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往日》是屈原死后楚国作家景瑳为悼念屈原而作。篇题“惜往日”即取篇首三字，这三字也大体概括了全篇之意。

诗开头的“惜”字，意为叹息、惋惜。这一字直贯以下三节十二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庬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沏其然否。

这是说：惋惜你当年得到怀王的信任，受诏命修明宪令法度，而最终因怀王听信谗言不仅事业未成，且招致祸患。以下三节也是顺此而言之。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载，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本篇一开始即叙说屈原当初受信任草拟宪法之事，似是身临屈原生平某一遗迹之后因百感交集而作，故开头部分如同是面对屈原而倾吐心声。《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然之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作者有感而发，对屈原在楚怀王前期“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的政治上的作为，给予极高的评价：“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这应该是近代以前评价屈原的大量言词中最准确的概括、最恰当的评价。然而这两句诗是在以“惜”字领起的一大段文字中。为什么呢？诗人不但“遭谗人而嫉之”，关键是国君不辨是非而加罪于屈原。

本篇的深刻处在于指出造成屈原悲剧的主要原因是楚王。篇中对屈原所受不公正待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如“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末段“自前世之嫉贤兮”以下四句等，揭露了谗谀小人对屈原的诬陷，但从头到尾是将矛头对准楚王的不辨是非和缺乏政治头脑，如——

“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第一段）

“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茅草为薮幽。”“独鄣壅而蔽隐兮，使贞臣为无由。”（第二段）

“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谅聪不明而蔽壅兮，使谗谀而日得。”“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泛柎（桴）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第三段）

这些全是批评国君任心而为，比如驾着马奔驰，却没有辔衔以控制;乘着竹木筏子顺流而下，却没有桨楫，任其自漂。因而造成了有思想、有作为的臣子不但得不到支持理解，反而获罪被疏以致被放。“背法度而心治”，对楚怀王的这个批评，反映出作者先进的政治思想。作者同屈原一样，认为在当时只有改革政治、加强法制才是避免灭亡、走向富强之路。“惜壅君之不识”，便是作者最为痛心之处，以此句作为全篇的结尾，与篇首“惜往日”的“惜”字照应，惋惜之情贯穿首尾：惜诗人之不幸遭遇，即是惜怀王之缺乏政治头脑与见识。作者这样大胆地批评楚王，一则因为时过境迁，怀王早已死去，时当顷襄王晚年或考烈王之时，已可以看出楚国山雨欲来，国家无力自保，已成灭亡之势，二则也同作者有较突出的法家思想有关。

第一段从开关至“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共6 节，回顾当年屈原因受命制定宪令以修明法度、富国强兵，而受到守旧的贵族权臣的陷害打击被疏远，后又被流放。“国富强而法立”，正是就改良政治而言。《史记·屈原列传》载，怀王命屈原草拟宪令，上官大夫在怀王处诬陷屈原曰“每一令出”云云，则屈原草拟宪令是陆续公布的，这与先秦时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的情形相合。贞臣，忠贞的臣子，指屈原。秘密事，是就屈原曾草拟宪令之事而言。《管子·立政》记载先秦时制定与发布宪令的有关规定：“宪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商君书·定分》篇并载：“为法令为禁室，有键钥为禁而以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禁剟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可见先秦时国君决定改革既行法令，为秘密之事。《史记》载上官大夫诬陷屈原：“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正是抓住法令之改革体现着君王权力这一点来陷害屈原，让怀王由对屈原的绝对信任转变为忌恨和打击。而上官大夫的阴谋之所以能成功，完全在于楚怀王的愚壅。

第二段自“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至“谅聪不明而蔽壅兮，使谗谀而日得”，共8 节，由屈原之死联系历代谗人得势时贤良受打击排挤之事，对怀王朝以后楚国同样政治黑暗的现实以揭露与抨击。其中引述了六个古人因遇明君而德业传世和因遇壅君失望而死的事。“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钣牛。”百里奚，春秋时虞国人，虞亡，被晋国所虏，做陪嫁奴隶送于秦。后逃跑，被楚国抓住，秦穆公知其贤，以五张羊皮将他赎回，任为大夫。从此穆公得其帮助，成就了霸业。伊尹，本是有莘氏的陪嫁奴隶，曾做厨师。商汤举以为相，协助汤攻灭夏桀。吕望，即姜子牙，辅佐武王灭商建周。宁戚，春秋时卫国贤人，经商到齐国，一天晚上喂牛歌唱，抒其不遇之感，恰为齐桓公所听到，知其为贤人，用为辅佐之臣。这四人都贤能有才而身份低贱，因遇明君而成就大业。以下讲到伍子胥、介之推二人的遭遇。伍子胥，本楚人，名员，字子胥，楚大夫伍奢之子。楚平王杀其父与其兄伍尚，子胥逃至吴，助吴王阖闾取得君位，又攻楚入郢都，鞭平王之尸。在助吴王败越之后，反对吴王伐齐，主张进一步灭越。吴王不听，且听信了太宰嚭的谗言，逼他自杀。不久后，吴国终于被越所灭。诗中的“后忧”，即指亡国之事。介之推，晋文公（重耳）早年流亡在外19 年，介之推随行，曾割其股肉给重耳充饥。重耳回晋夺取君位后，封赏同行者，遗漏了介之推。介之推乃与其母隐居绵山。文公派人寻找，他不肯出来，文公想用烧山的办法逼他出山，结果他抱着大树被烧焦。晋文公为了纪念他，亲自素服哭祭，并改绵山为介山，封山禁樵，永远祭祀介之推。由前四人说明贤人得用则国强君安，事業成功;由伍子胥一事说明能用贤达则事成，不用贤达则事败;由介之推一事说明君对于有功之臣总会有感激之情，即使当时疏忽，事后也会悔恨和惦念。这正反映了屈原对楚国的政治改良曾做出贡献，但屈原跳江而死之后朝廷中竟没有一点惦念、追悔之意的情形，也侧面反映出当时楚国的政治状况。

第三段开头说：“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之不可佩。”“自前世”应指屈原之时。由此看，作者在悲悼屈原之时也联系到自身的遭遇，自己的处境与屈原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愿陈情而白行兮，得罪过之不意”等，从语气上说也可以有两种解释：在说屈原，又在说自己。诗的结尾一节则转到明确悼念屈原上。“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不识，记不住。识：同“誌”，记也。这明显是惋惜屈原投水而死，而受蒙蔽的君王却不记取教训。这是否含有诗人关于自身经历的怨愤之意？至少是作者联系到当时楚国的状况而发的。

本篇出于悼念屈原，而叙说屈原遭遇，主要表示了对屈原的同情。从语言上说，同屈原的《离骚》等作品一样，以香花香草比喻贤能，以一般野草喻凡庸、奸佞之徒，如第二段中“使芳草为薮幽”，“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尤其“芳与泽其杂糅兮”一句更是直接用《离骚》成句，可以看出作者对屈原作品的熟悉和学习屈原表现手法的情况。王逸误以《惜往日》为屈原之作，屈原不至于将自己的诗句照搬在另外一篇中（个别重复者，除前人将作者误断为屈原的情形之外，有的是文字窜乱所造成）。第三段中比喻多一些，如“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姆母姣而自好”，前两句以香花喻贤才，后二句以女性容貌之美丑喻人之德行。以“无辔衔而自载”喻治国没有法度规章，也很有新意。但总的来说，风格上较为平实，引述历史人物说明贤能之人遇到圣明君主便能建功立业，遇到庸君常常性命难保的事例较多，有如韩非子的散文，体现了一个具有法家观念作者的文风。

自清代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以来，不少学者认为本篇多用屈作文意，甚至套用屈作原文，对其评价不高。其实，这正是战国末期楚国文学受到屈原影响的表现，所谓“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列传》）。因之，它同《悲回风》《九辩》《远游》《惜誓》一起使我们看到先秦辞赋由屈原向汉代贾谊、东方朔、严忌、淮南小山等人过渡的情况。

关于本篇作者的问题，是研读本篇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以前一直没有能够彻底解决，所以就这个问题再做一补充说明。

《惜往日》收入《楚辞》的《九章》之中，但《九章》与《九歌》不同。《九歌》是屈原所作的一套祭神歌舞辞，虽然在流传中也增入应用功能相近的篇目，但总体上能看出本为一组歌舞辞，主体部分作于同一时间，而《九章》则作于不同时期，这已是今日学者们的共识，王逸所说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所作之说，已无人相信。这实际上已打破了“组诗”说。

认为《惜往日》《悲回风》非屈原之作，南宋以来一直有人论及。南宋初年李壁过秭归谒屈子祠作《漫记》，指出伍子胥“籍馆鞭王尸”，“于楚乃枭鸱”，屈原不可能咏叹他，已怀疑此篇和《悲回风》非屈原所作。南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钞》卷二录其文，也表赞同，肯定“追吊属后人，文类玉与差”，《惜往日》《悲回风》应为宋玉、景差（瑳）之作。明许学夷《诗源辩体》更指出：“《惜往日》云：‘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悲回风》云：‘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是岂屈子之口语耶？盖必唐勒、景差之徒为原而作，一时失其名，遂附入屈原耳。”并且也同样提到了景瑳。曾国藩在其有关文字中几次说到《惜往日》非屈原所作，《曾文正公全集·读书录·楚辞》部分说：“余读屈原《九章·惜往日》亦疑其赝作。何以辨之，曰：不类。”所谓“赝作”是言非屈原之作;所谓“不类”即思想上、风格上与屈原之作有明显的区别。他在其《经史百家杂钞》中表示了同样的看法，举“宁溘死”以下二句言“此不似屈子之词”。曾国藩门下吴汝伦在其《古文辞类纂评点》中也谈了这个看法，就“恐祸殃之有再”一句评曰：“岂屈子语！”近人陈钟凡、陆侃如、闻一多、刘永济等均从作品内容方面，证其非屈原所作。曹道衡《评〈关于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节引了“何贞臣之无罪兮”二句和“临沅湘之玄渊兮”以下四句说：

在这段文字中，屈原已经“遂自沉”和“卒没身”了，哪里还能赋诗？如非相信有鬼，恐怕没法子叫已死的屈原来写这篇《惜往日》了吧！“遂”和“卒”分明是已经完成了的话。……再说这里的“贞臣”“壅君”等辞和文句本身，都显然是第三者追述之口气。（《光明日报》1956年4月1日）。

胡念贻的《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及写作年代》对有关问题做了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先秦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诗中说“临沅湘之玄渊”而沉，乃据传言笼统言之。屈原初放后两次沿沅水上游转至湘水上游，沿湘水而北上，但他是投湘水的支流汨罗江而死的，言投湘水尚可以说通，言投沅水则非。也可见作者应是楚都迁于淮河流域以后的作家，对屈原投水的具体地点等一些细节尚不是很清楚。联系全诗内容看，为屈原死后楚国思想上与屈原相近的作家所作，可以肯定。

联系前人之说，再根据全诗的思想内容与风格以及篇中某些词语的运用，可以确定本篇的作者。

宋玉之作善于写景，且往往借景抒情，在表现个人心理方面细腻而生动。此篇学习屈原手法也以香草喻君子，情感强烈，但多直白之语，不够含蓄蕴藉，则非宋玉之作。

“申旦”一词，《思美人》云：“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达。”朱熹注：“申，重也。今日已暮，明日复旦也。”汪瑗注：“旦，天将晓也。申旦，犹言累日也。”陆时雍《楚辞疏》云：“申旦，达旦也。”然而《惜往日》云“孰申旦而别之”，是以“申旦”作明白解，此显然误解屈原之意。宋玉《九辩》“独申旦而不寐兮”，用法与屈原同，也可以证明《惜往日》非宋玉所作。

唐勒《论义御》《远游》《惜誓》都表现出明显的道家和神仙家思想，而《惜往日》所表现出的是法家思想，可见也非唐勒所作（参赵逵夫：《唐勒〈论义御〉与由楚辞向汉赋的转变——兼论〈远游〉的作者问题》，见《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从各方面来看，《惜往日》应如宋代李壁和魏了翁、明代许学夷之推断，为景瑳所作。今题为景瑳作。

楚国在威王至怀王朝有大臣景翠，楚威王七年（前333）曾率军至鲁齐之地，怀王十一年参与五国伐秦之事，十七年（前312）春以上柱国的身份领兵围了屈服于秦的韩国的雍氏之地。怀王二十二年（前307）秦拔韩宜阳，景翠以执珪之爵、上柱国之身份领兵往救之。怀王二十九年（前300）接任景鲤为令尹之职，“楚令景翠以六城赂齐，太子为质”，可见其主张联齐抗秦，与齐国关系较好。在垂沙之战以后，庄蹻起事、楚国危难的情况下，重修齐楚之好，屈原也重返朝廷。看来景翠在内政改革上是支持屈原的（参赵逵夫：《屈原时代楚朝廷内两派斗争的主要人物》，见《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楚怀王时又有深于计谋、善于用兵的名将景阳。计其时，景瑳应为景翠、景阳的子孙辈，因而思想受其影响，也悼惜屈原的遭遇。

景瑳之名，《史记》作“景差”，《汉书·古今人表》作“景瑳”，以作“景瑳”为是。《汉书》写成后不久就有人作注，文字保留了原來的写法，《史记》长时间在民间传抄，书写多有改易。司马迁《屈原列传》中言景瑳同宋玉、唐勒一样“好辞而以赋见称”，“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终莫敢直谏”。宋玉《风赋》《大言赋》《小言赋》中提及，与宋玉一起侍于顷襄王之侧，应主要生活于顷襄王（前298—前262）、考烈王（前261—前237）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