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克伟

引 言

关于汉译西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影响，海内外学界早有探讨，且成果丰硕。(1)受篇幅所限，简要例举几份最具代表性且于后文未直接引述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国方面，如方豪、吴永贵等氏对汉译西书之于日本的历史作用或相关文献传播情况的把握，方豪：《中国在日欧初期交通史上之地位》，《方豪六十自定集》（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 年，第123—146 页；吴永贵、褚继红：《近世汉译西书在日本的流传》，《津图学刊》1996 年第3 期，第123—131 页；日本方面的研究颇多且更为具体，集中在地理学、天文历算等领域，前者有荒川清秀（Arakawa Kiyohide）的梳理可供检阅（荒川清秀：《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学用语为中心》，东京：白帝社，1997 年，第23—38 页），后者可参阅小林氏的研究成果（小林龙彦[Kobayashi Tatsuhiko]著，董杰等译：《德川日本对汉译西洋历算书的受容》，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年）；欧美学界的相关探讨如坂西志保（Shio Sakanishi，1896—1976）、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1922—2019）等对汉译西书在日遭禁、政令缓解的论文和专著：Shio Sakanishi,“ Prohibition of Import of Certain Chinese Books and the Policy of the Edo Govern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7. 3 (1937): 290—303; Donald Keene, 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 1720—183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56—172.大体如中山茂（Nakayama Shigeru，1928—2014）所指出的那样，江户中后期的兰学——借助荷兰语翻译介绍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学术运动——勃兴之前，日本学人对西方知识的摄取主要是通过耶稣会士的汉文著述及其衍生作品实现的。(2)中山茂：《关于耶稣会士贡献的评价》，伊东俊太郎（Itō Shuntarō）、村上阳一郎（Murakami Yōichirō）编《讲座科学史4：日本科学史的射程》，东京：培风社，1989 年，第213 页。不过，亦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汉译西书阻碍了日本学者对西文原典的涉猎。(3)G. B. Sansom,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A Study in the Interaction of European and Asiatic Cultur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1, pp. 203—204.涉猎原典更多受文献流通、外语水平等因素制约，实在难以开罪于汉译西书，但我们还是不禁要问：汉译西书在日本的广泛阅读，只是因为当时的学者无法直接阅读西语文献，还是有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