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悦 吴忠邦 蒋琬仪 汪禹同

摘 要：2020年我国按现行标准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提升脱贫质量、防止返贫成为我国扶贫工作下一阶段的重点。从全面脱贫走向乡村振兴，是提升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果实的必经之路。总结和分析尧治河村脱贫案例，发现以农民组织化促进有效治理推动乡村治理振兴，以集体经济促进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推动乡村经济振兴，以文化认同促进乡风文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以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生态宜居推动乡村生态振兴，是尧治河村内生式脱贫的主要经验，并使其实现了乡村在治理、经济、文化和生态四个层面的全面振兴。研究为实现从全面脱贫走向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供了科学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乡村振兴;内生式脱贫;尧治河村;脱贫质量

一、引言

2020年11月23日，随着贵州省宣布所有贫困县摘帽出列，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在现行标准下实现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脱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消除绝对贫困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结束，我国仍面临着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战胜利成果、提升脱贫质量的新任务。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这说明脱贫攻坚胜利之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乡村逐渐被边缘化，农村人口流失、老龄化、空心化问题严重。从乡村内部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方治理主体难以完成将农民组织化的任务，从而无法适应现代化的高强度组织化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农村集体经济无法有效地实现现代化经营，从而导致资本化，使得农民的财产和利益被稀释和分散，丧失继续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乡村振兴主要解决乡村自身发展的基础和动力问题，以农村和农业资源为依托，以农民自身的组织化为主体，实现乡村和城市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良性互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可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也是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从全面脱贫向乡村振兴过渡，本质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并不是以城乡一体化的方式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村民市民化，减少城镇与乡村的区别。实际上，城乡之间存在中国社会的结构弹性，二元结构事实上也起到了保护农民的作用，若是一味贯彻城乡一体化，则可能破坏这种“制度红利”一旦将宅基地、住房和集体资源进行市场化改造可能导致农民的基本保障被破坏，尽管短期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长期来看则有可能造成农民融不进城市、回不了故乡的双重困境。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内在弹性的相关讨论，参见贺雪峰：《城乡二元结构是保持中国社会结构弹性的关键》，载《社会科学报》2018年11月8日第003版。，也并不是适合中国乡村振兴的道路。中国乡村振兴之路不是将乡村变为城市，而是创造内生性动力，依靠乡村内部动力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从我国的乡村发展经验看，坚持发扬农村集体所有制和乡村的基层自治制度是脱贫关键，前者涉及乡村振兴的现代化经营方式，后者则是乡村振兴的农民组织化，二者共同决定了中国乡村发展的动力、模式以及目标。我国从全面脱贫走向乡村振兴，关键在于在总结脱贫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长效脱贫机制，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变革乡村的内部动力结构，以乡村自身资源以及组织结构来实现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的内生式发展，激发乡村内在的发展活力。因此，本文构建了内生发展全面振兴乡村的分析框架，以典型山区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为例，从组织、经济、文化和生态四个层面归纳和总结尧治河村内生式发展全面振兴乡村的典型经验，期望将尧治河村的振兴经验推广和应用于我国亟待振兴的脱贫乡村地区，推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本文剩余部分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内生式脱贫向乡村振兴过渡的理论逻辑以及现有文献中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进行综述，并分析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案例研究样本选取的依据及信息收集方法，提出研究分析框架;第四部分，基于第三部分的分析框架，提出治理、经济、文化、生态四个方面的研究发现;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与讨论。

二、内生式脱贫向乡村振兴过渡的理论逻辑与文献综述

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乡村的边缘化和衰落无法避免，成为各国都需要克服的难题。我国自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目的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说明，要用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出现规模性返贫。因此，有必要将脱贫经验进行梳理，总结提高脱贫质量的路径，建立、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的机制，确保乡村振兴有序推进。

（一）我国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遵循“城市中心主义”的发展逻辑，这种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使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完成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但也带来了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陈丹、张越，2019）。随着生产要素由乡村向城市的长期单向流动，农村衰败凋敝，缺乏资本和人才，逐渐出现了农业粗放、村庄空心、人口贫困、环境脆弱等问题（姚树荣、周诗雨，2020），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成为新的“三农”问题（文琦、郑殿元，2019）。

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导致了乡村的衰落和凋敝，我国乡村在城乡二元格局下逐渐边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资金难以获得。乡村难以吸引投资，其主要资金支持来自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农村信贷。完善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林强，2008），金融结构的失衡严重阻碍了乡村的发展（赵洪丹、朱显平，2015）。此外，财政支持以及信贷条件相对苛刻，在我国农村，推动农村现代化的信贷支持并不容易获得：若以信贷方式支援农村发展，金融机构往往面临较高的借贷风险，因此通常不愿“进村”，而更愿意向城市相关企业贷款（陈国斌，2010）。二是土地制度不完善。尽管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农村盘活集体土地和集体自然资源，但是贸然允许土地进入市场交易，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给农民带来的收益也极其有限（王宇，2019）。有学者认为可以用土地资本化的方式来解决农村发展的问题，由农民或者政府主导将土地商品化和资本化（刘守英，2008），但现实中由于土地产权清晰程度等社会因素常常导致土地流转价格偏离土地实际价值贡献，土地流转失灵（祝国平、郭连强、李新光，2021），农民丧失宅基地会造成村庄的空心化，导致村庄加速破败和衰落。三是人才稀缺。人才的匱乏是制约乡村发展的关键性障碍，乡村面临着人才困境，农民流失和高层次人才匮乏导致农村现代化建设缺乏动力。大批农民离乡进城，常常伴随着家庭化迁移（邓悦、郑汉林、王泽宇，2019），乡村不可能依靠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来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乡村发展亟需管理人才、优秀干部（卜文忠，2019）。四是文化落后。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本源（宋小霞、王婷婷，2019），缺乏对乡村生活方式的认同导致乡村逐渐丧失吸引力。当下农民工的两栖化、村庄空心化、生态恶化现象严重，只有以乡村文化为主体，回归具有吸引力的乡村生活，才可能实现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Lin，1992）。文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只有将乡村文化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才能塑造乡村的文化认同（李佳，2012）。其关键在于理解乡村文化的经济价值，从融合和补充的视角推动城乡的良性互动，以乡村文化为主体，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尊重文化再生产规律，完成乡村文化从“自觉到自信”的转变（高静、王志章，2019）。

乡村衰落是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政府需要采取相关措施纠正过大的城乡差距，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刚刚宣告胜利，贫苦乡村正由低层次的脱贫向高层次的振兴转变。在此背景下研究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不仅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也可为解决乡村发展的现实问题提供有效方法。

（二）提高脱贫质量向乡村振兴过渡

我国从1994年开始制定指导扶贫工作全局的计划，制定并落实了“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五个一批”脱贫政策，另外还有金融扶贫、就业扶贫、健康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等政策工具支撑，当前已经完成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的目标任务，实现了全面脱贫，脱贫工作成效斐然。考察和提高脱贫质量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脱贫质量指的是脱贫状态的可持续性，其机制是指让贫困地区摆脱贫困陷阱，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机制，具备内生发展的能力（罗连发、吴成强、刘沛瑶，2021）。罗连发等（2021）在总结了提升脱贫质量的宏微观机制后认为，资本积累、产业转型、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和发展教育是摆脱贫困陷阱、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可行对策。

在开展脱贫工作的同时，我国自2002年先后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三个“三农”战略（刘彦随，2020）。其中，由“农村”向“乡村”的政策话语体系转变，意味着“村”由农业主导的形态扩展成为产业更为多元的实体（孙九霞、黄凯洁、王学基，2020）。农业发展“接二连三”，提升农业附加价值，创造农村增收致富的基础（张宇、朱立志，2019）。乡村振兴战略由党的十九大提出，总方针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目的是以乡村内生式发展模式，主动“造血”，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可见，乡村振兴是在实现乡村脱贫基础上对乡村发展的战略任务，是乡村实现“脱贫”后的“致富”阶段。乡村如果没有建立长效的脱贫机制，仍是依靠“外部输血”为主，就不可能跨越到乡村振兴发展。

从乡村脱贫向乡村振兴过渡，既要解决上述研究中乡村发展面临的资金难以获得、土地制度不完善、人才稀缺和文化落后等多方面问题，同时，也要建立可持续的长效脱贫机制，激发乡村脱贫的内生动力，提高脱贫质量。这说明，促进乡村内生式发展是提高脱贫质量的核心动力，而提高脱贫质量、增强脱贫的可持续性是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抓手，也正是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三）内生式发展是提高脱贫质量的有效路径

乡村脱贫包含两条路径：外生发展路径和内生发展路径。其中，外生发展路径主要依靠政府推动和资本带动（夏柱智，2021），容易导致城市中心地位强化，而农村则愈加空心和凋敝（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2007），农村土地资本化之后缺乏继续发展的动力，在短暂的繁荣之后，难以避免最终衰败，并非实现可持续性脱贫的最佳选择。

1.内生式发展需要从内部激发乡村脱贫动力

内生式发展理论是一个可以基于乡村自身文化的自力更生、城乡良性互动的有效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最早由瑞典的一个财团提出，该理论认为，乡村只能走内生发展路径，当然这一理论对拥有资源的乡村和缺乏资源的乡村进行了区分，只有前者可以依赖自身的力量，后者无法单凭自身实现发展，而需借助外部的力量（张文明、章志敏，2018）。欧盟为了发展乡村经济推出了LEADER计划（Bosworth和Annibal等，2016），成立諸多工作小组来协调内生和外生资源的发展。而内生式发展的概念和理论的原型则得益于英国的纽卡斯尔大学的克里斯托弗·雷教授，他总结了欧盟农村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了新内生发展的概念（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Christopher，2019）。发达国家的乡村发展基本都是从乡村内部着力，加强基层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力，同时利用乡村的资源优势促进文化旅游等（王林龙、余洋婷、吴水荣，2018）。

通过研究国内的乡村脱贫和乡村振兴实践，孙九霞、黄凯洁、王学基（2020）认为乡村振兴要在乡村发展上实现在地化，提高乡村自主性，重建乡村活力。文琦、郑殿元（2019）认为乡村振兴要推进三产融合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将经济社会效益留在农村。陈济冬、曹玉瑾、张也驰（2020）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恰当作为是推进减贫工作的重要基础，产业发展、结构转型为减贫注入了活力源泉，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增强脱贫能力和内在脱贫动力。武小龙、谭清美（2019）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需要激活乡村内生的自然资源、风俗文化和乡贤力量等资源，在乡村内部的配合和政府的外部投入下达到乡村善治的目标。田健、曹穗平、曾坚（2021）认为乡村衰落是由社会、产业、文化和生态等要素系统作用导致的，因此，乡村振兴也应从多元要素优化和系统性改善的角度出发激活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

2.内生式发展的要素条件

集体经济普遍被认为是乡村内生发展的重要措施。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独特的经济制度，村社集体通过配置集体生产要素获得集体收入。当前阶段，集体经济被认为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集体经济聚集了社区的公共财力，是维系乡村基础秩序和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的经济基础（夏柱智，2021），养老医疗等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也为农民基本生活和生命健康提供保障（邓悦、郅若平，2019）。“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独立分散的小农耕种十分有限的土地，而集体经济具有重要的“小农组织化”作用。小农不可能自发实现较高水平的组织化，只能由政府对小农进行组织（吴重庆、张慧鹏，2019）。小农组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于，分散的小农户无法对接市场和承接政府资源（龚丽兰、郑永君，2019）。不将农民组织起来，乡村振兴不具有可能性（贺雪峰，2019）。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不是分散的农民，而是组织化的农民，只有组织化的农民才能担纲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责任（黄祖辉，2018）。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集体经济促进乡村振兴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期望。现实情况是，我国中西部大多数村庄缺乏工业化的条件，集体经济收入增长事实上都是由财政资金转化而来的利润、利息和租金，依赖于政策扶持下的“外生性”增长，此类集体经济收入增长并不能作为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夏柱智，2021）。能够推动乡村振兴的集体经济需要科学设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建立基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统分结合”制度，形成对村社集体的赋权，发挥集体“统”的功能，推动土地流转、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土地整治，促进乡村小农与农业现代化相联结（夏柱智，2021;吴重庆、张慧鹏，2019）。

文化也是乡村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文化是对一个民族或是群体共有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体系的总称（费孝通，2005）。传统中国乡民聚集而居，在历史变迁中逐步发展出了大同小异的乡土文化，并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宋小霞、王婷婷，2019）。乡村社会是由自然关系联结而形成的亲密共同体，共同的历史、信仰和风俗形塑了信任互助的人际关系，提供了内生和有序的协作基础，并以此维护乡村的秩序（孙九霞、黄凯洁、王学基，2020）。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乡村青壮年离乡进城，在“推开”传统乡土文化的同时，“带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城市文化，传统乡土文化在碰撞中逐渐边缘化，振兴主体缺失，差序格局瓦解，传统文化式微，身份认同迷失（陈波，2015;孙喜红、贾乐耀、陆卫明，2019）。乡村文化振兴要重塑乡村文化，批判性继承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洗涤民风、家风和乡风（范建华、秦会朵，2019），发展创意性文化产业，培育乡村建设者的主人翁意识（吕宾，2019）。

生态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是乡村发展研究的重点。在乡村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乡村生态环境保护较为滞后，人地关系紧张导致环境压力较大，环境基础设施不完善，空间布局混乱，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较弱（鞠昌华、张慧，2019）。长期以来，“系统性伤害与碎片化治理”始终是乡村环境治理的一对矛盾体（张玉林，2016）。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下的环境拐点不会在经济增长达到某个临界值后自动出现，而是在经济增长达到较高水平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陈占江，2018）。乡村生态振兴应在宏观层面健全乡村生态宜居制度建设，在中观层面建立风险监控和应急管理机制，在微观层面培养村民的参与意识和文明意识（曹桢、顾展豪，2019），让青山绿水成为农村产业发展的自然资源（张宇、朱立志，2019）。

（四）研究述评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第一，乡村脱贫模式的案例研究有助于总结我国脱贫经验，已有研究已經证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本质是提高脱贫质量，而乡村通过内生式发展路径，从乡村内部激发脱贫动力是提高脱贫质量的根本之道。当然，有鉴于我国地域广博，乡村类型复杂，乡村脱贫的地方实践研究依旧较为缺乏，有待进一步探索。第二，有关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包括政策解读和四方实践探索两大类型。乡村振兴政策解读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但对乡村发展实践的指导作用较为局限。而对地方实践的探索较为稀缺，仍待进一步丰富完善。第三，内生式发展普遍被认为是乡村振兴的解决之道，而具有内生发展潜力的乡村往往具有较好的资源禀赋，极易走上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外生发展路径，究竟如何规避乡村的外生发展陷阱，依靠内生发展把乡村发展的成果留在乡村内部，这一问题仍有待探索。第四，现行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是否有助于乡村振兴仍然存在争论，农村集体经济如何真正造福乡民也有待探索。第五，现有研究既有内生发展振兴乡村的整体性方案探索，也有从文化和生态等视角出发的个性化方案探索，但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乡村脱贫和乡村振兴是涉及诸多学科的主题，无论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揭示出这一主题所蕴含的丰富材料和相关规律。从实际研究现状看，处理这一主题的方式主要还是以定性研究为主，但是需要注意单纯的定性研究缺乏对事物性质的详尽分析，通常使研究主题流于表面。为此，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个案研究法，以尧治河村为例，构建内生发展振兴乡村的分析框架，从个案所蕴含的个性中抽象出其一般性，以典型案例为内生式发展振兴乡村提供一个侧面的思考。

三 、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案例研究样本选用的依据

1. 研究样本为山区贫困的典型

本文将研究对象锁定为一个山区脱贫的典型的案例，即尧治河村的振兴历程，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期尧治河村的情况与我国如今的贫困地区的情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我国832个贫困县大多位于“老少边穷”地区，地理区位不占优势，作为地区发展硬件的基础设施和软件的公共服务双重欠缺。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见图1）地处房县、神农架和保康三县交界处，除神龙架为国家自然保护区，保康和房县均为湖北省深度贫困区。再加上尧治河村本身地理条件有限，海拔1600多米，面积33.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仅为700亩。在发展初期经济发展落后，1988年，全村160户的人均粮食不足300斤，人均收入不足300元。尧治河村不仅生存环境恶劣，而且基础设施欠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2. 研究样本为内生式脱贫的典型

尧治河村的脱贫致富之路体现了内生式发展的特点，依靠自身力量激发村庄的内在活力，历经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一跃成为保康县“首富村”，跻身湖北省500强村庄。其内生式发展的典型做法包括：第一，兴修基础设施。尧治河村于1988年兴修矿山公路，于2015年修通村级公路136公里，架设电线131公里。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还畅通了物流和信息，使得乡村经济可以融入国家整体发展当中。第二，发展集体经济，拒绝资本化。尧治河村发展集体经济，但却不随大潮顺应当时“县域经济民营化”趋势，没有将村集体磷矿、电站改为民营，这一做法最后保住了乡村发展的根本。这种做法后来在尧治河村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再次凸显了重要的意义。第三，乡村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齐头并进。尧治河因尧而名，相传尧帝派其子丹朱降服恶龙以使尧治河村民获得安宁。尧治河村成立了尧文化研究院，收罗农具兴办农耕博物馆，围绕尧文化发展生态旅游业，打造尧治河村生态旅游示范区，真正让“绿水青山”成为了“金山银山”。

3.研究样本为乡村振兴的典型

在村党委的带领下，尧治河村现今不仅是一个村庄，而且是一个集磷矿开采、精细磷化工研发、水电、旅游、酒业、餐饮服务为一体的企业集团，拥有村级企业24家。2018年，全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48亿元，实现利税4.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5万元，全村固定资产总值达到35亿元，村集体经济纯收入达到2.5亿元，100%的农户住上了别墅，把尧治河村建设成为了“中国山区幸福村”。

如今，我国832个贫困县走到了脱贫攻坚的终点，但也来到了乡村振兴的起点，尧治河村的振兴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推广至我国贫困地区，为我国贫困地区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提供一个侧面的思考。尧治河村振兴的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对尧治河村的振兴经验进行挖掘和分析有利于我国“三农”战略转型的顺利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二）信息收集

1.实地考察

本文对尧治河村进行了为期6天的实地考察，并将实地考察获得的材料进行了整理。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综合情况，主要包括乡村治理、居民小区和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村规民约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引导以及乡村治理模式（如家庭档案制度等）;二是产业发展情况，主要包括尧治河村的矿业、酒业和旅游业等产业，以及围绕尧治河村的产业布局建立的12个指挥部;三是生态文明和旅游情况，主要包括尧治河村的三个国家级4A景区，以及三个景区的统一营销模式、统一宣传品牌、统一指挥和管理情况。

2.半结构化访谈

访谈与实地考察的研究方式不同，访谈突出的是以特定问题为导向，深入到具体实践工作和历史过程。按照主题和访谈对象，课题围绕尧治河村的生态与旅游建设、基层社会治理以及产业发展等相关领域组织访谈。本文采取的是半结构化访谈，提前准备访谈提纲，在访谈过程中围绕提纲进行开放式提问。主要访谈对象包括尧治河村党委书记孙开林、党委副书记许列奎以及尧治河村的村民等 访谈对象选取的主要根据是涉及尧治河村从基层领导班子、产业发展方面的负责人以及普通村民，从他们的访谈中可以发现尧治河村之所以能够取得高质量发展并且在乡村振兴上阔步向前，一方面是以孙开林书记带头的领导班子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出正确决策，并且可以说服村民支持尧治河村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尧治河村的建设有相对完整的规划。。访谈涉及多个主题，具体包括典型案例6个（涉及矿区向景区转变、扶贫工作、脱贫攻坚等）、基层党组织的作用2个、集体经济的发展历程2个、三福公司3个以及乡村振兴2个等。通过访谈挖掘出了一些尧治河村内生式发展振兴乡村的关键内容。一是以孙开林为代表的村党组织在村民中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威望，因此可以有效地组织村民参与尧治河村的发展。二是尧治河村的发展道路主要靠领导班子领导下的自力更生，正如孙开林说的“不等、不要、不靠，一切全靠自己艰苦奋斗”。三是尧治河村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盘活现有资源，不断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引进高层次人才，将资源变为产品，并配合以科学的企业管理模式，带动了集体经济的发展。

3.文献研究

为不遗漏案例在发展历程上的多因素作用，本文还对尧治河村的相关历史材料和重要政策性文件进行了细致阅读，这些文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媒体对尧治河村的相关报道。尧治河奋斗史多次被上级机关表扬。《人民日报》《农民日报》和《湖北日报》等媒体多次宣传报道尧治河村，还以尧治河村和孙开林为原型拍摄了电影故事片《天地尧治河》。第二，孙开林等人提出的乡村发展建议。如《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关于财政部门支持乡村振兴的建议》《关于统筹农村垃圾收集转运处理的建议》《关于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和《关于山区农村幼儿园学前教育的思考与建议》等。第三，关于地方治理和产业发展的相关材料。具体有《湖北尧治河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成立2019年度专项工作指挥部的通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关于财政部门支持乡村振兴的建议》《关于统筹农村垃圾收集转运处理的建议》《关于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关于山区农村幼儿园学前教育的思考与建议》和《三区融合发展考核意见》等。第四，尧治河村自己制定的发展规划和制度规范。尧治河村制定了《尧治河村红白理事会章程》《尧治河新农村建设“有困难有人帮”结对帮扶活动实施方案》《村民自治章程》以及《婚丧喜庆事宜管理办法》，还制定了13条帮扶标准。

（三）分析框架

对尧治河村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的发展经验的总结可以发现，尧治河村之所以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是因为认清了乡村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关键历史时期做出了正确的决策，选定了一条内生发展的道路。尧治河村首先通过基层党组织对农民实现组织化，从而让小农户与现代产业有机衔接，完成乡村农户的现代组织化。然后坚持走集体经济之路，而非走外生发展道路，将土地与资源资本化以完成乡村现代化。实际上，纵观尧治河村的组织形态，都是以内生的自我组织来完成现代化转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尧治河村的村民形成了深厚的“地域-文化”认同，汇聚了乡村发展的主体力量。最后，尧治河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注重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通过发展旅游业实现了乡村的绿色化转型。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興的20字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孙九霞（2019）认为“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属于乡村振兴的经济层面，“乡风文明”属于乡村振兴的文化层面，“治理有效”属于乡村振兴的治理层面，而“生态宜居”属于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本文以孙九霞（2019）的研究为基础，但是将“生态宜居”划归为乡村振兴的生态层面。因此，本文认为乡村振兴20字方针包含乡村经济振兴、文化振兴、治理振兴和生态振兴四个层面，只有经济、文化、治理和生态层面的全面振兴才是可持续的乡村振兴。

因此，本文对尧治河村内生发展振兴乡村的经验的分析也将从治理、经济、文化和生态四个层面进行。首先是治理层面，乡村治理的关键是实现农民组织化，这种组织化的本质是实现农民自身的规则供给，规则供给的内生性越强，农民组织化有效性的程度就越高，越有利于推动乡村治理振兴。其次是经济层面，发展集体经济目前被认为是乡村振兴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形式，农村集体经济只有有效利用，才能再造乡村共同体，形成现代化经营体系和共同生活的利益共同体，推动乡村经济振兴。再次是文化层面，归根到底，只有农民作为主体回归乡村才有可能实现地域归属和文化认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最后是生态层面，生态环境是乡村赖以发展的基础，良好的自然环境本身也是自然资本，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不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才能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四、研究发现

依照前文建立的分析框架，本文从治理、经济、文化和生态四个层面对尧治河村内生式发展振兴乡村的经验进行分析（见图2）。治理层面，尧治河村通过赋权村干部、村民自治和企业化管理三项措施实现农民组织化，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推动乡村治理振兴。经济层面，尧治河村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来聚集分散主体，摆脱空心化，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推动乡村经济振兴。文化层面，尧治河村通过构建文化认同促进乡风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生态层面，尧治河村通过改善生活条件和旅游资源开发促进乡村生态宜居，推动乡村生态振兴。

（一）以农民组织化促进治理有效，推动乡村治理振兴

从当前学术研究和中国农村现代化实践看，农民组织化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这种组织化的方式是内嵌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村离不开广阔的市场，但是农村必須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有形成内生性的组织，而不是被资本裹挟，使乡村资源被迫与农民剥离，甚至导致农民原子化，从而不得不离乡背井。乡村的建设必须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维持乡村自身的生活秩序，不断提升农民组织化的程度。而有效实现农民组织化的路径主要有三条：第一条路径是以村社为主导，通过发挥村社的主导作用将主要集体资源予以集中，从而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第二条路径是以资本为主导，在农业产业资本化和市场化的逻辑引导下，让农民从各自生存到集体协作，从而完成农民的组织化;第三条路径是以村社内在结构为依据，以农民之间的共性为组织基础，寻找协作途径和组织形态（贺雪峰，2017）。以上三种组织形态都离不开高度自觉的基层自治组织。不过以资本方式来实现组织化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对于偏乡和山区的农民来说，这种方式可能会让其在市场中丧失主体性地位。从尧治河村的发展看，基层党组织在农民组织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尧治河村脱贫的组织化始于村党员干部组织召开的关于村自主创业、“刨穷根，奔富路”的政治动员会，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尧治河村的发展主要依靠自主性的制度供给，并以此为基础激发村民的自主创造力。实际上，依靠单纯的政治逻辑不可能最终实现农民的组织化，只有以农民自身的需要为依据提供制度供给才可能真正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对农民的组织主要依靠相应的规则，若是这种规则是内生性的，同时兼顾公平和效率，就可以有效地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尧治河村之所以在乡村振兴领域取得重大成就，就在于激活了基层治理的活力。尧治河村在自主发展过程中，村党组织和村委会有较大的自主权拥有集体土地、文化和自然资源的乡村应当赋予其一定的自主权，可以激活基层自治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灵活性，相关讨论参见贺雪峰：《给村干部一定的自主权——防范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卷化”危机》，载《人民论坛》2019年第3期，第54-55页。，可以组织村民完成集体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任务。不是等待国家资源投入，而是自主盘活和开发现有资源。尧治河村对农民的组织方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围绕重大决策赋予村干部以自主权

围绕尧治河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由村党委和党员带头，组织村民开山修路、建设基础设施，并兴办集体企业。30多年来，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不是简单地出售现有的磷矿资源，而是通过现代化的方式将磷矿开采、加工和生产按照产业化的方式进行运作。尧治河村建立乡村组织的“三三制”原则，即将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三位一体”，形成组织会议议事、村民（代表）大会定事、村民委员会理事“三会治事”的基本格局。尧治河村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党组织、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和人民群众议事、管事和办事的积极性。

2.村民自治的组织形态

尧治河村通过《村规民约》来组织村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具体做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成立“四会一台”，凝聚人心，提振精气神，培养文明向上的乡风和民风。其中，红白理事会（乡风文明理事会）注重培养培训两个“知客”、四个乐队（男女老少、婚丧嫁娶）和三个师傅（唢呐、厨师、歌师）。此外，火炮协会和尧帝文化大舞台，经过严格训练和打磨，逐步走向了市场。二是着手规划建设了滴水岩和龙门口两个墓区，婚丧嫁娶上坚持费用从俭，富人不出格，穷人办得起，通过习惯从新、传统创新、礼仪创新，形成了新时代的新做法。

3.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与分配体制

尧治河村除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对其村产业进行职位管理，还以12个指挥部的形式对尧治河村的各个相关行业和领域进行统筹管理。尧治河村有矿业、酒业和旅游业等产业，这些产业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指挥部的形式可以有效地实现尧治河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这12个指挥部一律实行指挥长负责制，对人权、事权、物权和财权全面放开，指挥部之间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围绕实现共同富裕，尧治河村始终坚持创新思维开发扶贫。在20世纪九十年代启动的企业改制中，村委会就大胆决定：村集体控股所有村级企业，并出资购买500万企业股份，无偿配给村民。从此，全村人都成了企业“股东”。利益绑定驱动产业发展。2014年，全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30亿元，上交税费3.2亿元，人均纯收入突破3万元，村级固定资产达到22亿元。在全村1.8亿元的村集体积累中，村民持有股份2000多万元，年人均分红达4000元以上。总之，尧治河村以党建引领发展，赋予村干部较大自主权，保障了村集体经济在面临重大转折时不受掣肘;以村规民约规范村民行为，构建了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以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保障村级企业的良好运转，以公平合理的分配体制使得村民人人受益。以上三者并行激发了基层治理的活力，推动了尧治河村的治理振兴。

（二）以集体经济促进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推动乡村经济振兴

农村集体经济是指农村集体利用共有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形态。对于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来说，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就其功能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摆脱空心化，从而可以实现农民的组织化，为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和公共服务;其二是将分散经营的个体组织起来，使农民成为利益联系的共同体，使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贺雪峰，2019）。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按照资金以及资源的来源不同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外生型的农村集体经济，这种类型主要是依靠政府行政资源发展的集体经济;第二种是合作型的农村集体经济，外来资源和村集体以及村民进行合作，以股份制形式来实现;第三种是内生型的农村集体经济，借助村内的非农资源来完成经济积累，从而激活现有的资源和劳动力来实现集体经济发展。

从尧治河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历史看，尧治河村走的是内生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式，不是通过“等、靠、要”来实现经济积累，而是通过发掘自身非农业资源优势来完成早期的经济积累，为未来的组织、技术和现代化累积资本。尧治河村处于交通极不便利的高山峻岭之间，为了畅通与外界的联系，最初是由村支书带领村民修路，从而让尧治河村丰富的磷矿资源得以开发利用。开矿让尧治河村的集体经济有了初步的资本积累，为后来的磷矿产业从资源向产品的转变奠定了资本基础。在磷矿产业发展初期，尧治河村并未遵循民营经济的趋势，而是坚持集体经济，以集体所有为基础，建立了生产资料归村民所有的产权结构。尧治河村成立的尧治河集团公司，村集团占股65%，个人股份占23%，而其他法人占12%，尧治河村的每一位村民都可以得到村集体经济分配的个人股份。村集体所拥有的资产本质上是共有产权，个人不得占有，从而保证了村集体对集体经济的控制权。集体经济在尧治河村是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村民集体因为公共产权而获得对尧治河村经营和管理的主体性地位。

在分配制度上，尧治河村采取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村民作为集体经济的组成人员，在初级分配中以按劳分配为主、按生产要素分配为辅，村民在获得工资收入的同时还可以根据其股份情况参与分红。而尧治河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可以作为其他资本用于更新技术、扩大生产以及改善生活基础设施。实际上，尧治河村的产业遍布磷矿石、化工、水电和旅游等多个领域。2007年，尧治河村着手对村属企业进行改制，将原来的村办矿业公司规范为母公司尧治河集团，属管理公司，旗下另有22家子公司，涉及矿业、旅游、酒业、酒店等产业，并将磷化工和水电两大优势企业联合，成立湖北尧治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于乡村振兴来说，第一桶金尤其重要，尧治河村创业史的早期资本积累主要靠村党委领导和带领广大村民不畏牺牲、自力更生而来。

利用资源完成早期的资本积累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只依赖资源型经济则可能导致诸多问题：其一是资源过度开采导致的环境恶化;其二是资源本身并不具有高附加值，收益逐渐递减等，并且过度依赖受到诸如贸易和需求影响较大;其三是结构单一，难以吸收足够多的就业，从而造成收入不均。为此，在产业发展上，尧治河村通过联合、参股、购买、兼并等形式，先后取得7个采矿证、5个探矿证，磷矿资源远景储量达到2.5亿吨以上。2009年，尧治河集团公司在保康县马桥镇建设红岩湾化工厂，投入3亿元完成万吨黄磷项目和二期4.5万吨精细磷酸盐项目，仅此一项，每年新增产值8亿-10亿元。尧治河实现了从磷矿开采到粗加工、从粗加工到系列化精深加工的再次飞跃，成为集团迈向现代化、集约化、规模化的骨干支撑。尧治河村坚持以集体经济为主导，建立现代化经营体系，并且最终不上市，保证了村集体和村民对集体经济的控制权，牢牢把握住乡村振兴的主体地位。

事实证明，尧治河村没有通过“等、靠、要”的方式实现资本积累，而是依靠村内的磷矿资源完成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早期资本积累，为内生型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打下了基础。在所有制上，没有遵循当时民营化的潮流，而是以集体经济形式保障了村集体的完整控制权，保障了村民的主体地位。在分配制度上，采用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维持了较为公平的分配模式。可以说，尧治河村始终以村集体的共同利益为主体，维护了村集体的利益，也维护了村民的利益。尧治河村依靠自有资源起步，却没有走上外生发展的资本化道路，在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还注重村民在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保障了村民的财产和收益不被资本稀释，真正把乡村振兴的成果留在了乡村内部。

（三）以文化认同促进乡风文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振兴要建立村民对于乡村本身的认同，若是没有对于乡村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认同，村民可能在文化上陷入既融不进城市又回不了故乡的尴尬处境。城市化的过程伴随着资源和资本的高度集中，现代化生活方式对于农民而言是有吸引力的，诸如便利的公共设施、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收入等等。从诸多新农村建设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尤其是村民中的年轻群体很少愿意留在乡村生活。而随着乡村青年离开乡村，乡村内部的空心化和老龄化使得乡村生活进一步丧失吸引力，从而导致恶性循环。这种缺失是乡村主体性的缺失（罗康智、郑茂刚，2018），一旦丧失对乡村的认同和归属感，乡村的长远发展就会丧失动力，因此，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也就无从谈起。乡村认同的建构就是要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参与、管理和发展乡村事业，让农民在乡村振兴发展中不仅可以增强其自豪感和归属感，而且可以实实在在地让村民体会到乡村发展的获得感和生活上的幸福感。

中国文化重视乡土，中国人重视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乡村之所以区别于城市在于乡土自身所饱含的乡土人情、风俗习惯、民间文艺以及价值观念。为了让村民对乡土文化产生认同就需要构造乡土文化本身的吸引力。为了发扬当地的历史文化，尧治河村聘请专家查阅历史材料，研究尧治河的历史。尧治河的渊源来自尧帝，因此，尧治河村在规划方面专门布置了“百尧石”“寻子园”等文化景观。如今的尧治河村，不仅继承了尧帝时期流传下来的尧文化，还将其提炼总结，通过打造文化品牌等措施，将尧文化的“金字招牌”推广出去，并连续举办了两届“尧文化与中国梦高峰论坛”。这既是对千余年来尧治河“尧文化”传承脉络的梳理，更是把尧治河打造为“尧祖治水地，愚公新传奇”。为了培养新时代的新型农民，尧治河村请专家专门为农民授课，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尧治河村还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定符合尧治河的村规民约，开展村民参与的村民自治。在道德规矩、禁赌禁毒、红白喜事等方面开展自治活动，自觉抵制封建迷信、黄赌毒，改变婚丧大操大办、比阔气、“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将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精神文明相结合，树立文明典范。在全村范围内广泛开展好媳妇、好兒女、好妯娌、好公婆和五好文明家庭评选表彰，评选劳动模范、环境卫生先进、自主创业先进等，引导群众敬好人、学好人、做好人。

总之，尧治河村从自身历史背景出发，充分研究和发展尧文化，继承乡村传统优秀文化，并采用现代化手段，将传统文化打造成为区域文化名牌。这些举措既丰富了尧治河村的历史文化内涵，又为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创意资源。尧文化铸造了尧治河村的灵魂，更是以文化产业聚集了村庄的资源，重新凝聚了村民的心，推动了乡村文化的振兴。

（四）以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生态宜居，推动乡村生态振兴

我国贫困地区普遍面临生态环境脆弱的问题，而且，越是贫困的地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一般越高，由此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也越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往往导致农业产量下降、自然灾害频发，造成农业减产，影响农民正常生活，阻碍乡村振兴进程。反过来，良好的生态环境代表环境承载力越高，能够支持更为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能够带来更高的农业产出，同时也更适宜开展生态旅游等价值更高的产业。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重要前提，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尧治河村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推动乡村生态振兴。

1.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以建设生态宜居的农村环境

尧治河村先后投资了1亿多元，新建164套别墅，建成了两个文明居民小区，100%的农户都住上了别墅，实现了相对集中，实现了村民居住条件和环境的质的飞跃，达到了科学规划布局美的效果，形成了一个美丽的现代新型生态村庄。为了让村民在乡村中也能感受城市的便利，在基层治理上，尧治河村还为163个家庭按照情况立卷建档，形成了完善的“家庭档案”。让家庭档案形成乡村文化的构成部分，续写档案、代代相传，让村民真正热爱乡村生活，为自己的家族和家乡感到自豪。在基础设施上，尧治河村先后建立健全了村便民设施，给村民配备了便民服务室、党员活动室、远程教育站点、农家书屋、卫生室、综合服务社、文体设施、村务公开、综治维稳、村民培训、学前教育、农家超市等。在龙门口、滴水岩两个居民小区，修建了两个休闲娱乐广场并配备了室外健身器材，修建了8个安全自来水塔、6个生活污水处理站，架起了8个移动、联通信号塔，家家户户通互联网，村民的生活质量显著提升。

2.对乡村生态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

尧治河村累计投入2.3亿元，完成植树造林2600亩，美化、绿化村莊道路3100亩，实施退耕还林677亩，使全村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5%。村里留住青山绿水的精雕细琢无处不在，保护自然生态的杰作无处不有。在旅游开发中，尧治河紧扣“自然生态”主题，把尧帝文化、龙文化、乡土文化、生态旅游、矿山生态治理、新农村建设等有机融合，使旅游文化内涵具有从尧帝治水到尧治河村现代创业的连贯性，使景观建设具有自然景观、人文理念与新农村建设的融合性，形成了以“一峡一龙一馆”为主的循环闭合旅游线路，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绿色生态旅游环保之路。规划建设了集观光旅游与养生休闲为一体的太极养生馆。通过大手笔的项目建设，尧治河先后获得了“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湖北省旅游名村”“湖北省生态村”“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湖北省地质公园”“湖北省森林公园”等荣誉称号。

综上，尧治河村一方面合理规划村居布局，改善生活基础设施，提升村民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发展特色生态旅游，在保护生态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以上两项举措共同推进，打造生态宜居的乡村，推动乡村生态振兴。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是当前“三农”工作的重点。本文围绕脱贫质量的概念和机制，提出内生式脱贫走向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即促进乡村内生式发展是提高脱贫质量的核心动力，而提高脱贫质量是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抓手，也正是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结合尧治河村脱贫致富案例发现，内生式脱贫和乡村振兴归根到底是要以乡村和村民为主体，坚持发展集体经济，鼓励村民自治，增强农民的主体性和自主意识;同时在政策制定上应当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让第一二三产业相融合，保护农民利益，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通过总结尧治河村的乡村振兴经验可以发现，单纯依靠外部资源供给，或者以资本化方式对乡村集体经济进行现代化改造未必能够实现其初衷;以内生式发展为主，以内外合力才可以提高村民作为主体的地位和自我认同。尧治河村以内生式发展方式振兴乡村的成功经验在于四点：第一，在治理层面，以党员干部为主体将尧治河村联合成一个组织的共同体，赋权村干部以把握村庄发展契机，实行村民自治以养成良好乡风，推行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以维护村级企业的良好运转，构建了治理有效的乡村。第二，在经济层面，尧治河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将村民利益与集体绑定，把将集体经济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村集体手中，也将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留在了乡村内部，构建了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的乡村。第三，在文化层面，尧治河村积极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同时又推陈出新，以现代化方式改造和发展传统文化，构建了乡风文明的乡村。第四，在生态层面，尧治河村合理布局乡村功能区域，完善村居基础设施，对生态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构建了生态宜居的乡村。总之，尧治河村通过自身力量实现了乡村治理、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全面振兴。

尧治河村的案例在我国当前脱贫地区中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其内生式发展的经验，为相似类型的山区脱贫走向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路径选择。但尧治河经验若要被其他贫困山区借鉴，一些问题值得注意：一方面，独有的磷矿资源使尧治河村具备先天优势，完成了集体经济发展的早期资本积累，这并不完全适用于中西部不具备资源禀赋的乡村。意味着在激发这些资源匮乏地区的内生动力之前，政府需要对这些乡村投入足够的扶贫资金进行交通等基础设施改造，或是实施易地搬迁扶贫政策，创造乡村的内生发展环境。另一方面，集体经营成功的关键在于村干部的能力（夏柱智，2021），乡村是否有一支本领过硬的党支部领头团队也是乡村能否实现振兴的变数。不可否认，尧治河村30年脱贫致富经验的明显特征是其村党委书记孙开林对内生式脱贫的坚持，以及对尧治河村、村企业的持续领导，这也不一定适用于某些内生动力较差的乡村。意味着有必要坚持选派驻村“第一书记”的政策，激励“第一书记”以资源或技术作为衔接市场与乡村的纽带，带领乡村落实产业扶贫政策，走出“贫困孤岛”。总而言之，尧治河村内生式脱贫走向乡村振兴的路径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其案例为我国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实践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当然，我国在实现全面脱贫过程中，还因地制宜的探索出多种模式和方法，比如以工代赈、劳务输出、科技扶贫等，这些都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造血式”扶贫方式提供了有益经验，也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开拓了科学路径。

参考文献：

[1] 卜文忠，2019：《别让“人才短板”制约乡村振兴》，《人民论坛》第1期。[Bu Wenzhong， 2019， “Dont Let” Talent Shortage “Constraint Rural Revitalization”， Peoples Tribune， 1.]

[2] 曹桢、顾展豪，2019：《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宜居建设探讨——基于浙江的调查研究》，《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第4期。[Cao Zhen and Gu Zhanhao， 2019，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Journal of Chinese Youth Social Science， 4.]

[3] 陈波，2015：《二十年来中国农村文化变迁：表征、影响与思考——来自全国25省（市、区）118村的调查》，《中国软科学》第8期。[Chen Bo， 2015， The Change of Chinas Rural Culture in Recent Two Decades Characterization， Influence and Reflection， China Soft Science， 8.]

[4] 陈丹、张越，2019：《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的逻辑、关键与路径》，《宏观经济管理》第1期。[Chen Dan and Zhang Yue， 2019， The Logic， Key and Path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1.]

[5] 陈国斌，2010：《论支农信贷与农村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研究》第1期。[Chen Guobin， 2010， On Rural Credit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acroeconomics， 1.]

[6] 陈济冬、曹玉瑾、张也驰，2020：《在持续稳定增长中减贫：我国的减贫历程与经验启示》，《改革》第6期。[Chen Jidong， Cao Yujin， Zhang Yechi， 2020，Poverty Reduction in Sustainable and Stable Growth：My Countrys Poverty Reduction Process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Reform，6.]

[7] 陈占江，2018：《乡村振兴的生态之维：逻辑与路径——基于浙江经验的观察与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Chen Zhanjiang， 2018，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ogic and Path—Observation and Thinking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Zhejiang， 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6.]

[8] 鄧悦、郑汉林、王泽宇，2019：《家属随迁何以影响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Deng Yue， Zheng Hanlin， Wang Zeyu， 2019，Why Does Family Migration Affect the Urbanization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1.]

[9] 邓悦、郅若平，2019：《新时代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整合现状与路径分析》，《理论月刊》第6期。[Deng Yue， Zhi Ruoping， 2019，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and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in the New Era， Theory Monthly，6.]

[10] 范建华、秦会朵，2019：《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若干思考》，《思想战线》第4期。[Fan Jianhua and Qin Huiduo， 2019， Some Thoughts on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Thinking， 4.]

[11] 费孝通，2005：《费孝通九十新语》，重庆出版社。[Fei Xiaotong， 2005， Ninety New Words of Fei Xiaoto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12] 高静、王志章，2019：《改革开放40年：中国乡村文化变迁、振兴路径和制度建构》，《农业经济问题》第3期。[Gao Jing and Wang Zhizhan， 2019， The Change of Rural Culture， the Path of Revitalization and Policy System Construction，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3.]

[13] 龚丽兰、郑永君，2019：《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中国农村观察》第6期。[Gong Lilan and Zheng Yongjun， 2019， Cultivating “New Rural Talents”：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Endogenous Subject Found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a Rural Survey， 6.]

[14] 黄祖辉，2018：《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Huang Zuhui， 2018， On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Chinese Rural Economy， 4.]

[15] 贺雪峰，2017：《现存建设中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思考》，《探索》第2期。[He Xuefeng， 2017， Reflectio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Peasant Organizational Degree in the Existing Construction， Probe， 2.]

[16] 贺雪峰，2019：《如何再造村社集体》，《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He Xuefeng， 2019， How to Recreate Village Collective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17] 贺雪峰，2019：《乡村振兴与农村集体经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He Xuefeng， 2019，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4.]

[18] 鞠昌华、张慧，2019：《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环境保护》第2期。[Ju Changhua and Zhang Hui， 2019， Exploration on the Mode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

[19] 李佳，2012：《从资源到产业：乡村文化的现代性重构》，《学术论坛》第1期。[Li Jia， 2012， From Resources to Industry： Modernity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Academic Forum， 1.]

[20] 林强，2008：《我国农业信贷增长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福建论坛》第8期。[Lin Qiang，2008，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Credit and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China，Fujian Tribune，8. ]

[21] 劉彦随，2020：《中国乡村振兴规划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地理学报》第6期。[Liu Yansui， 2020， The basic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

[22] 罗连发、吴成强、刘沛瑶，2021：《提高脱贫质量的理论、政策与测算框架》，《宏观质量研究》第1期。[Luo Lianfa， Wu Chengqiang and Liu Peiyao，2021，The Theory， Policy and Evaluation System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Journal of Macrogquality Research，1.]

[23] 罗康智、郑茂刚，2018：《论乡村振兴主体的缺失与回归》，《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第4期。[Luo Kangzhi and Zheng Maogang， 2018， On the Absence and Return of the Subj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ournal of Original Ecological National Culture， 4.]

[24] 吕宾，2019：《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求实》第2期。[Lv Bin， 2019， Reconstructing Rural Culture Under the Vis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Necessity， Dilemma and Path， Truth Seeking， 2.]

[25] 宋小霞、王婷婷，2019：《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分析及现状和对策研究》，《山东社会科学》第4期。[Song Xiaoxia and Wang Tingting， 2019，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Root” and “Sou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Analysis on the Importanc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4.]

[26] 孙九霞、黄凯洁、王学基，2020：《基于地方实践的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逻辑与案例》，《旅游学刊》第3期。[Sun Jiuxia， Huang Kaijie and Wang Xueji， 2020，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Local Experiences： Logic and Cases， Tourism Tribune， 3.]

[27] 孙喜红、贾乐耀、陆卫明，2019：《乡村振兴的文化发展困境及路径选择》，《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Sun Xihong， Jia Leyao and Lu Weiming， 2019， Culture Development Dilemma and Path Choi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5.]

[28] 田健、曹穗平、曾坚，2021：《重构·重生·重现——基于行动规划的传统乡村“微”振兴策略与实践探索》，《城市发展研究》第1期。[Tian Jian， Cao Suiping and Zeng Jian， 2021， Reconstruct， Reproduce and Reappear： Traditional Rural “Micro”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Practice Exploration Based on Action Planning，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1.]

[29] 王林龙、余洋婷、吴水荣，2018：《国外乡村振兴发展经验与启示》，《世界农业》第12期。[Wang Linlong， Yu Yang and Wu Shuirong， 2018，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wide， World Agriculture， 12.]

[30] 王宇，2019：《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路径探析》，《理论观察》第4期。[Wang Yu， 2019， An Analysis of the Reform Path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Theoretic Observation， 4.]

[31] 文琦、郑殿元，2019：《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地理研究》第3期。[Wen Qi and Zheng Dianyuan， 2019， Identific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Northwest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3.]

[32] 吴重庆、张慧鹏，2019：《小农与乡村振兴——现代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中小农户的结构性困境与出路》，《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Wu Chongqing and Zhang Huipeng， 2019， Small Farmer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uctural Dilemma and Outlet of Small Farmers in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y Division System，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33] 武小龙、谭清美，2019：《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Wu Xiaolong and Tan Qingmei， 2019， The New Sunan Model：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

[34] 夏柱智，2021：《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点》，《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Xia Zhuzhi， 2021，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mphasi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

[35] 姚树荣、周诗雨，2020：《乡村振兴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Yao Shurong ang Zhou Shiyu， 2020， The Research 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 Based on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mmon Interests， Chinese Rural Economy， 2.]

[36] 祝國平、郭连强、李新光，2021：《农村土地经营权规模化流转溢价：客观事实、结构特征与政策取向》，《改革》第1期。[Zhu Guoping， Guo Lianqiang， Li Xinguang， 2021，R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s Large-scale Circulation Premium：Objective Facts，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Orientation，Reform，1. ]

[37] 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2007：《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Zhang Huanzhou， Huang Chaochao and Zhou Yongguang， 2007， A Review of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

[38] 张文明、章志敏，2018：《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社会科学》第11期。[Zhang Wenming and Zhang Zhimin， 2018， Resources， Participation and ldentity： Logic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Path Selec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1.]

[39] 张宇、朱立志，2019：《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中绿色发展问题的思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Zhang Yu and Zhu Lizhi， 2019， The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

[40] 张玉林，2016：《农村环境：系统性伤害与碎片化治理》，《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2期。[Zhang Yulin， 2016， Rural Environment： Systemic Damage and Fragmentation，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2.]

[41] 赵洪丹、朱显平，2015：《农村金融、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当代经济科学》第5期。[Zhao Hongdan and Zhu Xianping， 2015， Rural Finance Fisc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rn Economic Science， 5.]

[42]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1973，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10，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43] 周志山，2007：《从分离与对立到统筹与融合——马克思的城乡观及其现实意义》，《哲学研究》第10期。[Zhou Zhishan， 2007， From Separation and Opposition to Overall Planning and Integration—Marxs View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Philosophical Research， 10.]

[44] Bosworth G.， I. Annibal， T. Carroll， L. Price， J. Sellick， J. Shepherd， Empowering Local Action Through Neo-endogenous; The Case of Leader in England， Sociologia Ruralis， 2016，56（3）：427-449.

[45] Christaller， W.， 1933， Die Zentralen Orte in Süddeutschland （The 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 Jena： Verlagvon Gustav Fischer.

[46] Christopher R.， Culture Economies： A Perspective on Local Rural Development in Europe[EB/OL].[2019-04-01].http：//www.doc88.com/p-9072354715280.html.

[47] Fei C. H. and G. A. Ranis， 1961， “Theory of Economic of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4）：533-565.

[48] Jorgenson D. W.，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67，19（3）：288-312.

[49] Krugman P.，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3）：483-499.

[50] Lewis W.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22（2）： 139-191.

[51] Lin J.Y.，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