思政教育的案例来解释理论，固然可以引发受教育者的共鸣，但如果仅局限于此，则会陷入相对肤浅的窠臼。思政教育必须把握其课程本质，清晰其定位——树立学生政治神圣性观念。质言之，思政教育必须致力于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解读，引导学生树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即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因此，教学的过程必须遵循思政教育规律，循序渐进地将学生带入树立政治神圣性认同感的受教育的语境。

三、“FMA思政课教学法”的现实意义

（一）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感：从“自在”到“自觉”

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即人的本质是在社会生活中获取，这就是说人对自我在社会中的定位和价值认知并非天然獲得。现实情况是，虽然每个人天然地生活在社会之中，但起初每个人均处于“自在”的状态之中，即社会存在感和认同感不强甚至空白。在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去不断经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人逐渐获取社会性，并由此形成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认知、体悟和评价。然而受知识结构、成长环境和社会偶发事件等因素的影响，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和认同可能出现偏差。

此外，对于那些通过感官所获得的外部世界的感性素材，必须经由具体上升为抽象、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思维加工，才能够达到理性认知的程度，进而对主流意识形态“自觉”地认同和维护。有鉴于此，肩负着宣传和推介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政课就需要：首先，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法，调节社会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因诸多因素导致的与主流意识形态认知和认同的偏差，即使社会主体和作为客体的社会现实协调一致。FMA就是要使主体在F的基础之上，实现在M的引领下，使受教育者的观念认知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自洽，再在A的指引下完成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其次，通过思政课的思想性和理论性，即使用分析哲学的逻辑推导工具，使人们在对存续于时间和空间的外部世界所获得的感性的具体经由抽象的否定，上升为思维的具体以获得康德所言的对经验的理解。FMA的逻辑是：使用理性的抽象方法，以理论来分析和阐明现实F的本质，而后再使用综合的方法，使理论指导现实的意义M得以彰显出来，进而使受教育者自觉地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并以此作为观念遵循进行社会践行A，这正是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题中之义。

（二）思政课的知识神圣性：从“隐性”到“显性”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需要解释和信仰才能产生;进一步说，知识的现实意义常常是被遮蔽的，因此需要解释，而信仰是在知性解释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建立的。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来看，解释对应教学，而信仰则是教学的目的，其内在逻辑是：解释之后才会产生信仰，而包含信仰在内的东西才能被奉以知识的神圣性。有鉴于此，在思政教育的过程中，如何解释才能产生信仰是在教学实践之前要思考的、之中要运用的、之后要反思的重要问题。因为存在这样的现实情况，即思政课被一部分受教育者或其他专业的教师看作是水课，是没用的课。在这样的表述背后，隐藏着这样的事实：一部分人对思政课的内容没有信仰。而没有信仰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思政课在解释的环节出了问题，缺乏“历史的深度、逻辑的力度、哲学的高度、知识的宽度和情感的温度”[7]，因此使这门课程因被视作非知识的课程而被轻视甚至蔑视。

因此，正如前文所述，抽象的理论必须具体化，才是彻底的，才能说服人。使理论深入浅出，走进人群，使来源于实践的理论指导实践，以获得新的升华了的经验——新的知识，使知识的现实意义不再被遮蔽而是显露出来，即从隐性走向显性。这既是思政教育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本性的客观要求。FMA所诉求的就是这种使F与个体的人产生关系，这种关系建立的过程就是从F向M过渡的过程，也是从解释到信仰的过程，一旦信仰建立，A就要发生指导实践的作用。由此，知识的隐性内涵，显于人基于理解的信仰和基于信仰的实践之中。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从“认知”到“反思”

从授课内容的维度讲，思政课亦可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以马克思主义为教学内容的思政课，也应当具备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性。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6]（P562）。”这就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从中抽象出方法论，而非是教条主义地学习。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不是认识的终点，而是要进而积极地促发认识的第二次飞跃，即认识到实践。

认识到实践何以可能？这就必须依赖认识主体对于理论知识的反思，获得具有辩证的生命力的方法论，才能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状况中，采取行之有效的实践。笔者所构建的“FMA教学模式”，使知识（F）具体化，在与实践主体（受教育者）联系的过程（M）中，引发实践主体对理论知识中所内含的方法论意蕴进行知性基础之上的反思（A），从而获得个性化的方法，进而进行具体的实践。

思政课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需要明确的是，思政课要培养能够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看家本领的建设者，是能够扎实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接班人，而这正是笔者尝试的FMA的核心诉求。

参考文献

[1][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走向未来丛书）[M].李银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徐奉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回溯提升教学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3]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4]列宁.列寧全集（第五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5]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6.

[6][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徐奉臻.视野要广：思政课教师的基本功[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3）：60-63.

On Realizing the Unity of “Meaning” and “Fact”： A Tentative Teaching Method of FMA i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I Jian1， ZHONG Wei-jia2

（1. School of Marxism，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 China;

2.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eihai， Shandong 264209， China）

Abstract：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should make abstract theories concrete and guide students to practice in social life.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FMA teaching method from the aspects of concept interpretation， practice path and practice significanc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transition of the teaching goal from “general setting” to “precise setting”， the transition of teaching method from “single dimensional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to “multiple dimensional 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the transition of teaching effect from “explaining the world” to “transforming the world”.

Key words： meaning; fact; teaching method; F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