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国莹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伦理学》(Cosmopolitanism: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是加纳裔哲学家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的重要著作，在学术界以及国际政治领域都有很大影响。作者阿皮亚在加纳长大，在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他的主要学术领域是语言哲学和伦理学，同时也致力于非洲研究。《世界主义》一书是阿皮亚于2006年出版的著作，这部著作反映了近年的思想潮流之一:对“世界主义”的重新关注和阐发。“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犬儒主义(the Cynics)。犬儒主义者将自己看做是宇宙的公民，以此来对抗传统观念认为的个人属于特定的团体和传统。这种观念被后来的斯多葛(the Stoic)学派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自己能够超越国界而怀有对整个人类的爱，因而是世界的公民。“世界公民”的概念后来被启蒙主义思想继承。康德(Immanuel Kant)的世界主义思想典型地体现了启蒙主义的精神。一方面，康德提出了“世界主义秩序”的构想来保证主权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另一方面，康德提出了“世界公民的权利”(Cosmopolitan right)作为世界主义关注平等自由的个人以及关注普遍人性的核心理念。近些年，世界主义的思想被重新发现和重新阐释，并成为当下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如果说此前的世界主义都是“前民族”的，那么最近的世界主义思想则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后民族”语境:二战后，各种国际组织的成立以及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都试图对民族国家的权力进行限制。同样，对民族主义的反思也构成了世界主义思想的现实指向，世界主义思想的复兴与全球化的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世界主义思想也致力于反思“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文化的同质化、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世界主义以对文化、伦理的强调来反思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弊病。

与古典世界主义和启蒙世界主义相比，当下的世界主义思想有着更广阔的问题域并呈现出更多样化的局面。世界主义不只是一种哲学理念，同时也波及政治、法律、国际关系、文化、伦理等诸多领域。世界主义所关注的问题也不能被简化为普遍人性和政治共同体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后殖民等问题都被纳入世界主义的讨论范围。杰拉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和大卫·英格利斯(David Inglis)在其合编的《世界主义》一书中划分了当代世界主义思想的六种主要类型:道德世界主义、政治世界主义、文化世界主义、社会学世界主义、非主流世界主义和批判世界主义［1］Introduction。罗伯特·凡(Robert Fine)、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吉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以及安东尼·阿皮亚(Anthony Appiah)等思想家都对世界主义思想进行了各自的阐述。在欧洲乃至西方的世界主义思想传统之外，亚洲的世界主义、中国的世界主义思想也都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

当然，这种依据不同的理论侧重而进行的划分并非泾渭分明，不同类型的世界主义思想有着某些共同的理论取向和价值关怀。总体上看，当代世界主义思想不仅强调普世性的价值，同时也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关心他者、尊重差异是世界主义思想的前提。阿皮亚的《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伦理学》一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重要著作。正如副标题所暗示的，作者更倾向于将世界主义看作一种伦理，而非政治。阿皮亚以散文式的写作风格来阐述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书中充满了个人的经历、日常的观察以及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历史事实，尤其是加纳的风俗和文化。阿皮亚关注的并不是如何建构一个世界主义的政治共同体，而是如何界定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不同的文化如何相处和对话。世界主义是一种伦理实践而非政治理想。因此，价值与伦理、责任与实践、个体与普遍性、国家与身份、语言与文化成为这部著作的关键词。

一、从三种世界主义到一种世界主义

阿皮亚的“世界主义”可以同时被归纳为三种世界主义:普遍主义的世界主义、个人主义的世界主义、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阿皮亚的世界主义思想致力于将这三种看似不相容的世界主义观念融合起来。

首先，世界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世界主义。阿皮亚强调世界主义坚持认为存在普遍的价值，以此区别于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他批判了实证主义哲学和以实证主义为根基的道德相对主义。认为道德相对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对“事实”(fact)与“价值”(value)的区分和对立，这源于实证主义哲学对于信念(belief)和意志(desire)的区分。信念是关于现实是(is)什么，是可以被客观事实(fact)检验的，而意志是主观的，是关于现实应该(ought)怎样，因而无法被评判。事实上，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事实”，事实往往已经被信念和价值预先决定。他将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问题归为“自然主义的谬误”——实证主义取消了价值评判，也排除了任何关于理想性的考虑。于是便不难理解那些持文化相对主义观点的人类学家们对待不同的文化是一种完全不介入的态度。他在批判实证主义的同时恢复了“价值”的维度，并认为存在着普遍的价值(universal value)。他指出，价值并不是产生于个人的意愿中，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共同的行动中。关于价值以及价值的普遍性，他回到语言哲学的层面来探讨。“评价的语言首先是作为我们与他人交谈的工具，而不是我们同自己交谈的工具。”［2］28价值同语言一样是一种社会性的约定俗成。语言本身就承载着价值并引导着人的行为。他指出，“价值的客观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有一些价值是并且应该是普遍的，正如很多价值是并且必须是地方的”［2］Introduction。普遍的价值根源于人的最根本的意志，有些事物是每个人都认为有价值的(比如友善)，因而具有经验的(empirical)普遍性。他强调所谓的普遍的价值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普遍性，因而不同于康德基于理性的抽象的普遍性。人类社会有很多东西是共同的:诸如友善、谦虚、慷慨这些美德，善与恶、对与错这些概念，诗歌、音乐、舞蹈这些实践……。阿皮亚认为，这些普遍的价值既不是先验的，也不是绝对的。普遍价值提供了交流与对话的基础和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的可能性。因此，世界主义的观念虽然尊重差异，但坚持普遍价值的世界主义也强调“介入”——当然，这里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普遍主义。

其次，阿皮亚的世界主义也是个人主义的世界主义——这意味着个人(individual)而非任何形式的团体(community)才是伦理关怀的终极目的。调和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构成了阿皮亚世界主义思想的核心。他指出世界主义观念包含的两条线索:其一是我们对他人负有责任和义务;其二是我们不仅关心人类的价值，同时也关心具体的个人的价值［2］Introduction。正如阿皮亚的普遍主义是经验的而非源于抽象的理性或共同的人性，世界主义作为一种个人主义也同样意味着伦理关怀的中心不是承载着普遍人性的抽象的个人，而是属于特定的种族、国家和性别的个人，是有着特定的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个人，是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念乃至独特的兴趣与生活习惯的个人。总之，是现实中具体的、实在的个人。同时，作为个人主义的世界主义也意味着世界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实践是以个人为起点并建立在个体的觉悟和实践之上，实现世界主义理想不是诉诸社会的变革，而是个体的修养。阿皮亚强调每个人都对他人负有责任，都应当关心和尊重他人。所谓的“黄金法则”(the Golden Rule)无论表述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在他看来都是不恰当的。世界主义的伦理致力于了解别人的处境、尊重别人的观念而不是以康德的方式寻求一个普遍的道德原则。因此，世界主义伦理是以具体的个人为出发点来建构的——不是完全的利己主义或利他主义，而是一种关心他人的个人主义。

再次，阿皮亚的世界主义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或者说是有根的世界主义(rooted cosmopolitanism)。作为世界的公民并不需要放弃个人所属的国家及其他一切团体的身份而成为一个漂泊者;相反，世界主义伦理正是建立在这些具体的身份之上。阿皮亚固然不支持那些排斥所有外国人的民族主义者，他也同样不赞同极端的世界主义者——如果这些人放弃了对自己的家庭、亲属、社区和国家的忠诚，忽视了对自己的亲人和同胞的关心。因为世界主义关心的并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具体的个人，因而任何以世界公民的名义漠视亲人的“世界主义”都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他认为，只有关心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才有可能尊重世界上所有的陌生人，只有热爱自己的国家才能超越国家的边界去关心国界之外的人。也就是说，只有真正的爱国主义才能产生真正的世界主义。这种有根的世界主义更接近于中国儒家的爱有等差和推己及人的思想。阿皮亚始终在强调，如果世界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原则而是一种伦理的实践，那么世界主义必然是地方主义的世界主义。阿皮亚无意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他的世界主义思想认可国家的边界，并将国家视为建构世界主义伦理以及保证文化多样性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排斥国家的世界主义者通常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团体本身并不包含伦理的属性，或者说伦理并不先天地存在于“国家”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之中。而阿皮亚看到，正因为国家是人为建立的实体性的机构，国家较之民族、种族这些诉诸想象和非理性的认同的共同体更不容易引发狭隘的、排他的情感。爱国主义并不等同于民族主义。阿皮亚以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的区分进一步界定“爱国主义”的内涵。在《世界主义的爱国主义者》(Cosmopolitan patriots)这篇文章中，阿皮亚写道，“事实上，我想区分民族和国家以表明与赫德完全相反的观点:如果说存在着道德的专制，这并不是源于国家而是民族”［2］27。显然，阿皮亚对民族主义是怀有警惕的。但与民族主义者不同，阿皮亚认为世界主义同爱国主义一样都是一种情感(sentiment)而非意识形态(ideology)。

将一个国家之内的个体联系起来，这些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者是超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独立自主的个体。显然，国家的意义在于它是为个人服务的。阿皮亚始终强调国家应该对公民负有责任。因而在谈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以及乐施会(OXFAM)这样的国际救援组织时，阿皮亚强调帮助和拯救贫穷人群的责任不应当只由“我们”来承担，更根本的责任在于他们的国家和政府。我们可以提出建议，可以尝试改变他们的观念，如果他们不愿倾听或采纳，我们可以以资源或资金援助，但并不是需要贡献出除了我们最基本的需求之外的一切。阿皮亚并不提倡个人英雄主义或者绝对的利他主义。虽然阿皮亚并没有深入探讨衡量一个负责任的世界主义国家的标准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认为国家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机构。对于爱国的世界主义者，或者说世界主义的爱国主义者，尤其伴随着全球化语境下跨国旅行以及跨文化交流的普遍，他们可以去关心并且真实地影响异国的陌生人。跨越国家边界的伦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事实上，一旦理解了普遍主义、个人主义和爱国主义在阿皮亚思想中的具体内涵，我们就会发现世界主义的这三重属性并不相互排斥——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对“人”的关怀。世界主义强调普遍的价值，同时又因为关注具体的个人和文化的差异而区别于传统的人文主义。在阿皮亚的世界主义理想中，“个人”不仅是独立自主的个人，而且是关心他人的个人，是植根于国家和文化传统中的个人，是因为普遍的价值与世界上的所有人进行对话和理解的个人。因此，普遍主义的世界主义、个人主义的世界主义以及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构成了阿皮亚世界主义观念的三个不可缺少的维度。

二、个体与他人

作为个体的人在阿皮亚关于世界主义的探讨中始终占据着中心的地位。阿皮亚的世界主义思想是一套伦理，其核心是个体的价值以及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这种伦理强调个体的自由和自主，认为每个人应当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同时也认为个体应该超越其所属团体的边界，对他人怀有关心和尊重。因而世界主义尊重个体的价值选择，尊重差异。阿皮亚对人类价值的多样性的重视与他对于个体的关怀是一致的。“也许当论及道德的时候，并不存在唯一的真理。如果是那样的话，并没有一个破碎的镜子;而是有许多面镜子，许多种道德的真理，对此我们最多只能保留各自的意见。”［2］11尊重价值的多样性是世界主义的前提，追求人类价值的多样性也是世界主义的理想。“因为存在着很多值得探索的人类的可能性(possibilities)，所以我们并不期待和渴望每个人、每个社会都聚焦于某种单一的生活方式。”［2］Introduction阿皮亚的世界主义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如何生活得更好?”这一伦理问题一样，都试图涵盖更为广阔的伦理关怀，而不只是界定善与恶、对与错。阿皮亚关心人类伦理价值的可能性，他试图排除任何道德上的褊狭，回归人类价值的多样性。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也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广义的伦理观念的复归。

正是因为对个体和不同伦理价值的重视，世界主义并不将个人看作原子式的个人，而强调个体与他人的对话和理解。这种关于他人的伦理对阿皮亚而言首先不是知识，而是情感。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作出了意愿(voluntary)与非意愿(involuntary)的区分，区别于苏格拉底所谓的“知识即道德”，阿皮亚的世界主义伦理观也强调意愿或意志的重要。书中反复出现的“兴趣”(interest)、“好奇”(curiosity)这些表达都暗示着世界主义的伦理首先是一种意愿，其次才是一种责任。每个人对于他人的关心首先是出于兴趣，并由此与他人进行对话。此外，强调与他人的对话不只是出于对他人的关心和尊重，也因为个体只有通过与他人的对话和对他人与自己的重新理解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世界主义的观念之一就是人类知识的不完善。我们的伦理观念、价值评判的标准都是可以争论的。“世界主义以谬误论(fallibilism)的哲学教义为起点——也就是认为即使我们用全部的智力去审视证据也还是会犯错误的观念。”［3］因此，自我与他人的对话不仅为了相互理解，更是为了相互学习。由于人的知识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性，每个人都容易犯错误，而只有通过向他人学习，个体才能获得真正完满的自我，我们才能不断拓展我们的伦理视域。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每个人对于持有不同观念的人不仅要理解和介入，也要由此反观自身。

既然价值的多样性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对话都是必要的，那么这种对话何以可能?对话以何为起点又期待什么样的结局?对话中的个体能否超越身份(identity)的边界?阿皮亚的思考并不是用抽象的概念和逻辑进行推理，而是以经验主义和实践哲学的方法来探讨世界主义的伦理。他关注具体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身份。世界主义既不认为国家、民族、宗教这些共同体的身份是排他的，是不可跨越的，也不是要把抽象的“人性”(humanity)作为共同的身份。他认为个体之间的对话和理解是具体的。“世界主义者关于他人的好奇心并不一定从每次相遇时寻找全人类共同的特点开始，在某些相遇的情形中，我们的好奇是以两个单独的个人所共享的一些微小的事情开始。”［2］97同时，世界主义强调每个人都同时具有多重身份，两个特定的个人一定存在着共同的身份(shared identity)。因此，“跨文化对话的核心在于参与对话的人所共享的东西，这些东西并不需要是普遍的，它们只需要是这些特定的人所共有的”［2］97。身份的边界并不能真正阻碍个体之间的对话。

阿皮亚强调，世界主义的“伦理”是一个实践的范畴，因而他不断地回到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实践”(practice)的概念，以此代替康德所讨论的“原则”(principle)。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在伦理领域，我们并不关心“善”的本质是什么，而关心如何成为一个好人。阿皮亚也同样更关心“如何”(how)，而较少探求“为什么”(why)。在《世界主义》一书中，阿皮亚分析了三种形式的道德分歧:其一，缺少共同的评价性的概念;其二，相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涵义;其三，对于共通的价值有着不同的权衡标准。但阿皮亚并不认为关于价值的分歧必然导致冲突。“我们可以就如何做达成一致，即便关于为什么这样做没有一致的看法。”［2］67对话与理解在阿皮亚看来并不是诉诸理性，而是诉诸经验与实践。“我强烈主张我们应该了解其他地方的人们，对他们的文明、他们的观点、他们的错误、他们的成就保持兴趣，这并不是为了彼此达成一致，而是因为这将帮助我们互相习惯于对方。”［2］78书中反复出现的表达诸如“想象”(imagine)、“习惯于”(get used to)、“道德直觉”(moral intuition)等，都表现出阿皮亚对于实践而不是推理(reasoning)的重视。道德并非寓于理性之中，世界主义思想注重的是如何在经验与实践中理解他人、影响他人，同时也习惯他人。阿皮亚也指出世界主义伦理的边界:通过交流与对话，我们并不能保证能说服其他人赞同我们的观点，“我们参加每次谈话——或者与邻居或者与陌生人——并不期待着达成最终的一致”［2］44。对阿皮亚而言，对话不能也不必达到一致的共识。在此，阿皮亚的一个深刻的洞见就是，无论就个人还是团体而言，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源于价值的冲突，他也不认为价值评判都是基于理性的推理、对话和共识。他现实地指出，相同的价值观念并不一定导致和睦，不同的价值观念也未必导致冲突。比如，利益的冲突往往是以共同的价值为前提——当然，利益的问题并不在阿皮亚深入探讨的范围之内。阿皮亚的世界主义伦理显然受到哈贝马斯对话理论的影响，但不同的是，哈贝马斯的对话是基于理性的，而阿皮亚并未将理性作为价值判断和对话的最根本的依据，也没有期待着最终能够达成共识。这也是阿皮亚的世界主义思想与启蒙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区别。虽然阿皮亚的世界主义思想也属于启蒙话语的一部分，但与启蒙的理性主义传统不同，阿皮亚的世界主义思想恰恰表现出对于普遍人性和抽象理性的怀疑和警惕。他以英美经验主义哲学来调和启蒙的理性主义，以主体间性作为建构自我主体性的必要成分。因此，世界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实践，其核心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同时，有着世界主义视野的对话与理解也不是基于理性，而是诉诸习惯和文化。

三、世界主义的文化

阿皮亚与当代很多关注世界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一样都关注“文化”(culture)。文化多样性几乎是当下各种世界主义思想一致的理想或前提。事实上，“文化”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在阿皮亚的思想体系中，如何界定文化取决于如何理解文化与个体、文化与伦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决定着个体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同时，文化也是社会中的个体在相互对话中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阿皮亚的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文化”颇类似于本雅明所探讨的“故事”。另一方面，文化本身是以个体为目的，若是脱离了伦理的维度和对人的关怀，文化则仅仅等同于文物。对阿皮亚而言，伦理的世界主义最终表现为文化的世界主义。

对阿皮亚而言，世界主义的伦理不是哲学思辨而是一种日常实践，这种实践不是诉诸道德原则，而是植根于文化之中。文化填补了理性的空缺，主宰着人们的日常经验与实践。文化塑造着人的情感、价值观念和道德直觉。阿皮亚强调文化在伦理实践以及个体身份的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受到关注。语言不仅本身就是承载价值的，而且语言与人的感觉和行为也有着紧密的关系。“知道友好是什么，就意味着知道与其他事物相比它是好的……概念本身就是承载着价值的，因而也是指导行动的。”［2］26语言和文化都是人类实践的一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的行为。世界主义思想强调个人的生存植根于文化，人与人的交流、不同观念的对话都是在文化中实现的。文化不是一个客观的实体，而是一种习俗，一套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作用于个体，并随着个体或群体的变化而变化。文化是个体之间互相交流和共同生活的场所和产物。

这样看来，故事——本雅明意义上的故事，可以看作这种文化形态的一个隐喻。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本雅明分析了现代人经验的贬值与传统的讲故事艺术的消亡。传统的讲故事的艺术是一种工艺的交流形式。故事作为一种传统的经验交流的形式总是蕴含着一些实用的东西，讲故事的人是对听者有所指教的人。而在现代，“如果‘有所指教’今天听起来显得陈腐背时，那是因为经验的可交流性每况愈下，结果是我们对人都无可奉告”［4］98。本雅明强调故事中包含着经验和智慧，阿皮亚也同样强调故事为伦理价值的承载者。评论家维特(Witt)看到了“故事”在世界主义思想中的重要性，“世界主义者重视他人的观点主要表现在跨文化的讲故事艺术的复兴”［5］。阿皮亚将故事看作人类社会的文化标志:“如果一个群落没有故事，这里的人们没有叙事的想象，我们将无法认出这是人类社会。”［2］29故事代表了一套评价和交流机制——真正重要的不仅是如何评价故事中的人物，更是要借此思考我们自己的生活。在本雅明看来，讲故事艺术依赖于由说者和听者编织的经验网络。故事总是能与听者的经验相融，听者也会依照自己的经验重述故事。阿皮亚也同样强调，我们的对话和评价塑造着彼此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我们互相分享和影响，故事使得人们分享和参与不同个体之间的共同生活。本雅明有这样的比喻:“讲故事人的踪影依附于故事，恰如陶工的手迹遗留在陶土器皿上。”［4］103关于故事，本雅明探讨的是经验和智慧，而阿皮亚关心的是价值和伦理。关于文学、艺术等各种文化形式的对话和评价都有着伦理的指向。在阿皮亚的世界主义观念中，故事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本身也可以看作一个“故事”。他的著作正是充满了这样的“故事”。因此，每个人都是本雅明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当然，也同时是“听故事的人”。

文化同故事一样，是一套交流、评价和实践的机制。人的生存植根于文化土壤中，同时，个人的选择、社会的风尚决定了文化的流动和变迁。在阿皮亚看来，文化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实体，也不存在最终的本质。所谓的文化的本真性和纯洁性只是一种矛盾的修辞。文化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每一种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相互影响中发展。文化的流动性和多样性是世界主义坚持的原则之一。但值得关注的是，文化在阿皮亚的思想中始终没有脱离“人”的维度，没有脱离对人的关怀。文化以及文化多样性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它们的价值在于它们代表着个体的价值和选择。阿皮亚认为所谓的保护文化遗产的举动是荒唐的，因为文化不等同于文物。文化的变迁是个体和社会的自主选择，旧的文化消亡必然伴随着新的文化形式的产生。文化是为了“人”的文化，文化自身并不是目的。同时，文化不存在归属，也没有国界。伟大的艺术品是由伟大的个人创造的，也是被许许多多具体的个人热爱和珍视。因而他认为文化遗产并不属于某一个国家，而属于全世界的个人，文物和艺术品跨越国家的边界这正符合世界主义的理念。对个人的强调使得阿皮亚的立场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界限变得不再分明，类似的情况还表现在他对全球化的看法。对全球化会抹杀差异这一普遍的观念阿皮亚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文化的同质化，因为个人对于其他文化的接受是有选择的，是有抵抗力的，一个社会也同样如此。文化包含着连续和变迁，一个社会自身的同一性和独特性在文化变迁中是可以幸存的。阿皮亚没有深入讨论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这从他的思想逻辑上可以归为他对于个人的理想化的想象。如果说康德所代表的启蒙思想把个体的自由看作目的，看作有待于被实现的理想，那么阿皮亚似乎预设了个体的自由和自主。阿皮亚的世界主义不是设置了一个乌托邦的理想，而是建立在一个虚幻的前提之上。

四、结语

阿皮亚世界主义思想的不现实之处就在于他的写作以文化冲淡了政治，以伦理冲淡了权力和利益。阿皮亚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而不是权力关系。他的著作也因此而缺少批判的锋芒和政治的指向。但另一方面，作为一套以个体和实践为核心的伦理观念，阿皮亚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富于洞见。他的世界主义思想试图调和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个体与普遍、自我与他者、理性与情感、理论与实践……他将个人——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现实中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个人视为伦理关怀的终极目的。世界主义在本质上是个体与他人对话的艺术。这种对话植根于文化，并期待着创造世界主义的文化。事实上，世界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实践，一种思维方式。世界主义也并不是一场道德革命，而是一种精神，一种美德。阿皮亚与努斯鲍姆一样，都试图通过“教育”来培养世界主义的眼光，教育年轻人实践世界主义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主义的意义也在于它旨在提升个体的修养和德行。

［1］Gerard Delanty and David Inglis ed．:Cosmopolitanism:critical concep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Routledge，2011．

［2］Kwame Anthony Appiah:Cosmopolitanism: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W．W．Norton＆ Company，New York，2006．

［3］Kwame Anthony Appiah:Education for global citizenship，an article from website:http://wiki．wooster．edu/download/attachments/45711608/Appiah．pdf．

［4］［德］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M］．张旭东，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5］Matthew T．Witt:Book Review:Cosmopolitanism: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Administrative Theory ＆ Praxis，Dec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