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若泽

内容提要：随着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现代文学跻身于一个名为“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的全球性文化生产与消费网络。从文学思想史的视角观察，这个转向并非一蹴而就的成果。郑振铎及其监理的上海出版公司在1950年代开展的一系列翻译活动，反映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的艰辛过程和国家出版体系对不同主体的深刻影响。首先，郑振铎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书写者，经由身份转换和思想动员转向社会主义，并把顶层政策传达给上海出版公司。其次，上海出版公司作为私营出版商，主动寻求“东风压倒西风”的转变，背后的根本动因在于国家实施“计划化”与“政治化”规划。最后，公私合营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整合出版布局，无论是郑振铎还是上海出版公司都被纳入新的体系，文学翻译活动最终成为社会主义总体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 导言

随着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文学跻身于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与消费网络。美国学者傅朗（Nicolai Volland）指出，文本的全球流通、文本内部的世界性意涵和对世界本身的文学化重构，三者共同构成一种名为“社会主义世界主义”（Socialist Cosmopolitanism）的文化系统。该系统包含一系列情感态度和历史实践，“孕育出一种相近而有差别的社会主义文化，并推动社会主义世界内的跨国传播”①。通过文学生产者和消费者、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协同参与，“社会主义世界主义”成为1950—1970年代新中国文学文化的一大核心特征。

尽管傅朗试图从不同的历史场景发掘有关“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的制度、人员和媒介，但过度简化的历史描述仍使“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犹如一个突如其来的文化结构。对此，有论者指出，“脱离对具体政治实践语境的分析，就容易去政治地讨论政治、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而非革命实践”②。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的实现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正是经过艰辛的资源重组和漫长的内部动员，社会主义新中国才真正进入这个全球新秩序并建立相应的本土制度。

从翻译学的角度说，“社会主义世界主义”在新中国的整合过程具有鲜明的“国家翻译实践”意义，它意味着“国家作为翻译主体的实践活动或国家把翻译上升为国家行为的实践活动”③。然而，目前的研究往往关注其顶层制度的设计，却忽略了不同层次的历史主体在理念、情感与实践中的差异④。正如任东升所说，国家翻译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融国家行为、话语实践、传播行为为一体的翻译实践活动”⑤。有鉴于此，本文基于郑振铎及其监理的私营上海出版公司翻译个案，利用郑振铎个人书信和上海出版公司档案等一手史料，试从“地方性视角”呈现个人与私营机构走向“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的历史过程。

二 从上海到北京：郑振铎的“社会主义时刻”

自从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提出“世界文学”设想至今，国内外学界关于“世界文学”概念已大致形成三种认识：第一是全世界文学的总和，第二是文学经典作品，第三是各国文学的广泛联系⑥。本文采用的“世界文学”视角，主要是指不同民族文学所形成的势力格局及其内部关系，特别是郑振铎作为中国接受者对这一动态体系的翻译、阐释与重构。作为文学研究会主要创办人和《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也参与了世界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和世界文学话语的建构⑦。择其要者而言之，从1923年到1927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文学大纲》，后集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卷本巨著，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⑧。从1935年5月到1936年4月，他又主编世界文库12册，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被誉为“民国时期最有系统、最有计划性的大型世界文学选本丛书”⑨。在其生涯前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郑振铎立足于上海出版业，不断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意义。

不过，似乎很难断定郑振铎的文学思想发生社会主义转向的确切标志。在其驳杂的早期主张中，他对世界文学的设想带有高度理想化色彩，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潜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1921年1月，郑振铎以美国学者莫尔顿（Richard Moulton）的“世界文学”理念为依据，提出“文学是没有国界的”一说，指出“我们应该如画地图一样，由上面透视下面，以研究文学的全体，不应当如画风景画一样，只取其一角而忘其全部的山色湖光”⑩。他甚至批评莫尔顿从国别立场考察世界文学的做法“极不彻底”：“既然承认文学有统一研究的必要，为什么仍然不把人类当做观察的出发点而以一国为观察的出发点呢？”进而宣称，文学研究应该“以文学为一个整体，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的对象，通时与地与人与种类一以贯之，而作彻底的全部的研究的”⑪。

由于郑振铎本人的思想源流颇为复杂，也因为同道者选择的路向各不相同，尽管他在五卅运动、1927年国民党“清共”事件中都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但还是一度受到片面的评价。密友瞿秋白在转向左翼革命后，曾批评青年郑振铎的思想最典型地代表了“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⑫。1930年代以后，郑振铎被“左联”拒之门外，一方面有“关门主义”的狭隘政策之过⑬，另一方面，或如陈福康所说，“郑振铎的政治态度及斗争方法已不能满足某些青年的要求，显得有点‘跟不上’了”⑭。1946年，他在上海创办影响甚广的刊物《文艺复兴》，继续大力引介世界文学，仍被视为中间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文艺求索⑮。

直到1949年，郑振铎的文学生涯终于迎来比较清晰的“社会主义时刻”。当年2月，郑振铎由中共地下党安排，从沪到港，再赴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3月29日，他登上前往苏联的列车，作为国际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首次登上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舞台。就在同一个月，郑振铎主持编译的“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推出。这项出版计划由美国新闻处处长费正清（John K.Fairbank）在1945年发起，联合中国著名翻译家集体完成，成为我国第一套美国文学丛书。短短几年之间，郑振铎的文学轨迹就发生“东风压倒西风”的剧变，无疑具有鲜明的象征意味。11月10日，即将出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向友人夏鼐热情地发出北上的邀请：“似此革命，已极为温和。然究竟是革命；一切均已不能墨守从前之习惯。……望兄为了国家的文化前途计，能毅然北来，共同工作。”⑯

在此后数年里，郑振铎作为新中国的官方代表，频繁访问印度、缅甸、印尼、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穿梭于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覆盖柏林、华沙、河内和北京的“社会主义世界主义”文化空间。与此同时，身在北京的郑振铎与私营上海出版公司保持着频繁通信，围绕社会主义世界文学的翻译出版工作展开讨论。通过公开文献与私人日记或档案所呈现的郑振铎的两副面孔，新中国文学文化走向“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的艰辛过程得以展现在我们面前。

1946年，《周报》《文艺复兴》《活时代》三家杂志合并，成立上海出版公司。郑振铎作为《文艺复兴》主编参与公司经营活动，并至少从1947年起成为公司股东⑰。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海出版公司酝酿改组，有意邀请郑振铎出任董事长，但他自言“将在某部任职，怕难兼任此事，只要任一普通董事即可”⑱，后改任监察人，董事长为刘哲民⑲。“三反”运动期间，郑振铎恳请刘哲民代为处理其股份，甚至主动提出捐赠、过户、赠送、取消或直接退出等多种办法⑳，但与公司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正因为如此，公司或通过转账，或由职员进京办事，多次向其汇款。刘哲民还代付郑母在上海的家用及其儿子的开销㉑。

郑振铎身在北京，名为监察人，实则在上海出版公司的经营事务上享有很大的话语权，进而参与决定公司在国际图书市场中的定位和经营策略。1949年4月，出访捷克的郑振铎致信刘哲民，特别提到“在国际文化事业上，上海出版公司是有地位的”，鼓励后者继续经营，不可放弃㉒。在郑振铎看来，上海出版公司声誉很好，是战后新起出版商中“硕果仅存”的一家，应以美术、历史和文艺三个领域为主体，在全国出版业中站稳脚跟。“虽未必能和‘开明’、‘生活’并驾齐驱，但也可以不作第四家想也”。㉓通过郑振铎的远程决策，上海出版公司逐渐摆脱西方文化的长期影响，成为一家参与社会主义文化交流的机构。

在此过程中，也正是以郑振铎为纽带，中央政府的翻译动向不断传至上海出版公司，引起这家私营出版社的计划调整。事实上，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政策，郑振铎不仅始终知情，而且是密切的参与者。1950年9月，北京举办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这次会议以1951年为开端，把全国公私出版业纳入以中央出版总署为核心的“计划化”管理体系，并提出“统筹兼顾，分工合作”的具体办法㉔。郑振铎与私营上海出版公司自然也成为社会主义出版计划的一部分。实际上，已经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受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的邀请，以华东地区特邀代表的身份参会，并在开幕式上讲话。但郑振铎不能代表上海出版公司，故请刘哲民通知唐弢代表公司赴京㉕。倘若对照中央出版政策的制定过程与上海出版公司步步为营的调整对策，便可以一窥私营机构走向“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的历程。

三 从西风到东风：上海出版公司的世界主义转向

在郑振铎的影响下，上海出版公司的出版变化并非从狭隘的本国文学走向开放的世界文学，而是从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世界主义”。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上海出版公司自身成为“社会主义世界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环节，也反映出国家动员机制对私营出版商的深刻影响。

郑振铎与李健吾合编的《文艺复兴》以引介世界文学作品著称，但《文艺复兴》所翻译的“世界文学”仍以西欧作品为主要来源。据统计，《文艺复兴》刊载的译文共有110篇次，数量最多的法国作品多达62篇次，占译文总数的一半以上。德国和英国作品紧随其后，分别被翻译17篇次和13篇次。相比之下，苏俄文学只有11篇次，其中还包括旧俄作品9篇次，真正意义上的苏联文学仅有2篇次。《文艺复兴》虽由郑振铎和李健吾共同主编㉖，但李健吾日后回忆，“出这样一种大型杂志，完全是振铎的主意”㉗。就国别比例而言，郑振铎并没有展现出对苏俄文学的特别关注。所谓“文艺复兴”，毋宁说是他试图“继承五四运动未完成的工作”㉘，延续近代以来西方人文思潮的广泛影响，而不是转向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新方向。

1949年，郑振铎不仅经历个人生涯中的“社会主义时刻”，也把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引入上海出版公司。当年12月，公司即推出李健吾翻译的高尔基戏剧集七卷。身在北京的郑振铎非常关心该书的出版，早在筹备阶段就频频向刘哲民去信询问进展情况㉙。出版以后，他还热切期盼在北京买到这套译丛㉚。但这套丛书的底本却暴露出上海出版公司的翻译人才捉襟见肘。李健吾本是法语出身，以翻译《包法利夫人》而著称。他承认，高尔基戏剧集有三卷是从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英文版转译而来，其余四卷则根据耶鲁大学出版社的英译本译出㉛。上海出版公司未能配备熟悉俄语的合格译者，不得不以转译的方式勉强投入社会主义国际出版市场。不仅如此，这些翻译者的知识结构仍以英、美、法等西方国家文学为主导，即便翻译苏俄作品，也不得不借由英文转译本完成。

为了克服翻译人才不足的困难，当1950年1月推出以苏俄文学为主体的“世界文学丛书”时，上海出版公司在更大的范围内广招译才，最终延请巴金、楼适夷、汝龙、董秋斯、周熙良等名家操刀。郑振铎在写给刘哲民的信中对这项计划大加赞赏㉜。即便如此，从英文转译的作品仍不在少数。从构成来看，这部译丛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虽然大多数分册译自苏联文学名著，但原作者中仍不乏迦尔洵（Vsevolod Garshin）和柯罗连科（Vladimir Korolenko）等旧俄作家，以及在十月革命后长期客居异邦的库布林（Alexander Kuprin）。直到1955年，这部译丛还推出新的分册，足见上海出版公司仍在苏俄作品的翻译上用力，只不过远不足以保持集中出版的规模和频率。

郑振铎还酝酿过一套“世界短篇小说集”，主要是以社会主义世界文学市场为考量。他发现，“文艺书拉稿不易，不如多出翻译的作品，唯亦当以‘有系统’的丛书为主”。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的“图书小丛书”进入他的视野，“容易编，容易印，容易销，惟我们不便与之重复”，须另找内容和题材，遂建议刘哲民把已出数本短篇小说译作编成丛书，树立品牌，并拟请李健吾、辛笛和巴金主持，每月出版二三部㉝。这条意见想必一度纳入出版计划。1951年11月，正在印度访问的郑振铎在信中写道：“公司拟编世界短篇小说集，大是好事，最好能多出些，成为一整套。”㉞1952年初，郑振铎再次去信催问，强调“此书极有用处，且可畅销，当倾全力以为之”，并拜托刘哲民询问总编辑师陀的看法㉟。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世界主义”在中国催生了一个潜力巨大的翻译市场，吸引着包括上海出版公司在内的私营企业投入其中，在客观上造成激烈的出版竞争。郑振铎的通信透露出上海出版公司的初衷，即出版策略的调整首先是为了迎合新兴的世界主义文化市场需求。尽管这部构想中的“世界短篇小说集”最终未能出版，但上海出版公司在1951年至1952年又推出“今日的苏联”译丛17册，广涉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思想、铁路建设、国民收入、生活水准、道德观念、知识分子、草原生活、经济核算等主题，其实与文学选题已相去甚远。可以说，在上海出版公司制定翻译策略和自我定位的过程中，最终是“社会主义”而非“世界文学”成为首要标准。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内，上海出版公司从苏联翻译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数量显著增加，而译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则急剧减少。一家私营出版商主动选择“东风压倒西风”的转变，在根本上出自中央政府对全国文学翻译出版的“政治化”和“计划化”布局。这种自上而下的“国家翻译实践”以国家意志为核心，取代了以往私营书商各自为营的混乱局面，也深刻地改变了出版从业者对待外国文学的态度与办法。1951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提出：“要进行斗争，就需要武器。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书籍，就是出版。”“出版工作是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最集中、有效，影响最广的武器，出版行政机关应该紧抓住这一个环节，不能放松，要使这一工作由放松改为抓紧。”㊱这就从思想上确立了出版业不仅是市场行为，也关乎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政治基础。

作为文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文学的翻译出版同样被纳入政治化和计划化的方针。1951年11月，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召集全国主要出版社、编译机构和学术翻译界代表，商讨新中国的翻译规划。与上海出版公司关系密切的李健吾作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处的代表进京参会㊲。在这次大会上，出版总署翻译局局长沈志远公布汉译苏联文学的数量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前30年，译自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占翻译总数的67%，译自苏联的仅为9.5%；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二者比例分别变成20.5%和77.5%。沈志远进而提出翻译“计划化”的措施：“今后我们为适应国家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我们的翻译工作必须有计划、有系统地、认真严肃地大量介绍外国先进经济建设经验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优秀著作，首先是介绍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伟大友邦苏联的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经验和优秀科学技术著作。”㊳质言之，“计划化”“政治化”连同背后的“苏联化”成为全国翻译规划中密不可分的整体政策。正是这种整体性的出版方针，把新中国的个人与私营企业一并纳入“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的文化制度。

四 从私营到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文学翻译

值得一提的是，出版总署在1951年初进一步明确“计划化”的具体内容，把工作重心落在“调整公私关系”上，“消除全国出版事业上的无组织无计划现象，加强有组织的领导，走向逐步计划化”㊴。1952年，出版总署又制定《全国出版建设五年计划大纲》，提出“大力发展国营公营出版事业，整顿私营出版事业，五年内做到把出版业基本上掌握在国家手里”㊵。正是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公私合营，“计划化”的浪潮席卷出版业，这使上海出版公司的文学翻译活动最终成为社会主义出版格局的组成部分。

郑振铎赴京工作以后，不仅相当了解出版业的公私合营政策，其本人就是这一政策的探索者和执行者。1950年，私营开明书店申请公私合营㊶。鉴于郑振铎在1948年就出任上海开明书店董事㊷，1951年被中央政府委派，参与合营筹备工作㊸。郑振铎起初并不热衷于合营一事，在当年9月11日的董事讨论会上“颇不欲骤施，最好先解决私股云”㊹。直到一周后，各位核心成员在开明文化俱乐部再次开会，经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反复劝说，包括郑振铎在内的开明董事才放弃考虑，同意合营㊺。次日，郑振铎即被任命为筹备委员，全面参与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的合营事宜。从1952年起，郑振铎力劝开明书店把工作重心转至北京，裁撤上海办事处，并向老职员分发股息。1953年4月15日，吸纳开明书店后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成立㊻。

令人玩味的是，郑振铎虽然了解公私合营的政策，但在上海出版公司合营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多有反复。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还一度希望上海出版公司在私有化的方向上进一步壮大㊼。至1952年4月前后，上海出版公司已开始酝酿合营，郑振铎先是建议不宜与平明、文光两家合并，不妨考虑上海晨光出版公司，但又说“能不合并，还是不合并好”㊽。进入下半年，他一方面表示“公司改为公私合营事，只是我的建议”，另一方面强调“一定要走上这条道路”㊾，同时敦促刘哲民先处理公司资产，否则政府必不接受合营请求。事实上，郑振铎的建议仍是为了跻身社会主义出版市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政府有大笔资金和出版业务只准公有企业参与。“如不‘合营’，则不易（不便）交给公司出版，怕有人说话也。”㊿到了11月20日，郑振铎在信中流露出十分无奈的语调：“明年是否要和其他公司合并，改为联营？恐怕不合并也不行。”[51]进入1953年，郑振铎对于公私合营的态度终于明确下来。他向刘哲民表示：“出版事业一定是首先走上国营（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海出版公司应该是向这条路走。或作为‘国营’某社的分支，或径行结束，而将人力和出版物交给国营出版社。这是必须事前有个精神准备的。”[52]

公私合营的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上海出版公司的策略调整。按照郑振铎的设想，上海出版公司本欲通过译介艺术书籍进入世界图书市场。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认为公司的未来“还在历史、美术一类书的出版上。这是独门生意，没人能够竞争的”[53]。他特别指示刘哲民：“如多出贵重的专门的图书，专在国际销路上着想，必定是独一的无人可与竞争的美术出版公司也。”[54]这个定位不仅基于公司自身的传统优势，亦出于社会主义新现实的考量。1950年代初，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通过对外联络事务局向上海出版公司订购《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500部（计2亿元），作为外交活动的赠礼送给其他国家[55]。该书从一部本国历史图册汇编荣升为世界舞台的国礼，上海出版公司也由此跻身于“社会主义世界主义”文化空间。

可是，上海出版公司对于该书的分销并无主导权。随着国际书店的成立，“1949年以后的书刊进出口，均处于国际书店垄断和管制之下”[56]。上海出版公司也必须经由国际书店参与书籍出口，如郑振铎在1953年11月6日的信中就透露国际书店订购300部《图录》[57]。不仅如此，上海出版公司甚至无权参与该书的外译事务。郑振铎告诉刘哲民，《图录》俄文和英文页面均由对外联络局翻译，上海出版公司只须排版印刷目录，再寄给中苏友好协会等外事单位使用[58]。在该书的出版过程中，郑振铎不断接到对外联络局局长洪深的排印通知，随后转告刘哲民“务请于译文收到后，即行印好交去，以免误事为荷”[59]。换言之，在这个日益浮现的社会主义全球出版体系中，上海出版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出口图书的承印商。

对于新中国出版业而言，公私合营“不但是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政治实践”[60]。《图录》的国际出版不仅是上海出版公司的命运缩影，也表明国家意志不断介入社会主义文学翻译业的重新布局。1954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度有意吸纳上海出版公司参加公私合营，郑振铎指示刘哲民全力配合：“‘上出’能改为国营，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合并是一大喜事！想来股东方面是不会有意见的。问题只在股本的计算问题。如何计价？决不能算得太多，其实全部捐献也是好的，只怕不合‘政策’，政府不予接受耳。”[61]但他未必料到，正是这部多年心血汇集而成的《图录》，一方面成为各方看重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成为合营告吹的症结所在。上海出版公司的优势在于影印技术、人才和经验，然而，“（公司）与郑振铎先生的关系很深，郑先生经常叫他们影印画片等艺术作品。这一点北京方面（如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很有意见，认为中国古画的影印最好由国家出版，同时在取舍标准上也与郑先生不同”[62]。以《图录》为代表的艺术影印虽然把中国艺术传统带进社会主义国际市场，但在北京方面看来，这项业务理应由国营机构负责。1955年底，上海出版公司最终并入由多家私营企业组成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至1956年底，除宗教性质出版社外，上海已没有私营出版社。

至于上海出版公司早已开展的苏俄文学翻译计划，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也被排除在全国出版业的布局之外。1953年，苏联要求中方翻译苏联出版物时都须预先制订翻译计划和翻译目录，由出版总署取得苏方同意后再通知翻译[63]。从当年起，上海出版公司的图书目录中就再无苏联文学译著。随后，苏联又把上述要求扩展到影印、翻印、转译本以及内容审查等各个方面。1956年，中央文化出版局联合上海市出版事业管理处颁布条例，规定苏联书籍的分工出版方案。作为上海出版公司的继承者，新文艺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对接苏联国立文学书籍出版社、苏联“苏维埃作家”出版社和苏联“艺术”出版社的文学书籍翻译工作[64]。至1957年，随着公私合营任务基本完成，新文艺出版社进一步细化年度工作计划，包括“翻译部门并须在资料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考虑介绍世界文学的范围和步骤，分别轻重缓急，整理全部约稿”[65]。诚如私营出版社的命运一样，私营出版社承担的苏联文学翻译最终也被收归国有。

五 结论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系统，“社会主义世界主义”在中国的落成并非一蹴而就的成绩，而是经历复杂而艰辛的整合过程。如果把时间线放长，中国现代文学向来不缺乏世界性元素。因此，新中国跻身于这个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特征的世界主义文化空间并非从无到有的创建，而是对已有世界主义资源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出版公司通过郑振铎个人的角色转换和思想改造，以及自身行业定位和出版策略的不断调整，努力迈向全国乃至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出版市场，却最终消失于公私合营的历史巨浪。在这个过程中，以国家之名发起的文学翻译实践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动员、市场规划和全国出版业的重新布局，也意味着个体的探索及其代价，而这正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双重启示。

注释：

①Nicolai Volland,Socialist Cosmopolitanism:The Chinese Literary Universe,1945—196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7，pp.12-13.

②王思维、曾健德、洪华等：《世界主义视野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文学：谁的世界，哪个主义？——评傅朗Socialist Cosmopolitanism》，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9年春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85页。

③⑤任东升：《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构建》，《外语研究》2019年第4期。

④这些研究主要考察中央政府的出版政策制定过程或国家级媒体的出版活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参见倪秀华《建国十七年外文出版社英译中国文学作品考察》，《中国翻译》2012年第5期；郑晔《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0）为个案》，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崔峰《翻译、文学与政治：以〈世界文学〉为例（1953—1966）》，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操乐鹏《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总署的文学翻译活动考释》，《出版史研究》2020年第3期。操乐鹏近以上海平明出版社为对象，考察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出版经营活动和文学翻译状况，但并没有深入讨论这家私营出版商与国家出版政策的关系，包括公私合营对其结局的影响。操乐鹏：《平明出版社的文学译介与出版活动考释》，《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1期。

⑥张珂：《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实践研究：1895—1949》，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⑦最早梳理郑振铎与世界文学关系的学者应为陈福康，他详细概括了郑振铎有关世界文学的思想来源和历史意义，但主要参照国别文学（如俄国、希腊、印度）整理他的翻译作品，并依据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两大方法论述，与近来达姆若什（David Damrosch）等人的“世界文学”理论并无直接关联。见陈福康著《郑振铎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美国学者石静远（Jing Tsu）基于“世界文学”理论话语的历史演变，考察郑振铎等早期中国学者开拓世界文学的历史贡献。见Jing Tsu，“Getting Ideas about World Literature in China,”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Vol.47,No.3（2010）,pp.290-317。其他中国学者主要就郑振铎的世界文学史书写与20世纪初世界文学史范式的关系展开讨论，参见杨玉珍《郑振铎与“世界文学”》，《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张珂《民国时期“世界文学选本”的编纂思路及歧异——以陈旭轮〈世界文学类选〉和郑振铎〈世界文库〉为例》，《中华文化论坛》2014年第8期；戴燕《在世界北京下书写中国文学史——从翟理斯到王国维、胡适》，《书城》2018年3月号。此外，笔者曾从翻译视角发掘郑振铎对于世界文学的引介，参见Ruoze Huang,“Remolding World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A Study of Zheng Zhenduo's Translation of Reynard the Fox as Allegorical Satire,”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 Intercultural Studies,Vol.5，No.1（2018）,pp.57-71;黄若泽《古典的现代诠释——郑振铎对希腊神话的三次翻译》，《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4期。

⑧陈福康：《文学大纲重印序言》，见郑振铎《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页。

⑨张珂：《民国时期“世界文学选本”的编纂思路及歧异——以陈旭轮〈世界文学类选〉和郑振铎〈世界文库〉为例》，《中华文化论坛》2014年第8期。

⑩郑振铎：《文艺丛谈》，《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期。

⑪郑振铎：《文学的统一观》，《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8期。

⑫瞿秋白：《新俄国游记》，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31页。

⑬茅盾在回忆录中说，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只知国内有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之说，因而认为郑振铎等都靠不住了”。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40页。

⑭陈福康：《郑振铎论》（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0页。

⑮吕彦霖：《试论1940年代后期“中间”知识分子的审美取向与心态转换——以〈文艺复兴〉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2期。

⑯㉕刘哲民编：《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57、499页。

⑰陈福康编：《郑振铎日记》上册，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80页。

⑱㉑㉒㉓㉙㉚㉜㉝㉞㉟㊽㊾㊿[51][52][53][54][57][58][59][61]刘哲民编：《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01、103、112、104，106、206，18，13，26，34，39，80，85，88，104，150，151，159，165，35，77，178，73，100，182页。

⑲熊月之编：《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2页。

㉔胡愈之：《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册，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29页。

㉖在《文艺复兴》的登记案上，“主编”一栏写着郑振铎和李健吾两位的名字。见《上海市社会局报纸杂志通讯社申请登记表（1945年11月7日）》，收《上海市社会局关于文锋通讯社总社、文选、文潮、文坛、文联、文艺复兴、文艺知识、文艺时代、文艺工作、文艺杂志、文艺青骑、文艺之友出版社、文艺春秋、文艺书局、文鉴月刊、文献等申请登记文件》，上海市档案馆：Q6-12-42，第42页。

㉗李健吾：《关于〈文艺复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㉘刘哲民：《西谛与〈文艺复兴〉》，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郑振铎纪念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页。

㉛李健吾：《〈底层〉译后记》，收李维永编《李健吾文集：文论卷3》，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

㊱胡乔木：《改进出版工作的几个问题》，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3册，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248页。

㊲《195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处去京出席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名单和有关材料》，上海市档案馆：B1-1-1943。

㊳沈志远：《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奋斗》，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3册，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95、406页。

㊴《一九五一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3册，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㊵《出版总署全国出版建设五年计划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4册，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41页。

㊶《出版总署最近调整若干私营出版业的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册，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㊷张廷银、刘应梅整理：《王伯祥日记》第9册，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4093页。

㊸㊹㊺《王伯祥日记》第11册，第4711、4712、4716页。

㊻《王伯祥日记》第12册，第5028页。本册日记所见郑振铎参与开明书店公私合营的条目包括1952年2月9日、1952年3月17日、1953年1月24日、1953年4月11日等。

㊼例如，他在1949年10月21日致信刘哲民：“大家闲谈，觉得出版界前途，大可乐观，应该积极进行。惟所集股本，恐怕不够发展，能否再大加扩充一下？”在当年10月31日的信中又说：“增资事，已告结束否？最好，以多为善。益资本雄厚则办事比较方便也。全国统一以后，文化事业一定大为发展。出版业前途，甚可乐观，惟需有计划耳。” 参见《郑振铎书简》，第26、27页。

[55]刘哲民编：《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63页。该书由郑振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编，从1951年8月至1952年7月陆续出齐12辑，后多次再版，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大型艺术史图册。

[56]操乐鹏：《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总署的文学翻译活动考释》，《现代出版》2020年第3期。

[60]王秀涛：《民营出版业的改造与“十七年”文学出版秩序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

[62]《关于“上海出版公司”公私合营的意见》，《关于“上海出版公司”公私合营的意见》，上海市档案馆：B167-1-59。

[63]《出版总署关于翻译苏联书籍应报送计划和目录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5册，第103～104页。

[64]《中央文化出版局、上海市出版事业管理处、人民教育出版社等颁发，翻译出版苏联书籍分工方案及各出版社专业分工的指示、办法》，上海市档案馆：B167-1-153，第6页。

[65]《上海人美、新文艺、教育图片等十二个出版社1956年年度工作报告》，上海市档案馆：B167-1-138，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