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娟

摘 要：京派作为一个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文学作品也是大学语文的必选篇目。京派的文学观念以及在小说和新诗方面的文学实践都是中国文学发展脉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同时，京派文学的思想和内涵，京派作家的反思与承担都对当下生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京派；文学观念；小说；新诗

在大学语文作品选集里，一定有这样一些作家，他们是周作人、朱光潜、废名、萧乾、芦焚、李健吾、何其芳、卞之琳、林徽因、汪曾祺等。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着共同的创作倾向、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同时还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作家成为其追随者。文学史将他们视为一个文艺群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京派。现代大学语文课本里，京派的作家作品占有重要的位置。

1.京派文学观念

“京派”是以地域来命名的文学流派，其得名源于沈从文1933年10月18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章《文学者的态度》，引起与“海派”的一场论争。朱光潜在后来回忆道：“在解放前十几年中，我和沈从文过从颇密……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京派文人的称呼。”[1]

从京派文学的整体上看，对其文学观念的探讨显然不能忽略周作人以及《骆驼草》在京派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周作人是这个作家群的理论先驱”。就前期京派文学而言，《骆驼草》所呈现的文学景观已略见一斑。但是，从周作人鼓吹“趣味”到林语堂标榜“性灵”，这一文学观念的最核心的载体乃是小品文。在文学中，周作人视“趣味”为个人的所有物，而区别于“人间共通的情感”；林语堂则说：“性灵就是自我。”其实，无论是“性灵”还是“趣味”，其根本在于以小品文及其所包涵的文学情趣为中心可以追溯到一种带有消极价值取向的自由个人主义的文学内质。

朱光潜的美学理论、沈从文的创作实践、李健吾的文学批评等在共同的审美倾向和文学志趣下，构成了新的京派文学的三大支柱。可以说，京派较为全面地引进了西方的纯美文学思想，朱光潜说：“文艺是一种慰情的工具。”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人类全体，艺术总是表现为一种情感的需要。京派的批评主体充分认识到了建立纯文学的重要性。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京派文学完成了新文学纯文学纯审美的内在要求。

2.京派文学形态

（1）京派小说概观。京派的作家们都在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世界，这些作家们都在创造着一个“自己的园地”，实践着他们自身的生命理想。沈从文有他那湘西世界的纯美，废名有他田园的情怀，师陀有他对中原的梦。京派作家们都渴望通过建构一个属于自我的世界来耕种“自己的园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被诗化了的瑰丽无比的田园理想生活。与沈从文、汪曾祺笔下的乡村世界不同，师陀的小说不在意以诗意和幻想装饰自己的乡土情怀，正如李健吾所说：“他的心不是沉郁的，而是谴责的。”[2]京派女作家的创作是关注人类生命存在的又一个独特的视角。林徽因的敏锐与理性，她试图跳出女性视角的小圈子，而将其所关注的生命形态置入整个大环境的悲凉与无奈，对日常凡俗性的生活描绘的细致、深刻。

（2）京派新诗实践。京派新诗实践有两条基本原则，第一，诗歌不贵叙事、说理，而以抒情见长，在其表达方式上不必“明白清楚”而应“低徊缠绵”。第二，做诗要注重汉语音韵的特点，主要从传统诗（兼及西方诗）的演进轨迹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走新的诗歌“格律化”之路。朱光潜的新诗清晰地揭示了这两点。

在这样的两条基本原则下，京派的新诗创作表现出了对“五四”新诗传统的反思乃至反叛。因此，纵观贯穿于抗战前后近20年京派新诗实践的全过程，一种“纯诗” 气象下混合着各种匠心独运的对诗的精心营构与探索尽收眼底。在实践中，京派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尝试和探寻新诗的发展。可以说，无论何种形式的诗，都未免是他们眼中的“纯诗”。

综上所述，京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意义，作为现代大学语文的必选作品，京派的文学实践和所追求的生命理想对于人类当下的生存有着丰富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491.

[2]李健吾.李健吾批评文集[M].珠海： 珠海出版社，1998.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