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典传统、空间美学与史诗品格※<br/>——论王蒙《笑的风》等小说近作

正典传统、空间美学与史诗品格※
——论王蒙《笑的风》等小说近作

2021-04-16李萌羽温奉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1年4期

李萌羽温奉桥

内容提要：王蒙近期以《笑的风》《女神》《生死恋》等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在知识性还是史诗性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向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小说正典美学回归的趋向；而王蒙近期小说的空间结构特别是域外空间叙事，则表现了王蒙小说新的空间意识，即自觉的“地球村”意识，呈现了一种崭新的美学内涵，进而赋予了王蒙近期小说创作更为复杂的美学意蕴和更为开放的审美风貌。

近年来，王蒙的小说创作又迎来了一个新的“井喷期”，推出了《笑的风》《女神》《生死恋》《夏天的奇遇》等风格各异的小说。王蒙曾多次自喻为“蝴蝶”，王蒙近年的小说创作真正显示了“蝴蝶”的自由与潇洒、悠游与从容，特别是长篇小说《笑的风》，其开放的文本结构、史诗性美学品格以及对时代、历史、人性等宏大命题的哲学思考，都体现了王蒙小说探索的新向度。在一定意义上，王蒙近年小说创作，体现了向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小说正典传统的回归和“返本”。

一

中国古代素以诗文为正宗，“小说”难成正统，《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可见，小说从源头上即是一种流布于民间的艺术形式。但也恰因其“小”（“琐屑之言”“浅识小道”），“小说”故也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非但不拒时文，即一切谣俗之猥琐，闺房之诟谇，樵夫牧竖之歌谚，亦与四部三藏鸿文秘典，同收笔端，以供馔箸之资料，而宇宙万有之运用于炉锤者，更无论矣”。①可见，“博物传统”乃中国小说的正典美学。

所谓“博物”也即小说的知识性，“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②，可见知识性是小说的原生性文体特征，也是小说可读性、趣味性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审美质素。在小说艺术诸多规约中，开放性、杂语性是其题中应有之义。鉴于此，中国传统小说大都具有某种“百科全书”性质，《红楼梦》更是将这一传统推向了巅峰，其有关园林建筑、饮食服饰、宗教信仰、医卜星相等都有专业、精湛的描写。然自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始，存在将小说“大说”化的倾向，“五四”以降，小说更是成了“第一文体”，但另一方面，小说在逐渐纯化、雅化、社会化的同时，也存在文体上的自我窄化、封闭化倾向，一个重要表征即是“博物传统”的丧失导致知识含量稀薄成为小说的一个通病，“十七年”小说尤甚。这种小说伦理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福斯特曾把“广博的知识”作为小说家的必备素质。王蒙既是一位具有丰富生活阅历和生命体验的作家，更是一位综学博见的学者型作家。早在1980年代初，王蒙就敏锐地指出了当代作家的“非学者化”问题，指出“缺乏学问素养”③，是制约当代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小说家的知识与其经历、思想一样，影响甚至决定了小说的文化风貌、艺术品格、叙事特点，在小说艺术世界的构建中起着重要作用”④。王蒙广博的知识视野决定了其小说创作开放的文本结构和丰厚的认识价值。王蒙擅长把各种知识纳入他强大叙事系统之中，所谓“众声喧哗”“杂语”“狂欢”等，仅仅是对王蒙小说外部特征的描述，其背后是一个强大的知识体系在支撑。读王蒙的小说，如行山阴道中，时时被各种新奇的知识、见闻、议论所吸引，解惑，解颐。在小说的知识性传统越来越淡薄的今天，王蒙的小说创作返归了传统小说“广闻见”“资考证”的正典美学，这一点在其近期小说创作特别是《笑的风》中有集中体现。

知识性被视为小说的基本艺术伦理，也是其朴素功能，“现代小说应该像百科辞典，应该是认识的工具”⑤。《笑的风》重塑了当代小说的丰富性和知识性。在这部小说中，王蒙打破了虚构与写实、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从飞机起落架到英国“三枪”牌自行车，从传统美食到荷兰“飞利浦”电视机，从“病”到女人的“乖谬”，更不用说古今中外诗词歌赋、名言典籍、掌故段子等辞典式旁征博引，构成了这部小说独特的知识谱系，小说涉及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多达249位，提及的从《葡萄仙子》《何日君再来》《乡恋》到《往日情怀》《致我爱过的女人们》《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等中外音乐、歌曲、戏曲等67首，各种典籍、著作等63部。可以说，知识性叙述构成了《笑的风》一个显著的独立性审美质素和审美维度。

卡尔维诺曾提出小说的“杂语性”概念，并将“能否把各种知识与规则网罗到一起，反映外部世界那多样而复杂的面貌”⑥看作小说面临的最大挑战。事实上，如何重构小说的知识性传统，如何在小说叙事构架中处理知识性质素，绝不仅仅是个叙事技巧问题，而是一个传统性小说艺术伦理问题，在这一方面，《笑的风》堪称回归小说知识性传统的典范。同样注重小说的知识性，《笑的风》与李洱的《应物兄》、贾平凹的《山本》等小说相比又有显著区别。《笑的风》涉及很多知识维度，但更多是一种日常性、审美性知识范畴，且具鲜明的叙事功能，可称为隐性知识；与《笑的风》不同，《应物兄》则涉及大量植物学、生物学、建筑学等专业、显性知识，有的明显游离于小说的叙事结构之外，例如小说第六节关于犬和狗的区别，则嫌过于琐碎。李洱的初衷也许仅仅是“回到历史的现场”⑦，即营构一种历史感、现场感，这与通常意义上小说的知识性传统并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再如，贾平凹的《山本》堪称一部关于秦岭的动物志、植物志、风俗志，其中充斥大量秦岭地区动植物、民俗、传说、药方、制茶等技艺、知识，但是过于鲜明的地域性其实也是一种拘囿和限制。《笑的风》在这方面无疑更开阔、更丰富，因而更符合小说的艺术规律和审美特征。

小说的开阔性、自由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知识性。王蒙近期小说之丰富而驳杂的知识谱系，除了增强小说的趣味性、可读性外，还具有某种叙事功能，《笑的风》将知识融入小说的整体叙事建构之中，知识性与小说艺术完美融合，构成了小说审美体系的重要维度，是小说艺术感、审美感的一个重要来源。例如，无论是电影《小街》主题曲还是李谷一的《乡恋》，也无论是《哈萨克圆舞曲》还是舒曼的《梦幻曲》，不但强化了小说的时代感、现代感，而且丰富了小说的审美质素，拓展了读者的审美体验，也提升了小说的审美品格，知识性在小说艺术世界的构建和艺术品位的营造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笑的风》关于舒曼、勃拉姆斯、贝多芬以及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知识，在小说审美功能方面，不仅起到了添情趣、调节奏、扩空间的作用，同时也是激活小说与世界之对话关系的一种必要手段，是王蒙建构和表现世界的一种方式。还有，《笑的风》《生死恋》的知识叙事，看似各不相同，但是实则暗中相通，形成了一种弥散性和关联性，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网络和文本语境，体现着鲜明的时代内涵，并最终形成了对社会的某种认知和判断。

王蒙近期小说创作所表现出的这种“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开放视野，重新把知识型传统纳入小说的审美建构中，涨破了当代以来僵硬的小说艺术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小说的审美疆域，丰富了小说的美学内涵，体现了一种现代性小说艺术伦理，是中国小说正典美学的当代回归。

二

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指出：“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而这中国如何虚构，却与中国现实的如何实践息息相关。”⑧小说如何“虚构中国”，首先表现为其时空结构。康德把时间和空间看作人类“先验的直觉形式”，其实，小说的时空结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技巧的问题，在更本质的意义上是作家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审美方式。

王蒙近期小说创作，自觉突破了所谓“本土情怀”的传统书写范式。空间被视为小说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创作想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便是确定一个完全具体的地方。……这是人类历史的一隅，是浓缩在空间中的历史时间。”⑨王蒙是一个具有自觉世界性空间意识的作家，与本土性、地域性相比，王蒙更自觉也更感兴趣的是世界性，这表现为王蒙近期小说创作开放的空间意识和开阔的空间结构。王蒙早期小说《青春万岁》中虽有不少“苏联”话语，但基本是一种意识形态性想象，并不具备本体性审美意义。新时期之初，特别是《蝴蝶》《杂色》等小说，标志着王蒙小说时空意识的变化，但整体而言，此时王蒙的小说仍属一个封闭性的时空结构，与《青春万岁》并无本质区别。王蒙小说空间意识的真正转变始于1980年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的经历，这段经历在真正意义上打开了王蒙的世界视野，也带来了王蒙文学视域和小说空间结构的第二次转变。自《相见时难》始，王蒙小说开始出现自觉的异域空间，特别是《活动变人形》，小说空间开始在河北乡村、北京与欧洲之间大跨度转换。小说空间的转换，并不单纯是故事背景的变化或延展，在更本质的意义上标志着作者看待世界方式的转变，就如巴什拉所指出的，转换的不是空间，而是空间的性质。可以说，至此王蒙的小说完成了从封闭性本土空间到开放性世界空间的转变，王蒙开始在一个崭新的空间背景上讲述中国故事。

王蒙小说的世界意识与他开阔的知识视野、丰富的个人经历特别是域外经历有关，王蒙曾游历过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域外经验在一定意义上都参与了王蒙小说的空间建构。王蒙近年的小说创作，更是自觉地把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置于世界背景下，体现了崭新的空间理念和开阔的空间意识。小说的空间感本质上是对世界的感知和呈现方式，《女神》从北京北海公园太液池、新疆伊犁赛里木湖一直写到日内瓦湖、瑞士首都伯尔尼的“响泉”，以及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王蒙甚至为了写好日内瓦湖畔的风景与氛围，专门自费去瑞士游历了一次，可见，王蒙对小说空间是高度自觉的。《仉仉》中，随着李文采的足迹，小说写到了维也纳，写到了古德如甫咖啡馆、凯文登大街，还写到了莫扎特家乡萨尔茨堡与山城因斯布鲁克。显然，这种关于世界—中国的新想象，建立在王蒙全新的世界意识和生命体验之上。

就文学而言，“空间”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种美学意识和文化建构，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通过对家宅、抽屉、柜子、鸟巢等空间意象的原型分析建构起其“栖居的诗学”，王蒙的视域和格局无疑要开阔、宏大得多，他本质上看不上这类狭小封闭的所谓“幸福空间”。与王蒙小说磅礴豪放、酣畅淋漓的风格相谐和，空间在王蒙小说中多呈现开阔、开放的特点，而域外空间的凸显是王蒙近年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在短篇小说《地中海幻想曲》中，王蒙借主人公邮轮之旅，大范围地呈现了希腊圣托里尼岛、雅典卫城等异域空间，《夏天的奇遇》也同样在一种开放性异域空间中展开。在王蒙的小说中，异域空间不是功能性、客体性的，而是故事得以展开的一种必要形式，异域空间因为“加入了创作者主观的文化、情感与社会体验，文学作品中的‘异域’也是创作个人思想的一种表现”⑩。异域空间与人物的异域生命体验相勾连黏合，形成了一个开放、多元的叙事结构，进而深度参与了小说的主题建构。

更重要的是，王蒙小说的“异域”不是“他者”空间，而是文本整体建构的有机部分，在功能上与本土空间一样，这是王蒙小说区别于现代作家笔下异域空间的地方。王蒙并不特别强化异域空间的“异域”性，也就是说王蒙是从一个更为开阔和开放的视角来写异域的，体现了一种平等、多元的文化视角。当然，王蒙小说空间美学也经过了一个嬗变过程，例如《活动变人形》有一段关于“出国”的议论：“这就是‘出国’。它突然使你离开了你的世界，像一条鱼离开了它从没有离开过的水。……它似乎给你一个机会超脱地飘然地返顾，鸟瞰你自己、你的历史和你的国家。”⑪几十年后，《笑的风》中傅大成第一次出国的感受却是：“中国紧连着世界，世界注视着中国”⑫，虽然不能把小说语言完全看作作家本人的意愿，但是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叙事视角和生命体验的变化，在《活动变人形》中，王蒙看待中国—世界的视角基本是二元视角，但是到了《笑的风》已经完全不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对立隔离的状态，而变为一种对话关系，甚至是“共同体”关系，这反映了王蒙世界意识的变化。王蒙1980年代小说的异域空间，更多强调了其与本土空间的异质性和差异性，属于二元对立的空间结构，但是到了《笑的风》《女神》《生死恋》《夏天的奇遇》等小说中，王蒙自觉地“让空间流动起来”，《笑的风》更是从一个名为“鱼鳖村”的中国北方小村庄写起，一直写到边境小镇Z城、上海、北京、广州、西柏林、法兰克福、科隆，直至希腊、爱尔兰、匈牙利，这种大跨度空间的转换，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空间界限，建构了一个中国—世界平等对话的空间结构形式，这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国家叙事的局限性。

在这个意义上，《笑的风》堪称中国—世界“共同体”时代文学的象征。在这部小说中，王蒙多维度表现了不同的空间经验，而非简单的历史性呈现，王蒙曾用“地球村”来概括《笑的风》：“这样的视野与写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世界大不一样了，中国大不一样了，文学描写的疆域怎能没有拓展呢？”⑬随着主人公的足迹，小说空间从“鱼鳖村”扩展转换到全球，五光十色的异国风情、多民族文化随之构成了小说的审美底色，才有了从《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到德国民歌《洛丽塔》、苏联《祖国进行曲》，从电影《红色娘子军》、油画《开国大典》到列维坦的《白桦林》、《三月》、《杂草丛生的池塘》，从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到拉赫曼尼罗夫的《练声曲》，从“二战”到柏林墙，从史翠珊的《回首当年》到克拉拉爱情的“杂语性”。《笑的风》在一个开放的世界性背景下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世界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我—他者、中国—世界的对立感和断裂感，体现了自我与外部、中国与世界之全新认同意识。

王蒙近期小说创作，不但体现了自觉的空间意识和鲜明的空间美学，而且空间在小说中承载了重要的叙事功能，成为推动叙事的重要介质。也就是说，空间在王蒙的小说中不仅仅是故事的背景或人物活动的场域，而是具有与人物、事件同样重要的功能，一方面“空间是最重要的再现世界的核心方面”⑭，另一方面，空间与主人公命运相勾连，因而具有重要的结构性叙事功能。也就是说，王蒙小说的空间，多是“行动着的地点（acting place）”⑮，而非单纯作为故事场域的“地志性空间”。《生死恋》伴随着北京的胡同大院、南方的工业园到美国加州圣何塞的私人别墅空间的转换，完成了主人公从“蜂窝煤”到“洋插队”命运的流变，空间的转换不但将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沧桑纳于开放的时空语境中，而且空间本身具有了叙事建构功能。《奇葩奇葩处处哀》同样是通过时间、空间的“纠结激荡”，从而“旋转开了个人、历史、命运的万花筒”⑯；在《生死恋》这部小说中，空间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场景，而是推动整个叙事进程的结构性力量。福柯认为：“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其本身也是一个异质的空间。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种在其内部人们有可能确定一些个人和一些事物的位置的真空中。……我们生活在一个关系集合的内部，这些关系确定了一些相互间不能缩减并且绝对不可能迭合的位置。”⑰这意味着异质性空间是异质性关系的必然载体。因为，空间体现的是自身与外部的关系。《笑的风》的异域空间，不但催发了傅大成与杜小娟的爱情飞跃——由于异质性空间放松了对自我的无形束缚和控制，傅大成与杜小娟的爱情得以突进——而且空间转换成了小说的新的叙事动力源之一。整体而言，王蒙小说中的异域空间，是一种被喜爱的体验空间，在这种异质性空间中，自由感和想象力得到强化和丰富，进而推动了小说的发展，这一点可以从王蒙对《笑的风》的扩展、修改看出。与中篇小说《笑的风》相比，长篇小说《笑的风》第14章增加了傅大成、杜小鹃游历柏林后的波恩之行，在游览舒曼墓与波恩市音乐图书馆后，进一步强化了傅大成对杜小鹃之博学多才的崇拜；第19章则增加了傅大成与杜小鹃游览希腊圣托里尼岛时对幸福、自由、游轮旅游的讨论。从修改情况看，王蒙显然进一步凸显了域外经历对傅大成、杜小鹃爱情的催发作用。

三

黑格尔指出，史诗是“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⑱，也正源于此，史诗成为当代作家的一种自觉追求，《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皆把史诗性看作其崇高的美学理想乃至审美标准，都体现了鲜明的史诗品格，王蒙的《笑的风》同样如此。

但在对史诗性的理解和呈现方面，《笑的风》又有不同。一般而言，史诗性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规模宏大、人物众多，但“史诗性”更重要的品格是体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近年来，王蒙的小说创作表现了明显的史诗性追求，这或许与王蒙随着年龄增长愈发自觉的历史意识有关，《笑的风》中，王蒙使用了诸如“一九五八年春天”“一九六六年”“一九七八年底”“一九八三年秋季”“二〇〇一年”“二〇一六年”“二〇二〇”等大量时间性概念，一般而言，这种“流水账”式的写法是小说的大忌，但是，王蒙有意识要为历史“做注”的冲动，已经完全无法顾及这类小说艺术的“禁忌”。《生死恋》通过顿开茅、苏尔葆、单里红的故事，从1898年一直写到2018年，堪称百年中国镜像史。《女神》也同样如此，通过人物命运与时代脉搏的互动激荡，既写出了“女神”的命运变迁，更传达出了社会与时代的发展演变整体风貌。《笑的风》单纯从篇幅讲显然无法构成通常意义上的史诗性，但是从小说所展现的文化视野、理性精神和哲学品格而言，《笑的风》又是典型的史诗性小说。

《笑的风》创造了史诗性小说的另一形态，即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小”上做“大”文章。一方面，王蒙自觉追求“大”——“大时间、大空间、大变化”⑲，表现为小说结构的大开大合，审美境界的气势磅礴，天地开阔；另一方面，这些“大”又都是通过“小”来体现的——小人物、小事件、小细节，而这恰恰是“小说”的特点。王蒙曾以大海和水滴作比：小说“往往是让你在大浪中看得到、关怀到的滴滴水珠的情态；是能从水珠的轨迹中感受山雨欲来、大浪滔天”⑳。《笑的风》并不追求篇幅体量的庞大，而是删繁就简，以“小”见“大”，不仅表现出了高超的结构艺术，更重要的是长篇小说理念的变化。

众所周知，王蒙是“红学”大家，对《红楼梦》之“大亦小矣小犹大，无为有处有还无”㉑的叙事艺术有独到领悟，《笑的风》深得《红楼梦》之结构艺术的壸奥。小说的结构绝不仅仅是个艺术技巧的问题，按照卢卡契的观点，对社会整体性把握的不同程度决定了小说宏大形式的消长，小说结构本质上反映的是作者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能力。如前所述，宏大的时空结构是王蒙近期小说的普遍性特点，短篇小说《仉仉》不足万字，但是大跨度地描写了“土洋男女、城乡老少、高低贵贱的林林总总”㉒；《夏天的奇遇》则通过主人公翁㐗苍的回忆，串联起了几十年的历史；《笑的风》更是从历史和现实双重维度高度浓缩了自“大跃进”直至2019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实际上这部小说的隐性时间跨度更大，通过歌曲《四季相思》、电影《马路天使》等巧妙地把笔触延伸到了1930年代，为读者提供了更多回溯与回忆的空间——另一方面，与表现中国社会60余年沧桑巨变之“大”视野相比，小说的“切口”又极小，甚至小得不成比例，透过傅大成与白甜美、杜小娟的爱情纠葛，王蒙有意识地将个人命运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相勾连，例如小说对第20章的修改，增加了时代发展如电脑化、信息化所引发的傅大成内心情感变化的内容，可见，王蒙自觉地将中国现代化过程所引发的复杂心理和情感变化纳于主人公之爱情和婚姻生活之中，自觉地将波澜壮阔的时代图景纳于琐碎的日常生活之流，既浓墨重彩描绘了时代大潮的翻滚涌动，又生动细密呈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笑的风》的这种描绘并不是聚焦式的，而是抓住了体现时代方向的具有典型性、表征性的东西，例如李谷一的《乡恋》——很显然，《乡恋》已经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而是一个时代的符码和象征。《笑的风》这种寓繁复于单纯、寓奇绝于平淡的结构形式，“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㉓。

巴赫金认为，史诗性作品应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某一时代的整个生活。与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相比，王蒙的近期小说《仉仉》《女神》《生死恋》《夏天的奇遇》等，皆采用回忆式叙事语调，将人物置于历史的大激荡、大变动之中，颇具历史感地观察和表现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人的梦想、欲望以及躁动和追求，体现了王蒙自觉的“历史的构思”和强烈的历史意识，这是小说“史诗性”的重要来源。即使如“非虚构小说”《邮事》，读者从看似一个个司空见惯的“邮局”“邮事”变迁中，也无疑读出了更多更复杂的历史况味；《笑的风》更是流露着近百年来对于现代性的渴望与欢呼，渗透着对于传统与初衷的留恋与珍惜。现代化构成了中国近一二百年来最重要的民族主题、社会主题，也是当然的文学主题。自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直在一种复杂的文化语境中演进，这种复杂性同样表现在人的心灵和精神层面，表现为傅大成面对杜小娟的跃跃欲试与“得即失去”的复杂情感，正如作者所言：“通过个人故事，婚恋家庭的特殊命运，爱恋情仇的情节写历史，写地理，写人生，写社会，写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冲撞与整合。”㉔从这个意义上说，傅大成与《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精神兄弟，傅大成堪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

史诗性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哲学品格。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笑的风》的确是一部“探索人性奥秘的力作”。在这部小说中，王蒙重新思考和探讨了个人、命运与时代之复杂纠合缠绕，特别是生命和人性中某种悖论式境遇。人们习惯从逻辑学上来探讨悖论，很少认真思考生命之悖论性境遇和体验。一般而言，悖论是生命的“无常”，是生命之偶然性的体现，同时，悖论也是生命的“有常”，是人人都可能面对的一种普遍性生命状态。悖论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构不成主流话语，所以人们从情感上不愿面对这样一种生命体验，事实上，悖论也是生命真相之一。王蒙对文化乃至生命中的悖论式体验非常敏感且感兴趣，例如他在“认真地而且很有兴趣地”读完《达·芬奇密码》后，认为这部著作谈论的是悖论——基督教神学的悖论、神和人的悖论。悖论，在王蒙看来既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的存在境遇，也是一种生命常态，“人生有高有低，有喜有悲，有聚有散，有兴有灭，你能不承认你不喜欢的一切吗？你能不从不仅是正面的而且是侧面反面的一切中认识人生的魅力与庄重，也认识历史吗？”㉕事实上，悖论恰是从人生的“侧面”认识和展现人生的魅力的形式之一，因为，悖论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性内涵，悖论的本质是生命的丰富性，是生命之矛盾性本质的必然表现，因而所有从逻辑学而不是从生命本体来看待悖论都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笑的风》堪称一部关于生命悖论的小说。傅大成恰恰是在“文革”的特殊时期与白甜美的爱情变得亲切安详、和谐融洽，而当好日子来临，当一切欲求和可能都变成现实的时候，他感到的不是幸福和圆满，而是“得而后知未得”的遗憾，他在“找到了自己”的同时，又陷入了“再也找不到原来的自己”的尴尬乃至悔意。傅大成在经过一番曲折与杜小娟终于结为夫妻的同时，陷入了巨大的失落感之中，“甚至在白天脑子里一再出现他的原本、他的家室、他的子女、他的乡村、他的后来的工作地点Z城、他的自行车摊档”。㉖同样的悖论主题也表现在《生死恋》中，苏尔葆与山里红的爱情故事，特别是苏尔葆倾尽心血与热情的工业园，最终成了他生命的祭台。这是苏尔葆的命运，也是其悖论，苏尔葆被宿命与时代掩藏和异变的人生，饱含着巨大的悖论性，而这正是生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之必然体现，苏尔葆的悖论中，包含着巨大的悲剧感和人性的内涵，恰如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吕奉德所翻译的歌德名言：“阳光越是强烈的地方，阴影越是深邃。”无论是苏尔葆还是傅大成，他们的追求、困惑乃至躁动和折腾，都不是单纯个体性的人格缺陷，而是面对新的生活、新的可能与机遇的必然要求和探试的欲望，与人性深层相通。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尔葆、傅大成其实都是具有哲学意味的审美符码。再如《仉仉》，当李文采打开50年前的笔记本时，发现原有字迹已经消失殆尽，“人们常常在不可能再做的时候，才准备停当”。㉗王蒙的近期小说，使“历史”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心理景观和哲学深度。

王蒙近期小说创作，一方面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历史意识，另一方面则显示出了更自觉的超越现实的力量，既置身其中，又超然物外，二者之间形成了奇特的审美张力，赋予了王蒙近期小说更纯粹、更持久的艺术魅力，这本质上并非单纯源自作者的艺术技巧，而是王蒙人生阅历所沉淀的超越和必有的自信与从容。

注释：

①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②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辞），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③王蒙：《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读书》1982年第11期。

④刘勇强：《小说知识学：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维度》，《文艺研究》2018年第6期。

⑤⑥［意］伊塔洛·卡尔维诺：《卡尔维诺文集》，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02、408页。

⑦李洱、梁鸿：《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叙事》，《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3期。

⑧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

⑨［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

⑩王富仁：《现实空间·想象空间·梦幻空间》，《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⑪王蒙：《活动变人形》，《王蒙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