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鹰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20世纪初，王国维撰《人间词话》标榜“境界”(“意境”)。他称：“词以境界为最上”[1]191，“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1]194；“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1]256

王国维将其所倡“境界”和严羽的“兴趣”、王士祯的“神韵”放在一个层面上，探论诗词本体，包含了两个误解。其一，严羽固然主张作诗从兴趣出发，推崇“盛唐诸人惟在兴趣”[2]688，但严羽论诗并不以“兴趣”为本，而是以“气象”为本。他说：“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2]695王国维忽视严羽的气象论而否定其兴趣说，是误作针对。其二，王国维以“境界”指称诗词作品整体。所谓“有写境，有造境”[1]191“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1]191，即是从诗词作品整体作判断。与“境界”不同，“神韵”不是对诗词整体作判断，而是指诗词内在的、亦即形而上的美学特质和感染力。王国维以“境界”否定或取代“神韵”，也失于针对。

“境界”一词出现于汉代，意指“疆界”。郑玄《毛诗正义》多用“境界”一词指州国疆土。“此下八州发首言山川者，皆谓境界所及也。”[3]“意境”一词，出现较晚，早见于隋代释吉藏《中观疏论疏》，其中说：“意境既如此，在心亦然。未曾心，未曾不心。心者为心，不心者为不心。故肇师云：‘心生于有心，像出于有像。’”[4]因为唐代佛学兴盛，以“境界”与“意境”传译佛经成为盛事，也促发了诗论以“境”论诗，即所谓“诗境”概念的提出和建构。但值得注意的是，唐人论诗，只言“境”、偶或言“诗境”，绝少言“境界”或“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