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婵, 贺小刚, 闫静波

（1. 浙江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2. 上海财经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433）

一、 引 言

制度基础观认为，制度将限制嵌入于社会内部的企业行为（North，1990），并对组织战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Van Essen等，2012）。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化经营日益扩张，这种快速扩张不仅源自母国经济的发展和自由市场政策的实施，还源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制度环境。在塑造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扩张行为和发展轨迹方面，母国的制度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Angulo-Ruiz等，2019）。但在经济转型时期，企业面对的外部制度环境存在产权保护力度缺失、契约执行效率偏低等问题，因而有学者认为，制度约束强化了企业逃离本土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并提出国际化是母国制度缺失状态下企业的“制度逃离”（institutional escapism）行为，是企业应对制度约束所产生的规避性被动国际化过程（李新春和肖宵，2017）。但也有学者提出母国制度可以通过税收激励和融资便利等政策支持推进企业的全球扩张（Luo等，2010），并认为政府政策是驱动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主要制度变量。可见，企业国际化究竟是对母国制度环境的主动响应还是被动逃离，学术界尚无定论。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对母国制度环境在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培育新兴市场增长方面作用的认识仍旧不足（魏江等，2020），本文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有研究对制度环境的衡量在文献中尚未得到系统的考察，缺乏对制度环境的多层次、多维度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