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

关键词：《时间的压力》 四个维度 历史人物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思潮的急速转折，文化保守主义开始抬头。思想文化场域内，文化热、国学热、大众文化热、新媒介等话语力量渐次涌起，在一个较深的层次上形塑了文化到社会的基本景观。就社会的文化系统而言，文学则是迅捷的感应器和晴雨表，文学律动会及时敏锐地应和思潮的转向。黄子平等人曾言，散文是一个时代智慧水平的标志。市场经济风起云涌之后，文化的丢失感与遗落感成为一个时代的基本表情，哪里有失落，哪里就会有“拯救”！而20世纪90年代的“拯救”无疑从知识分子层面下移到社会大众层面，受限于诗歌的情感深度和技巧高度、小说的故事性及深层寓意、话剧的现实要求及审美能力，以上三种文体的门槛对一般大众形成了自动的抑制。唯独散文即取即得，在各种公共空间内，一本梁实秋的美食散文，一本林语堂的小品集，足以构成一种装置，与文化相连理。站在当下，回望近三十年前的文学场，文体兴起与沉落的历史逻辑已见端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散文热的历史基础恰在于文化热的涌动和大众诉求，民国散文的再版，文化大散文的横空出世，历史散文与历史随笔的崛起，乡土题材散文的历久弥新，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无不指向散文回望、回溯的话语姿态和审美路径。

近三十年来，历史散文与随笔始终作为重要的体式而存在，然而散文“大体则有，定体则无”的文体特征，造成了历史散文与历史随笔进一步细化区分的难度，即使落定到具体作品，也有可能形成见仁见智的分歧与差异。根据个人的阅读经验，在主观上笔者倾向于，若是以历史人物的书写为主体，且侧重于以个体精神的开掘与观照为基本脉络，以钩沉文化精神和还原历史真实为旨归，类似这般的作品，可称之为历史散文。按照这个粗疏的标准，费振钟的《堕落时代》，张承志的《清洁的精神》《致先生书》，祝勇的晚清人物系列，詹谷丰、耿立的民国人物开掘，夏坚勇的《庆历四年秋》，王充闾、王开林、王开岭等人的历史书写，刀尔登、鲍鹏山的别一种历史解读，夏立君的《时间的压力》，等等，皆可视为近三十年来历史散文的典范作品。若是以历史事件为书写内容，侧重于事实呈现与历史逻辑的透视，将历史本身置入现代性观念体系的比照之下，类似这般的作品，则应纳入历史随笔的范畴。李敬泽的《会饮记》《咏而归》，陆春祥的笔记新说，胡竹峰的小品风范，潘向黎的诗词随笔，郑骁锋的作品，汗漫的《一卷星辰》，赵柏田的江南风物系列，还有部分学者随笔，皆可等而视之。此外，随着微信公众号的兴起，有一些杂谈、杂感的文章，并不单纯追求文学的表达和艺术的审美，但在路径上，却与历史随笔殊途同归，这其中优秀的写作者有聂作平、余少镭、六神磊磊等。

历史散文也好，历史随笔也好，皆需要见识的伫立，理性精神和沉思的品格乃两种体式的共有内容。卓越的识见，依托于思想力和判断力的高耸，中国古典的史学著作、文章传统、政论之文，在推崇识见能力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洞察幽微，照烛古今，恰是历史随笔和思想随笔的共同追求，而对于历史散文而言，除了识见的确立之外，作家还会在作品中向着历史人物投注深沉的情感。因此，历史散文的高处，往往兼容了理性和感性，成就声情并茂之作。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言里发出了一份特别的寄予，内容分为四条，其中人们所熟知的对待本国的历史要充满温情与敬意，即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说，就来自第二条。对照钱穆先生的这个命题，历史散文作者往往就是“温情与敬意”的持有者和践行者，他们不会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态度，强调历史过往的“为我所用”，恰恰相反，他们深入历史的细部，试图在裂痕、乱码、阴影、层层累积之下观照个人的际遇，并以此照见民族精神、人文气息的基本纹路。这种个体性的精神溯源之举，实际上是别一种文化寻根之旅。

夏立君的《时间的压力》一书称得上是近些年来历史散文的精品之作，也是作家转向历史散文范式写作后的深耕的结晶体。书稿的主要内容曾于2016—2017 年在《钟山》杂志得以连载，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创立的综合性文学期刊，《钟山》杂志以推介中长篇小说而名满天下，然而在最近的十年，杂志连续推出了夏立君和夏坚勇的作品，可见对历史散文体式的推崇和偏爱。2017 年，该书经译林出版社首版，获得了第二年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从作家前期的积累来看，夏立君的获奖似乎类似于文坛黑马的出位，实际上“黑马不黑”，诉诸《时间的压力》所具备的厚重、锋利及作家的结构能力，这部作品的获奖预示着鲁奖对近三十年来历史散文体式确立和深入的一种认可。从事后的反应来看，《时间的压力》一书也未引起明显的争议，由此也可见一斑。当然，文学奖项并非审美判断的终极裁判因素，奖项法则与批评法则有所出入，彼此并行不悖又相互补充。

写作《时间的压力》之前，夏立君虽然也从事散文随笔的写作，但并非以专业作家而张目，作为记者，新闻采写构成了其社会身份的主体内容。他利用业余时间，记故乡，写亲人，思远方，以上书写的内容收录入《时间会说话》（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 年11 月版）一书。出版时间虽然靠后，但阅读后便知，这部作品集明显沾染了作家“前期写作”的色彩。这部散文集子共分为三辑，分别对应了故乡、历史与游历这三大主题。作为即时感兴之作，这部集子里面的作品大多具備了“单篇性”的特征。所谓“单篇性”，从创作观念和意向设计层面上看，这些作品基本上都归于应时性的“这一个”，无论是立意还是构思，皆以单个的点位加以计算，不具备系列写作和纵深开掘的指向。尽管某一辑的多篇作品在风格和主题表现上保持了某种统一，也是因为题材的因素和作家的某种审美倾向性。从作品产出的方式加以考量，具备了“此时此地”的属性，比如第一辑收录的散文作品，着笔在先的是童年生活，《一粒大豆的喜剧》《生命的初衷》分别写了农作物与童年的纠结以及乞丐所带来的模糊远方。其次展开的是对亲人的素描，最后则是归来者的乡居经验。总体上看，这些作品呈现出散点透视的布局特征，而散点透视与时间跨度，直接与“此时此地”的属性相照应。最后，从艺术处理方式来看，童年的乡土经验，成人后的西部支教经历，阅读所搭建起来的间接经验，分别构成三个小辑的写作基础和基本内容。由此也可见出，在作家的“前期写作”谱系下，出于惯例和某种本能，夏立君的散文写作仍未脱经验写作的窠臼。

山东虽然临海，且海岸线绵长，然而齐鲁文化的辐射、农耕经验的长久，对这一方土地上的作家们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就新时期以来的山东散文来说，乡土叙事始终呈汹涌之势，作家的文化基因里，有着对四维、礼仪、道德、秩序等命题的天然亲和力。不仅张炜的故园情结浓郁，在厉彦林、耿立、宋长征、简默、张金凤、刘学刚、刘星元、逄春阶、李木生等作家笔下，乡土、亲情所包裹的童年经验，也构成了各自散文叙事的来源。日照临海，然而在夏立君的价值判断系统里，审美指向则生根于内地与绵延的历史之上。

《时间的压力》标志着夏立君的转型，也真正确立了他的突围之路。在这部历史散文著作中，作家聚焦于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不独为一种类型所宥，作家试图通过个案搭建起一个整体的建筑。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首提数目字管理的历史研究思路，并以具体的时间点位为考察对象，深入剖析了皇权与文官集团的博弈内容。而在《时间的压力》中，作家所选取的历史人物，皆有着极大的生命张力，他们各自的活法和人生选择与社会秩序、文化系统之间形成剧烈的对峙关系，也正是在这种对峙关系中，个体的生命精神突破了惯常的历史场域，成为最具活性的因素，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一个“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夏立君在系列写作中，以人物的精神活力为卷轴，并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空里考察对象精神活力辐射的维度，铺展有度，而非局限于一时一地来评价人物。

太史公曾言：“千人之諾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巴尔扎克曾给予时代的典型人物这样的定义，即“以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黑格尔也将精神意蕴丰厚的人命名为独特的“这一个”。夏立君笔下的历史人物，既拥有复杂的精神维度，又担负着历史文化名人的称号，而对于这些人来说，闲坐说玄宗的次数和场合实在是太宏大了，一旦历史过度地当代史化，其本来的身影反而容易被遮蔽。如何剔除多余的话语泡沫，在层叠的阴影中洞见历史人物的本原所在，不仅成为历史研究者的使命担当，也是考验历史散文作家功力的标准。作家在融会贯通史料的基础上，具体到历史人物的处理，避开了常见的事态描述，建构了从言到行到心理再到历史绵延的四重维度，用来观照书写对象的精神面容。具体而言，作家首先采取了贴着人物来写的叙事策略，从人物的言语开始，层层剥离，逐渐抵达决定人物行动逻辑的心理层面。“述其言”，以历史人物之言作为结构作品的支点，成为夏立君历史散文写作的重要切口，与他者比较，也是一种独树一帜的写法。这里的言既包括对象的著述、诗文，也包括书信、策论、表章以及顾谓左右的日常表达。扬雄有“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的论见，言不仅为心声的传达，在古典的文化系统里，言还是述志的主体内容。在孔子述而不作的表述里，后人足以明白，述言之于个人之志、个人思想观念体系的某种完成性。比如在《司马迁：在肉身与灵魂之间》这篇作品里，作家用功甚勤之处，恰在于用太史公之言来解析太史公这个人物，《太史公自序》还原的是青年时代的司马迁，《报任安书》阐明了司马迁的屈辱感，也自明其心志。另外，这封晚来的书信实际上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信息，也是解读太史公心志的重要蓝本。《货殖列传》中的利来、利往之语，则是他对人心勘探的结果。关于《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货殖列传》的思想光辉和迥异于传统史学的价值判断，张承志也曾著有文章，两者对照着阅读，更能够接近司马迁人格之伟岸处。《曹操：说曹操曹操到》一文，首先引述的是曹操的《述志令》，这篇文章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当时的曹操已经五十六岁，三分天下的局面也已形成。《述志令》是一篇诏令天下的公文，这里出现的曹操以继承儒家道统而自居，这篇文章也是作为一代枭雄的他做出的政治表态。文章接着引曹操的诗句，以呈现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下曹操的感怀、忧时伤世、即时抱负，这是有情有义且有局促之感的曹操。最后引的是曹操临终前的《遗令》，从其身后事的安排，可见一代雄主的通达，在死亡这个终极问题上的选择自由。当然，《曹操：说曹操曹操到》一文，最能见出夏立君别具一格的写法，他绕开了时间线和事功线等基本逻辑指向，先从处于事功巅峰状态的曹操切入，然后再回溯到青壮年时代的曹操那里，最后落定到曹操身后事的安排之上。志向、情感维度、政治手段、人性维度，至此一应俱全，这是立体的曹操，是时代选择和个人选择碰撞之后产生的矛盾综合体，这个真实的曹操与后世话语泡沫化形成的小丑、白脸奸臣是脱钩的，更接近历史本源的面目。现象学的还原是现代哲学重要的方法，现象学还原的目的在于回到事物自身，对于夏立君的历史散文而言，以其言述其志的方法就是他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除了上述所举的两例之外，书中涉及李白、屈原、陶渊明、夏完淳的人物刻画，大体选择的就是如此策略。

如果说由“述其言”作为切口实现了历史人物书写的重组的话，在另外的篇章里，作家还运用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写作策略。《李斯：失落的家园》《商鞅：历史深处的那块木头》这两篇就是典型。对于李斯而言，见人犬不忧的仓鼠构成了他一生命运心理驱动的原点，李斯是中国历史上仓鼠哲学的集大成者，而仓鼠哲学的本质则是与魔鬼订约。作家在李斯身上洞见了人才递进及个人价值实现层面上的黑洞所在，能量的爆发与自身的被吞噬，这种错位和历史的必然形成了悲剧性关系。因此，对于李斯而言，他不仅是一位可耻的投机者和政客，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悲剧的渊薮所在。封建专制的内耗散效应中，李斯就是那最明亮的倒影。商鞅篇中，作家紧紧围绕着徙木立信这个故事加以展开，为了层层剥开这块木头的本质，他使用了“一块耐人寻味的木头”“一块刻薄的木头”“那些广大而沉默的木头”“一块生根发芽的木头”这些分级标题加以详细解读。以这块木头为隐喻的主体，层层深入，解析了它的杀伤力、覆盖面，由此洞见了道术裂开之后，术对于政治运行机制内在损伤的历史逻辑。

作家确立四个维度，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历史人物的完整性，人物的接受史和影响同样也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因此，夏立君的笔触，追求的是纵深度，而不是横切面。纵深度对作家的材料占有、识见能力、处理能力自然提出高的要求，如此这般，他的历史散文往往篇幅很长，也有方向不同的信息量在文本中对冲。李白一文长达五万多字，然而在个人温情的投射上，屈原和陶渊明这两篇则更突出一些。此外，历史细节的故事性和传奇化，是历史散文必要的佐料，也是历史散文获取可读性的基础。夏立君似乎有意绕开了这些，在还原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的基础上，通过庙堂、民间、江湖、同仁、亲族等社会性场合或者关系，发掘那些容易被人遗漏的蛛丝马迹，还有那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内容。而历史的本质和基本逻辑就潜藏于上述的细节之中。如果说历史散文这一体式本来就是严肃规整的话，那么，夏立君作品的风格则指向“严肃中的严肃”，这种沉重感来自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悲剧精神的发掘与指认。而在古老的乐感文化系统里，回避悲痛，弱化悲剧精神，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无意识。因此，《时间的压力》的内容风格整体上趋于深沉峻切，在思想性的出位上，与费振钟的《堕落时代》可以并举。

狄尔泰曾说过：“一切沉思、严肃的探索和思维皆源于生活这个深不可测的东西！”人作为思想的芦苇，通过书写抵抗遗忘，而历史则提供了最好的认知对象。浩瀚的历史过往中，一些人物在肉身陨落之后，精神跃升，成为星座，星光落地，照射进后来者的肉体与灵魂之中。太史公适鲁观孔子故居，有大感慨的寄予，而阅读夏立君的历史散文，不觉间也会升起凭栏处的意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