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清

关键词：世界华文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

在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前，台港澳文学一直无法接触，当然谈不上研究。自1979年元旦叶剑英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两地血缘文化由此得到交流。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乃至后来的港澳文学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频繁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出现了留学热和“洋插队”现象。中国学术界为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也在不断扩大视野，由文学史走向民族史、移民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研究，由单一的作家作品论研究走向语种的文学研究。

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逐渐进入中国社会科学学界视线。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正式列入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同属三级学科进行课题申报，不像过去那样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子课题。这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崛起并得到公认的一个重要标志。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范围广泛，包括北美华文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东北亚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澳大利亚华文文学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三个地区的文学。下面分述之：

北美华文文学

北美华文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版图中的一座重镇。

北美华文文学中的“北美”，系指北美大陆，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远在1870 年代，就有华人到北美，另有中国学者到哈佛大学任教。作为首位在北美高等学校教书的戈鲲化，在任教期间创作了不少旧体诗词，华工们则创作有《埃仑诗集》，它不仅写出华人谋生的艰难，也表达了对殖民者压制他们的愤怒。这时严格意义上的华文文学很少，口头流传的华文文学则有许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因为同属同盟国，因而交流频繁。这时的华人有法律做后盾，美国的华文文学便有了生存发展的条件。20 世纪40 年代后期从中国广东移民美国的黄运基，创作了长篇“异乡三部曲”，反映了华人独立自主的顽强精神。这时还出现了“美洲华侨青年文艺社”，创办了《新苗》文艺月刊，当地的华文副刊也经常刊登华人用中文创作的作品。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台湾兴起留学热潮，又有一批华人走进西方世界。面临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於梨华等人创作了“留学生文学”，白先勇则创作了以“流浪的中国人”作主人公的小说。这时的作家队伍，重要的有围绕在林语堂、林太乙父女周围的《天风》月刊作者群，也有以胡适为核心，另有唐德刚、周策纵、鹿桥、卢飞白、心笛等人参与的《白马文艺》作者群。第三类则是从中国台湾或中国香港到美国的留学生作者群，由他们组成了北美华文文学主力军。由于这一波的移民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较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又精通双语，因而先后出现了白先勇、聂华苓、丛甦、欧阳子、张系国、刘大任、杨牧、陈若曦、郭松棻、李渝、东方白、平路、李黎、王鼎钧、琦君、黄娟、保真、郑愁予、叶维廉、周腓力、许达然、非马、庄因、喻丽清、黄宗之、叶周、江岚、张凤、薛海翔等作家，新生代作家则有伍绮诗、二湘等。

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移民作家主要来自中国台湾，那80 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移民作家，则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这类作家主要有严歌苓、曹桂林、张翎、查建英、施雨、苏炜、李彦、冰凌、周励、卢新华、宗鹰、刘荒田、少君、陈瑞琳、吕红、王性初、易丹、融融、程宝林、王正君等人。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从整体上与郑愁予、白先勇、於梨华的影响力有差距，但其活跃程度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属于大陆作家群的苏炜，曾是著名的知青文学作家。他在国内创作了大量以上山下乡为题材的作品，后来出版过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迷谷》《米调》。苏炜又是文学批评家，现任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著有《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走进耶鲁》等。他还是一位旧体诗人，出版过《衮雪庐诗稿》。

20世纪50年代初生于上海的周励，1992年发表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描述了一个时代而影响了一代人，已成为留学生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她另有《曼哈顿情商》和名为“非虚构”写作的探险纪实和文化散文系列。这些作品，不仅体现出双重文化身份对其人生尤其是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还渗透着她对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见解。

生于北京的查建英，先后就读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后返回中国。已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ChinaPop、杂文集《说东道西》、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其中ChinaPop被美国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 杂志评选为“1995年度25本最佳书籍之一”。她在北京出版的《80 年代》，选择了11位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访谈。20世纪80年代，本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心动的时代。随着岁月流逝，当年发生的那一切已逐渐被人淡忘。为了不被忘却，也为了告别过去，瞄准未来，轻装前进，查建英写了这本颇有价值的书。

1948年生于台山，1980年移居旧金山，退休后有一半时间在佛山的刘荒田，其“人生三山”使得他的文化情怀离不开万里家山，内心深处总不忘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抱负，用中文书写他感时忧国的胸襟。这胸襟常常通过他独具个性的小品文去实现，其作品离不开平民的生活，他描绘的都是芸芸众生的心灵现状。“如果说刘荒田是一棵树，那么他笔下凝练而隽永的小品文就是一片片叶子，勃发、茂密的叶子，有人、有物、有事、有情，叶子虽小，却无所不包;既短小精悍，又海纳百川。”

这时期的北美华文文学团体有不少，重要的有于1991年5月4日在纽约成立的北美洲华文作家协会。它是“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七大洲分会之一，首任会长是陈裕清，第二任会长为马克任，最初以纽约、新泽西及华府作家为主，著名作家王鼎钧、琦君、潘人木、夏志清、孟丝、刘墉、韩秀等均为会员。该会在美国与加拿大有25个分會，1500多名会员。赵俊迈为第三、四届会长，第五届会长为吴宗锦，第六届会长为吕红。

中国人到加拿大，最早可追溯到1858年。加拿大当时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于1885年起不许华人入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局改变了对华政策，华人还有了选举权。正是在华人移民不断增加、华文教育日益得到发展的这种背景下，加拿大华文文学也应运而生。这时不仅有华文报刊、华文写作团体，还有华文出版社。

不同于中国的文学团体，加拿大的华文写作社团毫无官方色彩，民间性、松散性为其特色。重要的文学团体有于1987年在温哥华成立的“加拿大华裔写作人协会”，90年代初易名为“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该会宗旨是推动加拿大华裔作家的创作与研究，促进加拿大华裔作家与世界各国的文学交流。先后任会长的有卢因、梁丽芳、陈浩泉、刘慧琴。另有“加拿大中国笔会”等。

李彦是加拿大华文作家近年极其活跃的一位。她于1985年开始用双语写作，其中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获1996年度加拿大全国新书提名奖。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任教，她的《红浮萍》直接向西方英文读者介绍20世纪真实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具体来说，这部小说通过一个家族三代人在百年历史中的浮沉及其变迁，反映了在历史大潮下人们无法自主的漂泊，生动地表现出历经沧桑的华人对理想坚定不移的追寻。后来她又用中文创作了长篇小说《嫁得西风》，另有第二部英文小说《雪百合》。李彦与别的移民作家不同的是，她的英语作品不是请别人翻译，而是亲自操刀“译写”。

学者梁丽芳的学术生涯从古典文学开始，著有《柳永及其词之研究》，后用英语写了《中国当代小说家：生平、作品、评价》，把80个中国当代作家的成就，向世界读者展示，让更多人系统地认识他们，从而了解这40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风貌和创作成就。

纵观美国、加拿大两地华文作家的创作，可以发现他们通过对文化、族群和性别等问题的思索，在国族认同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承续原有“中国叙事”的同时，吸收异国文学的创作精华，逐步建构起华人叙事的全球性视野。他们号称不谈政治、种族、宗教，其实却无法超越这些主题。他们尽管拥有跨文化的优势，但却无法摆脱边缘化的困擾。

无论是学者还是作家，北美华文作家均意识到新移民作家所面对的挑战。他们无不认为，文学创作上，要突破过去创作主题的局限;文化交往上，应积极展开与国内外主流文化的对话;创作心理上，要从既不属于原乡也不属于异乡的矛盾状态中走出来，大踏步向融合的方向迈进。

东南亚华文文学

东南亚华文文学包括下列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文莱、越南、缅甸、老挝等国。这些国家的华文文学，与中国的台港澳文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从微观上来说，新加坡文学与中国香港文学着重城市题材，作者多走文商结合的道路。从宏观上说，这些区域的作者均为华人，作品用中文写成，和中国的中原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也就是说，汉语所固有的文化底蕴，对不同区域的作家形成了共同性规范。但由于文化交流、传播演变所形成的各种复杂原因，致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东南亚华文文学各国具体情况不尽相同。新加坡华人占多数，尽管华文教育在1984年后因政策的调整而发展缓慢，以致南洋大学被解散，华文成了第二语文，但华文文化并没有走入绝境，仍在发展。到了近年，新加坡当局对华文教育不再采取歧视政策，并推行双语教育方针，使华文文学改变了在夹缝中生存的局面，以至于成了国家文学的一种。马来西亚华人由于生活在马来人占主导地位的国度，华文文学没有这样的幸运。有近80年历史的马华文学，一直在步履蹒跚中前进。不错，马华作家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得到国际华文文坛的重视，但马华文学仍不能与马来语文学一样，被纳入国家文学的主流。泰华文学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泰国政府与中国关系变化，导致限制华侨、华人活动。华校、华报面临政治压力和经济困境，只好纷纷停办。在这种情况下，泰华文学无法得到蓬勃发展。进入80年代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和中泰关系的改变及中国大陆所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泰华文学的发展有了转机，如各地华文报纸纷纷复刊，泰华作家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出版了一批优秀作品。印尼华文作家的遭遇较惨。众所周知，1965年印尼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动带来中印（尼）关系的急剧改变，华人社团、华校、华报遭取缔，使印尼华文文学陷入空前的困境。对他们来说，不是能否成为国家主流文学的问题，而是争取印华文学的合法地位问题。

东南亚华文文学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可看出在此前后有明显的变化。侨居海外的中国人在战前，大都把南洋看成谋生基地和躲避战祸的世外桃源，一旦赚了大钱或战争过后，都想回中国，因而这时出现的华文作家——包括华侨作家和华人后裔作家，均是以旅居海外的中国人身份发表作品和从事文学活动。作家们情系神州大地，时刻关心着中国政局的走向。他们的许多作品，所表现的是中国社会现实或与中国社会有密切联系的生活;就是反映本地生活的作品，异国情调也不突出。

后来的情况不同，出现了华文文学的“马华化”b，相适应的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爱国主义内涵的转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体现为爱中国。后来，新马华人与侨居国人民一起并肩战斗，共同抵抗外来侵略者，用鲜血和生命为保卫居住国做出巨大的贡献。这时的新华作家，逐渐由对华夏故土的挚爱转向为对宗主国的认同。他们与其他居住国的民族一样，强烈渴望铲除殖民制度，建立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当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后，新华作家便掉转笔锋，由呼唤民族解放转为歌颂年轻共和国的诞生。这些新华作家，都经历了“从土地认同到国家意识的转化” 的过程。

由于东南亚华文文学先天不足，文学发展举步维艰，故他们那里较难产生大师级的作家和不朽的传世之作。香港《亚洲周刊》于1999年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东南亚华文小说榜上无名，就是一个明显例证。但这不等于说东南亚各国在小说文体方面毫无出色的表现。且不说马华文学本土有李忆莙，移居中国台湾的有李永平、黄锦树、温瑞安、张贵兴，仅以微型小说而论，新加坡有黄孟文，泰国有司马攻，马来西亚有朵拉，印尼有袁霓。他们的作品的水准，完全可以与台港微型小说家争一日之短长。

在作家队伍构成上，东南亚华文作家队伍主要由华裔及中国移民所组成。在语言运用上，东南亚作家在使用汉语普通话写作时，夹杂用诸如罗喱（货车）、德士（出租车）、摩多西卡（摩托车）、五十巴仙（百分之五十）之类的英语词汇及闽粤方言。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杂用马来语、泰语这些当地民族语言。如马来西亚作家喜欢用“峇峇”称呼侨生男子，用“娘惹”称呼侨生女子，用“沙爹”称呼一种带辣味的调味品，用“多隆”取代请求帮助，以增强南洋本土色彩，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需要，这在中国台港作家作品中是见不到的。

在文学团体方面，新加坡有“新加坡作家协会”，这是新加坡规模较大且甚为活跃的文学团体， 另有骆明主持的“新加坡文艺协会”。此外，还有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泰国华文作家协会、印度尼西亚华文写作者协会（简称印华作协）、文莱华文作家协会、缅华笔会以及亚细安文艺营。文艺刊物有《新华文学》《新加坡文艺》《蕉风》《马华文学》《泰华文学》等。

目前，国际之间主张世界化、全球化，但这仍无法改变国家主义的路线。东南亚华文文学成了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文學， 是因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必然是在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上构建的具有南洋色彩的本土文学。当然，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一直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者的精神家园。

东北亚华文文学

东北亚华文文学主要指一直处于研究视野边缘的蒙古国、日本、朝鲜、韩国的华文文学。鉴于目前对蒙古国、朝鲜的华文文学研究尚未开发，故本节只谈日本和韩国华文文学。

作为一座漂泊孤岛的日华文学，按日本廖赤阳的说法，有“华侨（人）文学”“日华文学”“新华侨文学”之分。在与华侨文学有关的移民文化史的大背景中，可划分出前史时期、留学生文学时期、土生作家时期、新华侨文学时期，继而总结出边缘、多缘和非主流两个传统，另有以中国本位出发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审判主题范式以及“私小说”范式。丘永汉的“金钱文学”可视为周边的小传统，陈舜臣的历史小说则为居中心的大传统。日华文学的重要特点是双语写作以及对日本文化的深度观察，代表作有华纯的散文《丝的诱惑》、杨逸的小说世界和环保小说《风云沙漠》等。

日本华人新移民文学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80年代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作家大多从个人的感受出发，书写自己的留学经历;20世90年代为第二阶段，作家们侧重于记录新移民群体的生存奋斗事迹与精神求索过程;21世纪以来是日本华人新移民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就宏观而言，日本新移民文学的特征可归纳为纪实性、边缘性和道德性。这“三性”与“三新”即新文学、新体验、新视野分不开。“新”体现在时间与空间上，不同于20世纪初鲁迅一代的时间之新;不同于“移民”于西方为特点，而是“归化”入日本国籍的空间之新。此外，新还新在日本新华侨华人作家的身体行走在中日之间，文风成长于风骨与物哀之间。

日华作家有蒋濮、林祁、陈永和、陈希我、杨逸、李长声、华纯等，研究他们离不开女性视角、留学生视角、身体叙事、跨文化视角。如果从“无性”到“性无”方面研究日本新华侨华人母女作家及其小说，林祁认为可以战争遗孤的配偶及女儿的角度为对象，从母亲的“无性”叙述到女儿的“性无”遭遇，从切入女性生命经验、浸透记忆和想象的日常生活出发，对国家的“他者”、历史的女性、性爱之救赎去进行探讨。当然，也可从“享虐”与“性越境”角度去分析当代留日作家陈希我、林祁的日本体验及其性别话语。陈庆妃认为，长期浸淫在日本独特的性别文化中的留日作家，创作出了呈现中日两国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多向度思考的文学文本g。日本新华侨女作家陈永和的长篇小说《一九七九年纪事》，便揭示了从“性虐”到“享虐”的女性悲剧。

日华文学的文学团体有2012年成立的“日本华文文学笔会”。在日本侨报社出版《为什么咬合不上？——日中相互认识的误动作》的王敏担任首届会长，理事会成员有华纯、荒井茂树、王智新、藤田梨那、田原、林祁等，另有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

总之，旅日华侨文学受到日本独特的性别文化影响，又携带母国传统文化的印记，这种双重文化背景影响下的文学创作，有别于其他区域的华文文学。

韩国华文文学，是指长期生活在韩国的汉族，以及被汉族同化或在文化上具有一体性的群体即韩国华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据梁楠的研究：韩国华人、华文文学以1992年为分界线，划分为先迁韩华和后迁韩华。另外，将先迁韩华中由韩国再迁往其他国家/ 地区的群体称为再迁韩华。先迁韩华、后迁韩华、再迁韩华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分别被称为先迁韩华华文文学、后迁韩华华文文学、再迁韩华华文文学。韩华华文文学的独特性表现在其“混种性”上，他们自创了属于自己的语言——“韩华华语”。在媒体方面，有先迁韩国华人创办的华文报纸《韩中日报》、华文月报《韩华通讯》;华文杂志有《韩华天地》季刊、学术性杂志《韩华学报》;华文单行本出版物有秦裕光的《旅韩六十年见闻录——韩国华侨史话》、杜书溥编著的《仁川华侨教育百年史》;先迁韩国华人柳耀广于1969年10月10日至12日，在中国大使馆（当时的“中华民国”驻韩大使馆）中山堂举办的诗画展中展出了华文诗集，以及作者提供的日记。再迁美国地区的韩国华人创办的华文杂志有《韩华世界》《美国齐鲁韩华杂志》（2009年之前的名称为《北美齐鲁韩华通讯》）;华文单行本出版物有崔仁茂编著的《韩华在浴火中重生》，“美国南加州韩华联谊会”网站中的“韩华文艺”专栏。再迁中国台湾的韩国华人的文学创作，有初安民的诗集《愁心先醉》《往南方的路》、郝明义的散文集《故事》。后迁韩国华人的华文创作有李文的长篇小说《蒲公英：文麒留韩记》。

《韩华春秋》系先迁韩国华人于1964 年发行的第一本华文杂志，它标志着韩华华文文学创作的正式开始。韩华通过华文文学创作叙说韩华坎坷的人生经历，抗诉不公的社会现实，反省韩华社会弊端，重新思考身份认同，寻找更好生活的突破口。在文体上，《韩华春秋》杂志的文艺板块集散文、诗歌、小说等多种体裁于一体。1974 年在首尔创办了另一份华文月刊《韩中文化》，是韩华华文杂志中发行时间最长的杂志，为韩华的长期创作提供了可能性。1990年5月先迁韩华又创办了华文杂志——《韩华》月刊，1990年5月创办至1991年2月停刊，前后发行了9期。到2011年，每两年发行一期，共发行3期后再度停刊。

梁楠认为，韩华华文散文的创作分为四个方面：杂文、哲理散文、游记、随笔。总体而言，韩华华文散文创作有自己的发展脉络：20世纪60年代，杂文是该时期的主要创作形式，多以诙谐幽默、讥笑嘲讽的手法解开韩华社会的伤疤，以求治愈良方。70—90年代，韩华散文的文风逐渐由诙谐嘲讽向寓意教化探索人生哲理的方向转变。

韩国华人华文诗歌作品约188 首，先迁韩华创作约有65 首，创作时间大致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间;再迁韩华分别于20世纪80年代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版的诗集中，收录诗歌123 首。

从诗歌类型上看，主要包括抒情诗、叙事诗、拟古派诗与现代派诗四类。韩华小说方面有四部，包括先迁韩华的三部短篇小说，均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张岚《别有一番滋味》、长峰《烟台风云》、夏侯辰《外人部队》。这三篇小说的写作目的与作者的先迁韩华身份有重要的关联，它体现了韩华华文文学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201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部韩华华文长篇小说《蒲公英：文麒留韩记》，由后迁韩华李文所作。这部小说塑造了一群新型跨國移居者形象。

韩国文学最早是先用朝鲜语写，然后再译成汉语。其中许世旭是韩国华文文学的开拓者，主要成就在诗歌，他的作品充满着生命意识，富有鲜明的中国古典韵味。许世旭去世后，另有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朴宰雨成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大使。他是第一个在中韩未建交时翻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者，另创办有他任会长的“国际鲁迅研究会”。

韩国重要学术团体有韩国中国言语文化研究会、韩国台湾香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韩国釜山大学现代中国文化研究室（现文室）等。

作为世界华文文学重要一部分的东北亚华文文学，是一块尚待开掘的宝地。日本、韩国的华文写作，可用“融入”和“包容”来描述他们面临的时代主题，其中包含多元文化的相互包容和融合、本土与外来作家生命体验的再反思等内容。

日本、韩国华文作家的思考和创作，总体上处在蓄势待发的转折阶段，显示出内在的潜能和活力。

在他们笔下，文化、族群和性别等议题受到特别关注。作家、学者、文化界三方正在共同努力构建良好的东北亚华文文学生态，促进文学创作、研究的持久发展。

欧洲华文文学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世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华文文化凝聚现象，华文报刊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与异域文明相交汇，通过不同渠道流向了华语平台，成为大中华文学的一个分支。

华文文学发展到今日，已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欧洲华文文学，亦为多元文明比较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远在19世纪后半期，就有中国留学生到欧洲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到欧洲留学和勤工俭学的青年才俊，有徐志摩、林徽因、苏雪林、巴金、老舍、朱自清、郑振铎、戴望舒、宗白华、艾青、傅雷、许地山、冯至、季羡林等人。他们在这期间写的作品，虽然有对异国生活的描绘，但只能说是欧洲华文文学的“史前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来自东方的移民接近二百万，但知识分子毕竟占少数，从事创作的作家更是凤毛麟角。“二战”结束后，这时中断多年的中国文人到欧洲的情况得到恢复。这时期重要的旅欧作家有程抱一、熊式一、熊秉明。1949年后，又有一批出于谋生需要的作家去欧洲。所不同的是，不是从中国大陆去，而是从中国台湾来，如赵淑侠、吕大明、郑宝娟。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出现留洋热，留学欧洲的中国人一直有增无减，法、德、英、荷、俄五国已有超过十万以上的华人在定居。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赴欧洲留学生人数以及华人移居者的日益增加，德语区的德国以母语创作的华文作家人数和作品在发展壮大。这些欧华作家无论在教育程度、文化素质还是文学修养方面，比过去高出不少，且不少人皆能用双语进行创作，这与东南亚等国的华文文学创作有显著的不同。但华文文学在欧洲各国的发展很不平衡。无论从人数，还是从作品的质与量上，法国和德国（含法语、德语区，如瑞士、奥地利、比利时等国在内）无疑已成为当今欧洲华文文学的两大重镇。由于异国他乡不适合华文文学的生长，故他们的作品不是在中国台湾就是在中国香港发表和出版。

20世纪80年代门户大开后中国大陆旅欧的作家多了起来，高行健、虹影、赵毅衡、北岛便是这方面的代表。这时期的旅欧华文作家遍及欧洲19个国家，华文报刊也随之跟上，不再像过去处于荒芜状态，到新世纪欧洲各种华文报刊已接近100种，其中伦敦出版的《星岛日报》欧洲版和中国香港《文汇报》欧洲版，以及巴黎出版的《欧洲日报》《欧洲时报》这四大报传播最广，这些华文媒体都重视刊登华文作品。其他由华人社团创办的《德国侨报》及荷兰出版的《华侨通讯》、奥地利出版的《欧华》、匈牙利出版的《欧洲之声》、西班牙出版的《欧洲华声报》，都有华文作品发表。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了丹麦的《美人鱼》、瑞典的《北极光》和荷兰的《郁金香》等华文电子期刊。虽然读者不多，园地有限，但对欧华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研究欧华文学的关键词是“离散”。虽然在欧洲没有像美国那样闻名四海的唐人街，但作家们的创作仍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滋润，其特点可用“文化中和”四个字来概括，正如赵淑侠所言：“我们长居欧洲，多多少少都受到些欧洲文化的熏陶，然而我们本身都有完整的中华民族文化背景，以至于我们的思想和生活面，既不同于中国本土作家，也不同于真正的欧洲作家，它可以说是糅合了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一种特殊的品质，这其中当然可能产生一些负面作用，比如说因徘徊在两种迥异的文化间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但相对的，基于这种迥异，使两种文化互容互谅，截长补短，去芜存真，产生一种新的精神的可能性更大。这种新的精神，正是我们居住在欧洲的华文作家们写作灵感和题材的源泉。”i既然是离散写作，这就决定了欧华作家不可能固守一地，流动性大是其重要特点。当然也有像程抱一、高行健等人从此在他国落地生根，不再具有漂泊的特征，但也有像刘索拉等人先来到欧洲后又到美国，连赵淑侠也不例外。至于在欧洲和中国大陆、香港之间游离的有熊式一、虹影、赵毅衡，其中后者叶落归根定居于四川。也有在欧洲各地奔波，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这种流动性，使他们视野开阔，题材多样，语言多变。

不管欧华作家定居在哪一国，是叶落归根还是落地生根，都改变不了他们对华族文化的热爱。如不定居在德国一度在北欧瑞士谋生的赵淑侠，先是在中国大陆生活，后到中国台湾，再赴法国留学，角色变来变去，但她始终不会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我到底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一张国籍证明无法改变我的心，更不能稍减我对祖国的关怀……我流着中国人的血液，背负着中国几十年的文化背景，脑子里是中国的思想，脸上生着中国人的五官，除了做中国人外，我永远无法做别的什么人。”！她的代表作《塞纳河畔》，就充满了祖国意识。在散文创作上，赵淑侠的《文学女人的情关》也很有艺术魅力，有情有理——哲理的理，思中有诗——诗美的美。作者的女性视野和纤细笔触，给她的散文带来一种温馨和亲和的力量。

另一位从中国台湾到瑞士的余心乐，擅长推理小说，代表作有《松鹤楼》《生死线上》《异类的接触》。

这些作品有严密的逻辑分析，其独特之处在于作为破案的重要手段，凶手和侦探竟合为一人。双方在斗智的同时斗勇，诸多悬念的设置更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

来自瑞士、法国、德国、奥地利、英国、比利时等多个国家的欧华作家，有以传统写法著称的，这主要是老一辈文人。年轻的作家受西方意识流影响，无论是作品的结构还是行文的风格，都有一股反叛传统的意味，如意大利亚航的小说《走入欧洲》，在一波三折的情节中，表现的是华人自力更生、不向生活屈服的顽强斗争精神。正如作品主人公所说：“走入欧洲本身就是個过程而已，它并不存什么目的。”即使换了护照，华人也不能丢弃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世上本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个人努力才能积累财富。

林湄，也是欧华作家中的佼佼者。现居比利时的章平，则以长篇小说著称，先后出版了《孑影游魂》《桃源》《女阴石》《红衣小矮人与楼兰》《水晶帝国魔灵石》，还有诗集问世。

毕业于中国台湾后漂泊到德国的郑宝娟，出版有长篇小说《望乡》《裸夜》《绿色的心》以及短篇小说集《边缘心情》《短命桃花》等，其主题是表现中西文化观念错位的冲突。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每两三年会选择在欧洲各大城市举办年会，出版有会员文集《欧罗巴的编钟协奏》《欧洲华人作家文选》《在欧洲的天空下》，微型小说专辑《对窗六百八十格》、人文旅游专辑《欧洲不再是传说》、儿童教育专辑《东张西望看欧洲家庭教育》，以及庆祝欧华作协20周年专辑《迤逦文林二十年》等4本集子。林湄主持的欧华文学会，近年来也很活跃。

总之，欧洲华人文学叙事除从海外视角讲述华人故事开拓了题材的内涵和外延外，还加入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不管是小说家还是散文家，欧洲华文文学都在移民与流散、战争与灾难、人性与灵性、时间与空间等议题上做深度挖掘。两者关系密切，不可强行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