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琐忆》与何其芳的延安道路※

2021-04-16杨华丽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1年4期

杨华丽

内容提要：《流亡琐忆》这篇四千余字的散文一直未进入何其芳研究界的关注视野。学者李卉在发掘何其芳佚文时，曾留意到发表在《四友月刊》上的该文之一部分，但并未披露。其实，早在《四友月刊》刊载那一部分文字之前，《流亡琐忆》就已全文发表于香港《星岛日报》的副刊《星座》。该文的第一部分“我遇见了战争”，对我们重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北平沦陷的过程、认知何其芳在战时的艰难抉择具有重要意义，而第二部分“在敌人的手爪的黑影里”，对我们理解何其芳回到大后方后的工作姿态，尤其是理解何其芳在“周作人事件”中的言行及其独特的延安道路具有重要价值。佚文《流亡琐忆》的发掘，有助于还原何其芳抗战全面爆发时的准确行踪，是了解何其芳此期心路历程的重要一环，也是理解他的延安道路的重要起点。

“抗战发生了。对于我抗战来到得正是时候。它使我更勇敢。它使我回到四川。它使我投奔到华北。它使我在陕西、山西和河北看见了我们这古老的民族的新生的力量和进步。它使我自己不断地进步，而且再也不感到在这人间我是孤单而寂寞。”①何其芳这段广为人知的自白，写于1939年12月10日的延安鲁艺。显然，彼时彼地何其芳对自己不再孤单而寂寞的感知，与他抗战后回到四川、投奔华北及在战时陕西、山西、河北的深切体验密切相关，与他在这种辗转中不断获得的“进步”感密切相关。但是，何其芳这段自白，却是在回应艾青对他的公开批评文章《梦·幻想与现实》②，是在公开辩解、梳理自己的延安道路。在近五个月后，同样感到自己“已经消失”在“太多太多的我这样的知识青年”③中的何其芳，却不得不面对中国青年社异常直接的大问题——你怎样来到延安的？从而在无奈与感伤中再次回忆自己的延安道路，挖掘自己“孤独地走了来，而且带着一些阴暗的回忆”④的过往。他梳理道：“抗战来了。对于我它来得正是时候……我回到四川……我到了成都……我应该到前线去……我来到了延安。”⑤这些与回应艾青时类似的表述，同样勾勒了抗战爆发对他的延安道路的重要价值。多年来，学界对抗战与何其芳道路之间的研究，多集中于1938年夏这块“界石”⑥，这与何其芳的自述“1938年……在我的一生里又是把我划分为前后两个大不相同的人的难忘的一年”⑦正相吻合。此前，笔者曾较为深入地梳理过何其芳的延安道路与“周作人事件”之间的关联，认为正是何其芳1938年在成都遭遇此事件后的寂寞体验最终促使他选择了延安，因而“周作人事件”是理解“何其芳道路”的关键，也是考察何其芳此后所选择的人生姿态的精神密码⑧。然而，在周作人附逆的消息并未得到证实，周边朋友都还在怀疑、观望时，何其芳为何以那么不容置疑的口吻写就了《论周作人事件》？而在遭到朱光潜的明文批评⑨后，何其芳为何立即以给C.S.同学来信作答的方式进行回应，坚持认定周作人“胡涂的思想”、过着的“胡涂的生活”，使得他“想留在失陷后的北平作‘现代的苏武’，才坠入了一种可悲的泥淖里”⑩？这些疑惑，在笔者发现了何其芳叙写战时流亡经历的佚文《流亡琐忆》之后，才得到了部分解答。也就是说，这篇新发掘的佚文，是解开“周作人事件”中何其芳的幽微心理，进而解开何其芳在延安遭遇质疑时委屈心态的关键所在。

一

何其芳集中阐释其延安道路的著名文章，是《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与《一个平常的故事》这两篇。仔细阅读可见，何其芳的确都论述了抗战发生之于他逐渐转向、不断进步，然后走向延安的重要意义，但在《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中，他只是笼统地描述了他在战时回四川、去成都最终奔向延安的过程，在《一个平常的故事》中，他对自己在四川万县教书、在成都办刊的细节稍作展开，然而也仅致力于描摹这过程中他感到的寂寞、为他的延安道路寻求合理的解释，对抗战全面爆发时他的选择、行为与所思所想，均未有任何文字涉及。1938年6月29日清早，何其芳不满于《民意》上的文章《从民众逃难现象看出中国家族主义的伟大》，撰写了《论家族主义》，论述家族主义在他眼里并不伟大。有意思的是，在引入那篇长文的名字后，何其芳即表态说自己“受过家族主义的恩惠，而且逃过难，然而我却想不出它有什么伟大”⑪。《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与《一个平常的故事》中对逃难历程的闭口不言，与这篇《论家族主义》文章中对“逃过难”的欲言又止，使得何其芳的流亡经历长期逸出我们的考察视野。受此影响，学者们对战时何其芳的研究，也就一直缺失这一块重要拼图。比如，易明善在论述了何其芳去山东莱阳工作的经历之后，直接跳到了1937年9月何其芳的行踪与文艺活动上：“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回到家乡万县，任教于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并与杨吉甫在《川东日报》上合编了《川东文艺》周刊，对他的家乡的教育和文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⑫在陆文璧编的《何其芳著作系年》⑬、王雪伟编的《何其芳年谱》⑭中，无论是何其芳逃难的1937年，还是《流亡琐忆》发表的1939年、1940年，均无丝毫信息。在最有可能收录该文的《星火集》（《何其芳全集》第2卷）、《诗与文补遗》（《何其芳全集》第6卷）中，都无《流亡琐忆》的只言片语。何其芳在抗战全面爆发时的行踪与所思所想，就因缺乏史料支撑而成了一个谜。

与此相应，学界在研究何其芳时，或者含混地处理其在七七事变至1937年9月间的行踪问题，或者对此加以想当然的描述。《何其芳年谱简编》1937年条目下就有这样的文字：“夏天，因抗战爆发，绕道北平回故乡万县师范任教。与杨吉甫在万县合编《川东文艺》。”⑮此处提及了绕道北平与回故乡两件事情，但均被置于“抗战爆发”这模糊的时间之后，让人认定何其芳在七七事变发生时并不在北平。《何其芳传略》中则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回到家乡万县”⑯，这种表述只提及何其芳回到万县的时间而没有追究七七事变时他在哪里。在《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中，何其芳“对于战争的来临”“并不太慌张，反而表现得颇为兴奋”，因为“他预感到未来的生活肯定不会再像现在这样沉闷和压抑，他也可以从眼下的精神困境中解脱出来。他似乎一下子明确了自己的生活目的，那就是为祖国、为抗战而服务”。于是，“他匆促而不无激动地收拾行李，准备回四川老家”。而他回家的路线，因要去接妹妹和方敬而“从济南转道北平”，“9月份，何其芳带着妹妹和方敬一起，仓促离开了已经沦陷的古都北平，辗转回到了万县家乡，到万县师范学校担任了国文教师的职务”⑰。在这样的描述中，抗战全面爆发时何其芳还在山东莱阳任教，之后才转道北平，九月份何其芳才和妹妹、方敬一起离开那里，辗转回到故乡万县；另，抗战初起时何其芳的状态是“兴奋”“不无激动”，于是主动积极地回家乡工作，而其启程回乡过程中的艰辛，仅体现在“辗转”二字上，更为具体的细节则同样付诸阙如。

上述不无主观想象成分的类言说，其实都因受资料查阅渠道所限，均情有可原。在数字人文时代已来临的现在，何其芳的佚文被发掘得甚多，散文《流亡琐忆》也曾进入学者李卉的视野。在其撰写的《何其芳三、四十年代佚作辑录与考订》中，何其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佚诗《冬夜》《有赠》《黎明以前》，佚词《因为困难》，以及《星火集》未收完整的《从成都到延安》都得到了披露。遗憾的是，她发现了《流亡琐忆》的一部分文字，却未在文中加以呈现，只是做了如下说明：

何其芳四十年代还有一篇重要的佚文《流亡琐忆》，载于《四友月刊》1940年第5期，这篇散文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何其芳为何会从个人主义者变成左翼知识分子并奔赴延安，其前后期思想及创作为何会发生重大转向。《流亡琐忆》回忆了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作者在北平的所见所思所想。

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现今这篇文章仅余前半部分，后面部分《四友月刊》本拟在1940年第6期续完，但因为火灾，稿子被烧毁。⑱

这两段文字扼要介绍了《流亡琐忆》发表的刊物、内容、重要意义以及后半部分本拟刊载却终于缺失的情况。这种必要的介绍，以及他为“稿子被烧毁”添加的注释⑲，都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从该文发表的2012年至今，并无其他人披露《四友月刊》上所载之部分，也并无有心人搜寻该文的后半部分，对《流亡琐忆》之于何其芳的意义阐释更是无人涉足。

幸运的是，笔者无意间发现了曾全文刊载于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流亡琐忆》。该文一共4330余字，分为“一我遇见了战争”和“二在×⑳人的手爪的黑影里”这两个字数比较均衡的部分。其中，“一我遇见了战争”刊载于《星座》第250期，1939年4月15日出版，第二部分被分成了两截，分载于1939年4月16日、17日面世的《星座》第251、252期。对读《星座》与《四友月刊》上所载文稿可知，《星座》第250期所载部分与《四友月刊》第5期所载文字大致吻合。除个别标点存在无伤大雅的差异、《星座》上准确的“举筯不食”或因手民之误而被换成了《四友月刊》上让人不知所云的“举筋不食”㉑之外，两者的最大差异，是《星座》上的“×人”在《四友月刊》上全部被明确为“敌人”。可见1939年的香港对日本多有忌讳，而1940年的大陆文化审查机关已不将“敌人”“日本”视为敏感词。在《星座》第251、252期上刊载的“二在×人的手爪的黑影里”，则未出现于《四友月刊》第6期，亦未见于其他报纸杂志。这部分文字，对我们理解何其芳延安道路的意义，其实与该文的第一部分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二

《流亡琐忆》的第一部分“我遇见了战争”一共四节，详细描述了何其芳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正面相遇过程，具有丰富的值得细审的历史细节。现将《星座》所载整理如下，《四友月刊》版与该版间除标点符号外的区别，则用注释加以说明。

一我遇见了战争

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当清晨，当黄昏，我坐在廊下的餐桌边间或又听到隐隐的炮声，像埋在远处的地下的雷鸣。人类的痛苦真似乎是不相通的：当隐隐的炮声响着的时候我凛然举筯不食，默默的想到那每一响的果，仿佛看见了我们的忠勇的守城兵士和宛平县的居民在炮弹下死亡，受伤，但当炮声停止后，天空是那样和平而我的小院子又那样安静，我仍默默的进着早餐或晚餐。

因为北平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十分依恋它。虽说走出学校的寄宿舍后我不得不离开它，我总是寒假暑假回到北平。我总是要在那蓝得那样柔和的天空下去恢复我的疲劳，那有着白色翅膀和笛声的鸽群飞旋而且阳光灿烂的天空。这个暑假我更奢侈的租了一个小院子。我喜欢独自有一个院落，因为那样我就有了平静和安闲的时间。

然而我遇见了战争。

或者说战争是恰好的警醒了我。因为我又在不知不觉的做着个人主义者的梦。

不过只是坐在餐桌边听远远的炮声也是不行的。这使我郁闷。我每天郁闷的详细的读着报纸：×㉒人的兵车不断的从北宁路开来，地方当局的和平交涉不断的失败。

★ ★ ★

报纸所不载的消息也在街市间流行着。据说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有的主张守土抗战，有的无可无不可，有的不愿意扩大战事。宋哲元将军呢，这时正慢慢的从他的家乡回来，回到天津便受了包围，不得已承认了一些×人所提出的条件，虽说后来他声明仅仅是口头上的承认。

他回到北平便动手装扮和平了：把关闭的城门重新大开，把堆在十字街口和要隘的沙袋撤去，不久才把沙土装进麻袋的人们又去把沙土倾倒出来。

一个受完西苑集训的朋友来了，带来许多受训生活的趣闻和宋哲元将军最近召集他们谈话的大意：首先他说明×人兵力是不足畏的，二十九军㉓可以在二十四㉔小时内歼灭×人的华北驻屯军；其次，他夸耀北平市的治安的㉕无虞，他说他只发给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以十个通行证，而且现在北平市已找不出一个汉奸；然而最后呢，他仍主张和平，理由说得很含糊，说我们自己也有弱点。所谓我们自己的弱点倒底在二十九军身上吗，在中央政府吗，还是二十九军与中央政府之间呢，我无法揣测而我那㉖朋友也没有替他说明。

然而苟安的和平×人也已不愿给与我们了。一些突然爆发的强横行动像不断的打在陪笑的脸上的耳光。广安门事件发生了。一些×军要冲进北平城里来，我们的守城兵士抵抗，结果把一部份已经冲进城里的×军解除武装，然后用㉗汽车分载人和武器送到日本兵营去。第二天，廊房㉘又被炸毁了。这才又是一个大炸弹的爆发，因为自从丰台被×军强占去后廊房成了津浦线上的我们的重要住军地。

第三天，我又坐在早餐桌上展开了世界日报，第一个标题的巨大的黑体字出现在我眼前：

“守土自卫，共赴国难。”

★ ★ ★

窗子上的玻璃震动着。四方八面的炮声不断的传来。我从没有听过这样密的炮声，像机关枪声一样密。“炮声是怎样像雷一样的响着呀！这是值得听一听的，假如一生只有一次。”我想起巴勃罗·德·拉·托运脱勃牢㉙的一封通信里的话。那个古巴的作家已在西班牙战死了，是被法西斯蒂的军队的机关枪打死的，然而马德里仍未被叛军攻下。

大概因为炮声是在郊外响着，隔我的身体总还算㉚很远吧，我并不觉得可怕。假若炮弹是向城内打来，或竟落到邻近的地方，我的感觉也许不同得多。不过成群的×机从天空飞过去，现在是去轰炸我们的军队，将来会不会向城内投弹，谁又说得定呢。人类是可怜的动物，过去的痛苦会忘掉而将来的痛苦会不感觉。我这时以一个玩世者的态度思索着死：死了一切都归于无有，不死便仍是活着。我是思索得多么简单呵。

下午我到西单牌楼一带去。我要看一看我所依恋的这个古城在这时候的情形。自行车，人力车和行人还是照样往来着，并不比平常冷落，只是“号外”，“号外”的声音喊得很急促，使人听来感到悽惶。

但这是捷报：收复了廊房，收复了丰台，并且由于通县保安队的㉛反正，号外上说，闻已收复通县。

买了许多种报的号外来，虽或详或略，大体是刊载同样的事实。这消息鼓舞了全城的人，街上比平常还热闹。

四方八面的炮声仍是不断的响着，一直到晚上，一直到很晚的晚上我怀着希望入睡了。清晨醒来，周围是无边的深沉的寂静，奇异的寂静。我首先的猜测是×军完全败北了，退出了我们能听见㉜炮声的作战区域。但当我起来买一份报来打开看时我垂头丧气了。因为第一条新闻就是宋哲元将军于昨夜夜半率领二十九军退赴保定。

★ ★ ★

毫无保障的被遗留在×人和汉奸的手中，比在大炮和飞机的威胁下更令人不敢想像明天。大概为着缓和居民的情感，汉奸们与×人约定暂时大队×军不开进城中。有一天，×人的一大队装甲汽车从正阳门进，到西直门出，开驶到平绥线上去，汉奸们还出㉝布告通晓人民，说因城外道路泥泞，所以×军入城内借路过。这是很滑稽的，因为这时城内的日本宪兵已开始检查了。

我把所有的书籍装进箱子，存放到一个破旧的会馆里，只留下几部线装书。我们的×人正如我们的保存国粹的遗㉞老遗少们一样，是提倡读经的。

这样过去了几天，为着×军便于运输的原故，平津间重又通车了。天津与青岛与上海间尚有着外国的商船往来。这是不愿作顺民的中国人的唯一的逃亡道路。㉟

细读上述文字，我们不仅可以得出抗战全面爆发时何其芳的准确行踪，而且可以由此知道他的心理变化轨迹。

首先，从第一节文字可知，何其芳早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就已离开莱阳抵达北平，开始按“总是寒假暑假回到北平”的惯例，享受着在北平的暑假生活。在他看来，他可以在北平“那蓝得那样柔和的天空下去恢复我的疲劳，那有着白色翅膀和笛声的鸽群飞旋而且阳光灿烂的天空”。与此前不同，这一年暑假他“奢侈的租了一个小院子”，想有“平静和安闲的时间”，想过一个美满的假期，静静体味北平这第二故乡之美。但卢沟桥事变的发生，“警醒”了他“不知不觉的做着个人主义者的梦”。于是，当“隐隐的炮声”响起时，何其芳“凛然举筯不食”，为那些在炮弹下死亡、受伤的人难过，而且，他渐渐起了“郁闷”之心，读着报纸，关注着地方当局与侵略者的和平交涉的进展。何其芳这个原来执着于“画梦”的人，也多少从梦中睁开了一点眼睛。

其次，从第二、三、四节所涉及的诸多事件，可以明确何其芳被困于北平的日子及其行踪。该部分文字依次提到的宋哲元返回天津、廊坊被炸、廊坊与丰台被收复、宋哲元率二十九军退赴保定、平津通车这几个历史事件，均可由当时的新闻报道知道准确时间：宋哲元于7月11日中午由乐陵出发，于当天下午六点半到天津㊱；廊坊被炸的时间是7月27日；廊坊、丰台被收复的时间是7月28日；宋哲元退赴保定的时间是7月28日深夜；平津通车的时间是8月5日。可见，从7月7日到8月5日这近1个月的时间里，何其芳均被困于北平。他日夜浏览着报纸，常常购买多种报纸的号外，关注着战事的最新进展，留意着和平、战争的消息，震颤于《世界日报》的巨大黑体字“守土自卫，共赴国难”。他因廊坊、丰台被收复而深受鼓舞，于是满怀着希望入睡，又因宋哲元率部队离开北平而垂头丧气。到了平津通车时，何其芳说，“这是不愿作顺民的中国人的唯一的逃亡道路”。这预示着他即将开始逃亡，而且有着不愿做顺民、当汉奸的心理。

最后，何其芳的逃亡，是战事紧张、北平沦陷后迫不得已的重要抉择。卢沟桥事变刚发生时，何其芳可以在遥远的炮声停止后“仍默默的进着早餐或晚餐”，觉得“天空是那样和平而我的小院子又那样安静”，感到“人类的痛苦真似乎是不相通的”，慢慢才觉到“只是坐在餐桌边听远远的炮声是不行的”；随着地方当局的和平交涉的不断失败，何其芳开始密切关注起了报纸，而且感觉到了郁闷；在苟安的和平也得不到之后，何其芳听闻了广安门事件、廊坊被炸及其收复等事件，心情起伏不定；等到宋哲元率部队离开北平，北平已是敌人和汉奸的天下，何其芳感觉到自己若再滞留于北平，就是“毫无保障的被遗留在敌人和汉奸的手中”，这“比在大炮和飞机的威胁下更令人不敢想像明天”。对未来将被置于敌人、汉奸的双重魔掌下的恐惧，促使何其芳最终决定将所有书籍装箱存入会馆，准备带着几部线装书通过平津线离开北平，开始流亡生涯。何其芳在此情势下的判断与抉择，体现出他对北平失陷后充斥的敌人和遍地汉奸㊲的警惕，彰显出他可贵的清醒。

三

《流亡琐忆》的第二部分“在×人的手爪的黑影里”未再分节，而是分两次刊载于《星座》。对我们了解何其芳的流亡历程、他此期关注的重心而言，这部分内容异常重要。现将其具体内容整理如下。

二在×人的手爪的黑影里

在平津交通恢复的第二天，我便离开北平了，不顾沿途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不顾其他朋友的劝阻。在动身的头一天晚上我向着同行的人提议买二等车票。在以前，我总是坐三等车。但这次我自作聪明的想：×军虽说很野蛮，很小气，很疯狂，在有些场合也许还是为他们的国家和民族留一点面子吧。就是说二等车厢里也许有着欧美乘客，也许我们可以少受一点麻烦或侮辱。

第二天到前门东车站去时，三等票卖完了，二等也卖完了。列车规定上午九点钟开，我们去时才七点。没有办法，只得装扮一次高等难民，坐头等车了。

说是头等车，上去后却比平常三等车还挤得厉害。我们在挨近车厢门口的过道间占着了一片立足之地。携带的手提箱就是座位。人是坐着站着的装满了车厢，而长长的月台上也站满了送行人。人们表面上都很镇静，很镇静的谈着话。听着这巨大的人的语声的合奏是可以泛起许多许多的感想的，然而，正当我在默想，正当语声的合奏像潮水一样寂寞的响着，起伏着，尖锐的汽车叫起来了。车身蠕动了。

我就是这样局促的离开了北平，因为被挤在过道间，竟无法最后望一望这已经被汉奸们的污秽的手和×人的枪刺所统治了的古城。

我们是要回来的。我们要用工作和热血来洗去我们的羞耻。我仿佛从车轮的轧轧声中听见了这样一种巨大的呼号。

车厢里的谈话声突然完全停止，一种悽惨的沉默代替了它。七八个×人的军官和兵士在丰台站上车来了。大概是来检查吧，我们都这样猜想。所谓检查是包括着拘留、审问，以及耳光脚踢之类的侮辱的。

但一直到列车开行时检查仍没有开始，只是一个随着×军上来的着灰色军服的人用北方话问了我的一个同伴一句，

“你到那儿去？”

“天津。”

也就完了。这个着灰色军服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不仅是从他的语言而且从他的容貌，我断定他是我们的一位同胞。第二，那几个×人的军官和兵士都穿着松黄色呢制服，背着枪弹，皮带，总之相当阔气，而他呢却穿着很旧的灰布制服，所有的武器仅仅是腰间的一把小刺刀。不过他倒底是一位×军的向导，就是所谓汉奸呢，还是那个像可笑的雄鸡一样站立着的×军军官的勤务兵，就是所谓汉奸呢，我却无法断定。

那个留着胡须的装腔作势的×军军官已似乎有四十多岁了，一定是新近征集起来的在乡军人。通过他的脑子的思想大概也和面目上的表情一样，是呆板的，空漠的。他也想到他为什么来参加这次疯狂的行为吗？他知道他仅仅是为了他们的军阀的野心，资本家的利益而来杀人或者被杀吗？他忆起了他和平的家居生活和最近可怕的战斗吗？

车厢的语声又渐渐恢复了原来的活耀㊳。大概人们都想到“他们也不过是来搭车而已”，因之恐惧都消失了。

我在想着什么呢？我也没有怎样想关系个人的事。我仍在继续的观察着挨近我身边的×军兵士。他们说着，笑着，而且从背在臀部的灰布袋里取出罐头来打开吃。最后他们终于抵不住疲乏的袭来，一位×军兵士和那个穿灰布制服的同胞在挨近门的过道上坐下，背靠着“墙壁”睡起来了。战争当中大概是没有充分的睡眠的。（明日续完）㊴

已是吃午饭的时候了。“车僮”们贩卖着六角钱一份的火腿面包。因为要到饭车那边去取，“车僮”们每作一次买卖必须经过那车厢的门，必须对那挨近门坐着睡着的×军兵士和那个同胞喊几声“劳驾”，请他们站起来让一下路。起初他们倒是站起来让路的，后来，大概有点儿不胜麻烦之感吧，我们的那位同胞不仅不站起来，而且出言语了。

“不吃饭就死了人吗！”

那态度，那言外之意是很不好的。似乎说，“你们能够留一条狗命逃出去也就应该知足了，你们还一顿饭也饿不得，还要吃什么火腿面包！”

这句简单的话使我不舒服了很久很久，而且恐怕永远不会忘记。假若这句话出于一个真正×人之口，我也不会如此斤斤计较的。然而他明明是一个中国人呀，于是我又猜想着他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环境里长起来的，以及他是在一种什么情形之下开始遇着现在这种像汉奸又像奴隶的生活。

异常迟缓的开行着，沿途每到一站便停留一阵的开行着，我们这列车终于在下午天黑之前到了天津了。平时的“平津通车”是只走两小时零五分的，现在却走了八九小时：从早晨九点到下午五六点。

我们在老站下车，因为很近就是法租界。虽然老站也早已被×军占领了。

人是怎样像打破了堤的水一样泛滥呵，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提着箱子或者携着被窝卷的。除了极少数的异邦人而外，都是突然失掉了国家的保护而又重向她的怀抱奔去的可怜的孩子。现在才到了天津。距离依然挂着我们的国旗的区域虽说近了许多，但仍旧在×人的手爪的黑影里。

然而人们却你推我撞的向那出车站的窄门挤去，那样仓皇，那样乱，那样不顾旁人。明明看着门是很窄，而又安着木栅栏，只能一个一个的鱼贯的走出去。

这使我深深的感到我们的国人之缺乏训练了。

“即使前面等着我们的是死，我们也应该从容不迫的一个一个的走上前去呀！”我这样对自己说。

这句话不用说是错了的。因为一般人这时所想到的一定和我不同：他们只知道在前面等着的是生，他们急于奔向它，遂似乎觉得背后有死的脚步在追踪他们了。这是应该被谅解的。

虽然因为被挤而遗留在人群的后面，我们也终于走过那道窄门了。走出车站，一种冷落的悽异的景象笼罩着街道。只有三两个外国旅馆接客的汽车停留在车站外。汽车的前面插着小小的外国国旗。那些旗帜使我们起了一种遥远的生疏的感觉，因为它们所代表的不是我们的国家。至于那类旅馆呢，我们也知道，是要平常是高等华人而现在是真正的高等难民才配去住的。

我们每人提着一个小箱子，走向法国桥。

街旁排列着×人的军队，端着上了枪刺的步枪作随时都准备射击的姿势。

我们就从那枪刺的前面走过去。

到了法国桥前，经过了法租界巡捕的询问，行李检查，我们便走进法租界去了。㊵

如果说，《流亡琐忆》的第一部分描述了何其芳为何要流亡，那么，这一部分就描述了何其芳和同行者（应是他妹妹及方敬）仓促逃离沦陷了的北平，坐平津线上的一等车厢，经过八九小时的痛苦历程，终于流亡到天津法租界的整个过程。如果说，《流亡琐忆》的第一部分是观照何其芳在战争初起时受困北平的境况的一面镜子，那么，这一部分就是观照何其芳流亡至天津的心灵史的一面镜子。

细读这些文字，我们首先会发现，何其芳对北平的深深眷恋以及不得不离开的愤恨，促使他发出了这样的誓言：“我们是要回来的。我们要用工作和热血来洗去我们的羞耻。”在这种语境下对“工作”的重视，让我们禁不住联想到他此前此后的相关言行：1937年3月31日夜里，他已经在《老人》的结尾，为自己回想老人、感叹自己也已经老去的想法而深感“荒唐”，并愿意用“严肃的工作”而不是梦来填满成年和老年之间的漫长距离㊶；1937年9月，何其芳怀抱着“我相信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愿望返回万县，发现仍然落后的家乡“十分需要着启蒙的工作”，于是他积极参与文化救亡事业，“希望能够见到一种蓬勃的气象，一种活跃”㊷；1938年春天，何其芳到成都教书，不遗余力地支持创办《工作》杂志：刊名“工作”极有可能出自他的主意㊸；《工作》刊名的题写出自他的笔下；每期撰稿一篇，是实质上的主要撰稿人㊹；自任发行人，“每期上印刷所去校对；我几十份几十份地把它寄发到外县去，送到许多书店里去；我月底自己带着折子到处去算账”㊺。更重要的是，他此期开始撰写抨击性强的系列杂文，一方面鞭挞时事，一方面提醒自己进步。成都时期何其芳的这种工作的“热情”，自《论工作》这一篇“鞭打别人也鞭打自己的文章”㊻开始，而在《论本位文化》《论救救孩子》《坐人力车有感》《论家族主义》等文章中获得了全面展开，以至于他写出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这样的诗歌，书写着“我像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的狂喜。我们知道，《论工作》这篇文章曾触动徐中玉撰写出“一篇古怪的苛刻的书评”，在何其芳看来，“他的神气仿佛说，‘你既然做过梦，就不应该醒来’”。㊼其实，这恰恰表明《论工作》之于何其芳已经“醒来”的标志性意义。醒来后努力工作的何其芳，曾让他的一个朋友觉得何其芳“不应该再称呼自己为一个个人主义者”㊽，也曾让此前并不喜欢他的风格的沙汀认为他“开展多了”，“爽直热情，没有丝毫客套、拘泥的痕迹”。㊾可以说，在《流亡琐忆》中体现出的“工作”的意愿与激情，是联系何其芳此前此后言行的关键，尤其是我们理解他回到万县、转到成都并拼命工作的关键。

此外，这部分文字所体现出的对汉奸的敏感，更值得我们重视。如果说题目“在敌人的手爪的黑影里”中的“黑影”指向了天津这个地域，那么造成“黑影”的“敌人的手爪”，则由日本兵士以及他重点刻绘的那位汉奸组成。何其芳此处的思路，与他离开北平前视敌人和汉奸为最大的威胁正相吻合，而又在事实上将汉奸置于更严厉的态度下加以批判。“不过他倒底是一位×军的向导，就是所谓汉奸呢，还是那个像可笑的雄鸡一样站立着的×军军官的勤务兵，就是所谓汉奸呢，我却无法断定”，无法断定的何其芳，在事实上将无论是向导还是勤务兵身份的那个同胞，都当成了“所谓汉奸”，而且对他表示了透骨的蔑视。当那汉奸对同胞骂出“不吃饭就死了人吗”这样的话语时，他“不舒服了很久很久，而且恐怕永远不会忘记。假若这句话出于一个真正×人之口，我也不会如此斤斤计较的”。来自同胞的这份伤害，让何其芳更为痛苦。于是，他开始猜想这个人成长的生活环境、他变成既像汉奸又像奴隶的起始情形。何其芳在流亡途中对汉奸的异常愤恨，以及他思考汉奸成因的特殊方式，为我们重新解读何其芳在“周作人事件”中的具体言行提供了一个最佳入口。

“周作人事件”起因于周作人出席日本人在北京饭店组织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这一事实发生于1938年2月9日，而持续发酵于该年4月底5月初，5月5日、5月14日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两个时间点。然而在这两个点上，周作人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均被作为新闻在报道，周作人通敌与否、附逆与否都未有定论；文化界人士的反应，大都不出“震惊—怀疑”或者“震惊—怀疑—愤怒或哀伤”这两种情绪链条。偏居西南一隅的成都文化界也大致如此。5月8日的成都报纸上，记者们对周作人参加座谈会以及武汉文协的通电进行了转载式报道，其标题《周作人等竟附逆》《周作人做了汉奸》等，虽尽显其震惊或愤怒，但有的报纸上标出的大问号，仍体现了他们内心挥之不去的怀疑。然而，1938年5月11日深夜，何其芳却愤而写下杂文《论周作人事件》，

将钱稻孙、徐祖正等文化人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从而落水的情形直接命名为“周作人事件”，径直肯定周作人已经下水，“即使是被拉下水，总之是下水了”。㊿更进一步，他认为“这次的民族大抗战更像红色的火炬一样照清楚了他们的藏匿在阴影里的脸孔”，而他们，就是被“时代遗弃了”的“那懒惰的胡涂的不愿向着前面走的一群”[51]。“不愿向着前面走”，具体到周作人，则是指他的不愿南下。何其芳说，“南边虽说没有舒服的风雅的‘苦雨斋’，却有无数的人在活着，在流亡着，在工作着，在战斗着，在死着”[52]。“宽大的人顶多只能说他是‘被拉下水’。然而他为什么要坐在‘苦雨斋’里等着被拉呀？”[53]如若联系到《流亡琐忆》中的文字，这些原本平常的议论就显出了特别的意味来：周作人喜欢北平及其苦雨斋，与何其芳喜欢北平古城的天空和小院子里的悠闲日子，是同样浓烈的个人主义的体现。但是，何其芳在发现处于敌人和汉奸的包围中时，“不顾沿途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不顾其他朋友的劝阻”，在平津通车后立即无畏地逃离了北平，摒弃了“舒服的风雅的”生活而开始“流亡”与“战斗”，周作人则滞留于汉奸遍地的北平，“想在失陷的北平继续过舒服的日子”，即便有很多人劝他南下也不为所动。在何其芳看来，周作人的这种选择就是糊涂，就是在等着被拉下水，“因此虽说他未必想出卖祖国以求敌人赏赐一官半职，也终于和那些出卖祖国的汉奸们坐在一起了”。[54]显然，何其芳批判周作人落水，是以自己逃离北平以拒绝做汉奸的心理转变历程为底子，而又满怀着失望心绪后的行为。此外，何其芳的流亡经历对他批驳周作人的影响，也体现在他挖掘其堕落的原因的方式上。在《论周作人事件》与《关于周作人事件的一封信》中，何其芳反复强调了周作人的“胡涂”：“胡涂的不愿向着前面走”，“有着胡涂的思想”，“胡涂到想在失陷的北平继续过舒服的日子”，“过着胡涂的生活”。正如他在流亡的车厢里见到汉奸而默默地猜想他的生活环境和思想转变历程一样，面对堕落的周作人，他也想从思想和生活环境方面努力挖掘个中因由，并认定，“是他的思想和生活环境”导致他“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这不是偶然的失足，也不是奇突的变节，而他顺着他的路走到了他的坟墓”。[55]在他看来，周作人的堕落“是值得找出一个答案来的”，而这答案，就在于他“长久地脱离了时代和人群的生活”[56]。因此，他的堕落是他被“时代遗弃”的表征，“民族大抗战”的“时代”语境，遗弃了他这样“懒惰的胡涂的不愿向着前面走的一群”[57]。

余论

可见，在何其芳批周作人的背后，满是何其芳自己的流亡体验，《流亡琐忆》因此成为我们还原何其芳抗战初起时的心路历程的重要一环，也成为勾勒其延安道路的重要关口。在何其芳心中，自己在平津失陷后的逃亡是最为正确却也至为艰难的人生抉择，抗战爆发后他实现的巨大转变——热情地工作，从而辗转于万县、成都以及最后的去到延安，是他非常珍视的思想与行为上的巨大转型。显然，在他的心理预期中，他应该获得足够多的珍重，不该被时代落下，更不该被众人误解。但遗憾的是，当他在成都批驳被时代遗弃的周作人时，却遭遇了朱光潜、罗念生、卞之琳、方敬这些《工作》同人的集体不理解、不支持：他们不是说他“刻薄”就是说他“火气过重”[58]，“到希腊去考过古的人”罗念生，竟然根据何其芳的那篇文章断言他一定要短命[59]，朱光潜则撰写《再论周作人事件》，直接批评何其芳。这让何其芳感到“异常寂寞”“孤立”，感到自己“成了这样一个打了败仗的个人主义的散兵游勇”[60]。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当他好不容易克服自身的个人主义弱点，千辛万苦地去了延安，感觉到自己成了齿轮和螺丝钉、自己完全消失在“他们”里面时，却看到了艾青对他梦醒之后的责难，却接到了中国青年社的提问：“你怎样来到延安的？”这些质疑背后潜藏的不信任，让何其芳一次次感到悲愤莫名。由此，他才在《一个平常的故事》中连珠炮似的发问：“我来到了延安。难道这真需要一点解释吗？”“当我和他们一样忙着工作和学习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急于来谈说我的？”“因为我曾经写了《画梦录》？”“或者因为我来得比较困难，比较晚？”[61]一个真诚地奔向圣城的理想主义者，体会到的是被迫反复进行自我辩白的悲哀。或许，当他义无反顾离开自己挚爱的北平古城、踏上艰难的流亡路时，当他于1939年4月前回忆那段流亡经历，并随后在香港全文发表《流亡琐忆》时，他一定没有想到会有后面的那些并不平常的故事。

注释：

①㊻㊼何其芳：《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谈〈画梦录〉和我的道路》，《文艺阵地》第4卷第7期，1940年2月1日，后收入《何其芳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8、479、479页。

②艾青：《梦·幻想与现实》，《文艺阵地》第3卷第4期，1939年8月1日。

③④⑤㊷㊺㊽[58][59]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3、80～83、80～81、81、82、82、82页。

⑥方敬：《界石》，《何其芳散记》，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⑦方敬、何频伽：《何其芳散记》，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⑧参见杨华丽：《“周作人事件”与“何其芳道路”》，《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5期。

⑨朱光潜：《再论周作人事件》，《工作》1938年第6期。

⑩何其芳：《关于周作人事件的一封信》，《何其芳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7页。

⑪何其芳：《论家族主义》，《何其芳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⑫⑯易明善：《何其芳传略》，易明善、陆文璧、潘显一编：《何其芳研究专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⑬易明善、陆文璧、潘显一编：《何其芳研究专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