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料》与郭沫若日文佚作《站在人民的立场》※

2021-04-16陈童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1年4期

陈童君

内容提要：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收藏有一份刊名《中国资料》的文化资讯期刊，该刊1946年11月创刊号的刊首发表有署名“郭沫若”的一篇日文评论作品，题作《人民の立場に立ちて》（《站在人民的立场》）。该文既没有收入《郭沫若全集》，在最新版《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年）》中也没有相关记述，是一篇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日文佚作。通过日本馆藏的档案文件介绍这部日文佚作在发表之初遭遇美国对日占领军的言论审查过程，能够为后人重新审视战后中日关系提供新线索和新视角。

1946年11月，一位名叫菊地三郎的日本左翼文人在东京创办了一份刊名为《中国资料》的文化资讯期刊。菊地三郎原本是任职于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名记者，他曾在1944年作为《朝日新闻》社的中国特派员到上海工作，1946年5月回到日本之后和妻子渡边和子一起在东京设立了“中日文化研究所”从事民间层面的中日文化交流，同年11月创办《中国资料》作为“中日文化研究所”的机关刊物。①据菊地三郎的回忆，在策划创办《中国资料》之际，他首先通过当时在上海工作的“中日文化研究所”所员岛田政雄，与郭沫若、茅盾等中国文坛的知名作家取得了联系，请求郭沫若等人支持“中日文化研究所”以及《中国资料》的编辑发行工作。②作为回应，郭沫若随后向《中国资料》投稿了一篇用日文写作的评论，题作《人民の立場に立ちて》（《站在人民的立场》），发表在《中国资料》创刊号的刊首。这篇文章末尾写有1946年9月6日的成稿时间，同时还附上了一张郭沫若自己的近照以表示“全面支持《中国资料》的创办工作”③。

《中国资料》刊载的《人民の立場に立ちて》既没有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郭沫若全集》，在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最新版《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年）》中也没有相关记述，是一篇郭沫若的日文佚作。《中国资料》现在收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的“美国占领期报刊图书出版物文库”，俗称“普兰格文库”（Gordon W.Prange Collection）④。该文库不但收藏有《中国资料》刊发的郭沫若日文佚作，同时还可查阅美国对日占领军针对郭沫若作品的言论审查档案文件。

1945年8月日本战败之后，美国对日本实施了长达6年半的“美国对日单独占领”⑤。为了营造有利于美国的舆论环境，美国对日占领军总司令部于1945年9月19日在日本发布《出版言论法规》（Press Code），并在各地秘密设立“民间审查支队”（Civil Censorship Detachment），采用言论审查的手段对战后日本的公共言论空间实施了“服务于占领军总司令部需要的信息管制和舆论操控”⑥。

根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收藏的VH1-C241号文件显示，1946年11月《中国资料》创刊号正式出版之前，美国占领军“民间审查支队”首先审阅了该期刊提供的一份样稿并对一部分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其中包括郭沫若向《中国资料》投稿的日文佚作《人民の立場に立ちて》。样稿刊载的郭沫若作品原文共有7段，总计日文2824字。为方便论述，以下首先将《人民の立場に立ちて》的日语原文按照段落标序后译介全文，以便考释。

①中日两大民族在经历了长达八年的血腥战争之后，今天都陷入到一种几乎相同的境遇之中。现在我们的面前都摆放着两种未来的可能性，一种是隶属于某个霸权国家成为它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另一种则是成为光荣的独立国家。这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但又相互间发生着斗争。就像一些观察敏锐的人认识到现在的中国存在着两个阵营一样，我们也发现今天的日本也存在着两个阵营。现在的中国有一部分附庸于其他国家，另一部分则是属于中国人民。今天的日本同样存在着一个附庸于其他国家的阵营和另一个属于人民的阵营。在中国，这两个阵营相互之间的斗争已经发展为激烈的战争。日本的具体情况我们虽然尚不完全清楚，但是相信日本应当和中国一样存在着两个阵营之间或明或暗的斗争，而且斗争的情况一定还很激烈。

②今天，人民的日本和人民的中国可以说是站在了完全相同的命运道路之上。中国人民如果获得了解放就一定会来援助日本人民，反之日本人民如果获得了解放也一定会来援助中国人民。但是如果中日两国人民都出现相反的情况，如果都得不到解放也无法援助对方的话，那么两个国家就会同时陷入不幸。过去那个时代日本曾宣扬过的“共存共荣”的口号到今天才真正适用于中日两国。过去的“共存共荣”的口号强调工业化国家的日本和农业化国家的中国之间的互补，本质上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殖民地侵略的掩饰手段。但是今天，人民的日本和人民的中国处在了真正的“共存共荣”的境遇之下，曾经听起来陈腐的“兄弟国家”一词现在也具备了一种崭新的、切实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不但应该相互理解，更应当在深层意义上相互关怀、相互关心，做到“有福共享、有难同当”。我们认为人民的日本和人民的中国必须团结一致形成联合战线，为了在未来获得光荣的独立共同战斗。

③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的解放是必然会实现的。这意味着不但中日这两个兄弟国家会相互援助争取解放，而且全世界的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人民都利害一致，都有争取解放的任务，都会相互援助追求胜利的解放。相比较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情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追求解放的浪潮正在令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恐慌。在欧洲，人民追求解放的浪潮已经在好几个国家显现出它的威力。在亚洲，人民追求殖民地解放运动的烽火也已经燃烧到了各地。而在这个时候，日本从帝国主义的迷梦中醒来，日本帝国的崩溃反而为日本人民开辟了一条活路，人民的日本毫无疑问拥有了非常值得乐观的光明前途。但是日本人民也必须清醒认识到要想开拓这条道路绝非容易之事。我们还需要突破非常多的难关，有些困难甚至有可能让我们陷入绝望。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泄气，不屈不挠的精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突破那些困难。

④“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出自中国古代兵法的成语，它所表达的是一类普遍真理。今天我们需要同时了解日本的两个阵营，既需要了解附庸于外国的那个日本，同时更必须了解另一个属于人民自己的日本。同样地，日本的朋友们在理解当今中国的时候也应该有相同的意识，不要只把目光放在那个附庸外国的中国之上，一定要关注另一个属于人民自己的中国。我们要设法让两国人民了解到各自国家的两种阵营的存在，这需要投入相当的努力。我们要设法消除普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感，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而要消除普通中国人对日本的敌视感同样是很困难的事情。过去日本帝国的军国主义教育残留下的影响肯定是非常巨大的，而过去八年日本的侵略战争在中国人的心中植下了更加难以消除的仇恨。这些都是相互理解的障碍。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排除掉所有这些障碍，这绝不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⑤现在我们最基本的问题是必须毅然站在人民的立场之上丝毫不动摇。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人民的立场，就可以辨别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就可以正视一切，扫除一切毒素。日本有所谓的“支那通”，他们只会戴着轻视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中国也有所谓的“日本通”，他们只会戴着仇视的有色眼镜看待日本。诚然，我们并不反对日本人去轻视那个附庸外国的中国，但是我们希望日本人在看待属于人民自己的那个中国的时候能够摘下有色眼镜。反过来说，我们也知道仇视过去的日本帝国并没有错，但是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还有另一个属于人民自己的日本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摘下仇视的有色眼镜。我们认为在看待事物的时候未必一定要采用所谓纯粹客观的立场，而是要在客观的背后配以正确的主观立场，而这就是人民的立场。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我们就可以拥有清晰的爱恨观念。人民的立场不但可以带给我们正确的知识，更可以保证我们正确的行动。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向日本学习，日本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向我们中国学习。中日两国人民应该通过相互交换经验、统一战斗的步伐，共同承担起我们的历史使命。

⑥但是，正是在今天这个需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时代，我们中日两国人民的呼声却不幸被铁幕所遮断了。现在我们能够获取到的有关日本当下状况的资讯，几乎完全是借由美国和英国的通讯机构传播到中国的，而日本在获取有关中国的资讯上恐怕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中日两国之间的直接交流几乎中断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十分沮丧，而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恐怕将会一直持续到停战和约签订之后。当前我们应当尽可能通过主观努力弥补中日之间无法直接交流的缺失，同时为情况好转后的工作做好相应的准备。

⑦将来的中日文化交流必定会变得非常频繁。尽管我们还需要面对无数的困难，还将经历无数艰难曲折的斗争，但是人民必定会迎来解放的那一天，人民的文化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九月六日。

郭沫若的这篇日文佚作主旨在于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中日两国人民面临着摆脱殖民统治、寻求独立的共同时代课题。郭沫若认为中国和日本虽然一个是战胜国，另一个是战败国，但在“二战”结束之后都出现了国家内部两个阵营之间的激烈对立，其中一个阵营主动附庸于其他霸权国家，另一个阵营则属于本国人民。郭沫若将中日两国的后一种阵营定义为“人民中国”和“人民日本”，提倡“二战”之后的中日交流应当建立在“人民中国”和“人民日本”的相互协作与理解之上，因为它们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之上代表了反对殖民寻求独立的正确时代方向。郭沫若将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之上视作战后中日文化交流能否成功的关键。但同时他也指出冷战铁幕的存在致使战后中日两国几乎完全借由西方国家的通讯机构获取相互间的资讯，这阻碍了“人民中国”和“人民日本”之间的直接交流，两国人民必须通过自身努力弥补这一缺陷才能迎来独立与解放，才能最终取得人民文化的胜利。

郭沫若的这篇日文佚作与刊载这篇文章的《中国资料》创刊号的“创刊词”形成明显的呼应关系。《中国资料》的“创刊词”写道，“日本的对华研究工作首先必须以正确认识中国为前提，但是如今日本最缺乏的正是能够传递事实的客观资料，这也是我们创办《中国资料》的原因。（中略）真理需要传递给千万大众，事实需要为万人所知晓。报道中国的事实，传递中国的真相，这就是期刊《中国资料》所希望承担的使命”⑦。郭沫若的日文佚作《人民の立場に立ちて》表述的正是对菊地三郎等中国遣归日侨跨越冷战铁幕传递“人民中国”之声的期待。

但是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收藏的《中国资料》样稿显示，美国占领军“民间审查支队”在审查郭沫若的这篇日文佚作之时删除了其中的1583字也就是超过原文一半的内容。例如上文译介的原文第1段、第2段和第6段遭到了美国占领军言论审查官的全文删除。在《中国资料》样稿文后还附有一张审查官制作的审查事项英文打字稿（NEWS MATTER OR TABLE OF CONTENTS），在这里审查官列出了删除郭沫若作品内容的主要理由是“含有间接批评盟国的政治宣传”（Above deleted;Propaganda,indirect Criticism of Allies）。参照上文译介的作品原文可以发现美国占领军在审阅《中国资料》样稿的时候采用了非常严厉的言论审查标准。尽管《人民の立場に立ちて》一文中没有出现任何一处直接关涉所谓“盟国”的词句，但是审查官却将文中所有出现“霸权国家”“殖民主义”“附庸于外国”“人民日本”“解放”“独立”之类词句的段落予以全文删除，并将其定义为“含有间接批评盟国的政治宣传”。审查官的意图显然是为了防止日本读者在阅读郭沫若的作品之后产生联想，将战后美国假借盟国名义对日本施行的军事占领视作殖民主义行为，进而产生反对美国占领追求解放独立的思维倾向。同时，审查官也不希望日本读者意识到美国占领军言论审查制度的存在，所以将郭沫若的作品中出现“铁幕”一词的段落同样施以了全文删除的粗暴处理。

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自1946年6月国共全面内战爆发之后，有关作家的言论立场的问题成为左翼文化界热切讨论的话题。1946年6月4日，刚从重庆搬到上海不久的郭沫若参加了抗战胜利后文协举办的第一届诗人节并发表演讲，号召“大家不要害怕，言论自由不是人家赏赐的，而是自己争取得来的”⑧。一个多月之后的7月23日，郭沫若又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坚定人民的立场》，主张“今天衡定任何事物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便是人民立场——要立在人民的地位上衡量一切”⑨。8月24日，郭沫若在上海《周报》发表《自由在我——为纪念周报休刊而作》一文，严词抗议国民党政府的言论审查制度，声称“人呢用无声手枪打死，报呢用无声手谕查禁，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早被打死适足以证明是一个好人，早被查禁适足以证明是一种好报”⑩。《中国资料》刊载的《人民の立場に立ちて》明显承袭了同时期郭沫若在中国国内的基本言论立场和问题意识。

实际上在1946年元旦期间，郭沫若就曾经在东京《每日新闻》1月3日头版发表过另一篇日文作品《日本人に寄す》（《寄日本人》），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之时又用中日双语写作了另一篇近似主题的作品《寄日本文化工作者》⑪。这两篇作品和《人民の立場に立ちて》一样均采用了向日本读者喊话的文体形式，都试图利用作品的文本空间跨越国界限制架设联结中日左翼文化界阵营的言论信息通道。《人民の立場に立ちて》实际上可以看作郭沫若和菊地三郎等中日左翼文人们通力合作共同对抗言论封锁架设自由通道的一次尝试。这次尝试遭遇到了美国占领军言论审查机构的强力阻挠。前述《中国资料》创刊号的样稿在被删减掉大量内容后于1946年11月正式出版，今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可以查阅到它的市面流通版。市面流通版刊载的《人民の立場に立ちて》只剩下了1241字，其余内容均遭到了前述言论审查文件的删除处理，致使作品的完整性严重受损沦为一篇结构松散语句杂乱的文章。因为市面流通版《中国资料》的创刊号既无“编辑后记”亦没有其他提及言论审查的文字，所以读者仅从期刊版面上无法察觉到美国占领军的言论审查暴行。而作者郭沫若和期刊的编辑菊地三郎日后亦未提及，这应当也是《人民の立場に立ちて》迄今为止不为人所知的原因之一。

尽管《人民の立場に立ちて》作为一篇郭沫若的日文佚作长期被世人遗忘，但能够为后人重新审视战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提供新的线索和视角。近年来针对郭沫若佚文的研究不断出现新的成果⑫，但是有关郭沫若的境外佚作和外语佚文的研究还是一个进展相对缓慢的领域。而另一方面，从1945年8月到1952年4月的美国对日占领时期毫无疑问是战后日本史的原点。在这个美国对日信息封锁的时代里中国文人是如何向日本社会传递“人民中国”之声的？又是如何遭遇美国的言论审查、如何跨越冷战铁幕的阻挠的？针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是重审战后中日关系史轨迹的一个关键所在，而这也是本文介绍日本刊物《中国资料》与郭沫若日文佚作的目的所在。

注释：

①菊地三郎『声なき民のアジア学現地体験四十年を語る』、新人物往来社、1981年、1～3頁。

②菊地三郎「私たちの仕事」、島田政雄『嵐に立つ中国文化』所収、国際出版株式会社、1948年、265～266頁。

③「最近の郭沫若氏」、東京：『中国資料』創刊号、1946年11月、3頁。

④“Gordon W.Prange Collection”是以美国对日占领军总司令部参谋第二部（G2）战史室长“戈登·普兰格”的名字命名的报刊图书文库。该文库收录有美国占领下日本发行的10万余件期刊、报纸和图书出版物，原件收藏于美国马里兰大学，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收藏有文库副本。

⑤豊下楢彦『日本占領管理体制の成立』、東京：岩波書店、1992年4月、27頁。

⑥山本武利『GHQの検閲·諜報·宣伝工作』、東京：岩波書店、2013年7月、14頁。

⑦「創刊のことば」、東京：『中国資料』第1号、1946年11月、1頁。

⑧“上海文化工作者集会纪念诗人节”，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6月8日第3版。

⑨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7月23日第4版。

⑩上海《周报》第49／50期合刊，第6页。

⑪中文版发表在上海《日本论坛》第1号，1946年8月15日发行。日文版发表在上海《改造评论》第2号，1946年9月1日发行。《改造评论》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改造日报馆于1946年6月在上海创办的日文综合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