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生命的燃烧<br/>——论吴福辉在文学领域的贡献

文学是生命的燃烧
——论吴福辉在文学领域的贡献

2021-04-16刘铁群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1年4期

刘铁群

著名学者吴福辉先生在学术界通常被称为文学史家，这是因为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与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但吴福辉在文学领域的贡献并不仅仅限于文学史，他既有大气磅礴的文学史著作，也有独具气象的作家与流派研究；既有扎实厚重的学术成果，也有洒脱灵动的学术散文；既有稳坐书斋、潜心学术的定力，也有关心学术生态和文学教育的人文情怀。总体来说，吴福辉在文学史著述、文学研究、学术散文、文学教育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贡献。

一文学史著述：持重与创新的结合

钱理群在提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的写作与修订时曾说，他与温儒敏、吴福辉三人坚持的一个原则是“持重与创新的结合”①。他对这一原则的进一步阐释是：“理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既要有时代性，甚至有超越时代之处，同时还要有历史感。”②这一理想状态正是吴福辉所追求的，可以说，吴福辉一直努力在持重与创新之间寻找恰当的结合点，他对文学史的思考与撰述的过程，就是以持重为基础的创新过程。

吴福辉与钱理群、温儒敏合作完成的《三十年》面世已有30余年，是迄今为止使用范围最广且深受欢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这部文学史能长期畅销，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做到了持重与创新的结合。《三十年》有扎实的史料基础，追求以精练的语言概括文学思潮，阐述作家作品的文学风格、艺术特征与思想意义，继承了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严谨规范的作风。但与此同时，《三十年》也凸显了锐意创新的精神。钱理群在访谈中明确表达了《三十年》对《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超越：“王瑶写作《史稿》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但到了写《三十年》时，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根据《新民主主义论》来进行文学史研究了。我们当时认为‘现代化’是一条更为根本的叙述线索。”③《三十年》在最初成书之时就显示出鲜明的创新性，之后又经过两次修订进一步实现了观念和内容的更新。在这两次修订中，吴福辉负责的部分改动幅度是比较大的，有些章节是新增或重写。例如，在1998年修订版中，增加了三章“通俗小说”的内容，这就把长期被忽视的通俗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发展之中。到2016年再次修订时，吴福辉又把“通俗小说”的命名改为“市民通俗小说”，相应的章节内容都进行了重写。显然，《三十年》不是一部固定不变的文学史，它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中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吴福辉撰写过一批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史问题的论文。在思考文学史问题时，他首先坚持的是理性而持重的立场，他强调，“我们后人尽管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批评各种已成的文学史，但都应对历史上的著作及前人表示起码的尊重”④。在尊重前人的基础上，吴福辉对现代文学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做出了发人深省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思考。吴福辉指出，很多研究者从晚清寻找现代文学起点的说法都言之有理，在晚清寻找文学的现代性也顺理成章，但却无法找到一个大家公认的起点，这正说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在晚清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但还找不到一个确切无疑的爆发点”。“‘晚清’只能是现代文学的发生期，而‘五四’才是现代文学跨时代的转折之期。”⑤第二，对市民文学的文学史空间的思考。吴福辉结合文学史现状指出，我们的文学史叙述中，农民性一直压倒市民性，市民文学没有得到应有的空间和公正的评价，这是一种偏见。“研究中国的现代市民文学，在乡土文学系统之一侧，给予市民文学恰当的文学史空间，便能在此关联中更真切地感受到我们世纪文学脉搏的跳动。”⑥第三，对文学史教材的思考。很多研究者把文学史分为学术型和教材型，并将平庸文学史大量存在的原因归结为教材型文学史的泛滥。吴福辉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学理，并犀利地指出：“教材型文学史，既要具有符合接受者需要的学术含量，又要包含适当的教学设计。……真正的教材型文学史，说得不客气一点，至今还没有产生呢！”⑦第四，对文学史书写模式的思考。吴福辉将“提升出一种文学‘主流’来整合全部历史的文学史”称为“主流型”文学史。“无论是‘进化的文学史’、‘革命的文学史’或‘现代性的文学史’”都属于这一类型，“它们主要的特点便是鲜明、集中、清晰。最大的弊病就是必然要遮蔽许多不属于‘主流’的，或误以为不是‘主流’的东西。于是我们文学史就常常无法避免一种欠完整的、非多元的视界了”。为了弥补“主流型”文学史的不足，吴福辉提出“合力型”文学史的设想，希望这种“多元的、多视点的、多潮流的‘合力型’文学史”能找到“将文学人文精神和文学形式创新合为一体的文学史基本单位”。⑧

吴福辉不仅对文学史问题做出深入的思考，还将思考付诸实践。201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以下简称《发展史》）就是对“合力型”文学史的探索与实践，同时融汇了他对文学史问题的多重反思。《发展史》不是平面介绍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而是立体呈现文学发展的复杂而多元的样貌。这部著作把文学放在政治、经济、文化、出版、学术等多维度的场域中，关注晚清多层面的“现代性”积累，关注作品的发表、出版与传播，关注流派的酝酿、形成与转变，关注作家的迁徙、聚散和心态，力图“把过去线性的视点转化为立体的、开放的、网状的文学图景”⑨。《发展史》的创新得到学术界的认可，钱理群称赞《发展史》“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是一本期待已久的，别开生面的，个人文学史著作”。⑩吴福辉本人在《发展史》的《自序》中说：“本书的目标不是企图建立一个新的范式。它不过是未来的新型文学史出现之前的一个‘热身’，为将来的文学史先期地展开各种可能性作一预备。”⑪《发展史》出版时，吴福辉已经是70岁的高龄，但“热身”之后他并没有离开跑道，而是踏上了新的写作征程，与钱理群、陈子善合作编撰《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28—1937）》（以下简称《编年史》），这又是一部富有探索性和创造力的文学史。《编年史》以广告这一独特的视角考察文学的发展，以大量史料还原文学现场，以看似破碎的叙述呈现了鲜活的文学万象。“广告”仅仅是一个视角，《编年史》的目的不是求全，而是展现文学史的另一种可能性。吴福辉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史的转型与发展路途漫漫，他指出《编年史》“只是文学史之一，是有特殊角度的文学史”，至于文学史的书写如何进一步推进与完善，“我们只能等待各色各样的文学史都像‘魔鬼’似的放了出来，然后由时间这个严酷的衡量器来做判断、做改进了”。⑫

从《三十年》到《发展史》和《编年史》，从文学史观到文学史撰写，吴福辉一直没有放弃持重的原则，同时也没有停止前行的脚步。他在持重与创新的结合中显示出非凡的史识和史才，也切实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

二文学研究：宏观与微观的贯通

谈起吴福辉的文学研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曾被反复提及，那就是生命与文学的交融。此种说法不容忽视，吴福辉熟知京海，游走双城，他“让生命附着在文学之上，也让文学附着在生命之上”⑬，京海派文学研究可谓风生水起、有声有色。然而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作为研究者，选择贴近自己生命体验的研究对象是常见的思路，但能像吴福辉这样，在与研究对象的互相激荡中成就经典则是罕见的。那么，吴福辉何以建立自己的学术优势并创造出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这就要回到吴福辉的文学研究历程，厘清他的研究路数。

吴福辉的研究从左翼文学起步，出手不凡，之后又在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研究中再创辉煌。显然，吴福辉有敏锐的学术眼光，他每次都是选择一个中等的有弹性、有特色的选题展开学术的攻坚。中等选题不会遭遇范围过大的空泛，也不会落入视界太小的局促；有弹性的选题具备足够的分量、层次和张力，也具备学术的生长点；有特色的选题则增加了成果的辨识度与创新的可能性。这样的选题既有利于打开宏观的研究视域，也适合进行微观的深入探究，吴福辉正是将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建构了有视野、有格局，也有灵性、有深度的研究空间。

从宏观把握来说，吴福辉不是一头扎进作家与作品，就事论事，而是能站在制高点上对文学现象进行总体把握，有提炼新观点、打开新格局的气魄。对于海派文学，他排除成见，为海派文学正名，并梳理海派文化的历史变迁、文化心理、行为方式，概括海派小说的都市主题和文化风貌。对于京派文学，他悬搁学界的质疑，完成对京派文学的界定，并全面勾勒京派作家的文化精神特征、文化心理、文化性格、文学理想，探讨京派小说的乡土叙述、审美品格、文体意识等。吴福辉的宏观视野不仅体现在对一个文学流派内部的整体把握，还包括各流派之间的联系与对比。1981年，吴福辉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论三十年代左联青年作家和京派作家的讽刺艺术》，当时已经把左翼文学与京派文学联系在一起。之后他的一批经典论文都没有把文学流派作为孤立封闭的现象进行研究，而是在相互联系中深化对每个流派的认识。例如，在讨论京派作家文体自觉的时候，将之与左翼和海派作家联系在一起：“30年代的中国小说形态比较起‘五四’时期已成熟得多了。文体意识自觉程度的普遍加强，成为一时的风气。各派作家大体如此。左翼作家在使文学与无产阶级斗争结合的同时，大部分人明确地致力于小说的风格化、个性化，夹杂着不断克服自身对艺术的忽视倾向。海派有意引进外国现代派的小说观念，把中国的鸳蝴体洋化了，使文学走入异途，但它的出现不能不说是文体自觉化的标志之一，究竟为了一种小说体便树起一个流派，这还是罕有的。在这样的文学大趋势面前，京派独树一帜，以强烈的审美意识压倒他们的社会意识，造成不断试验中国小说文体的热情，其艺术指向主要是对小说内部的深入探视。”⑭在这样宏观的联系与对比中，既开阔了视野，也对三个流派的文体特征做出了清晰的描述。

吴福辉既有驾驭宏观研究的视野与气魄，也有潜入微观研究的敏锐与能力。吴福辉的微观研究首先体现在史料挖掘的精微，他阅读了大量的报纸杂志和原版书籍。在充分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吴福辉打捞出了不少被淹没和忽视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如在研究海派文学的过程中发现东方蝃蝀、令狐彗、黑婴、曾庆嘉、禾金等人的一些作品，在编《京派小说选》时谨慎而又恰当地收入了季康的《路路》和叔文的《小还的悲哀》等。汪曾祺在阅读《京派小说选》后惊喜且感动，给吴福辉写信，盛赞他史料爬梳剔抉的功夫了得，该选集中有些重要作品汪曾祺都不曾读过。⑮吴福辉的微观研究当然还体现在对作家作品深入体贴的解读。他有突出的艺术鉴赏力，能精准捕捉文字的独特气息。他说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对霞飞路的描写让“你仿佛坐上1932年最新型的轿车从这条长长的商业街掠过，摇光曳影，目迷五色，杂然纷呈。你会强烈感到现代都市的速率”。⑯他说老舍《牛天赐传》对中国式丧仪的绝妙描写“是令人脊背颤栗的民族旧文明的历史写真，是真实到毫发毕现的生活描摹，是笑着哭诉老中国社会的庸俗、无聊赖和认真的生命浪费”！⑰他说张爱玲《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不尴不尬”的结尾让“人的心灵仿佛提前老去，本来是天真无邪的纯洁心灵，现在被都市烂熟的水果气息，酒精的晕眩力量所支配，与年龄不相称地悲凉起来”。⑱这些文字一寸一寸都带着敏锐的艺术感觉。吴福辉解读作品的功夫令人佩服，杨义曾说：“他对一些作家的评点，有若老吏判狱，相当老到，颇有一些见解会使你佩服他确实把作家作品‘吃透’了。”⑲

值得注意的是，吴福辉关注的左翼京派海派都是1930年代文学的核心内容，而且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这些选题的创新性。如果把吴福辉的研究成果并置在一起，就会发现，他是以几个有特色的中等选题入手，通过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建造了一座有个性的学术宫殿。这座宫殿有宏大开阔的外在景观，也有精美细致的内部结构，它具有开拓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30年代文学的宏观图景。而1930年代又是中国现代文学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有了这座宫殿作根据地，吴福辉就获得了在现代文学领域自由穿行的深厚底气和潇洒姿态。他既可以溯流而上，回眸晚清至“五四”时期复杂的文学缘起，也可以顺流而下，探析抗战时期多文学中心的形成。他的文学研究也因此深入而开阔，既获得了坚实的根基，又有无限生长的可能。

三学术散文：学问与趣味的并举

吴福辉的散文创作始于1960年代，当时他作为中学教师给报刊投稿，写的大多为教育随笔。1990年代，吴福辉重新拾起散文之笔，开始以学者的身份创作学术散文。从此日积月累，不曾间断，他的散文主要收在《京海晚眺》《且换一种眼光》《游走双城》《春润集》《石斋语痕》《石斋语痕二集》《多棱镜下》等集子中。吴福辉以不辍的笔耕在自己园地的一侧培植出了枝繁叶茂的学术散文小世界，这个小世界是他劳作的成果，也是他惬意的栖息之地。

吴福辉对学术散文有过认真的思考，他的思考是受到了唐弢的启发。吴福辉在《不端“散文架子”的散文更好》一文中提到，唐弢曾强调书话的散文要素包括事实、知识、掌故、观点以及抒情气息和艺术享受，而他写作学术散文所遵循的要点正与这些要素相吻合：“大凡挖掘出零星的新材料，有了些与别人不同的看法了，但料子还不够做大衣长衫，写不成长篇论文的，便作成短文；追求文采却不允矫饰，笔调在松动些的论文和活泼不过分的散文之间。这即是学术散文。”⑳从唐弢的概括到吴福辉的阐释，包含着两个重要内容即学问与趣味。学问与趣味的并举，也正是吴福辉学术散文的特点。

吴福辉的学术散文有学问，这与他的身份、写作状态、创作理念有关。吴福辉把写散文当作休息，他说自己写作的时机往往是“两次学术思考的间隙，在完成了一篇论文或一本论著需要喘口气的当儿”，此时他的学术思考并没有停止，只是换了相对轻松的方式，如果有报刊编辑约稿，“恰巧有点边角余料，有点想法，于是用一天到两天时间涂抹成一篇小文，三四千字，五六千字不等，正是‘瓮牖剩墨’（王了一语）的境地”。㉑吴福辉主张有不同专长的人跨界写散文，小说家、诗人、戏剧家的散文都应该形成自己的特色，他认为“学者就应该保持他那饱满的书生气，有余暇便写点有知识有学问有长短句的文字。开初不必当回事，可它自会生长，出苗挺茎抽叶，转眼间长成葱茏草木，有了独立的气候，这便是学术散文了”。㉒吴福辉的学术散文创作正是伴随着他的学术研究历程迤逦展开，逐渐形成独立的气候。他的学术散文也是他学术研究的一种延伸，《京海两难》《沈从文的上海观》《谁之北京乎》《文化转机：上海的马路（一）》《面临现代：上海的马路（二）》《张爱玲的宽度》《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等是他对京派海派研究的延续，《提倡个人编写文学史》《晚清文学现代环境的形成》《三十年市民通俗小说新订三章》《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漫议》是他撰写文学史间隙的思考，《书刊广告琐谈》《话说信件》《封面女郎和学院脸孔》《良友画报也曾革新》《〈家〉初刊为何险遭腰斩》等是他挖掘考证史料之余的收获，还有一批序跋和写学术界师长、朋友的散文也体现了他对学术问题的探讨。这些散文虽然不如文学史厚重，不如论文大气，但蕴藏着新史料、闪烁着新观点，有饱满的书卷气息。

“学术”二字往往让人觉得枯燥，但吴福辉的散文在谈学术时谈出了特有的趣味。吴福辉所选取的材料往往就是有趣的，《沈从文的上海观》从沈从文1950年代中后期写自沪上的几封信谈起，引用他批评上海人吃零食的妙句：“一部分人并且口中国国有声。原来什么吃的都可零包出售，所以一面走、一面看、一面吃的人就越来越多。这个大城市过去是现在依旧是有百万计的人，都不怎么用脑子想生活以外事情，而对吃穿却有浓厚兴致的”，沈从文在批判“零食陋习”的基础上说上海是个“待教育，待好好教育”的城市。这些文字妙趣横生，也生动展示出沈从文的立场和上海观。这类有趣的材料在吴福辉的散文中比比皆是，但吴福辉绝不是罗列材料，大掉书袋，他往往能对材料做出新颖而有趣的解读，他这样分析鲁迅复杂的京海立场：“‘京派’是传统的流风余韵，是从古久先生陈年簿子里流出来的东西；‘海派’则是现代的畸形产物，是摩登女郎唇边的一抹猩猩的口红。一个是封建邪恶，一个是现代流弊。当鲁迅单独面对‘海派’的时候，他何曾网开一面过？”（《京海两难》）吴福辉还经常在散文中穿插个人的生活体验，在讨论上海马路与近代文化转机的问题时，他插入了青年时期“荡马路”的经历：“记得60年代困难时期的末尾，我同比我大一岁的堂叔先后自东北回沪，从南京东路向西藏中路方向一路吃过去，仅五元多钱一斤的‘高价’糖果（其时正常价的酥糖应是4、5角一斤）顷刻间我俩就入肚两斤多，也不怕甜死。上海的马路从此变成了一条条甜街。”（《文化转机：上海的马路（一）》）这率真的文字和有趣的经历让散文有了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不少研究者注意到吴福辉学术论著的语言是别具情致的，但学术语言毕竟受限，那还是一种戴着枷锁的情致。而在学术散文中，他的语言卸掉枷锁，自由舞蹈。他这样写同门凌宇：“凌宇不是无时不刻炫才的人，但他的自我欣赏每多少年总要发作一次，一般还不至于让周围的人特别难堪。”（《凌宇的才气、硬气和乡气》）他这样写在香港图书馆看书时的感受：“多少个一整天，我游弋在这里，像游弋在海滩。从书卷字行间略略抬眼，窗外维多利亚湾的海水，几与视线平行，一艘艘漂亮的船儿直驶入来，开进你的书面、书桌。或者你感觉也在船甲板上。仰卧着读‘天’这本大书，一只书船，驶来驶去的，舒坦极了。”（《坐香港图书馆得趣》）这样的语言从容、平易而不乏幽默感，洒脱、流丽而不乏真性情。

四文学教育：情怀与担当的凸显

吴福辉不是个固守书斋的学者，他关心生活、关心社会，保持着对现实的敏感。在他的文学史著述、文学研究和学术散文中，都隐藏着对现实的关怀。同时，他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文学教育的思考与实践之中。

吴福辉于1999年开始在河南大学担任博士生导师。他的教学是宽严相济、循循善诱，能在尊重学生兴趣、倡导学术自由的前提下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既发挥了学生的特长，也凸显了师门的学术特色，他培养的博士生在某些研究领域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谱系。以海派文学领域为例，吴福辉在海派小说研究中的成就有目共睹，冯亦代先生曾撰文称赞吴福辉在海派小说研究中的开创性，同时指出：“可惜他只写了小说一门，其他如诗，如散文，如戏剧，甚至是上海小报上写‘豆腐干’一块块的专栏文章，他都没有触及。”㉓冯先生的批评曾是吴福辉心中的遗憾，令人欣慰的是，这个遗憾由他的几个博士生共同做了弥补。他在《陈啸替我还了一笔“文债”》中写道：“今日我可以告慰冯先生的是，我虽不才，但在我指导下的学生这十几年里却已做完了从杂志研究（刘铁群）、海派小报（李楠）到海派戏剧（尹诗）、海派散文（陈啸）诸个课题，手头的学生还在做海派作家迁徙香港后的论文（鹿义霞）。做得如何自然可勿论，但我们师生聚在一起，总算是实现了这个全面述说20世纪海派文学的愿望。我也可以直面冯先生了。”㉔陈子善也注意到吴福辉有一批专攻海派研究的博士生成绩不俗，说“老吴带出了一支有战斗力的研究海派文学的学术队伍”㉕。

高校文学教育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文学史教材建设，吴福辉文学史家的身份让他能对这一问题做出有高度和深度的思考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他在《为真正的教材型文学史一辩》中批驳了学术界对教材型文学史的误解，并强调教材型文学史要处理好知识与技能、公理与创新的关系，学术含量与教学设计都应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他提出三点具体的意见：第一，文学史的基本知识要交代明白；第二，与基本知识相关的理论概念要见缝插针地介绍；第三，要留下通往学术前沿的道口。吴福辉也描绘了教材型文学史的理想境界：“一本教材型的文学史，从公理说起，到给接受者留下创新的余地，在基础知识的网的各处留下通达的路口，应当描画成一本充满地址信息的文学地图。”㉖当然他也明了，达到这种理想境界尚需时日。因此他进一步指出，在没有完善的教材以前，教师的主导性、创造性至关重要。教师可以依据学生的需求对已有的学术成果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教师的相机处理、灵活变通正是教学的生命力所在。

吴福辉不仅关心高校文学教育，还关心中学语文教育。笔者曾多次听他说起自己的工作生涯是从中学语文教师开始，有20年的教学经历，因此，在晚年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回望并思考中学语文教育是他能够做，也是应该做的。吴福辉对语文教育改革的思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亲自参与推动工作。2001年，吴福辉与王尚文、钱理群等教育家和学者联合编选的《新语文读本》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新语文读本》是一套涵盖小学、初中、高中的课外读物，其编选原则是回归经典、立言立人。这套书既是对语文教材的延伸，也是对语文教学的丰富；既是语文读本，也是精神读本，对语文教学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2006年，吴福辉又承担了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的“课堂内外基金”项目——“中学语文与中国现代文学”，他设计了7份关于学生与阅读喜好的调查问卷，在安徽、河南、江苏3省的6所学校展开调查。汇总并分析调研数据后，吴福辉撰写了《当今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学语文教育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语文学习》杂志围绕“语文教育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对吴福辉进行了专题采访。吴福辉在访谈中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语文教师应该了解文学史“重写”的学术概况；第二，应该根据现代文学的语言特点选文和教学；第三，要解决好人文意义和语文意义的关系。吴福辉的建议对于中学语文的教材建设和教学实践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访谈者认为吴福辉的观点“为相对封闭的语文教学打开了一扇窗”㉗。

吴福辉对文学教育的一个核心关注点是阅读，其思考不仅涵盖了大学和中小学，还打通了校园与社会。他在反思极度应试教育挤压人文教育的基础上指出：“文学阅读不是小事。后代的成长固然不必杞人忧天，但不等于我们在这个转型时代可以放弃‘责任’，可以无视全社会文学教育付之阙如的危急性。社会转折之前，或转折当中，社会上握有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的两种人，应该富有远见地指出发展中的正面和负面可能，并尽量缩小负面作用。假如这两类人无作为，不发声，便要问责，便要查一查我们的制度和渠道什么地方应当检修了。”“教育出了纰漏，不是一年设一个‘阅读日’可以解决的。文学阅读的急剧减少，影响到祖国语言、文学的健康延续，影响优秀人才的产生，国民想象力、创造力的发挥，低级趣味的消失等等，甚至决定未来我们孩子的脸上有无书卷气!”㉘

在吴福辉的信念中，对文学教育的关心、思考与推进，是一个教育者的责任，也是一个文学研究者的义务。因此他呼吁文学研究者打通书斋与社会，为推进阅读和提升国民文学修养做出努力：“我们认为每个现代人都应当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知道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有哪些伟大的作家，进而通过阅读伟大作家的作品，提升自己和整个民族的精神素养。……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的重心之一，就是要把文学推向社会。因此，我们从事专业的文学研究，也需要打通书斋与社会。而关注中学语文教育，正是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出的努力。”㉙

吴福辉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突出贡献的学者。2018年，他曾写下一段文字，作为自己学术生涯的总结：“在学术道路上，执著于自己的信念，也勇于修正和提升信念。如同心中燃着一把火。”㉚对于吴福辉来说，文学史著述、文学研究、学术散文和文学教育都是他生命的燃烧，燃烧出了激情与才情，也燃烧出了情怀与担当。吴福辉先生虽已去世，但这把火不会熄灭，它会燃起后世研究者的学术激情，并照亮学术研究之路。

注释：

①②③李浴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方法与精神——钱理群教授、温儒敏教授、吴福辉研究员访谈录》，《文艺研究》2017年第10期。

④⑧吴福辉：《“主流型”的文学史写作是否走到了尽头？——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三》，《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⑤吴福辉：《寻找多个起点，何方返回转折点——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一》，《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⑥吴福辉：《消除对市民文学的漠视与贬斥——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二》，《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

⑦㉖吴福辉：《为真正的教材型文学史一辩——现代文学史质疑之四》，《文艺争鸣》2008年第3期。

⑨⑪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自序》，人间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

⑩钱理群：《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

⑫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的写作和我的文学史观》，《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⑬㉙李浴洋：《文学史家目光中的“大语文”——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论道访谈录》，《教育家》2017年第48期。

⑭吴福辉：《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京派小说选〉前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4期。

⑮吴福辉：《汪曾祺坦然欣然自认属于京派》，《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