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飞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作为宫廷祭乐重要组成之一，二郊乐被用作祭祀天地神祗。历代统治者较为重视二郊祭礼的原因，除了它是重要祭礼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是皇帝继承大宝、宣誓上嗣天命的必举仪式。因此，二郊乐礼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南北朝历代统治者的必举之礼。出于不同的政治用心，南北朝统治者制定二郊乐的理念不一，由此二郊乐制也表现出继承与新创的不同风貌。

一、南北朝时期二郊乐制的形成

二郊乐制相较先民崇拜天地，具有一套完整的规制，并附有与之对应的乐歌，形式与内容上更为成熟，为历朝所接受。同时，二郊乐所代表的皇权正统，也是统治者大力推举二郊乐的原因所在。

南北朝时期，军事斗争混乱，朝代更迭频繁。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象征政权合法的二郊乐，使得统治者一上位即制定二郊乐。

1.刘宋二郊乐制的确立

东晋禅位宋朝之初，宋武帝刘裕便立刻“设坛于南郊，即皇帝位，柴燎告天”，[1](P51)举行祭天仪式。不仅如此，他为了满足应郊庙祭祀的需求，还下旨太常郑鲜之等人分别“撰立新哥”。[1](P541)可见，刘裕深刻了解南郊祭天所隐含的重要政治意义。之后，经宋孝武帝刘骏时的礼乐讨论，宋二郊乐才正式形成。

刘宋时期形成的南郊规制表现为：祠南郊迎神，奏《肆夏》；皇帝初登坛，奏登歌；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送神，奏《肆夏》。不过，并无有关北郊仪式的具体规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颜延之的北郊《天地飨神歌》可知，刘宋时期北郊是存在的。

2.萧齐二郊乐制的确立

由于南齐萧道成以司徒褚渊等人的歌辞为制乐准则，因而其二郊流程清晰，内容完整。整个祭祀仪式包括“群臣出入”至“皇帝还便殿”十二个环节，具体见表1。

表1 萧齐南郊乐仪式

每一步皆附有不同乐辞和不同举乐次数。又据南齐“北郊群臣入奏《肃咸乐》，牲入奏《引牲》，荐豆毛血奏《嘉荐》，皇帝入坛东门奏《永至》，饮福酒奏《嘉胙》，还便殿奏《休成》，辞并与南郊同。”[2](P170)可见，北郊乐制与南郊乐制大致相同。南齐二郊乐间的诸多一致，表明其规制的逐步完善，相较于前代二郊乐也更为系统化、规范化。

3.萧梁二郊乐制的确立

宋、齐二郊乐不断完善，为梁武帝改革二郊乐制奠定了基础。梁武帝借鉴前代二郊规制，对二郊乐制进行了改革：改动演奏二郊乐的乐器，南郊奏黄钟，北郊奏林钟；改动二郊乐名，主张“以‘雅’为称”。[3](P292)(见表2)以“雅”称二郊乐，实则取意雅正。梁武帝试图以二郊乐名、乐器、配乐等方面的改造，最大化追求二郊乐的雅正，无不显示其“思弘古乐”的用心。梁武帝针对前代二郊乐制在某些方面的积极改动，在客观上促使萧梁二郊乐制有所创改，与萧齐二郊乐制存在一定差异。

表2 萧梁对萧齐二郊乐名的改动情况

4.南陈二郊乐制的确立

陈武帝建设二郊乐时，同样借鉴前代旧乐体制。陈代二郊乐的定制成于陈宣帝，他下旨尚书左丞刘平等人，“定南北郊及明堂仪注”。[3](P309)因为“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4](P202)的内涵，所以陈代所用二郊乐都以韶为名。这与梁代二郊乐以雅为名之举颇为相似，是对前朝二郊乐雅化的进一步推动。

以上是南朝二郊仪式及其所附乐歌的演变。从朝代更替的纵向上看，魏晋征伐频繁，二郊雅乐流失，直接影响宋代二郊乐的恢复与重建。直至齐代，二郊规制才正式形成。后梁陈两朝在依循宋齐二郊规制的基础上，将乐名以“雅”“韶”改之，推进了南朝二郊乐的发展。

南朝二郊之所以能有如此发展，主要是南朝偏安江左，有发展二郊雅乐的政治环境。而反观北朝，政治混乱，战争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朝二郊乐的设立。由此，这导致北朝与南朝相较，二郊乐表现有所不一。

5.北魏二郊乐制的确立

政权建立伊始，北魏道武帝在冬至时“祭天于南郊圆丘”，在夏至时“祭地祇于北郊方泽”。[5](P2827-2828)可见，完整的二郊体制在北魏建立之初便已形成。只不过，北魏二郊规制比较简略，二郊乐歌仍需后世丰富完善。

6.北齐二郊乐制的确立

北齐、北周在霸绩草创前，皆以人臣的身份依附于北魏，故其雅乐皆以魏典为尊。其中，北齐文宣帝下旨祖珽修订东魏宫廷雅乐。同时，以《乐说》作为制作二郊乐的标准之音。直至武成帝时，北齐二郊乐才正式形成。《隋书·乐志》载有北齐二郊乐的具体规制(见表3)。

表3 北齐二郊乐仪式

7.北周二郊乐制的确立

北周虽大获梁朝乐器，改革北魏旧乐，但对其实现二郊乐雅正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它只是在继承前代二郊规制的同时，稍稍改变了二郊的配乐。例如，南郊配乐改用“《大夏》降神，《大护》献熟”，[3](P332)北郊配乐则改为“《大护》降神，《大夏》献熟”。[3](P332)而在二郊中融入《山云之舞》，正是北周对前代二郊乐发展的有益尝试。

总之，在充分承袭与创改前代二郊乐制的基础上，南北朝二郊乐逐渐形成定制。与此同时，在不同建设理念的指引下，南北朝二郊乐制又表现出不同风貌。

二、南北朝二郊乐制的差别

虽然南北朝历代统治者都建立二郊乐，以备祭祀天地之用，但二郊乐的新创，导致其在具体规制及所附乐歌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一)南北朝二郊乐规制略有不同

首先，南齐的北郊不同于南郊，有太祖高皇帝配飨及其附乐。事实上，在“大齐受命，建寅创历”之初，“郊庙用牲，一依晋、宋”，但一切仪式“并无配”[2](P120)飨。之所以南郊有“太祖高皇帝配飨，奏《高德宣烈之乐》”，是因为该配乐为尚书令王俭于“永明二年(484)造奏”。[2](P169)因此，该配乐存于南郊，而不存于北郊，就足可理解。同时，对南郊配飨的设置，亦反映出当朝以先祖配祭，来表明其皇权受命于天的政治意图。

其次，北周、梁陈的南郊“降神”规制名，不同于前代祭天时的“迎神”。据《汉书·礼乐志》载，叔孙通辅佐刘邦制定汉朝礼乐时，认为大祝迎接神灵所奏之乐，“犹古降神之乐”。[6](P1043)又“降神”源于《诗经·大雅》：“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7](P486)

由上可知，“迎神”所奏《嘉至》源于《诗经》中的“古降神之乐”。南郊祭天时，皇帝“迎神”改为“降神”，并没有变更南郊迎接神灵的规制，也并没有删改祭天时的古乐。因此，它在规制名称上的变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南郊祭天的功能，但却反映了南朝梁陈与北朝北周以雅乐为宗的制乐追求。另外，“迎”改“降”之举，也反映出南北朝礼制层面开始关注人事，弱化神灵信仰。不过，二郊始终是礼制的一部分，它仍是统治者的附属。

最后，北周在呈送祭品时，“奠玉帛”替代“牲出入”，成为二郊的必要环节。“奠玉帛”即向神敬献玉帛，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8](P477-478)一般在北郊中“奠玉帛”处于“迎神”后“皇帝升坛、初献”前。之所以“奠玉帛”只在北周南北郊中出现，除了后世史书记载遗缺因素外，北周强调二郊雅正亦是关键。

可见，北周二郊乐是以继承周代乐制为原则，这与南朝齐梁对乐名的新创不同。它主要反映了北朝统治者以承袭为宗，以正统论的观念，积极修复二郊乐。反之，南朝统治者好以推翻重建来证明其统治的合理性。但即便如此，南北朝对二郊乐的不同改造与接受，也相应地反映出他们借二郊以正皇权的政治用心。

(二)南北朝二郊乐配乐略有分歧

一是，配乐乐名不同。如梁陈二代追寻雅乐，分别以“雅”“韶”为缀，改二郊乐名，而其乐辞内容大致相同。

二是，配乐歌辞不同。这在南北朝普遍存在，因为歌辞所述内容皆为当朝故事，往往只更改乐辞内容，在内容的方向上仍保持不变。

三是，配乐的不同。这区别于上述两点，配乐的不同即是具体规制所配乐歌的不同，它既有配乐乐名的差异，也有乐辞的不一。比如，刘宋二郊迎神，奏的是《肆夏》，而萧齐二郊迎神的奏乐却是《昭夏》。依据《周礼》：“尸出入则令奏《肆夏》”，[8](P590)可知宋代二郊迎神时奏的《肆夏》乐，对应的是“尸出入”规制。又因“古以尸象神”，所以宋代《肆夏》乐，实际上是出自“周《肆夏》之名”，[1](P543)二者皆为迎送神之乐。与之不同，周礼认为“牲出入则令奏《昭夏》”，[8](P590)与其同名的齐《昭夏》乐，却被用来“迎送神”而非用于“牲出入”。这说明了齐代在继承宋代二郊时，也有所改动，其中也不乏与周礼配乐相左之处。

总之，二郊乐因其所代表皇权合法性与正统性，引南北朝统治者竞相对其进行丰富完善。由于他们对创建二郊乐的不同理解，导致二郊乐在形成过程中，存在着规制及配乐上的差异。南北朝统治者极为重视二郊祭祀，但据史料整理的南北朝历代皇帝对二郊的亲祀频次(见表4)显示，重视程度有所差异，这可能与历朝统治者二郊建设观念不同有关。

表4 南北朝历代皇帝二郊亲祀频次

三、南北朝二郊建设观念不一

南北朝二郊乐在制度内容上的差异，反映了统治者在制定二郊乐制过程中建设观念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南朝崇尚创建，秉持以新换旧的理念，证明其政权的合法；而北朝则崇尚承袭，意欲以继承旧统的理念，维护其政权的正统。制礼作乐的观念不同，使得南北朝都有二郊登歌，但却呈现出不同风貌。

(一)南朝二郊登歌较多新创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对二郊登歌的设置，在歌诗上有新创。元嘉十八年九月，有司奏：“二郊宜奏登哥。”又议宗庙舞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等十二人立议同，未及列奏，值军兴事寝。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哥，诏御史中丞颜延之造哥诗。[1](P541)

颜延之所作两首登歌《天地郊夕牲歌》和《天地迎送神歌》，成为二郊乐的共用乐辞。二郊乐辞虽然存在，却无配乐，但并不影响其对二郊乐完善的推动作用。

后萧齐二郊乐也有一定新创，这主要表现在“超宗所撰，多删颜延之、谢庄辞”。[2](P167)黄门郎谢超宗创改的二郊乐，大部分是在乐曲以及歌名方面，让二郊乐的发展更进一步。

宋齐两朝大力创制登歌新辞的同时，也出现“郊享缺乐”的现象，造成二郊登歌奏乐的遗缺。即便是宋齐两代意图改变，当时也无完整配乐的二郊乐制蓝本进行参考，如《宋书·乐志》所言，“晋世……郊祀遂不设乐。”[1](P541)

上文所述梁陈二郊迎神乐名、乐辞的改动，也足以表明其建设二郊乐制侧重于创改。

(二)北朝二郊登歌较多承袭

北魏孝文帝“垂心雅古，务正音声”。[5](P2828)他针对当朝典章礼乐的不足，组织精通古乐的官员、百姓重建雅乐正音。经过长时间发展，雅乐音调最终在北魏宣武帝时期确定。

时扬州民张阳子、义阳民儿凤鸣、陈孝孙、戴当千、吴殿、陈文显、陈成等七人颇解雅乐正声，《八佾》、文武二舞、钟声、管弦、登歌声调，芳皆请令教习。[5](P2832)那时，刘芳主持恢复雅乐正声事宜，其中也包括登歌声调，由此推测北魏也存在二郊登歌。北魏几代统治者大力学习并恢复雅乐正声，用心承袭雅乐正统，足见其建设二郊登歌时有模仿学习的一面。这也与北魏少数民族政权意图学习汉族文化，巩固中原统治的政治意图一脉相承。

除二郊登歌承袭了前代的声调之外，二郊登歌在乐器及奏乐方法上，也有效仿前代的痕迹。《隋书·音乐志》载：后周登歌，备钟、磬、琴、瑟，阶上设笙、管。今遂因之。合于《仪礼》荷瑟升歌，及笙入，立于阶下，间歌合乐，是燕饮之事矣。……斟酌古今，参而用之。祀神宴会通行之。若册拜王公，设宫悬，不用登歌。释奠则唯用登歌，而不设悬。[3](P357-358)

隋朝二郊登歌在音乐乐器、演奏方法、演奏团队以及奏乐公用场合都有详细规定，是以北周二郊登歌规制为蓝本效仿建设。

另外，北朝二郊登歌主要存于“迎神”和“皇帝初献”中，登歌多为《昭明》《皇夏》等乐，基本一致。可见，北朝二郊登歌歌辞及奏乐多因袭古法，未有较多新制，正是通过对雅乐正音的承袭流传，表明其皇权统治有序合理。

综上所述，二郊乐制因其有祭祀天地的功用，被视为皇权合法的象征。持有不同的政治用心，南北朝历代二郊乐制，也在统治者的推动下呈现出承袭与新创的不同风貌。

南朝以改创、重建乐制为重。南朝萧梁在南北郊迎神乐上的改创，体现出以人为中心的主导作用渐次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推动后世二郊乐辞、乐名的定型与完善起到示范作用，同时也说明中古迎神乐至南北朝已进入理性的时代，有摆脱感性祭神的人的意识。北朝以学习、恢复乐制为重。北魏追求汉化的过程中积极重建雅乐正音，恢复二郊登歌配乐，保留二郊登歌乐名，为推进二郊乐制完善做出重要贡献，这也对隋唐雅乐的制定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