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引领您从事病理学工作？

当我从医学院毕业时，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内科医生，但是学校把我分配到病理科。在我上班的第一天，病理科主任就告诉我，我是“医生的医生”，并推荐我阅读阿瑟·海利的著作《最后的诊断》。这使我很快地意识到，病理学不仅包含着广博的医学知识，而且结合了大量的生物科学研究理论和医学实践，于是我开始爱上了它。

是什么使您对儿科病理学如此感兴趣？

当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关于神经发育疾病的研究项目。我发现儿童的发育充满了未解之谜，这正符合我喜欢挑战的性格。于是在完成了住院医师培训后，我选择了儿科病理学的专科培训，并真正地爱上了这份工作。

我目前的研究领域包括儿童肿瘤和肺发育障碍。在儿童肿瘤研究中，作为国际神经母细胞瘤病理委员会的委员，我和我的同事率先提出了高度侵袭性MYC基因驱动的神经母细胞瘤的概念。最近，我们正在研究一种罕见且致命的肺部疾病——肺泡毛细血管发育不良伴肺静脉错位，发现在支气管血管束中有肺外静脉的异常生长（而正常肺间隔静脉仍然存在，并没有错位）。这一新发现挑战了目前对该疾病存在静脉错位的概念。

您在中国和美国都工作过，请问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行医的方式、医学亚专科和医学教育体系的设置是两国之间的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差异。例如，和欧洲一样，中国的病理学只包括解剖病理学而不包括临床病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