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队下乡”与“东北”叙事※<br/>——重读周立波《暴风骤雨》

“工作队下乡”与“东北”叙事※
——重读周立波《暴风骤雨》

2021-04-16李博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1年4期

李博权

内容提要：本文以“工作队下乡”的叙事结构重读《暴风骤雨》，指出“改造—动员”结构作为一种“普遍性”的阐释方法对独特文本分析的“剩余”。正是通过这些可能无法被框定在“动员结构”中的“文本”，我们看到了“工作队下乡”模式与解放战争下的“东北叙事”的“同构”关系。同时“工作队下乡”模式所蕴含的“未完成”性重新将“东北叙事”放置在中国革命、中国农村变革的整体进程之中。因此，“工作队下乡”不只是“政治元命题”的自我演绎，还具有了“历史的整体形式”，是带有深刻实践性的小说叙事结构。

一作为“形式”的“工作队下乡”：“动员—改造”结构存在怎样的“剩余”①？

1946年7月中下旬的一个清早，“东北松江省境内，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②，奔驰着一辆四轱辘大车，它“是从珠禾县动身，到元茂屯去的”③。在东北正夏清晨时弥散的柴烟中，马车显得格外惹眼。车上坐着的是从县里下来的工作队，他们即将进入元茂屯，在那里将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这就是《暴风骤雨》的开头，也是小说叙述的起点。在故事的层面上，开头的内容是读者进入小说的方式。但是在开头的形式上，读者对文学的前理解或者对特定历史场域的前认识构成了把握小说开头的不同方式。《暴风骤雨》开头以“工作队下乡”作为小说叙述的起点，对于读者来说，必须跟随工作队的行踪一路看下去。但在理解“工作队下乡”作为小说开头的形式层面，我们讨论的空间倒是大有余地。

事实上，无论是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共时的文学场域，还是从作家个人历时的创作“风格”来看，“工作队下乡”叙事模式并没有什么神秘色彩，与《暴风骤雨》算是同时期的另一部土改题材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同样采用了“工作队下乡”的模式，只不过丁玲没有选择把这种叙事模式延展至小说的开头。周立波在《暴风骤雨》发表十年后写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同样以“邓秀梅进村”这种相似的叙事模式作为小说叙述的起点。这种长时段的跨度和相似的叙事安排似乎形成了他的创作特点以及作家对自我整体形象的暗示，构成了“周立波‘个人风格’的表现之一”。④

在过往的研究中，我们通常会用“动员—改造”的结构理解以“工作队下乡”为特征的周立波的小说叙事。“某种意义上，这一‘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正是发端于‘土改小说’”⑤，“而在叙述‘合作化运动’中，这一叙事结构不仅得到延续，而且更成为主要的结构形式之一”⑥。周立波不仅采用了“工作队下乡”的模式，还把它放在开头，“描述‘外来者’如何将乡村动员组织到革命政权内部”⑦，“如何看待这一叙事特点，构成小说评价的关节点”⑧。而“动员—改造”结构需要审慎而巧妙地实现“动员者”和“被动员者”在叙事上的平衡，既不能把“这一‘动员’结构片面地理解为一种群众自发性的政治或社会运动”，⑨但一定要呈现某种“原发性”的可能，又要保持“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地位和它向下转化的“自然”过程。但是，在这种叙事结构中，领导者（动员者）和被领导者（被动员者）的关系，经常会在叙事的展开过程中语意不清、表意不明。因为在这种叙事结构中，群众始终作为一个对象化的主体。即叙述者必须以群众作为自己“动员”结构中的他者，同时要将叙事结构的中心留出一个位置，待叙事完成的时候，群众能够填补这个空白，最终在叙事“效果”上产生“革命现实主义”的题中之意。但这个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如何让群众“自然”地入位考验作家从历史叙事向文学叙事转化的功底；另一方面，“乌托邦的预想”必须作为叙事展开的前提，作为政治观念的乌托邦要在文学叙事中保有足够多的关于未来的幻象，“因此不是抽象的思维而是具体的叙事本身，才是一切乌托邦活动的校验场”⑩，回到中国革命本身，“更重要的则是如何让人民‘当家作主’，也即成为政治主体或者‘国家的主人’，起码在叙述层面，这一设想开始成为一种主要的想象方式”⑪。这种乌托邦的预想既作为强大的叙事冲动，又不能跳脱出叙述而破坏“效果”的“自然性”，因为直接把“自然性”讲成“必然性”会犯“概念化”的错误，这个错误最大危害是会削减政治观念的乌托邦的“合法性”。这种复杂的矛盾同时也说明：当“动员结构”从历史进程被作家移入小说叙述中时，其所携带着的历史的客观性必然也会被“文本化”，因为“小说作为赋予外部世界和人类经验以意义的尝试，始终是主观意志和主观意愿的产物”⑫。因此，“工作队下乡”所内含的“动员—改造”叙事如果没有生产出足够的“效果”，它就很容易滑向一种“反讽”的叙事黑洞。而一旦我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效果”上，小说形式的“整体性”就会被遮蔽掉。

周立波1948年开始发表的《暴风骤雨》和十年后的《山乡巨变》，在近乎相近的叙事结构安排下，似乎就陷在这样一个叙事黑洞中。1961年人民文学编辑部编辑出版了《评〈山乡巨变〉》一书，其中有评论者指出：“写发动群众的过程，不写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而只是几个干部、党员、团支书来来往往，除了这几个人，便没有正面的农民形象，更没有在发动农民的过程中显示出贫农的作用。”⑬简而言之就是周立波对“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社会主义、迫切要求走合作化道路”⑭的叙事冲动中的乌托邦内涵表意不明。“邓秀梅下乡”开启的叙事结构因其对政治的“游离”遭到了批评，同样以“工作队下乡”的《暴风骤雨》又因其高度“政治化”而丧失了“动员结构”的“自然性”受到诘难。周立波《暴风骤雨》上卷于1948年4月在哈尔滨出版后，5月东北文委专门召开过一次座谈会，由当时《东北日报》主编严文井主持。包括舒群、草明在内的二十多位作家参加了座谈会。从后来发表的《暴风骤雨》座谈会记录摘要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会上对《暴风骤雨》的定调趋于一致：小说内容对材料的“组织”和“集中”还是比较完整的；增加了解放区文学的新农民形象；“基本上写了东北农民的语言。不过，也还残留一些欧化语法”⑮；总之小说写得“单纯”，让人读后会“感动”。而所谓“单纯”，具体来说就是“人物比较单纯，整个作品的情节结构也是比较单纯的”⑯。这种友善但暧昧的批评其实表达了批评者对小说的某种不满：人物没有精神层面的复杂与纠结，仅仅是在小说平铺直叙的情节中完成“任务”，人物之所以如此行动的内在原因没有得到体现。所以，几乎每一位现场的批评家都指出小说叙事结构的松散、平滑，甚至脱节。这些“读后感到不足的地方”⑰：被“组织”起来的材料在小说的叙述中表现得“太均匀”⑱，“究竟是写的哪一阶段，读后给人的印象很模糊”⑲，甚至是工作队的工作“太顺利了”⑳；人物形象刻画缺乏典型性，中农（刘德山是被提到最多的一位小说人物）“写的太机械”㉑；农民从自为到自觉的阶级意识并没有在小说的叙述中生长出来，“简单的如同一条直线”㉒。作为一部革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显然具有了“致命”的缺陷，在全部的与会文艺工作者眼中，缺乏集中性的核心情节和将这些情节组织在一起的叙事脉络会让长篇小说的叙事空间僵化，成为偶然性“事件”展示的舞台，最后甚至会落入“自然主义”无关紧要的“描写”中，因为“叙述要分清主次，描写则抹煞差别”㉓。而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展现的土改现场如果在叙事的问题上出现这种严重失误，那么小说空间的现场就无法进入历史时间的现场，进而小说的叙述可能会染上“虚假的现场性”嫌疑。

如果我们沿着上文的思路就会发现：“工作队下乡”本身就将《暴风骤雨》的“动员结构”内在设定为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如果由外而内没有自然地转化为内外合一就会造成叙述的“概念化”，而这种“概念化”的“虚假性”大大降低了被再现历史的真实可信度。它似乎会变成一种文学的政治逻辑游戏，“它将一个双向（或多向）的实践过程，转化为了‘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单向过程”㉔。不仅如批评者所说的，没有表现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更关键的是对文学的“‘政治’主题作了特定的演绎”㉕。也就是说，在批评所展示的阐释场域里，周立波似乎在政治的“左右”之间来回摇摆，或者高度政治化而不够“自然”，或者太过“自然”而丧失了乌托邦气质，总之，这个作为周立波“个人风格”的“动员—改造”叙事结构似乎暗示了他在叙事上的某种“失败”。然而问题的关键也在这里：并没有批评者会问周立波为何如此叙事，而是直接锚定为“能力”的不足。

当然，《暴风骤雨》文学性上的“弱势”原因有很多，“工作队下乡”的叙事模式在小说中的展开无法承担“动员—改造”结构的全部命题和意义，不是周立波“失败”的全部原因，但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然而也正如蔡翔所强调的，这一“动员结构”是“隐蔽”地支撑了当代文学中“动员—改造”的叙事模式。之所以称其为“隐蔽”，是因为“动员结构”所身处的实践过程与文学叙事对其再现的“实在”之间始终隔着一段“经验”的距离，而这也是文学之“虚构”必然发生的基础。那么当我们用“动员—改造”结构来分析《暴风骤雨》中“工作队下乡”的叙事结构时，有没有绕过这段距离的嫌疑呢？我们会不会是从“动员—改造”结构的目的出发，又期望看到小说已经被预定好的“效果”呢？作为历史叙事的“结果”直接成为文学叙事的题中之义，那么它所造成的印象必然是：“形成一个封闭性的结构”㉖，“表现了一个带有必然性的历史命题”㉗，“蕴含着一个乌托邦的预言”㉘。因此，“动员—改造”结构只能作为“工作队下乡”叙事模式的“效果”，才能克服叙事的“反讽”尴尬，只有这样才能回答革命的起源、动力和合法性的问题。然而，“效果”又是作为叙事形式之内容的要素，成为解释整体形式的肇因，不可否认，萧队长一行人所携带着的政治能量确实要“动员—改造”元茂屯的农民，要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但这些情节在小说中实现的前提并不是从一个历史命题出发，并不是要做“这样一个语义循环”，㉙“急切的把小说创作和新兴的权力结构及体制化的意识形态衔接起来”㉚。因为这种思路依然是把历史中“完成”了的“工作队下乡”与文学叙事中即将展开的“工作队下乡”模式直接画上了等号，忽视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那段不可跨越的“经验”距离。而这种距离性才是文学叙事形式的“全部历史秘密”，这个“经验”并不是“工作队下乡”的“动员”结构，而是小说《暴风骤雨》与东北解放战争被规定的同一对象——东北。《暴风骤雨》中“工作队下乡”的叙事结构与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叙事结构因为“东北”而产生了“同构”的关系，这点使工作队下乡的叙事具有了“历史的整体性”以及必然性。

二 “东北叙事”的起点：中共如何进入东北？

强调东北，是因为在1945年之后，“东北叙事”有其独特的历史展开过程。当时的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对东北的叙事，必然是以“进入东北”为前提。要想把“关内中国”与“关外中国”讲成同一个“故事”，“出关”就是叙事能够发生的历史基础。1945年的东北并不是一个“透明”的空间，相反，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独异于“关内中国”，并在1945年之后“内战—冷战”的双战结构中逐渐被推到了历史前台，这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就是“东北叙事”的历史形式，而叙述东北得以可能的第一步——出关，即意味着“进入东北”。

1922年5月结束的第一次直奉战争，溃逃到关外的张作霖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宣布东三省独立，对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做了全面整合，使其成为“国中之国”。从1928年张学良改旗易帜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南京始终没有对东北形成有效的政治控制。虽然早在1923年陈为人在哈尔滨就领导建立了东北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但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到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东北”都没有被大规模地卷入关内的革命战争中，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便以“满洲国”的身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与关内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开始了长达14年的领土分断。东北作为一块国共斗争的空白地带，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来说，几乎是当时国内唯一的机会均等的政治舞台。

抗战结束后，整个中国范围内，东北的战略价值是独一无二的：当时东北是全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工业区，也是全国余粮最多的地区。钢材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工业产值约占全国8%，年产粮谷近2000万吨，大豆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60%。拥有铁路1.4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长的1／2㉛。所以毛泽东在1945年6月10日中共七大的中央候补委员选举会议上郑重建议：“如果我们把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还不巩固，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㉜虽然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会议上强调了“东北”的战略意义，但在抗战后期，东北只是一个潜在的目标，1944年10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定派王震率部南下，此时中共的战略意图还在于日军倘若战败，王震的部队可以有效牵制住远在西南的国民党主力，使自身的力量能够在日军撤退后空出的华北、华东地区展开。也就是在此时“已离开鲁艺，调至《解放日报》编副刊的周立波同志，积极要求参加这次南征”㉝。参加这支“南下支队”也是周立波第一次深度介入中国革命历程。而“南下支队”最后北上，周立波来到松江省尚志县参加当地的“土改运动”，并在那里写出《暴风骤雨》，又和东北在抗战之后的国内、国际大环境紧密相关。

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苏在远东对峙的格局基本形成，而东北作为美苏远东对峙的战略要冲之一，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被推向了首当其冲的位置。此时国共两党斗争的重心开始逐渐向东北倾斜。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后不久，刘少奇就曾向毛泽东建议“苏联军队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没有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对我们背后开枪，那么我们在东北也就赢得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优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㉞。敏锐意识到夺取东北良机的中共迅速组织山东、苏北的八路军向关外开进。中共改变了早先向南发展的战略重心，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将延安原本准备南下的部队和干部转向东北进军，建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东北局。至此，中共的政治力量开始准备大规模“进入东北”。

东北叙事的起点就是“进入东北”。不论我们如何组织和罗列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事件”，“进入东北”是作为整体的东北叙事的开头。而历史叙事向文学叙事转义的过程中，“工作队下乡”的叙事模式，作为《暴风骤雨》的开头，恰好在客观上揭示和抵达文学“现实”的内部结构。它既有中国革命内在的诉求——争取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决心、勇气和力量，又有特定历史叙事——东北解放战争——的特定形式要求。“进入元茂屯”与“进入东北”，具有了内在的同构性。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就已然体现了这两种历史命题对小说叙事的“规定性”。

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这个清早，在东北松江省境内，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牛倌看见的这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是从朱禾县动身，到元茂屯去的。㉟

这句全知叙述者的陈述，使字面信息样样俱全。如果不仔细阅读，很可能会使得被陈述的信息仅仅成为阅读的“背景”而被略过，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四轱辘大车”是被叙述者陈述出来的，但叙述者是以牛倌的视角，即牛倌看到了这辆大车。因为“牛倌”视角的存在，让被陈述的信息存在于两种结构之中。小说第一段静态的风景描写：庄家、柴烟、牛马共同构成了牛倌的世界——东北农村。而如果我们将第一段的“风景”转义为“陈述”，就是第三段这句话，但略带修改：东北松江省境内，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旁。这是对“风景”信息的直接提取。那么为何第一句“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这个清早”不属于“风景”的信息呢？或者说，牛倌的世界里为何没有包含一九四六年这个时间信息？这是因为一九四六年作为“公元纪年”，“代表的是一种农民还没有意识到的，但又即将深刻改变农民生活的这样一种时间记录方式”㊱。为何说农民没有意识到这种“公元纪年”？一方面，“公元纪年”基本上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在全国确立的；另一方面，在当时的东北农村，已经有两种纪年方式构成了当地人对“过去”记忆的时间框架。一个是国民政府制定的“民国纪年”，另一个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伪满洲国年号”。在东北的农民记忆中，他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两种纪年表征的历史中，而这也恰恰表明：“到来”这一刻并不是要表现所谓“历史的真正开端”㊲，因为在工作队“到来”这一刻，历史已经以“民国纪年”和“伪满洲国纪年”存在了，这两种纪年方式交替构成了元茂屯农民回忆的边界。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在谈到自己经历时，都会将“过去”放在两种纪年之中。在开头部分，萧队长与老孙头攀谈，问他赶多少年车了？被打开话匣子的老孙头慢慢道出了自己的故事，“他说，‘康德’八年，他撂下鞭子去开荒，开了五垧地……”㊳对于老孙头来说，“康德”与自身的经历是密切相关。而且小说中其他的农民，每当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时，“伪满洲国纪年”都会作为叙述的起点，小说第一次开诉苦会时，花永喜讲起自己的过往同样如此：

你还说庄家哩，人家把人都扔了。伪“康德”九年，我屋里得脑病，我到村公所请求宫股长想办法，等我屋里病好些再去……㊴

小说其他的主要人物，每当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故事”与“纪年”就会一一对应，郭全海“康德”四年死了父亲，“康德”十年开始吃韩老六的劳金；白玉山“康德”五年吃了韩老六的官司；李大个子“康德”十一年为了躲日本人的劳工，躲进了深山老林；“康德”十二年，韩老六占了老田头的新屋……由此可见，对于元茂屯，“事件”和“康德”深刻地绑定在一起，构成了元茂屯穷人苦难的时间标志。而“康德”——“伪满洲国纪年”所叙述的时间就是日本侵略者和东北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和剥削的历史。除了“伪满洲国纪年”，“民国纪年”也和当地农民发生深刻的关联，尤其是逃荒到了东北的农民，如赵玉林，他的记忆便是在“民国纪年”与“伪满洲国年号”之间交替呈现。当他还未到东北的时候，他用“民国纪年”：“民国二十一年，山东家遭了荒旱，颗粒不收，我撇下家人奔逃关外来碰运气。到了这边，没有证明书，落不下户，只好给老韩家吃劳金”㊵。而当他回忆起自己在元茂屯，被韩老六欺压的经历时，又“自然”地转换为“伪满洲国年号”：“‘康德’十一年腊月，野鸡没药到，三天揭不开锅盖，锁住跟他姐姐躺在炕头上，连饿带冻，哭的直叫唤。女人待在一边尽掉眼泪。”㊶尤其是赵玉林向小王揭露韩老六罪行时，他将“伪满洲国年号”与“民国纪年”并置。“‘康德’五年，就是民国二十七年，他当上了村长，为了效忠日本子……”㊷赵玉林从“民国纪年”进入“伪满洲国纪年”，虽然纪年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它们记录的真实内容都是赵玉林和家人的苦难。从国民党统治区到日本殖民地的“伪满洲国”，改变的只是对苦难记忆的所指方式。

因此，“一九四六年”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公元纪年”与牛倌身处的世界构成了一组时空对立。整句陈述的“运动轨迹”表明，“公元纪年”的时间要“进入”“伪满洲国纪年”和“民国纪年”所指涉的元茂屯的空间。如果我们再回到“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这个清早”这句话，就会发现另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与后面关于空间的陈述相比，其在“精确性”上存在明显的“不足”。全知叙述者交代空间地点不可谓不细，甚至有点类似今天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卫星导航一样定位了大车与牛倌的位置，然而在时间上，全知叙述者却没有交代一九四六年七月的哪一天，而是用“下旬”来代替。这种含混的时间叙事似乎表明：工作队在“七月下旬”进入元茂屯，不知道是七月的哪一天，但同样可以理解为七月下旬的任何一天。那么工作队进入元茂屯，在时间上就不再具有“单一性”，工作队下乡也不再是单一事件，而下旬所具有的时间的（历史的）整体性就赋予了“工作队下乡”的形式的整体性，它暗含了一种历史叙事向文学叙事的转义：1946年7月7日，中共东北局发布了由陈云起草的《关于东北形式及任务决议》（简称《七七决议》），“号召全党全军深入动员，到农村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㊸。《七七决议》下发后，“东北各地省委（分省委）分别于7月中下旬召开了省委会议或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分析当前形势，统一思想，明确了全面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创建巩固革命根据地和坚持自卫战争的任务”。㊹东北局从7月到9月共发动了12000名干部组成武装工作团下乡发动群众。因此，小说中“一九四六年七月”是具有“事件性”的时间，而“下旬”的“不精确性”，又让“时间”具有了历史行动力，萧队长一行人某种意义上转换为“无数个工作队”在“下旬”进入“无数个元茂屯”，“工作队”开始整体地进入东北农村，而其背后是东北解放战争的运动历史。所以“七月下旬”的时间叙事在取消时间上的“精确性”后，使工作队下乡的文学叙事在形式上“延续”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叙事，并不是“到来”或者“进入”让历史发生了猝然的断裂，而是历史猝然的进程，产生了“进入”的时刻。

三未完成的“必然性”：《暴风骤雨》是否把握“活的未来”

通过上文的分析，“工作队下乡”的文学叙事模式本身就具有“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公元纪年”要进入“伪满洲国纪年”和“民国纪年”，以“工作队下乡”呈现了一种整体的运动过程。文学叙事在“形式”上所表现的“现实”的内容是时间序列的“事件”。它所再现的“现实”的“真实”则是被语言组织起来的事件序列所呈现的“意义”，是超越于文学叙事本身的更高层次。这是对“整体性”的把握，是文学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与人民相互认同的想象装置之后才会发生的。但这似乎会带来一种分析上的困境，我们用一种非连续的意义叙事要求文学叙事指认出“历史”，而这种分析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语义循环：从意义到意义，文学的叙事似乎沦为二者之间的等值符号。因此“工作队下乡”就必然会在文学叙事的形式“断裂”之后，被理解为必须会发生且必然完成的目的叙事。而这也是“动员—改造”结构在当下依然是具有活力的实践形式却无法真正有效解释一部独特小说的叙事秘密。与其说“动员—改造”结构是历史的，不如说它在被阐释的过程中被披上了普遍性的外衣，自然会比一部小说的叙事形式大出许多尺码。那多余出的部分，在主体意识被个人主义话语转义后，反过来自然会被一种愤怒的情绪嘲讽为“在对客观事件的呈现中丧失了自我、消融了个性。他所热衷展现的只是某种观念、理论指示下裁剪了的‘历史’，而没有在对现实的再现中融进主体的独特感悟”，“似乎一经土改，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暴风骤雨》在暴风骤雨中的迷失。”㊺

然而，在前文我们看到的“工作队下乡”可能并非出于一种必然的目的所采用的最便利的形式，它并非对目的做“合目的”的政治的美学演绎，相反，它与历史叙事的“同构”关系反倒让它具有了那么一丝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因为《暴风骤雨》里的土改叙事，其外围始终包裹着一层“东北叙事”。而对东北的叙述，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进入东北、认识东北、解放东北是无可争议的趋势。

1948年5月东北文委关于《暴风骤雨》的座谈会上，与会者就小说关于人物“水浒式”的叙事特点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草明认为：“《水浒传》虽然写了一百零八人，但它里面给人印象很深的只有几十个，如武松、李逵等。而这本书，似乎把人物过于平列了。”㊻赵则成则认为“水浒式”的人物介绍，“并不是一种缺点，而是一种优点”㊼。同事金人也从中国传统文学继承的角度认可周立波的写法，“用《水浒传》的方法介绍人物，这也是很好的一点，长篇小说就是给人物写‘传’嘛”。㊽

之所以大家会对周立波的人物叙事出现争议，褒贬不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193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逐渐成为主导性的文学观念后，小说人物的叙事原则也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与人物有关的一切矛盾应该在人物的行动中得到体现，而矛盾的解决即情节的推动也应当在行动中完成。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种行动的文学。而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当工作队进入元茂屯，开始“认识元茂屯”的过程中，一旦涉及人物介绍，往往是叙述者宕开情节，替人物讲述他们的“故事”，形成了一种“水浒式”的叙事。像做履历或者调查报告一样把人物的过去通过全知叙述者的讲述向读者呈现出来。这种旧式的人物叙事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原则格格不入，自然会引起座谈会上的反感。然而，就在《暴风骤雨》召开座谈会的同时，小说元茂屯的原型地元宝村收到了周立波寄来的小说单行本。周立波特意在书中夹了便条：叫刘文抽空给不识字的郭长兴、白福山、车老板老孙头念一念，因为书中写了他们……这样一连念了五宿（每天念五个章节），刘文把《暴风骤雨》这部书全给大家念完了。㊾这些在土改中翻身的农民自然不可能像座谈会上的批评家对小说的叙事结构给出“修改”的意见，但他们作为小说的另一种读者，或者说，作为小说的“潜在”读者，更多是在生活经验的层面上消化小说叙事结构。而这种消化的中间环节就是小说的“形象”。刘文念完小说后，大家“都说书写得好，都是些实事”㊿。小说好是因为其“实”，而“实”的关键来自事“真”，这里并非本质之“真”，而是形象之“真”。以至于在听小说的老孙头“嘴里还不时小声嘀咕着：‘写的是哪档子事……’”[51]关键之处便在于此，听者会将自己与小说中的人物不自觉地发生关联，“每天念完，大家总是寻根刨底地议论一番，总觉得书里的人写的就是元宝镇的人”[52]。于是大家开始为书中的人物“寻根认亲”。与行动的小说相比，缺少了许多甚至是必要的“起承转合”的“水浒式”的人物叙事，却在农民阅读（听小说）的过程中省去了许多障碍，而更为关键的是，乡亲们在听完小说后，会在现实—非虚构的层面上作自觉的再叙事，即所谓“认亲”，在这样一个指认的过程中，文学虚构所再现的历史接续了乡亲们的过去与现在。

我们并不是刻意要在知识分子读者和农民读者之间划出一道线，指出《暴风骤雨》对农民的召唤能力高于知识分子，进而肯定它的“动员性”。我们在前面指出了动员叙事可能具有的“语义循环”。工作队进入元茂屯后，“水浒式”的叙事既是读者了解小说人物的叙述形式，也是工作队认识元茂屯的工作方式。从实践转义为小说的叙述形式，人物形象在“编纂”上具有了历史的“真实”感，在文学上却因高度的“象征化”而变得“单纯”。对于周立波来说，“形象”一直是其写作的重要议题。早在1930年代，周立波就指出“形象”之于文学的认识功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用艺术的手段表现自然和思想，使思想和自然在形·象·的系列中活生生地再现着社会的本质，矛盾和发展也在这里透露出来。”[53]同时在建立“形象”的过程中“论理的思索、论理的概念是非常忌讳的”。因为“论理”会让形象内置在预设的思想倾向中而具有了主观的勉强性，这“是文艺的一切失败的最大的根源”[54]。倾向性应当从事件和情势中自行流衍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感人的写实的作品，才能够再现现实，抉发现实的矛盾和发展[55]。如果我们把周立波1930年代对“形象”的理解与《暴风骤雨》座谈会上众人的发言相比，会产生一个奇怪的错觉：周立波用“水浒式”写人造成的人物“单纯”好像是明知故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1930年代周立波认识到形象对于小说叙事意义生成的重要性，而是他可能并不清楚如何建立起一个“再现社会的本质”的形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新文艺的方向确定了，文艺的源泉明确地给指出来了，我早想写一点东西，可是因为对工农兵生活和语言不熟不懂，想写也写不出来。”[56]1942年的《讲话》似乎让周立波深刻认识到建立形象远比分析形象艰难得多。《讲话》之后，文学形象的建立不再是亭子间作家通过“想象”来完成。因为文学想要通过“形象”“提出时代的重要问题，写出广大工农群众都能感到兴趣的生活”[57]，但作家“对于那样的生活不熟悉”[58]，既解决不了艺术问题，也解决不了思想问题。所以作家在创作之前，在建立形象之前，不仅要参观人家的生活，更要亲自“参加生活”，而介入生活的前提，首先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思想。这种在《讲话》之后所确立的全新的文学观念——“思想”—“生活”就是周立波在《暴风骤雨》的人物叙事中所努力融贯的写作动力。“工作队下乡”在客观上是战争进程推动的结果，但其所包含的“思想”的要求让“工作队下乡”成为中国革命内在诉求的自我表现形式。而下乡之后的工作队，对乡村的认识必须发生在“生活”中，一种“实践的生活”必然要求工作队对工作对象有一种“前史性”的了解。这种“前史性”的了解构成了小说“水浒式”人物叙事的现实基础。然而问题即在于此：“水浒式”的叙事方式仅仅构成了人物的“过去”，“思想”所要求的“生活”是面向“未来”的，对于“知识分子”读者来说，他们更多是要看到被“思想”重新组织的“未来生活”，而对于“农民读者”，“当下性”构成了阅读小说并且理解小说的重要语境。这就导致我们在上文看到的两类读者对小说“水浒式”人物叙事的不同反应。然而这种“水浒式”的人物叙事对读者“当下性”的要求又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工作队下乡”模式的未完成性，而并不是工作队到来，土改一完成，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因为“当下性”要求的是“生活”逐渐展开的过程，而不是“意义”的自足。

在小说发表之初就有批评者指出，作者省略了侵犯中农之类的土改“左”倾现象，而恰恰是对这些敏感环节的省略，使得“弱者的反抗”和“土地改革”之间没有形成动人的互文关系，进而人物形象变得“单纯”甚至机械。对于这些问题，周立波是有过回应的：

关于题材，根据主题，作者是要有所取舍的。因为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反映现实，不是自然主义式的单纯的对于事实的模写。革命现实主义的写作，应该是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上看到的一切真实之上的现实的再现。[59]

这里出现了吊诡的一环：批评者认为周立波的叙事过于直线化，是机械地把土改的内容串联起来，而没有在“思想”的维度上将运动和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但从周立波自身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根筋地叙述现实。他的理由似乎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如果将土改中的偏向和没有发生过偏向的农村地区“并列”呈现，会陷入“自然主义”全景展示的误区，就像左拉在描写赛马时，把和赛马毫无关联的（卢卡奇眼里即如此）细节一一展示给读者，最后只会造成“一种偶然的特征，一种偶然的类似，一种偶然的情调，一种偶然的凑合，居然成为巨大社会关系的直接表现”[60]。这可能是周立波所不认同的。所以当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在为顾涌的出路游移时，周立波似乎显得很果断。但当时就有人指出：由于作者对革命的现实主义认识有偏差，只注意反对自然主义单纯的事实的模写，没有充分理解和掌握党的政策的精神，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选取农民在土改斗争思想上的本质冲突。[61]这里说周立波不能“正确选取”可能有些言过其实，1947年周立波在元宝村做土改工作时，是当时政治课训练班的主讲老师，“他学识渊博，又有丰富的经历，讲课时不照本宣科，而能紧密联系实际”[62]。经常用算细账的方式启发农民受地主剥削的道理。“只要咱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再团结中农，农民有力量自己解放自己。”[63]“通过这种活动，周立波也了解到平时很难了解透彻的许多情况和问题。”[64]因此，没有像丁玲一样展现中农视角，表现土改偏向，可能并非周立波“错误选取”。相反，在小说中刘德山这位中农形象所内含的某种复杂性，比单纯表现土改偏向中农视角更具有未来面向。

小说上卷第五章萧队长到刘德山家里了解情况，对于刘德山来说，萧队长代表的八路军是一股“来历不明”的力量。面对这股力量他是畏惧的。当萧队长到他家“坐在南炕上”[65]说话时，他只敢坐在炕沿上回话。而萧队长脸上的颜色决定了刘德山说话的风向，以至于他最后只会用“嗯哪，那不用提”[66]来回复。这个细节的描写似乎已经暗示出工作队在处理中农问题上工作方法与中农自身的实际情况存在某种距离。这种距离感的具体含义周立波借刘德山的心理活动表明，他想：这回韩老六遇到敌手了。可是才高兴，他又往回想：工作队是共产党，共产党能准许刘德山他有三匹牲口，五垧近地吗？他想：这是不可能的。[67]对于中农刘德山来说，核心的焦虑是自己的土地能不能完全归自己支配，而共产党“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政策，在首先满足贫雇农要求的前提下，未必能给他一个清晰的回答。而刘德山在小说中前后转变，似乎有不属于“动员—改造”结构的预设。小说下卷第25章刘德山和李大个子从前线抬担架回来后，“萧队长招呼他们到另外一个屋里，请他们上炕，笑着说道：你们辛苦了”[68]，“刘德山皱起抬头纹”也同样“笑着说道”：“没啥，你们在后方还不是一样辛苦。”[69]此时，刘德山在一开始的心理上的畏惧感所带来的地位上的差别消失了，他不带任何停顿地、自然地回复了萧队长的问话，同时以“你们”“在后方”显示出“我们”“在前方”的对称性心理，以此表现出的某种平等意识让此时的刘德山不再需要看萧队长的脸色。但是抬担架的经历带给刘德山的新的感觉并非所谓“阶级意识的觉醒”，而是对前文那种距离，以刘德山靠向萧队长的方式消除了，换句话说，刘德山意识到他的“三匹牲口，五垧近地”是可以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当他从革命战争前线回到家里后，周立波对他在家中的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如果说周立波是在刻意表现某种历史必然性的话，那么此处对刘德山归家的描写之细致，似乎在偏离对必然性的要求，抑或是某种复杂性维度的显现。刘德山回家后先巡视了门边的苞米楼子，之后去菜园子地头看了看柴火垛子，再然后去地窖检查了贮藏的土豆并且叮嘱刘大娘要把土豆拿出来晒晒。这位老农民就像一位解甲归田的将军怡然地检查自己的家园。一切安好后，他“回到屋里，歇了一袋烟”[70]，吃刘大娘摆来的“酸菜粉条炖猪肉，炒豆腐皮子，还有饺子”[71]。饶有意味的地方在于，如果要表现刘德山前后转变，关键应该是在农会而不是家里，即农会下午请担架队队员讲述自己的经历。但这场似乎重要的大会被周立波一句话带过——“下午开大会，担架员都说了话”。这里叙述与描写发生了一种看似不应该有的颠倒：似乎应该有的叙事却被细致的描写取代，同样，本应大书特书的描写反而变成了直线叙事。刘德山，这位经历过解放战争洗礼的中农，其前后转变的限度恐怕不是工作队搞一场土改就能完全被打开的。

如果刘德山的例子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小说下卷的结尾，也同样反映了这个问题。在小说最后，大会送别了参军的郭全海等人，在回农会的路上，“萧队长和李大个子并肩走上横贯屯子的公路，两人小声交谈着屯里完后的工作”。[72]包括“整党建党，建立支部”。[73]就在二人走进农会院子里时，“萧队长又添了一句说：还有，老花的问题，咱们回头也研究一下”。[74]这段没有回应的对话是整篇小说最后的“声部”。它处于小说的结尾，在叙述形式上已经被终结了。也就是说不会再有回应。但从这段描写分析，似乎这种不完整的描写让虚构向现实敞开。萧队长这里谈起的老花，是上卷的一位贫农积极分子，在打胡子过程中，表现神勇，萧队长已准备推荐其成为正式党员。但在下卷中，老花（花永喜）婚后一心忙着自己的事，不再热心农会。表面上看，老花的问题是一个“退坡”干部的问题，那么自然和小说里“往后的工作”——整党建党是同一回事了。但为何萧队长“又添一句”？并且作为连词的“还有”，某种层度上暗示出，“还有”前后应当是不完全重叠的意义。如此看来，“老花的问题”，显然不再是“整党建党”这一个层面。如果把它和刘德山回家的描写联系起来看，我们似乎会发现，周立波的叙述结构象征一个“不可撤回”但又“无可争议”的过去时间。而他的描写，却与当下的生活发生着密切的纠葛。我们从他的描写中感受到的是：土改之后，农村社会将走向何方，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前进。刘德山在土改中并没有过分遭遇到物质利益的难题，花永喜除了是一个“退坡”干部之外，也逐渐转变为元茂屯的“郭振山”。事实上，对于农村问题的道路探索并非只有周立波一个人有这种“整体”眼光，在1948年7月中央下发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土地改革之后，农村中的经济竞争，不可避免地会有新的发展，并使农民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新的阶级分化，而绝不能永远保持平均主义的小农经济”[75]。“所以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如果不同时实行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一系列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并在最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大多数农民的解放还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农民的贫苦和破产还是不可避免的。”[76]如果我们再回到周立波对土改运动偏向在叙事上的“错误选择”，似乎他的描写又具有了更高的整体性的维度。如果我们至少还承认周立波的基本态度——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具有起码的真诚性，那么周立波所看到的复杂性，可能不是指向过去，而是潜伏在当下，发生于“活着的未来”。

我们有证据证明周立波在创作《暴风骤雨》时就已经具有了“合作化”的视野吗？在他的文集中，至少在1947—1949年的时间里，我们找不到什么蛛丝马迹。笔者目前只有两点推断：第一，周立波在1930年代翻译过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本小说，尤其是其中的苏联农庄集体化对周立波在中国农业问题上产生什么影响，没有直接的文本证据，我们只能臆测，周立波对合作化是有前阅读（深度阅读）的经验的，第二个可资分析的是他1950年的苏联之行。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不久，苏联和中国决定合拍《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两部纪录片。周立波与刘白羽担任了纪录片的文学顾问并于1950年6月随摄制组到了苏联，“在那里待了三个月，完成影片后期的工作”[77]。“立波在苏联期间见了苏联文艺界不少的重量级作家，参观过很多地方”[78]，其中一处是莫斯科郊区的太尔曼集体农庄。他和刘白羽后来都记录了这次参观经历。但两人的文章在叙事风格上的差异又能让我们产生一些有意味的联想。刘白羽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我们转回头，赶上两辆载满洋芋的卡车，转了几个弯，停在台尔曼集体农庄办公室跟前。典型的尖顶的苏联村木房，房顶上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旁边，两层楼的干草房，让你闻得到干草的芳香。简直像酒一样甜蜜。农庄主席日得可夫·亚历克塞·米海洛维支出来迎接我们。

日得可夫是一个个子不高但是沉默而有毅力的人，他穿着黑色西装，里边露出乌克兰衬衫的花边。他先引我们去参观农庄的养马房……[79]

周立波的开头与之形成了巨大反差：

车子开进农庄时，主席日得可夫同志出来接我们，热烈的握手和简短的寒暄之后，他就带我们去参观。这种马上引着客人去看要看的东西的直截了当的招待，是很好的招待，知道怎样最好地满足客人心愿的主人，是最殷勤的主人。

我们首先来到了马房……[80]

与刘白羽的叙述相比，周立波显得“直接”甚至是“急切”了很多。这种急迫感甚至让他的叙述失掉了一种应有的礼节——那个带着他们参观的主人似乎仅仅是作为一个叙述的符号。一直等到周立波把马房、牛栏、猪圈、鸡房看了一遍，他似乎才心满意足地道出这个日得可夫是何许人也。周立波的文本似乎缺少了刘白羽那种愉悦感，叙述参观的过程没有任何连接和过渡，文本更像是一件工作笔记，或许正像他说的，他有急需要看到的东西。正如他在结尾所说的“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可以作为我们明天集体化运动的借鉴”[81]。或许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农民的问题，至少在1950年的周立波这里是一个“整体性”议题。因此，“工作队下乡”并不是一个对已然完成的“意义”的叙事，相反它恰恰指出了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未完成的一面。而这让《暴风骤雨》的叙事具有了“真实”的基础。

我们以“工作队下乡”的叙事结构重读《暴风骤雨》，可以发现“改造—动员”结构作为一种“普遍性”的阐释方法对独特文本的分析“剩余”。而正是通过这些可能无法被框定在动员结构中的文本，我们看到了“工作队下乡”模式与解放战争下的“东北叙事”的同构关系。同时“工作队下乡”模式所蕴含的未完成性重新将“东北叙事”放置在中国革命，中国农村变革的整体性进程之中。因此，“工作队下乡”不只是“政治元命题”的自我演绎，而是具有“历史的整体形式”，是带有深刻实践性的小说叙事结构。

然而，从“重写文学史”直到今天，“动员—改造”结构那个强大的乌托邦预设被抽离之后，关于历史的文学叙事的“难题性”成了历史自身的问题。在相当一部分批评的视域里，周立波《暴风骤雨》叙事的失败在于他对“否定性”的历史做了肯定的回答。于是，“叙事”逃过了一劫，“历史”背了黑锅。1950年，周立波反思过自己的“失败”：

《暴风骤雨》是还有些缺点的。比方说呢，故事还不能完整，人物性格的刻画，除了个别的外，还不生动，没有大胆删略许多和主题无关的细节，结构显得不够严谨，因而削弱了艺术的魅力。我开初总觉得土地改革过程中的一切事件都不能遗漏，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我想把一个规模巨大的历史运动的一切表现都写进一部小说里，结果是没有一样东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你想把自己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写进一本书里，结果是没有一个人会写的充分。[82]

周立波这里是对小说“叙事”问题的反思，那个“规模巨大的历史运动”尚且还是小说叙事努力再现的“现实”。然而当历史成为“黑洞”，“工作队下乡”就意义不明了。笔者论述至此，不禁回想起距离东北土改七十多年后的当下，2020年初一场席卷全球的大疫情突然闯入了我们的生活，当我们的生活遭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工作队下乡”这个熟悉的模式又一次组织和动员了我们的生活。或许随着疫情淡去，“忘却的救主”会慢慢模糊那些逆行的医护人员、基层工作者、军人、无数志愿者和“政策”。如果那一天出现，我们需要警惕的并非我们的记忆，而是组织我们记忆的叙事，当它“谋杀”了历史——“并非抹除历史，而是历史形式的消失”[83]，它就会以“秘密的方式，并且完全自在地植入主体的综合活动性当中”[84]。据说这种“叙事”固若金汤——因为它圣洁。这里海登·怀特在《圣加尔年代记》中的发问提醒着我们：关键并不在于我们今天对叙事形式的理解，而是叙事性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动员—改造”的叙事模式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作为整部小说支配性的叙事结构，并且完全能赋予小说在形式安排上以一定合理的意义，这一点恐怕是值得质疑的。这并不是“动员结构”作为一种实践形式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我们今天在探讨“动员—改造”结构的时候，更多是在争夺那个“乌托邦预设”，这就可能会导致“动员—改造”结构在今天从一个具体的历史行动变成某一类文学被要求具有的普遍的“意义结构”。这样就很容易对作者在小说中的叙事形成一种价值判断。于是就会弱化类似于作者“为什么会如此叙事”“这种叙事有没有其合理性”“什么样的观念导致了作者会做如此的叙事”等问题，以及文学的叙事形式与历史的叙事形式之关联的开阔性、整体性以及现实性。这些构成了“动员—改造”结构没有回答的“剩余”的问题。

注释：

①“动员—改造”的叙事模式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作为整部小说支配性的叙事结构，并且完全能赋予小说在形式安排上以一定合理的意义，这一点恐怕是值得质疑的。这并非“动员结构”作为一种实践形式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我们今天在探讨“动员—改造”结构的时候，更多是在争夺那个“乌托邦预设”，这就可能会导致“动员—改造”结构在今天从一个具体的历史行动变成某一类文学被要求具有的普遍的“意义结构”。这样就很容易对作者在小说中的叙事形成一种价值判断。于是就会弱化类似于作者“为什么会如此叙事”“这种叙事有没有其合理性”“什么样的观念导致作者会做如此的叙事”等问题，以及文学的叙事形式与历史的叙事形式之关联的开阔性、整体性和现实性。这些构成了“动员—改造”结构没有回答的“剩余”的问题。

②③㉟㊳㊴㊵㊶㊷周立波：《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3、3、3、6、42、28、47、30页。

④⑦⑧㉔㉕贺桂梅：《政治·生活·形势：周立波与〈山乡巨变〉》，《文艺争鸣》2017年第2期。

⑤⑥⑨⑪蔡翔：《当代文学中的动员结构》（下），《上海文学》2008年4月。

⑩⑫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151页。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㉝㊻㊼㊽[61]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2～403、401、298、319、301、301、299、297、299、298、209、292、293、293、81页。

㉓[60]卢卡奇：《卢卡奇文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6、44页。

㉖㉗㉘钱理群：《“新小说的诞生”》，《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㉙㉚㊲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115、102页。

㉛孙堂厚：《战后国共东北之争及其对两党关系的影响》，《近现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411页。

㉞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页。

㊱罗岗：《回到“事情”本身：重读〈邪不压正〉》，《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