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军 张志武 赵泽

摘 要：技术引进是提高创新质量的重要手段，但引进强度和吸收能力不同，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以省级高技术产业数据为样本，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基于引进强度和吸收能力视角，系统考察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1）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分别存在以引进强度和吸收能力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即在技术引进影响创新质量过程中，引进强度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吸收能力则产生显著的增强效应;（2）引进强度和吸收能力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正确认识技术引进、吸收能力与创新质量之间的内在联系，保持合理的对外技术依赖度，加大适宜性技术引进并全面提升技术吸收能力是创新质量提升的关键所在。

關键词：技术引进;创新质量;引进强度;吸收能力;高技术产业

一、引言

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创新能力得到明显增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最新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通过PCT提交了58990件申请，全球专利数量首次超越美国，位居世界首位。但创新数量只是创新能力的一部分，创新数量的增加并不完全等于创新质量的提高。在论文引用率、专利质量、成果转化效率、新产品开发等方面，我国与领先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比如技术方面，我国仅在载人航天、量子通讯等少数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新一轮技术变革，迫切需要提升创新质量，有效发挥创新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作为我国战略性先导产业，高技术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和研发人员密集的特点，是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其创新质量的提升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创新质量的提升通常有两种路径：一是自主研发。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开展原始创新，进行基础前沿和高技术研究;二是引进国外技术。通过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创新产品与创新经验，走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到创新质量提升的产业升级路径。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完全依靠自主研发促进创新质量提升的难度较大，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可以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技术创新速度（林毅夫，2005）。技术引进曾对我国创新质量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技术引进能否继续发挥对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抑或抑制创新质量提升？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技术引进可以更好地提升创新质量？合理解释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揭示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的具体状况并考察技术引进的作用机制，而且有助于提升技术引进的创新激励效果。以上这些便是本文的研究初衷。

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对技术引进与创新质量进行了探讨。大致划分为创新质量的内涵、创新质量的评价、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影响创新质量的其他因素等四个方面。

第一，创新质量的内涵。Haner（2002）率先提出创新质量这一新概念，认为创新质量是产出、过程、经济效益三个维度的总和。以此为基础，杨立国等（2007）将创新质量定义为最终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企业运作的过程质量和企业经营质量三个领域创新绩效的总和。之后，杨幽红（2013）基于微观视角，认为创新质量概念的提出旨在改变以往传统企业创新管理中只注重创新数量，忽视创新质量的状况。孙兆刚（2015）进一步探讨了质量创新、创新质量与创新绩效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认为质量创新是创新质量的基础，而创新绩效与创新质量之间是质与量的关系。具体到高技术产业方面，李向东等（2011）认为创新质量体现在创新成果的商业价值和经济化水平。范德成和李盛楠（2019）则认为通过高技术产业创新生产活动的全过程而产生最终产出（新产品），并且新产品能够赢得市场和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能力就是创新质量。与此同时，姜博等（2019）强调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的本质就是高技术产业创新与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

第二，创新质量的评价。一是基于专利视角，如张古鹏和陈向东（2011）、王崇锋等（2014）采用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授权率等指标对创新质量进行综合考察。高林等（2014）则采用企业发明专利的平均专利知识宽度来衡量创新质量。二是基于创新过程视角，如王晓红和陈范红（2015）将高技术产业创新过程划分为技术开发阶段和技术成果转化阶段，通过两个阶段的投入产出指标来衡量创新质量。三是基于创新最终产出视角，如侯建和陈恒（2106）采用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衡量区域创新质量。袁航等（2019）则采取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测度创新质量。四是基于综合指标评价视角，如马永红等（2014）基于G1-变异系数组合赋权法和联系度改进的TOPSIS法，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普遍不高，且空间差异性明显。姜博等（2019）将创新质量划分为创新生成质量、创新应用质量、创新扩散质量和创新转化质量四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权重和得分，以此对创新质量进行度量。张明斗（2020）构建了产品/服务创新、过程创新、经营创新三维度的创新质量评价体系。

第三，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按照影响结果，这些文献划分为四类：（1）技术引进具有正向作用。卞雅莉（2009）认为技术引进可以促进企业的自主研发活动，并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样，周新苗和唐绍祥（2011）对上海市2001～2006年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有取舍的技术引进可以帮助企业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之后，支燕和白雪洁（2012）利用SEM模型比较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两种路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技术引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远大于自主创新。在此基础上，唐未兵等（2014）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法（GMM），发现引进技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低成本提高技术创新质量，进而提升自主创新水平。（2）技术引进具有抑制作用。Pillai（1979）认为技术引进会挤出企业自主研发，从而造成本国对其他国家的技术依赖，降低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Bettis 等（1992）也认为当企业对外部技术形成了较大依赖，一旦对外部技术引进下降，企业正常的技术进步将会受到阻碍。彭峰和李燕萍（2013）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得出技术引进对自主研发具有替代作用，这也支持了Pillai等的观点。（3）技术引进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张景安（2003）指出技术引进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但如果企业只注重技术的引进，而不重视自主研发，则最终不利于企业创新。刘重力和黄平川（2011）利用2001～2008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技术引进前期正向作用比较明显，后期则替代效应比较明显。同样，Berchicci（2013）认为技术引进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存在门限值，如果企业引进外部技术的量超过这个门限值，就会降低企业的创新产出水平。刘焕鹏和严太华（2014）则发现技术引进与创新绩效呈“U”型关系，即国外技术引进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之后，肖利平和谢丹阳（2016）发现技术吸收能力跨过一定的门槛值时，技术引进对创新增长的影响系数才会由负变正。（4）技术引进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李光泗和沈坤荣（2011）研究发现技术引进可以促进产品的创新，但对专利技术发明没有显著影响。之后，严焰和池仁勇（2013）发现购买其他国家的技术资料和专利可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而购买外部的机器设备和聘请国外技术人员则无效。在此基础上，王爱民和李子联（2018）则发现技术引进会显著增加自主创新投入，但对自主创新产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第四，影响创新质量的其他因素。影响创新质量的因素有很多，宏观层面主要有创新政策、产业规模、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产业集聚、服务化转型等因素（卢盛峰和刘潘，2015;李婧和刘振强，2018;陈智和吉亚辉，2019;马永军，2018），如戴魁早和刘友金（2013）基于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发现市场化程度会提升创新绩效且该作用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更明显。袁胜军等（2020）发现我国目前创新政策和政府研发补贴仅仅促进创新数量，并未有效促进创新质量。微观层面主要有产权性质、企业并购、研发投入、产学研合作、知识整合、股权激励等因素（张玉臣和吕宪鹏，2013;孟庆斌等，2019;周云波和张敬文，2020），如马永军和王艾娟（2020）基于2000～2018年省级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发现民营经济比重的上升会显著提升政府R&D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实质性创新的作用效果。何泽慧（2020）分别考察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和研发合作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两者均有助于企业创新质量提升。

综上所述，创新质量的内涵较为丰富并且评价指标较多。但目前采用较多的专利申请数、专利授权数、新产品销售收入等指标仅仅反映了创新数量，并未准确反映创新“质”的变化;现有文献过多关注技术引进对创新数量的影响，而忽略了它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和实际效果;在考察技术引进与高创新质量关系时，大多数研究往往基于线性视角，忽略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从创新质量的内涵和度量入手，深入揭示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作用机制和实际效果;（2）由于引进强度和吸收能力不同，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采用门槛效应模型，揭示引进强度和吸收能力在其中存在的调节作用，并深入考察引进强度和吸收能力所具有的时空异质性，寻求高技术产业通过合理的技术引进实现创新质量提升的有效路径。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系统阐述技术引进、吸收能力和创新质量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第四部分为引进强度与吸收能力的时空异质性分析;最后为主要结论和对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创新通常划分为自身知识积累的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的模仿创新。一个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究竟选择哪种路径进行创新由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适当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有助于快速提高创新质量。一是通过技术引进在短时间内低成本、低风险地掌握世界先进技术，有效避免依靠自我积累进行自主创新的大量失误和重复研发投资。引进国外技术会产生扩散效应，包括示范效应、关联效应、竞争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通过知识技术的溢出，会间接提升自主研发能力（Kinoshita，1998）。保永文（2017）指出，由于引进的技术是已经成熟的，通过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企业可以改进产品性能和质量，并且以此为基础进行自主创新，技术创新的方向更加明确。二是国外技术引进可以无偿地获得创新者的许多经验和更多的隐性知识。因此，通过引进国外技术，我国高技术产业可以改进产品性能，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汪晓文等，2018）。

然而，过度地引进国外技术会耗费大量研发资源，不仅容易形成路径依赖，而且自主创新能力大大降低。一方面，为保持技术垄断和拥有绝对的核心竞争力，发达国家不会将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转让他国。于是，发展中国家引进的大多是附加值率低的技术。此时的技术引进只是低水平的重复引进，并不能促进创新质量显著提升，过度引进甚至产生抑制作用（刘磊和刘晓宁，2018）。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研发资金是有限的，如果将大量资金用于技术引进，自主研发经费支出会受到限制，势必挤出本土创新，甚至使高技术产业陷入“技术引进-依赖-再引进-过度依赖”的恶性循环，无法真正提高创新质量（刘焕鹏和严太化，2014）。可见，只有技术引进保持适当的强度才能充分发挥其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理论假设H1：

H1：在高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引进强度的增加会减弱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

技术引进能否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还取决于技术的吸收能力。方文中和罗守贵（2016）研究发现对国外技术的吸收能力对企业 TFP 有正向作用，企业应该更多地将资金投入到对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上来，循序渐进地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从国外引进的通常是显性的技术知识，而真正驱动创新质量提升的是其背后的隐形技术知识。当技术吸收能力较强时，本国高技术产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程度更高，从而提升落后经济的创新对国外先进知识溢出的弹性（肖利平和谢丹阳，2016）。如果引进技术与本地联系不大，技术消化吸收能力不能够达到引进技术的要求，本国很容易对引进技术形成稳定的刚性需求，要么从技术人员、原材料、机器设备到包含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的中间投入品都依赖国外，要么引进的技术被“束之高阁”，导致自主创新的动机不足。徐欣（2013）指出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充分做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在此基础上，增加自主研发投入，以获取协同效应。同样，俞立平（2016）强调引进技术如果不能够有效地消化吸收，就会挤占有限的研发经费投入，造成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投入之间的替代，降低协同效应。可见，技术吸收能力会导致技术引进的创新质量激励效应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在不同的吸收能力区间，技术引进影响创新质量的方向和大小会存在差异。只有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处于合理区间，技术引进对創新质量的正向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高技术产业在引进国外技术的同时，必须强化引进之后的消化和吸收，努力提升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否则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正向作用很难得到充分发挥。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理论假设H2：

H2：在高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技术吸收能力的上升会显著提升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分析结果，本文采用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门槛效应模型基本形式如下所示：

其中，INN代表创新质量，TI表示技术引进，mkit为门槛变量，分别用引进强度和吸收能力表示，γ为门槛值，SCA表示产业规模，FA表示出对外贸易，MAR表示市场化水平，PRS表示产权结构。β11和β21分别表示不同门槛区间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μi代表各省份截面个体效应不随时间而变化，eit是随机扰动项。式（1）是单门槛回归模型，可以扩展得到多门槛模型。

在具体操作中，还要进行以下检验：（1）门槛值估计与显著性检验。根据Hansen（1999）方法，通过最小化残差平方和的方法获得γ的估计值;通过自抽样检验获得统计量的概率值，若该值小于显著性水平，则说明模型的门槛效应是显著的。（2）回归过程。根据检验结果，对门槛变量mkit进行升序排列，然后采用“格栅搜索法”连续给出候选门槛值，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3）置信区间估计。构造似然比统计量 LR（γ）=[S1（γ）-S1（）]/δ2（）推导出门槛回归分析真实值的置信区间。

（二）变量构建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创新质量。根据已有研究，专利和创新最终产出是目前衡量创新质量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两类方法。因此，参照袁航等（2019）、范德成和李盛楠（2019）的做法，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创新质量，并采用每万人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2.核心解释变量

技术引进。参照刘磊和刘晓宁（2018）等人的做法，本文采用高技术产业技术引进费用支出的对数值表示技术引进。

3.门槛变量

引進强度和吸收能力。参照肖利平和谢丹阳（2016）等人的做法，引进强度采用地区技术引进费用支出除以引进费用支出与R&D经费支出总和来表示，吸收能力利用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支出、技术改造经费支出、科技机构科技活动人员数、滞后一期的专利申请数量，采用因子分析法，经过综合评价所得。

4.控制变量

为了更加科学充分地反映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本文还引入产业规模、对外贸易、市场化水平、产权结构等4个控制变量。

（1）产业规模。采用高技术产业从业人数的对数值来表示。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资金、人才等创新资源会实现快速集聚，不仅研发成本大大降低，研发经验也更为丰富（俞立平等，2018）。因此，产业规模的符号预期为正。

（2）对外贸易。采用高技术产业出口交货值的对数值来表示。伴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增加，高技术产业通过边出口，边学习，创新质量会显著提升（李兵等，2016）。因此，对外开贸易的预期符号为正。

（3）市场化水平。参考王小鲁等（2017）的做法，该变量采用市场化指数表示。市场化水平的提升意味着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行为逐渐减少，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逐渐减弱，地区法制环境持续改善，从而为高技术产业提升创新质量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该指标的预期符号为正。

（4）产权结构。参考曾铖和郭兵（2014）等人的研究，该变量采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从业人数的对数值表示。由于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依赖程度和保护程度较大，不仅导致国企通过创新获取竞争优势的动力不足，而且还使其承担较多的政策性负担，成本增加，创新资源不足。因此，该变量预期符号为负。

主要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2000～2015年中国省级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并且剔除数据残缺比较严重的内蒙古、海南、青海、西藏、新疆，最终选取26个省份。论文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部分缺失的数据利用各省份的统计年鉴或者插值法补齐。

（三）描述性统计与基本事实

表2报告了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各变量的标准差较小，样本数值分布比较均匀，说明样本数据的代表性较好。

为了直观揭示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是否与引进强度和吸收能力相关，接下来分别根据引进强度和吸收能力均值绘制出两者在不同情形下的散点图。

图1和图2分别展示了不同的引进强度情形下技术引进与创新质量的散点图。在两种情形下，技术引进与创新质量均呈正相关，但技术引进强度较高时，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较小，这就初步印证了引进强度在技术引进影响创新质量中的负向调节作用。

图3和图4则分别展示了不同的吸收能力情形下技术引进与创新质量的散点图。在两种情形下，技术引进与创新质量同样呈正相关，但在吸收能力较高情形下，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更大，这也就印证了消化吸收能力在技术引进影响创新质量中的正向调节作用。

当然，技术引进力度与技术消化吸收能力作为门槛变量，门槛值分别有几个，在不同区间下技术引进影响创新质量的系数大小是多少以及是否显著等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与检验。

（四）初步回归

本文接下来以引进强度与吸收能力作为门槛变量，采用门槛固定效应模型对技术引进与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表3报告了门槛类型选择的结果。首先来看引进强度，显示单门槛F值为25.17，并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双门槛和三门槛的F值则分别为2.97和1.23，并且均未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再看消化吸收能力，表3显示单门槛F值为21.25，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双门槛和三门槛的F值分别为9.16和2.57，并且均未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根据表3可得，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具有引进强度和消化吸收能力的单门槛效应。

为了全面分析技术引进与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首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线性影响。由表4（1）可知，技术引进的影响系数为0.012，并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技术引进的确促进了创新质量提升，但我们并不清楚技术引进的促进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表4（2）和（3）分别报告了以引进强度和吸收能力作为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1）当引进强度小于门槛值0.1时，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为0.015，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当引进强度大于门槛值0.1时，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下降为0.006，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从控制变量来看，产业规模、对外贸易、市场化水平和所有制形式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7、0.012、0.003、-0.03，并且均至少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与预期结果完全一致。（2）当吸收能力小于门槛值4.064时，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为0.188，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当吸收能力大于门槛值4.064时，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上升为0.252，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此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也符合预期。

以上结果表明，引进强度反向调节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即当引进强度低于门槛值0.1时，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正向作用会更加突出。消化吸收能力则正向调节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即当技术消化吸收能力跨过门槛值4.064时，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正向作用会更加显著。因此，上文的理论分析在实证部分得到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真实可信，本文采用以下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1）考虑滞后效应。考虑到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将技术引进、门槛变量（引进强度和吸收能力）和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重新进行回归。从表5（1）列可以看出，当技术引进强度低于0.106时，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为0.14，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当技术引进强度高于0.106时，该系数则变为0.006。从表5（3）列可以看出，当吸收能力高于4.075时，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由0.198上升为0.27。

（2）选取新的被解释变量。将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数作为创新质量的代理变量重新进行回归。从表5（2）列可以看出，当引进强度高于0.014时，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由1.957降低为1.32。表5（4）列显示，当吸收能力高于门槛值4.026时，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由2.28上升至4.38。

（3）解决内生性问题。考虑技术引进与创新质量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将总样本按照引进强度和消化吸收能力均值分别划分为两类省份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通过第（1）列和第（2）列可以发现，当引进强度较大时，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从0.012变为0.008;从第（3）列和第（4）列可以看出，当吸收能力较高时，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从0.145变为0.21。

基于以上分析，引进强度确实在技术引进影响创新质量中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而技术消化吸收能力确实在技术引进影响创新质量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从而证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四、引进强度与吸收能力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我国各省份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并且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为了弄清楚我国引进强度和吸收能力所处的整体状况以及各省份所处的具体状态，下面利用门槛值对引进强度与能力的时空异质性进行深入分析。

（一）引进强度的时空异质性

图5展示了2000～2015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引进强度的总体情况，可以看到2002年之后我国引进强度在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并且在2008年之后，引进强度已经低于门槛值0.1。这说明近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在总体上降低了国外技术的引进强度，更加注重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相结合，技术引进对我国创

表7展示了按照引进强度门槛值（0.1）进行划分的各省情况。在将各省份进行分类时，如果2000～2015年间某省份的技术引进强度低于0.1的年数大于8，则该省份属于低引进强度省份;反之，如果2000～2015年间某省份的引进强度高于0.1的年数大于等于8，则该省份属于高引进强度省份。從表7可以看出，2000～2015年我国低技术引进的省份有19个，包括北京、河北、山西等省份，而高技术引进的省份有7个，包括天津、黑龙江、上海等省份。

（二）吸收能力的时空异质性

图6展示了2000～2015年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收能力的总体情况。可以看出，我国高技术产业吸收能力大致呈逐年增加趋势，并且于2009年跨过门槛值4.064。这说明近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

吸收能力逐渐增强，更加注重引进适宜性的国外技术，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状况大大改善，从而使得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更加显著。

表8展示了按照技术吸收能力门槛值（4.064）进行分类的各省情况。在将各省份进行分类时，如果2000～2015年间某省份的吸收能力低于4.064的年数大于8，则该省份属于低吸收能力省份;反之，如果2000～2015年间某省份的技术吸收能力高于4.064的年数大于等于8，则该省份属于高吸收能力省份。从表8可以看到，2000～2015年间，低吸收能力省份有15个，包括天津、河北、山西等省份，其中，西部地区省份6个、东北地区省份3个、中部地区省份4个;高吸收能力省份有11个，包括北京、上海、江苏等省份;其中，东部地区省份7个、中部地区省份2个、西部地区省份1个。可见，我国高技术产业消化吸收能力也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差异，并且东部地区的技术吸收能力整体上优于中部和西部，而东北最差。

（三）引进强度和吸收能力的综合考察

结合表7和表8，表9给出了2000～2015年间各省份引进强度与吸收能力的综合分类结果。从中可以看到，按照门槛值，引进强度与吸收能力将26个省份划分为四类：低引进强度低吸收能力、低引进强度高吸收能力、高引进强度低吸收能力和高引进强度高吸收能力。其中，低引进强度低吸收能力类包含河北、山西、辽宁等11个省份，低引进强度高吸收能力类包括北京、浙江、山东等8个省份，高引进强度低吸收能力类包括天津、黑龙江、甘肃和宁夏，高引进强度高吸收能力类包括上海、江苏和福建。

在这四类省份中，低引进强度高吸收能力类的效果最好，高技术引进低吸收能力类的效果最差，其他两类的效果中等。也就是说，在北京、浙江、山东等8个省份，技术引进的创新质量驱动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天津、黑龙江、甘肃和宁夏4个省份，技术引进的正向作用受到极大抑制，而其他省份技术引进发挥作用的空间较为有限。

五、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2000～2015年省级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引进强度和吸收能力在技术引进影响创新质量中的调节作用。主要结论有：（1）引进强度在技术引进影响创新质量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当引进强度高于门槛值0.1时，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由0.015减小为0.006，降幅达到60%。（2）消化吸收能力在技术引进影响创新质量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当技术消化吸收能力高于门槛值4.064时，技术引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由0.188上升为0.252，增幅达到34%。（3）按照引进强度和吸收能力门槛值进行统计发现，2008年以后，我国技术引强度较为合适;2009年以后，我国技术吸收能力处于合理区间;7个省份技术引进强度过高，15个省份技术吸收能力不足，两者皆处于合理区间的仅有8个省份，而两者均处于不合理区间有4个省份，引进强度和吸收能力呈现出显著的时空异质性。

鉴于此，本文的主要建议有：（1）把握好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投入的关系。技术引进的目的是促进自主创新，提升创新质量，而核心技术很难通过单纯的技术引进来实现。因此，一味加大技术引进费用支出，不仅很难取得实效，反而会削弱自主研发经费支出，形成对外技术依赖。在当前国际形势更加复杂的情形下，必须对技术引进费用支出和自主研发费用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行合理界定。（2）全面提升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引进适宜性技术。只引进不消化，甚至引进技术无法吸收都不能真正发挥技术引进的作用。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必须全面加强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工作。在企业层面，企业管理层要组织人员学习新技术，同时也要激励科研人员勇于创新，形成良好的“引进—吸收—激励—创新”科研氛围。高技术企业还要注重引进技术的“量”与“质”，“量”指引进技术的规模，“质”指引进的技术要与企业的科研水平和学习能力相适应，避免技术难以消化。（3）注重技术引进的区域差异。不同地区的引进强度和吸收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天津、黑龙江、甘肃和宁夏4个省份应该适当降低引进强度，全面提高技术吸收能力，而西部地区省份则重点在于提高引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在模仿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创新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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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智、吉亚辉，2019：《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Chen Zhi and Ji Yahui，2019，A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A Spatial Metrolog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Journal of Jiang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

[4] 戴魁早、刘友金，2013：《行业市场化进程与创新绩效——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9期。[Dai Kuizao and Liu Youjin，2013，Industry Marketization Proces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9.]

[5] 范德成、李盛楠，2019：《中国高技术产业省际知识溢出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知识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分析》，《商业研究》第12期。[Fan Decheng and Li Shengnan，2019，The Influence of Inter-provincial Knowledge Spillover on Innovation Quality in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Based on the Threshold Effect Analysis of Knowledge Absorption Capacity，Commercial Research，12.]

[6] 方文中、罗守贵，2016：《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上海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与发展管理》第1期。[Fang Wenzhong and Luo Shougui，2016，The Influence of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An Empirical Study from Shanghai High-tech Enterprises，R&D Management，1.]

[7] 高林、贺京同、那艺，2014：《创新数量、质量及其激励的异质影响》，《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Gao Lin，He Jingtong and Na Yi，2014，The Heterogeneous Influence of Innovation Quantity， Quality and Incentive，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4.]

[8] 何泽慧，2020：《企业家社会资本、研发合作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技术与创新管理》第2期。[He Zehui，2020，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ial Social Capital and R&D Cooperation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Quality，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2.]

[9] 侯建、陈恒，2016：《自主研发、技术转移方式与区域创新质量》，《中国科技论坛》第11期。[Hou Jian and Chen Heng，2016，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Transfer Method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Quality，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11.]

[10] 姜博、马胜利、王大超，2019：《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内涵与测度研究》，《社会科学》第3期。[Jiang Bo，Ma Shengli and Wang Dachao，2019，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Innovation Quality in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3.]

[11] 李兵、岳云嵩、陈婷，2016：《出口与企业自主技术创新：来自企业专利数据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第12期。[Li Bing，Yue Yunsong and Chen Ting，2016，Export and Enterprise Independ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Empirical Research from Enterprise Patent Data，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12.]

[12] 李光泗、沈坤荣，2011：《中国技术引进、自主研发与创新绩效研究》，《财经研究》第11期。[Li Guangsi and Shen Kunrong，2011，Research on Chinas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11.]

[13] 李婧、刘振强，2018：《政府R&D资助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南大商学评论》第3期。[Li Jing and Liu Zhenqiang，2018，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R&D Funding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Industry——Based on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Nanjing Business Review，3.]

[14] 李向东、李南、白俊红、谢忠秋，2011：《高技术产业研发创新效率分析》，《中国软科学》第2期。[Li Xiangdong，Li Nan，Bai Junhong and Xie Zhongqiu，2011，Analysis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y，China Soft Science，2.]

[15] 劉焕鹏、严太华，2014：《我国高技术产业R&D能力、技术引进与创新绩效——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8期。[Liu Huanpeng and Yan Taihua，2014，R&D Capacity，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Inter-provincial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8.]

[16] 刘磊、刘晓宁，2018：《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制造业国内技术含量》，《科研管理》第8期。[Liu Lei and Liu Xiaoning，2018， Self-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and Domestic Technology Cont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8.]

[17] 刘重力、黄平川，2011：《技术进口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南开经济研究》第5期。[Liu Zhongli and Huang Pingchuan，2011，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Import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Quantile Regression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Data，Nankai Economic Studies，5.]

[18] 卢盛峰、刘潘，2015：《财政支出与区域创新质量——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宏观质量研究》第1期。[Lu Shengfeng and Liu Pan，2015，Fiscal Expenditure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Quality——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Provincial Data，Journal of Macro-quality Research，1.]

[19] 马永红、张景明、王展昭，2014：《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空间差异性分析》，《经济问题探索》第9期。[Ma Yonghong，Zhang Yingming and Wang Zhanzhao，2014，Analysis on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Innovation Quality in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9.]

[20] 马永军、王艾娟，2020：《政府R&D补贴、产权性质与实质性创新绩效——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数据》，《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Ma Yongjun and Wang Aijuan，2020，Government R&D Subsidies， Property Rights and Substanti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Based on Empirical Data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ies，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4.]

[21] 马永军，2018：《包装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的案例分析——以裕同科技为例》，《包装学报》第5期。[Ma Yongjun，2018，A Case Study of Packaging Enterprises Transformation to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Taking YUTO Tech as An Example，Packaging Journal，5.]

[22] 孟庆斌、李昕宇、张鹏，2019：《员工持股计划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企业员工视角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第11期。[Meng Qingbin，Li Xinyu and Zhang Peng，2019，Can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Schemes Promote Innov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ees，Management World，11.]

[23] 彭峰、李燕萍，2013：《技術转移方式、自主研发与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的关系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5期。[Peng Feng and Li Yanping，2013，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Transfer Mode，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y，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T.，5.]

[24] 孙兆刚，2015：《面向创新驱动战略的创新质量分析》，《工业技术经济》第2期。[Sun Zhaogang，2015，Innovation Quality Analysis of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2.]

[25] 唐未兵、傅元海、王展祥，2014：《技术创新、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研究》第7期。[Tang Weibing，Fu Yuanhai and Wang Zhanxiang，2014，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Pattern，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7.]

[26] 王爱民、李子联，2018：《技术引进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吗？——对技术环境调节作用的解析》，《宏观质量研究》第1期。[Wang Aimin and Li Zilian，2018，Is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Conducive to Enterprise Independent Innovation？——An Analysis of the Regulatory Role of the Technical Environment，Journal of Macro-quality Research，1.]

[27] 王崇鋒、徐恒博、张古鹏，2014：《城市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研究——基于专利质量的视角》，《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Wang Chongfeng，Xu Hengbo and Zhang Gupeng，2014，Research on the Difference of Innovation Ability in Urban Area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ent Quality，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1.]

[28] 王晓红、陈范红，2015：《基于HM指数的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分析》，《产业经济研究》第6期。[Wang Xiaohong and Chen Fanhong，2015，Analysis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Based on HM Index，Industrial Economics Research，6.]

[29] 王小鲁、樊纲、余静文，2017：《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Wang Xiaolu，Fan Gang and Yu Jingwen，2017，Marketization Index Report of Chinas Provinces （2016），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30] 汪晓文、杜欣、张恒铭，2018：《国外技术引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异质吸收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检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期。[Wang Xiaowen，Du Xin and Zhang Hengming，2018，Foreign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Economic Growth Mode Transformation， and Heterotropy Absorption Capacity-Based on the Threshold Test of Chinas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4.]

[31] 肖利平、谢丹阳，2016：《技术引进与本土创新增长：互补还是替代——基于异质吸收能力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Xiao Liping and Xie Danyang，2016，Technology Introduction and Indigenous Innovation Growth： Complementary or Alternative——Based on Heterogeneous Absorption Capacity Perspective，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9.]

[32] 徐欣，2013：《企业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的协同—平衡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经济管理》第7期。[Xu Xin，2013，Synergetic and Balanced Effect of Independent R&D and Technology Introduction——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Business Management Journal，7.]

[33] 严焰、池仁勇，2013：《R&D投入、技术获取模式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浙江省高技术企业的实证》，《科研管理》第5期。[Yan Yan and Chi Renyong，2013，R&D Investment， Technology Acquisition Mode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Based on the Demonstra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Zhejiang Province，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5.]

[34] 杨立国、缪小明、曾又其，2007：《基于企业成长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创新质量评估模式研究》，《科技管理研究》第6期。[Yang Liguo，Miao Xiaoming and Zeng Youqi，2007，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Quality Evaluation Model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High-tech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Growth of Enterprises，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6.]

[35] 杨幽红，2013：《创新质量理论框架：概念、内涵和特点》，《科研管理》第S1期。[Yang Youhong，2013，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novation Quality：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S1.]

[36] 俞立平，2016：《高技术产业引进技术为什么会下降》，《科学学研究》第11期。[Yu Liping，2016，Why Is the Introduction of Technology to the High-tech Industry Declining，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11.]

[37] 俞立平、王作功、胡林瑶，2018：《高技术产业创新速度的影响机制研究》，《科学学研究》第5期。[Yu Liping，Wang Zuogong and Hu Linyao，2018，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Speed of High-tech Industry，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5.]

[38] 袁航、茶洪旺、郑婷婷，2019：《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互动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经济与管理》第2期。[Yuan Hang，Cha Hongwang and Zheng Tingting，2019，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Innov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VAR Model，Economy and Management，2.]

[39] 袁胜军、俞立平、钟昌标、陈钰芬，2020：《创新政策促进了创新数量还是创新质量？——以高技术产业为例》，《中国软科学》第3期。[Yuan Shengjun，Yu Liping，Zhong Changbiao and Chen Yufen，2020，Does Innovation Policy Promote Quantity or Quality of Innovation？ ——Taking the High-tech Industry as an Example，China Soft Science，3.]

[40] 曾铖、郭兵，2014：《產权性质、组织形式与技术创新绩效——来自上海微观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12期。[Zeng Cheng and Guo Bing，2014，Property Right Nature，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Shanghai Micro-enterprise Data，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T.，12.]

[41] 张古鹏、陈向东，2011：《基于专利的中外新兴产业创新质量差异研究》，《科学学研究》第12期。[Zhang Gupeng and Chen Xiangdong，2011，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Quality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Emerging Industries Based on Patent，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12.]

[42] 张景安，2003：《实现由技术引进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变的战略思考》，《中国软科学》第11期。[Zhang Jingan，2003，Implement the Strategic Thinking from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to Independent Innovation，China Soft Science，11.]

[43] 张明斗，2020：《政府激励方式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促进效应还是挤出效应？》，《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5期。[Zhang Mingdou，2020，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Incentive Mode on Innovation Quality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 Promoting Effect or Crowding Out Effect？，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5.]

[44] 张玉臣、吕宪鹏，2013：《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研究》，《科研管理》第12期。[Zhang Yuchen and Lv Xianpeng，2013，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12.]

[45] 支燕、白雪洁，2012：《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提升路径研究——自主创新还是技术外取》，《南开经济研究》第5期。[Zhi Yan and Bai Xuejie，2012，Research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ath of High-tech Industry in China——Independent Innovation or Technology Outsourcing，Nankai Economic Studies，5.]

[46] 周新苗、唐绍祥，2011：《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企业绩效：基于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的微观考察》，《财贸经济》第4期。[Zhou Xinmiao and Tang Shaoxiang，2011，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A Microscopic Study Based on Average Processing Effect Estimates，Finance & Trade Economics，4.]

[47] 周云波、张敬文，2020：《经理人股权激励可以提升企业价值嗎？——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消费经济》第1期。[Zhou Yunbo and Zhang Jingwen，2020，Can Equity Incentive for Managers Enhance Enterprise Value？ ——Evidence From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Consumer Economic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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