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金林

朱光潜（1897—1986），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安徽桐城人，字孟实。“孟”系弟兄辈分中居长之意（朱光潜兄弟三人，二弟叫光澄，三弟叫光泽），“实”是诚实、踏实、求实的意思。他觉得“实”字的含义多少表明了他的学术品格和人生理想。进入学术界以后，便时常用“孟实”做笔名，此外还用“明石”“蒙石”“盟石”和“石”，虽说都是“孟实”或“实”的同音，但“石”又以洁净和坚硬著称，朱光潜以“石”做笔名，显然寄托着以“石”表洁、以“石”自励的情怀，孜孜以求的是像“石”那样坚致磊落的操守和纯静坦荡的人格。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有幸忝列“《朱光潜全集》编委会”人员名单之中，与朱陈、朱式蓉几位先生一起选编《朱光潜全集》，查阅佚文时发现朱先生1934年和1936年在北大课堂上印发的两本《诗论讲义》，讲义的封面分别署“《诗论》 七月五日装成/近代文 附”“《诗论》 廿五年五月廿一日装成”。1936年印的这本讲义正文书名为“诗论课程纲要/上部美学通论/下部诗学通论”。“诗学通论”是《诗论》的第二个版本，“美学通论”开明书店正式出版时书名改为《文艺心理学》。朱光潜在《作者自传》中谈起给中文系开课时说：

（1933年）回国前，由旧中央研究院历史所我的一位高师同班好友徐中舒把我介绍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并且把我的《诗论》初稿交给胡适作为资历的证件。于是胡适就聘我任北大西语系教授。我除在北大西语系讲授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之外，还拿《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在北大中文系和由朱自清任主任的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开过课。a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1935—1936年度）中的“中国文学课程一览”，刊有朱光潜给中文系二、三、四年级开设“诗论”的课表和“课程纲要”。课表注明每周2课时，分上、下两个学期，均为2个学分。《课程纲要》中说《诗论》课程目的有三：

（1）从美学观点讨论诗的本质、起源、变迁、形式、音律、情趣、意象诸问题。

（2）拿中国诗与西方诗作比较的研究，推求中国诗的长处何在，短处何在。

（3）选中国诗代表作若干首详加分析，说明诗应该如何欣赏，如何批评。

当年在北大旁听过《诗论》课的荒芜回忆说：“外语系教授朱光潜在中文系开了一门课《诗论》，这在当时是件新鲜事儿。我虽然不是外语系和中文系的学生，但和许多好奇的人一样，去旁听了。朱从来不是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但是他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作的那些新鲜、精辟的见解，一下子就抓住我们，大大地开拓了我们的眼界。”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就读时听过朱光潜讲授的“文艺心理学”，他回忆说：“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一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c 季羡林的这番回忆，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朱光潜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的“文艺心理学”同样会深受学生的欢迎。

新中国诞生后，朱光潜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北大的讲坛上，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文系学生选听朱光潛的课成了风气。50 年代中期，北大学术空气活跃，当时全校开过两门热闹一时的擂台课：一门是《红楼梦》，由吴组缃和何其芳分别讲授;另一门是美学，由朱光潜和蔡仪分别讲授。当时美学界正在热烈论争美是什么，是主观还是客观。以周扬为代表的理论家认为“美是纯主观的”，以蔡仪和李泽厚为代表的理论家认为“美是纯客观的”，朱光潜认为“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因为美离不开审美的人，因为文艺反映的是自然，而自然不仅包括客观世界，也包括人”。d 作为论争的重要一方，朱光潜的观点有人不同意，甚至遭到批评。讲授同一课题的老师在讲课时，就时不时点名讲评他。朱光潜态度从容，“好像激烈的课堂内外的争论与他很远。他谈笑风生，只管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中国，引经据典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讲得条理清晰、知识性强”，他的美学课安排在大礼堂，“每次听课的除本校的，还有外校和研究单位的人员，不下五六百人”e。中文系高年级的学生大多堂堂不落。通过这场大讨论，朱光潜把握到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开始重新探索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并就艺术美、自然美、美的标准三个关键性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述，其美学造诣受到国内外学界的称颂。

朱光潜学贯中西，融合今古，国学根基极其深厚，又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是学界的泰斗，学术深湛，教学态度又极为认真，课讲得好是很自然的事，只是他的文章和著作比课讲得更好，一经面世，遐迩共仰，好评如潮。像《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变态心理学派别》《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悲剧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谈文学》《克罗齐哲学述评》《美学批判论文集》《西方美学史》《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等学术著作，以及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黑格尔的《美学》、维科的《新科学》等译著，都是中文系师生的“必读书目”。至于中文系的师生与朱光潜私下的交往就更多了。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年轻老师大多把朱光潜作为自己的导师，虚心请教。朱光潜也乐于助人，对晚辈的关注和提携不遗余力，甚至对论敌也大度豁达，青年学子愿意亲近他敬佩他是很自然的事。诚如夏丏尊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序》中所说的，朱先生“实是一个终身与青年为友的志士”，“他那笃热的情感，温文的态度，丰富的学殖，无一不使和他接近的青年感服”。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朱光潜出生在安徽桐城阳和乡吴庄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朱若兰是私塾老师。1903 年，朱光潜6岁时成了父亲私塾中最年幼的学生，在父亲的督策下受了9 年私塾教育。1912 年春，朱光潜考入孔桐高等小学，翌年跳二级考入古文家吴汝纶创办的桐城中学。吴庄是一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落，地处贫瘠的丘陵之中，远离城镇，贫穷而又闭塞。好友戴镏龄在《忆朱光潜先生》一文中说：

他出身贫寒，小时走读学校，早晚在故乡桐城山区长途步行，风雨无阻，因此身体有锻炼。中年后习静，无论外界怎样营营扰扰，他总是心情泰然自若，因此做学问能用志不分，主一无适;而处世又能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古则训。当然，自奉俭约，生活有规则，也是他养生的心得。

小学和中学时代的“走读”，使朱光潜练就了顽强的意志，走上社会后能经得住种种考验，永不颓丧。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每月只发20 元生活费，师母和孩子也都不在身边，朱光潜周末回家后到小店买二角钱粉肠，喝杯二锅头，就觉得很满足。每当谈起这些往事时，他总说小时候吃过的苦，对他这一生至关重要。日本作家鹤见祐辅在《传记的意义》一文中也曾说过：“青年时代所受的影响支配我人一生”，“不论好恶，在我人一生中均难磨灭”。

1916年，朱光潜中学毕业后在离家不远的大关乡当了半年的乡村小学教师。他向往北大，但家贫无法供给路费和学费，于1917 年秋就近考入不收学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国文系。1918 年北洋军阀政府选20 名学生去香港大学学教育，朱光潜通过选拔来到香港，补习了一年英语和数学后，于19l9 年正式进入教育系就读，由“国故”转向西方学问。

当年的港大有四百多名学生。在“洋气十足的环境中”，北洋军阀政府选送的这批学生被称为“北京学生”，因为太“寒酸”受到歧视。朱光潜发愤苦读，在“梅舍”（寢室）的墙上挂着著名书法家方槃君写的“恒、恬、诚、勇”四个大字，这是他当年恪守的座右铭。他解释说：恒，就是恒心、毅力、忍耐、执着，一个人无论求学问还是做事情，都要有这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恬，是指恬淡、简朴、清心寡欲，在物质上的追求少一点，在精神上的追求才会多一点;诚，诚恳、诚实，待人处事，以诚相见，襟怀坦白，不能自欺欺人;勇，勇气、志气，治学道路以至整个人生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这就要有进取的精神、搏击的精神，怯懦和自卑是要不得的。正是“恒、恬、诚、勇”这四个字的感召，使朱光潜在港大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受到老师们的器重。他在《回忆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学》一文中把英文教授辛博森称作“精神上的乳母”，把香港大学称为“慈母”。

1923年夏，朱光潜结束了为期5 年的港大学习生活，获文科学士学位，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当英文教师。1924年秋，中国公学因江浙战争停办。朱光潜经夏丏尊介绍，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文。春晖中学校长经亨颐是国民党元老，教务长匡互生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英雄。教师有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刘薰宇等。受到夏丏尊、朱自清的影响和鼓励，朱光潜写了美学论文处女作《无言之美》，从而确立了要研究文艺和美学的志向。

美学论文《无言之美》由艺术的“无言之美”谈到“美术的使命”，强调要用“文学之美”来感染人，美术家要在作品中创造“理想世界”，“叫欣赏者加一番想象”后，由“理想世界”回到“现实”并“征服现实”，最值得玩味的是下面这段话：

我们处世有两种态度，人力所能做到的时候，我们竭力征服现实。人力莫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就要暂时超脱现实，储蓄精力待将来再向他方面征服现实。超脱到哪里去呢？超脱到理想界去。现实界处处有障碍有限制，理想界是天空任鸟飞，极空阔极自由的。现实界不可以造空中楼阁，理想界是可以造空中楼阁的。现实界没有尽美尽善，理想界是有尽美尽善的。

“人力莫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就要暂时超脱现实，储蓄精力待将来再向他方面征服现实。”朱光潜就是这样一位不肯服输的人，于是与弘一法师李叔同有了相见的缘分。朱光潜回忆说，在春晖中学执教时，恰逢弘一法师到白马湖访问在春晖的好友经亨颐、夏丏尊和丰子恺，因而和弘一法师有一面之缘。丰子恺见他对弘一法师非常敬重，就转送给他很多弘一法师的墨迹，其中有一幅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一段偈文，说的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朱光潜如获至宝。他在《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纪念弘一法师》一文中说：“我任教北京大学时，萧斋斗室里悬挂的就是法师书写的这段偈文，一方面表示我对法师的景仰，同时也作为我的座右铭。”！把“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作为座右铭悬挂在书斋，是到北大执教之后的事，可在文章中正式提出来则见于1926年5月18日深夜写的《悼夏孟刚》。

朱光潜在吴淞中国公学时所教的学生中夏孟刚品学最好，他对夏孟刚的属望也最殷。中国公学停办后，朱光潜去了白马湖，夏孟刚则进了上海浦东中学。1925年春，因不满春晖中学校长的专制作风，朱光潜和匡互生等人相约退出来到上海，由匡互生领导，集夏丏尊、叶圣陶、方光焘、章锡琛、胡愈之、郑振铎、白采、夏衍等人筹组立达学会，并在江湾创办立达学园，他们共同的理想是“教育自由”，提倡“人格教育”，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如创办农场和养蜂场等），表明立达学园宗旨和教育自由理想的《旨趣》就是由朱光潜起草的。立达学园成立后，夏孟刚便舍浦东来江湾就读。不久，朱光潜考取安徽官费赴英，开始了长达8年的留学生活。1928年在爱丁堡大学取得文科学士学位后，于1929年进入伦敦大学学院，同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前往听课。1931年转到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大学，集中精力撰写博士论文。1933年初完成了用英文写作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由马赛启程乘船回国。

1926年5月，朱光潜在爱丁堡大学听到夏孟刚因悲觀烦闷自杀的消息，悲痛万分，就写了《悼夏孟刚》一文，劝青年人不要“堕落”“自杀”，要“绝我”而不“绝世”。他在文章中写道：

所谓“不绝世”，其目的在改造，在革命，在把现在的世界换过面孔，使罪恶苦痛，无自而生。这世界是污浊极了，苦痛我也够受了。我自己姑且不算吧，但是我自己堕入苦海了。我决不忍眼睁睁地看别人也跟我下水。我决计要努力把这个环境弄得完美些，使后我而来的人们免得再尝受我现在所尝受的苦痛，我自己不幸而为奴隶，我所以不惜粉身碎骨，努力打破这个奴隶制度，为他人争自由，这就是绝我而不绝世的态度。……

假如孟刚也努力“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应该能打破几重使他苦痛而将来又要使他人苦痛的孽障。

朱光潜所说的“出世精神”，指的是“超出世人”“高出世间”的那么一种精神，细说起来就是“心”要经得住磨炼，懂得忍，不盲从，不攀比，不附和，不去关心世俗生活中人们所追求的功名、权位、财富，远离世事纷扰，平和豁达，生活单化，让“身”坚强独立起来，即便遇到再大的磨难和坎坷也不会悲观迷惘，随俗浮沉，而只会愈挫愈勇，精进不懈。

正是基于这样的念想，朱光潜写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出版后风靡全国，获得万千读者的欢迎。在《谈动》中，朱光潜劝导青年朋友“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艺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把“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作为对青年人的最良好的祝愿。！在《谈静》中，朱光潜劝导青年朋友对于人世要多“感受”多“领略”。他说“人生乐趣一半得之于活动，也还有一半得之于感受”，“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不仅是最活动的人，也是最能领略的人。所谓领略，就是能在生活中寻出趣味。好比喝茶，渴汉只管满口吞咽，会喝茶的人却一口一口地细啜，能领略其中风味”，“你心界愈空灵，你也愈不觉得物界喧嘈”。劝导青年朋友在现代忙碌的生活中不“浮躁”，不“跟着旁人乱嚷”，能“忙里偷闲”“闹中觅静”“在静中领略些趣味”，从而“能在仓皇扰乱中雍容应对事变”。！4将青年朋友面临的问题阐释得更深入的是《谈十字街头》。

“十字街头”指的是纵横交叉、繁华热闹的街道，也借指人世间和现实社会。自从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头》两部书在我国翻译出版之日始，“象牙之塔”和“十字街头”就成了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流行的口头禅，“走出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演化成了告别“亭子间”、走向革命的代名词。朱光潜则认为“十字街头的空气”中“含有许多腐败剂”，“昨日的殉道者，今日或成为市场偶像，而真纯面目便不免因污而损了”。“十字街头上握有最大威权的是习俗。习俗有两种，一为传统（Tradition），一为时尚（Fashion）。儒家的礼教，五芳斋的馄饨，是传统;新文化运动，四马路的新装，是时尚。传统尊旧，时尚趋新，新旧虽不同，而盲从附和，不假思索，则根本无二致。”“强者皇然叫嚣，弱者随声附和，旧者盲从传统，新者盲从时尚，相习成风，每况愈下，而社会之浮浅顽劣虚伪酷毒，乃日不可收拾。”呼吁青年朋友“本着少年的勇气”，“打破偶像”“伸张自我”，“以冷静态度，灼见世弊，以深沉思考，规划方略;以坚强意志，征服障碍”，走上“真理之路”，而不仅仅只是“十字街头”。

这之后，朱光潜又写了《谈修养》！5，书中的《谈冷静》《谈学问》《谈读书》《谈英雄崇拜》等名篇也都让人常读常新。《谈冷静》，从“知道你自己”这句名言引发开来，指出“要知道你自己，就必须能丢开‘我去看‘我”，“经过一番冷静的自省”后真正做到“自知”，这样才能免除“品格上许多亏缺”，以及“谁是谁非”问题上的误判。《谈学问》，批评“知识分子”的毛病，“只看到学的狭义的‘用，尤其是功利主义的‘用。学问只是一种干禄的工具”，“把‘生活只看成口腹之养”，而忘记了“人”是“有心灵”的，“心灵也应有它的生活”，热忱地希望青年人要“珍视精神生活的价值”，要“有极丰富的精神生活”。《谈读书》，首先说到治学问必守的程序是“先博学而后守约”，进而说到“做学问如作战，须攻坚挫锐，占住要塞。目标太多了，掩埋了坚锐所在，只东打一拳，西踏一脚，就成了‘消耗战”。至于“读书”，朱光潜强调“自己受用”，通过读书“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变化气质”;“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谈英雄崇拜》，从“敬贤向上是人类心灵中最可宝贵的一点光焰”说起，强调“崇拜英雄就是崇拜他所特有的道德价值”，“个人能上进，社会能改良，文化能进展，都全靠有它在烛照。英雄常在我们心中煽燃这一点光焰，常提醒我们人性尊严的意识，将我们提升到高贵境界”，“一个人能崇拜英雄，他多少还有上进的希望，因为他还有道德方面的价值意识”。不难看出，无论是《谈冷静》《谈学问》《谈读书》还是《谈英雄崇拜》，都是“接着”《谈动》《谈静》《谈十字街头》的议题展开的，希望青年朋友要在“做人”方面痛下工夫，做一个活泼健全的人，做一个有道德有学问有真本领有独立人格的人，然后才能谈得到去“做入世的事业”。至于怎样去“做”，朱光潜很早就提出了“三此主义”。1922 年3 月写的《怎样改造学术界？》中列举了“学术界”的五种“危机”后说：

你如果想改造中國学术界，我劝你实行三此主义。

从何处改造起？此地。

从何时改造起？此时。

从何人改造起？此身。

朋友们，时间不早了，快快醒起！请永远记住，世间没有别的东西可宝贵，除非这三此：

此地！！此时！！此身！！ ！

这之后，朱光潜把“改造学术界”的“三此主义”扩展到对人生和社会的改造的希求上，并对“三此”的排序做了调整，将原先的“此地、此时、此身”改为“此身、此时、此地”，他在《谈立志》中说：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里提出我个人做人的信条，现在想起，觉得其中仍有可取之处，现在不妨趁此再提出供读者参考。我把我的信条叫作“三此主义”，就是此身，此时，此地。一、此身应当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二，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三、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的另一地位去做。

“三此主义”强调要干就马上干，在我这个岗位上干。“想到应该做”的“马上就做”，不然，“一个人就会永远在幻想中过活，成就不了任何事业”;又说“‘延与‘误永是连在一起”，脚踏实地地“做”，是一个“极现实的主义”，“丝毫不带一点浪漫情调”，还援引西方谚语“手中的一只鸟，值得林中的两只鸟”来劝导青年朋友不能“等”。他说许多“有大志”者往往为着觊觎林中的两只鸟，让手中的一只鸟安然逃脱，强调要务实，所谓的“志在将来”转眼即“空空过去”，最重要的是要“做”。至于怎样去“做”，怎样才能“做”得好，朱光潜的名言是“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他在《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一文中说：

“抵抗力”是物理学上的一个术语。凡物在静止时都本其固有“惰性”而继续静止，要使它动，必须在它身上加“动力”，动力愈大，动愈速愈远。动的路径上不能无抵抗力，凡物的动都朝抵抗力最低的方向。如果抵抗力大于动力，动就会停止，抵抗力纵是低，聚集起来也可以使动力逐渐减少以至于消灭，所以物不能永动，静止后要它续动，必须加以新动力。这是物理学上一个很简单的原理，也可以应用到人生上面。人像一般物质一样，也有惰性，要想他动，也必须有动力。人的动力就是他自己的意志力。意志力愈强，动愈易成功，意志力愈弱，動愈易失败。不过人和一般物质有一个重要的分别：一般物质的动都是被动，使它动的动力是外来的;人的动有时可以是主动，使他动的意志力是自生自发自增自足的。在物的方面，动不能自动地随抵抗力之增加而增加;在人的方面，意志力可以自动地随抵抗力之增加而增加，所以物质永远是朝抵抗力最低的路径走，而人可以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物的动必终为抵抗力所阻止，而人的动可以不为抵抗力所阻止。

朱光潜在这里所说的“抵抗力”就是固有“惰性”，就是阻力;“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强调的是要迎难而上，困难越大对于困难所表现的意志力也要越大，这是人的“最高生命的特征”。他说“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所以能有伟大成就者，大半都靠有极坚强的意志力，肯向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而许多败类，像洪承畴做了明朝的汉奸、汪精卫“卖国叛党”，就因为他们在紧要关头拿不出一点意志力，不肯争一口气，“就马马虎虎地朝抵抗力最低的路径走”，“甘心认贼作父”。进而说到我们设身处世，面前随时随地都横着两条路径：

一是抵抗力最低的，一是抵抗力最大的。比如当学生，不死心踏地去做学问，只敷衍功课，混分数文凭，毕业后不拿出本领去替社会服务，只奔走巴结，夤缘幸进，以不才而在高位;做事时又不把事当事做，只一味因循苟且，敷衍公事，甚至于贪污淫佚，遇钱即抓，不管它来路正当不正当——这都是放弃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而走抵抗力最低的路径。这种心理如充类至尽，就可以逐渐使一个人堕落。我当穷究目前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源，以为一切都由于懒。懒，所以苟且因循敷衍，做事不认真;懒，所以贪小便宜，以不正当的方法解决个人的生计;懒，所以随俗浮沉，一味圆滑，不敢为正义公道奋斗;懒，所以遇引诱即堕落，个人生活无纪律，社会生活无秩序。知识阶级懒，所以文化学术无进展;官吏懒，所以政治不上轨道;一般人都懒，所以整个社会都“吊儿郎当”，暮气沉沉。懒是百恶之源，也就是朝抵抗力最低的路径走。如果要改造中国社会，第一件心理的破坏工作是除懒，第一件心理的建设工作是提倡奋斗精神。

朱光潜激励青年朋友“除懒”和“奋斗”。他说：“生命就是一种奋斗，不能奋斗，就失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能奋斗，则世间很少不能征服的困难。”希望“每个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们”，不惜“牺牲一切”，“拼命去改革社会”，肯吃苦，守纪律，“勇往直前百折不挠”，“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入世”做一番伟大的事业。

“要为全国制造信仰学术的风气”

朱光潜在香港大学读的是教育学，港大毕业后教的是中学，去欧洲留学的“目的也就在谋中等教育的改进”（夏丏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序》），但他的志向高远，早在港大读书期间就十分关注国内教育界、学术界和文艺界的现状，对教育有很高的定位，对文学的繁荣和学术的振兴有很急切的企盼。他在1922 年3 月写的《怎样改造学术界？》@0 一文中说“我国学术界的历史还很幼稚”，从20 世纪初叶算起来也就二十年，可这二十年中发生了“许多风俗习惯”，“缺点”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缺乏爱真理的精神。我国多数学者都还不能超过“学以致用”的浅见。他们都以为学术以有用为贵，真还是第二个问题。学术原来有实用，以前人研究学术也大半因为他有实用，但人类思想逐渐发达，新机逐渐呈露，好奇心也一天强似一天，科学哲学都超过实用的目标，向求真理的路途去走了。我们倘若要对学术有所贡献，就要趁早培养爱真理的精神，把实用主义放在第二层上。

二是缺乏科学批评的精神。武断盲从，无批判的精神，这大概是我国从前学术界“独尊”主义的流毒。我国学术界有两派人物。第一派过信自己，第二派过信他人。过信自己的固执一种学说，以为这一定是对的，别人与他辩论，他只是老气横秋，褎如充耳;过信他人的总时时把望着望风转舵主义，追赶新潮流。过信自己的人太武断，过信他人的人太盲从。也正是缺乏科学批评的精神，我们的批评成了“好搬弄是非”和“离题攻击”，“冷嘲热骂成了一个特长”。

三是缺乏忠诚扎实的精神。“发表热太狂了”，“许多人对于学术没有下个真功夫，就著书立说来欺世盗名”;更有“虚荣心太重”的剽窃者，玩起“张冠李戴”的把戏，“掠人之美”。

四是缺乏独立创造的精神。有摹仿，无创造;只能守成，没有创新;把“借光主义”当成了“最终的目的”。独立创造的精神是学术进化的驱遣者。模仿热太重，独立创造的精神渐渐被它剥蚀去了。

五是缺乏客观实验的精神。我国学者最普遍的缺点，要算是好理论轻察验。学术上原则定律都要根据事实，事实都要由实地观察和实验来，才真确精密。近代科学都较重察验。学术界要有实质的进步，就得“脱去书虫生活”，“从故纸堆中爬到人物世界中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在朱光潜看来，“无爱真理的精神”“无评判的精神”“无忠实的精神”“无独立创造的精神”“无实验的精神”这五种“最危险的通病”，造成了“学殖荒落”。其根源一半在学人自己“精神颓唐”，一半则是受了“环境”的驱遣。在论及“改造环境”时，朱光潜首先说到他对大学教育的定位：

大学的任务不仅在造就专门人材，还要为全国制造信仰学术的风气。

走出港大步入教育界之后，朱光潜对教育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私人创校计划》@1 中提出教育的“唯一目的在养成改造社会的领袖人物”，这种人物有三种特长：舍己为群的精神、简朴克欲的生活方法、近代科学所赋予的训练，并解释说“领袖人物”是“闻道”在先、“术业”有专攻的“先知先觉”，“是社会进化的前驱”，“领着后知后觉的人向光明处走”。如果把社会比喻为一部“机械”，“领袖人物”就是社会这部“机械”上的“司机者主动者”，就是像生物界的达尔文、物理界的牛顿、哲学界的亚里士多德、文学界的歌德那样的“一流人物”。可见，朱光潜所说的“领袖人物”在学识经验和精神层面都是“人才”中的精英。学校要造就这样的“领袖人物”，教师就得与学生的提高“成正比”，“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朱光潜就是抱着这样的理念来到北大的。教师最主要的任务是教书，朱光潜以教书为乐，把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以教学促科研，以科研带教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课程一览”中注明朱光潜给“外国语言文学系”开设的课程，1933 至1934 年度有《作文与杂志论文选读》《文学批评》《莎士比亚》《浪漫诗人（1790—1850）》;1934 至1935 年度有《现代小说》《维多利亚时代诗人》《文学批评》《著名作品之研究》;1935 至1936 年度有《十八世纪英国文學》《文学批评》《欧洲名著研究（一）》《欧洲名著研究（二）》《中古英国文学》（梁实秋、朱光潜）、《专题研究》（梁实秋、应谊、朱光潜、叶公超、莫泮芹）、《拉丁文》（赵沼熊、潘家洵、应谊、梁实秋、朱光潜、叶公超、朱光潜）;1936 至1937 年度有《十九世纪英国文学》《欧洲名著选读（一）》《欧洲名著选读（二）》《文学批评》《专题研究》（梁实秋、应谊、朱光潜、叶公超、莫泮芹）、《毕业论文》（梁实秋、应谊、朱光潜、叶公超、莫泮芹），连同给中文系开的课，朱光潜每学期至少讲四到五门。他上课总是把自己还没有写成文章公开发表的新材料新观点在课堂上和盘托出，毫无保留;从不担心有人抄袭他的讲义，只是希望有志者后来居上，超越他。留存下来的1934 和1936 年印发的两本“诗论讲义”就是最好的例证。

至于慈慧殿三号的“读诗会”，以及他主编的《文学杂志》，对于北大学生乃至整个学界产生的影响就更为深远了。“慈慧殿三号”的详称是“北平后门内慈慧殿三号”，这是朱光潜居住的宅院，因了胡同西口有一座小庙而得名。在他家里举办的这个“读诗会”始于1934 年5 月，朱自清1934、1935、1937 年的日记，顾颉刚1936 年的日记，萧乾的《一代才女林徽因（代序）》@2 中都写到 “读诗会”。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一点历史的回溯》中说：

当时的诗人如徐志摩、朱湘、刘梦苇、朱大柟 、杨子惠、方玮德、刘半农诸先生都死了。闻一多先生改了业，放下了他诗人兼画家的幻想，诚城恳恳的去做他的古文学爬梳整理工作。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究竟有无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

沈从文自称是个“旁观者”，在《谈朗诵诗——一点历史的回溯》一文中写到众多与会者各自不同的吟诵风格，他们对诗的“内容”“形式”“辞藻”“诗情”“诗艺”，以及对“法德和英文诗的翻译”，对“我国古典诗词歌赋民歌小调和方言土语的研究”等问题提出了最“具体”而“恳切”的见解，并促成了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诗特刊”的创刊，使新诗在北方有了一片极其丰茂的创作园地。

“诗特刊”由孙大雨、梁宗岱、罗念生先生等集稿，1935 年12 月6 日创刊，“每月刊两次”。1936 年7 月19 日，出至第17 期时改名为“诗歌特刊”，篇幅由原来的半版改为整版，每月出一期（有时因稿件过多，另外增加半页，题为“半页诗歌”）。“诗特刊”的作者以“读诗会”成员为主干，也吸引了众多年轻的诗人和诗评家一起来探讨新诗的出路。沈从文在《新诗的旧账——并介绍〈诗刊〉》4 中说：

就目前状况说，新诗的命运恰如整个中国的命运，正陷入一个可悲的环境里。想出路，不容易得出路。……困难处在背负一个“历史”，面前是一条“事实”的河流。抛下历史注重事实（如初期新诗）办不好，抱紧历史不顾事实（如少数人写旧诗）也不成。……新诗要出路，也许还得另外有人找更新的路，得许得回头，稍稍回头。

新诗真的出路同国家出路相同，要的是有人能思索，能深刻的思索，能工作，能认真来工作。认定“洛阳桥不是鲁班一天作成的”，把完成的日期延长一点，又明白“洛阳桥终究是人作成的”，对工作有信心，有勇气。只要有人肯埋头苦干，人多手多，目前即或不成，对于“将来”依然应当乐观。

对中国新诗运动说来，“诗特刊”意义不容小觑。遗憾的是因为抗战的全面爆发，1937 年7 月25 日，“诗特刊”出至第9 期就随着《大公报》的停刊而终结，慈慧殿三号的“读诗会”也因北大清华的“南迁”戛然而止，而其意义同样不容小觑。“读诗会差不多集所有北方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沈从文语），吟诵和评介中外文学作品，并就新诗及新文学的前途和出路广开言路，相互提问辩难，甚至面红耳赤地“抬杠”“打架”，这本身就是学术兴盛的一个标志。这样的“读诗会”其实就是很正规的“学会”，朱光潜早就说过：

学会也是学术界环境中一个要素。独学无友，不仅是孤陋寡闻，不仅是彼此不能交换意见，最厉害的是使人兴会萧索，意志萎谢。真心理学解说，人因为有自动的同情心（activesympathy），所以每逢有心得，一定要说给他人听，然后心中才愉快;这种愉快可使求新心得的趣味更浓厚。还有一层，好胜也是天性，如果想有新进步，一定有新刺激。因为这两层原因，朋友交接是一个极强烈的兴奋剂。学会当然是这种兴奋剂的制造厂。除了这个益处，交换意见与纠正意见，有学会也方便得多。

“读诗会”正是朱光潜所说的“学术研究”的“兴奋剂的制造厂”。“新诗作者和关心者”彼此间的交流切磋，不仅能开阔眼界，杜绝自满或懒怠，使学业不会“荒落”，不会成为学术界的“落伍者”，不会像梁任公所说的自己学到“性本善”，就去教“人之初”;而且还能激励“同气”拧成一股绳，真正站点到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开创信仰学术的风气。

“读诗会”是朱光潜发起组织的，主编《文学杂志》则是“编委会”一致推举的。《文学杂志》是月刊，创刊于1937 年5 月1 日，编辑部就设在朱光潜家里，即“北平后门内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在1980年写的《自传》中说：

（我回国时）正逢“京派”和“海派”对垒。……我由胡适约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在“新月”时期最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就日渐衰落。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编委会之中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和我。他们看到我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或不容易成为靶子，就推我当主编。由胡适和王云五接洽，把新诞生的《文学杂志》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

“初出茅庐”和“不容易成为靶子”的话倒不是客气。“京派作家”中沈从文爱挑起论争颇受文坛的注意，叶公超也因为曾编过《新月》和《学文》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评。“京派”想“再振作一下”，却并不希望在主编人选问题上授人以柄。朱光潜知名度高，长期旅居海外，没有参加过国内的任何文学团体，没有卷入过任何文坛论争，虽说与周作人和胡适走得很近，但与朱自清、叶圣陶、胡愈之、老舍等名家的友谊也非同寻常。尽管1936 年在陶渊明评价问题上受到鲁迅很严厉的批评@6，但当时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他的《“眼泪文学”》@7 引发的与巴金的论争，是1937 年初的事，而这时《文学杂志》的筹备工作已经落定。从这个意义上，朱光潜成为“主编兼发行人”乃众望所归。

至于“由胡适和王云五接洽”的话也很值得玩味。商务印书馆的老牌文学杂志是1910 年创刊的《小说月报》，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1932 年“一·二八”战争中停刊后，主编过《小说月报》的茅盾、郑振铎和叶圣陶都希望能尽快复刊，商务当局当作耳边风，却对来自北平的《文学杂志》青睐有加。胡适的面子大固然是一个方面，而更主要的是双方想法上的一拍即合。商务当局觉得《小说月报》偏“左”，正盼望有个中意的刊物来替代呢，胡适来得正是时候，在为《文学杂志》创刊号写的介绍辞中说：

本馆在“一·二八”前所刊行的《小说月报》，已有二十多年悠久的历史，向来被认为专载文艺的唯一刊物，民十革新后，又成为传播新文艺作品的有力的机关，自“一·二八”停刊到现在五年多时间内，屡得爱好文艺的读者来信，要求我们复刊，本馆为适应读者需要计，遂决意来编印一种文艺刊物，定名《文学杂志》，不再袭用《小说月报》的旧名。

《文学杂志》的内容包含着诗、小说、戏剧、散文各体的创作，以及论文书评。论文不仅限于文学，有时也涉及文化思想问题。主编者是文艺界极负时誉的朱光潜先生，特约撰稿的，也都是文坛上成名的作家……

其实，“为适应读者需要计”云云也只是个说辞。“京派”想“再振作一下”，固然是为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但其中也夹杂了要“和‘海派对垒”的私心，商务当局自然心知肚明。“京派”既反对“海派文学”的“商业性”，批判“文学的低级趣味”;也挑战左翼文学的“政治的信条”，反对把文学当作“载道”的工具，追求严肃认真“较为合理”的“纯文学”，这种“左右开弓”的架势也适合了商务当局的“生意经”。

朱光潜的发刊词《我对于本刊的希望》写得既有理论气势，又充满激情，具有很强的现实感，文采斐然，锋芒毕露。在对左翼文学界的“为大众”“为革命”“为阶级意识”以及对“落伍”作家“超然”态度的批评上，遵从的是“京派”的旨意。不过也没有全都照葫芦画瓢，尤其是在作家的修养和责任的阐释方面，如作家要有“丰富的文化思想方面的修养”，坚守“艺术良心”;批评要有“君子风度”;要以“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化姿态“自由运用心智”，“多探险”，“多尝试”，让“许多不同的学派思想同时在酝酿，骚动，生展，甚至于冲突斗争”，让“不同的趣味与风格”互相观摩，互相启发，互相匡正，“造成新鲜自由的思想潮流，以洗清我们的成见积习”，“殊途同归地替中国新文艺开发出一个泱泱大国”等，也寄托了朱光潜要为新文学创造一个“清新而严肃”的氛围和环境的良苦用心。至于朱光潜编刊的认真、趣味的纯正，我们从他1936 年1 月写给《天地人》杂志主编徐訏的一封公开信中就可以看得出来#0，信中写道：

徐先生，你是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者，你知道，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更深长。这是否是一个好现象，我不敢断定。我所敢断定的你们编辑者实在负有一种极重大的责任。你们的听众，在这文盲遍地的中国，也往往有几十万人之多，你们是青年所敬仰的先进作者，你们的笔杆略一摇动，就有许多人跟着你们想，读你们所爱读的书，做你们所爱做的文章，你们是开导风气者。但是，徐先生，在一个无判别抉择力的群众中开导风气，有它的功劳，也有它的危险。你们高唱小品文，别人就会忘记小品文以外还有较重大的文学事业;你们高唱晚明小品文，别人就会忘记晚明以外的小品文也还值得一读。自然，小品文也是文学中的一格，晚明小品文也是小品文中的一格，都有存在的价值，你们欢喜它，是你们的自由，但是如果把它鼓吹成为风气，这就怕不免有我所忧惧的危险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徐先生，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警告！

正是这种忠于自己、忠于读者的情怀，使《文学杂志》既彰显了京派特有“学院派”色彩，不媚俗，不从众，始终如一坚持传统的文化精神，坚持正直的学术道德;又超越了京派“迂腐”和“排他”的局限性。朱光潜认清了自己所肩负的“极重大的责任”，对《文学杂志》有了“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更深长”的定位;对“编辑”有了必须是时代的“先进”，是新风气的“开导”者的自觉，从而使得他处处想读者之所想，对作者思贤若渴，对作品精拣苦选，力求打造一份与时俱进的高水准的文学期刊。

《文学杂志》的作者以平津地区的作家和学者为主，又广泛联系全国各地乃至旅居在海外的知识精英。发刊词《我对于本刊的希望》最后一句是：“编者谨以最诚恳的态度最热烈的希望，请求海内外作者和读者多给他有益的教导，赞助和鼓励。”第1 卷3 期的《编辑后记》中说：“杂志是公开的，编者又不能不牺牲个人的趣味让各种不同的风格都有自由伸展的机会”，不求思想观念的“统一”，但求艺术风格的“繁富”，从而赢得了“作者与读者的热心赞助”。以1937 年出版的第1 卷第l 期至第4 期为例，作者有叶公超、胡适、戴望舒、卞之琳、沈从文、老舍、杨振声、陈西滢、李健吾、林徽因、周作人、钱锺书、杨季康（绛）、废名（冯文炳）、程鹤西、周煦良、常风、梁实秋、王了一（王力）、郭绍虞、陆志韦、梁宗岱、施蛰存、萧乾、何其芳、朱自清、林庚、曹葆华、冯至、方令孺、杨世骥、蹇先艾、俞平伯、徐迟、李影心、朱东润、孙毓棠、朱颜、贾芝、石民、路易士、贾处谦、高一凌、凌叔华、杜衡、杨刚、章郯、史卫斯、方家达、张骏祥，连同主编朱光潜在内共有51 人。这51 人中，施蟄存在上海编书，戴望舒和徐迟也都在上海编杂志，朱东润、陈西滢和凌叔华在武汉大学执教，蹇先艾在贵州大学执教，钱锺书和杨季康在英国留学，张骏祥在美国留学，至于一些刚刚“才露头角的青年诗人”，如朱颜、石民、路易士、覃处谦、高一凌等，也未必都是“京派”门下的“北方作家”。《文学杂志》广交朋友，这在思想文化战线上高喊“铲除”和“打倒”的20 世纪30 年代是值得赞扬的。有人骂《文学杂志》“聚集《新月》《现代评论》《学文》三种余孽来个死灰复燃”，有违事实。

朱光潜在《文学杂志》第1 卷3 期《编辑后记》中说：“半月之中我们每天都要收到十几篇来稿，计诗稿已有三百余首，小说稿已有三十余篇。作者与读者的热心赞助令我们非常欣谢”，“我们为设法充实内容多登来稿起见，已决定把原定的八万字的篇幅扩充到九万字到十万字”。《文学杂志》第1 卷第4 期《编辑后记》中说：“从本期起，我们预备尽量多登新作家的来稿，本期诗栏大部分作者就是才露头角的青年诗人。许多人对于新诗前途颇悲观，如果他们肯拿现代新诗人的作品和初期新诗人的作品细心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他们的悲观是无理由的。”

肯定新文学在进步，就自然不会对左翼文学熟视无睹。《文学杂志》对“左翼文学”也极为关注，仅第1 卷1 至4 期“书评”栏发表的评论就有周煦良《赛金花剧本的写实性》（夏衍著）、常风《活的中国》（斯诺编）、孟实《望舒诗稿》（戴望舒作）、刘西渭《读里门拾记》（芦焚作）、周煦良《北平情歌》（林庚著）、叶公超《牛津诗选》、常风《近出小说四种》（肖军《第三代》、周文《烟苗季》、王统照《春花》、杜衡《漩涡里外》）、李影心《海星》（陆蠡作）、孟实《桥》（废名著）、常风《春风秋雨》（阿英作四幕剧）、常风《新学究》（李健吾作三幕喜剧）、常风《天下太平》（左兵作长篇）、鹤西《谈〈桥〉和〈莫须有先生传〉》、孟实《〈谷〉和〈落日光〉》（芦焚作）。被评论的作家中，夏衍、肖军、周文、阿英和左兵都是“左翼作家”，肖军的《第三代》、周文的《烟苗季》、阿英的《春风秋雨》、左兵的《天下太平》都是“革命文学”。朱光潜对于“书评”的要求是“态度诚恳谨严，广告式及谩骂式书评不收”#2，“对于所研究作家须有同情的了解，而立论却须公正诚恳，不带捧喝或攻击的恶习”#3。朱光潜自己则身先示范，在《文学杂志》第1 卷2 期的《编辑后记》中称：“萧军的《第三代》是近来小说界的可宝贵的收获，值得特别注意。”在《文学杂志》第1 卷4 期发表的书评《〈谷〉和〈落日光〉》中，将萧军与芦焚进行比较，称赞萧军“在沉着之中能轻快”，“对于受压迫者都有极丰富的同情，对于压迫者都有极强烈的反抗意识”，“对于自然与人生，在愤慨之中仍都有几分诗人的把甘苦摆在一块咀嚼的超脱胸襟”。主编的“君子风度”使得《文学杂志》在对《烟苗子》《天下太平》《春风秋雨》等“革命文学”的评价上，也都能做到对作家有“同情的了解”，对作品有“公正诚恳”的评价，“多方调和”，“由異趋同”。

与“创作”相比，《文学杂志》更重视“学术和理论”。朱光潜在他写的《编辑后记》和“书评”中，结合具体作品展示“写作经验”，强调要尊重并弘扬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破除文学的“惯技”和“陈规”;反对用“原则或特征为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倡导要征服“粗浅”的阅读习惯，学会欣赏，彰显出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的热诚和卓识。他在《文学杂志》创刊号的《编辑后记》中介绍“散文”栏的创作时说：

“散文”一栏包涵小说戏剧之外的带有纯文学意味的文章。这个标题只是一种方便，并没有谨严的逻辑性。我们很高兴在这一栏里开头就有知堂先生的作品。“ 知堂”“谈笔记”，这两个名字似乎是天造地设联在一起的，它们联在一起却还是第一次。“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看待，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这是知堂先生的笔记理想，而他自己的作品恰好可以安上这几句评语。

朱光潜显然是在借用周作人的“笔记理想”来阐释他的“散文观”。在这篇《编辑后记》开头，朱光潜在介绍“文坛现状”时，郑重地提到“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他说：

就文坛现状说，现代中国与伊丽莎白的英国颇有类似点：一，接收外国文学的狂热与翻译的发达;二，文学语言受外来影响剧烈变化;三，新风格与新技巧的尝试;四，讨论发达，尤其着重技巧问题。这是好现象。但是本国传统的完全破除亦非历史的连续性所允许。叶公超先生在《论新诗》里第一次郑重地提到新诗与传统的问题。他很明白地指出新旧诗的分别不在有无格律，新诗仍有格律，不过新诗的格律要在“说话的节奏”及字音和谐上面讲究。同时，他指出在何种条件之下，新诗人可以研究旧诗。

朱光潜推崇叶公超的见解，主张“新诗人可以研究旧诗”，并认为只有“研究旧诗”才能更好地在“守正”基础上去“创新”。废名的长篇《桥》偏重写人物对于自然景物的反应，一幅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境，作品中充满的是诗境、画境和禅趣，“几乎没有故事”，循规蹈矩的读者感到很艰涩。朱光潜在评介《桥》时写道：

在从前，莎士比亚的悲喜杂糅的诗剧被人拿悲剧的陈规抨击过;在近代，自由诗，散文诗，“多音散文”以及乔伊斯和吴尔夫夫人诸人的小说也曾被人拿诗和小说的陈规抨击过。但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必能以它们的内在价值压倒陈规而获享永恒的生命。对于《桥》，我们所要问的不是它是否合于小说常规而是它究竟写得好不好，有没有新东西在里面。如果以陈规绳《桥》，我们尽可以找到许多口实来断定它是一部坏小说;但是就它本身看，它虽然不免有缺点，仍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作品。它表面似有旧文章的气息，而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这种文章;它丢开一切浮面的事态与粗浅的逻辑而直没入心灵深处，颇类似普鲁斯特与吴尔夫夫人，而实在这些近代小说家对于废名先生到现在都还是陌生的。《桥》有所脱化而却无所依傍，它的体裁和风格都不愧为废名先生的特创。看惯现在中国一般小说的人对于《桥》难免隔阂;但是如果他们排除成见，费一点心思把《桥》看懂以后，再去看现在中国一般小说，他们会觉得许多时髦作品都太粗疏浮浅，浪费笔墨。读《桥》不是易事，它逼得我们要用劳力征服，征服的倒不是书的困难而是我们安于粗浅的习惯。正因为这一层，读《桥》是一种很好的文学训练。

不难看出，无论是论述“没有谨严的逻辑性”的“散文观”，还是强调文学传统的“历史的连续性”;无论是主张“新诗人可以研究旧诗”，还是谆谆告诫读者要学会“欣赏”，都是为了“要为全国制造信仰学术的风气”，“殊途同归地替中国新文艺开发出一个泱泱大国”。虽说《文学杂志》生不逢时，只出了四期就因抗战全面爆发而停刊了。可就这四期而言，真的是声势浩大，价值崇高，几乎每一期都是精心结构的诗文选集。莎生在1948年写的《文学杂志的去来今》一文中说：

《文学杂志》的根苗就是北平这座古城，而动脉则系于北大，每一篇文章下面的署名，都象征着一个文艺复兴的征兆。朱孟实那时候的文章还像星河在天澄澈可鉴的秋夕，是那么一清如水。台柱子老舍、沈从文、废名，都代表新一种春秋正当精力饱满的灿叶奇葩。一篇篇崭新的创作，正宛如春晴的丽日。更有那才华横溢的钱钟书，新颖刻划的程鹤西和头角甫露的常风，众星拱月般各自展开了他们的杀手锏。那时候，介绍西洋文艺的空气是非常浓厚的，尤其是对于新诗的检讨，陆志韦、叶公超、梁宗岱这些大师们都不惮烦琐地建设了若干理论，对于节奏音调更有严格的意见。弄批评的李健吾，也不时更迭着笔名在文坛上推荐新的产物。假如，没有“七七”事变，这个杂志一帆风顺地干上十年，就凭这点子文化结晶，恐怕中国也会成为四强之一。

认真阅读《文学杂志》，就会看到莎生的称赏并不是“吹捧”，像朱光潜的《编辑后记》和《望舒诗稿》《桥》《〈谷〉和〈落日光〉》等书评、老舍的《“火”车》《杀狗》、沈从文的《贵生》《大小阮》《神之再现》《再谈差不多》、废名的《桥——萤火》《桥——牵牛花》，钱锺书的《谈交友》《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杨季康的《阴》、朱东润的《说“衙内”》、陆志韦的《论节奏》，叶公超的《论新诗》、李健吾的《一个未登记的同志》《读里门拾记》《巴尔扎克的欧贞尼·葛郎代》、常风的《活的中国》《近出小说四种》《春风秋雨》《新学究》《天下太平》、程鹤西的《灯》《落叶》《谈〈桥〉和〈莫须有先生传〉》等都是难得的佳作。至于朱光潜在《编辑后记》中特别介绍的如胡适的《月亮的歌》、杨振声的《抛锚》、陈西滢的《大国之风》、林徽因的《梅真同他们》、周作人的《谈俳文》《再谈俳文》、梁实秋的《莎士比亚是诗人还是戏剧家？》、王了一的《语言的化装》、郭绍虞的《宋代残佚的诗话》、施蛰存《黄心大师》、萧乾的《破车上》、何其芳的《老人》、朱自清的《房东太太》、凌叔华的《八月节》、张骏祥的《过去一年的纽约戏剧》等作品也都名不虚传。八十多年过去了，今天重读这些作品，仍然会有“象征着一个文艺复兴的朕兆”的欣喜。《文学杂志》的“动脉系于北大”，是北大校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