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少苑

米芾（1051 1108），初名黻，字元章，号襄阳漫仕等，是北宋书画家、鉴藏家。薛绍彭（？——1109？）〔1〕，字道祖，号翠微居士，别署河东三凤后人，是北宋书法家、鉴藏家，拥有著名的《定武兰亭》，且刻有《清閟堂帖》。米芾说“世言米薛或薛米，犹言弟兄与兄弟”〔2〕，可见两人关系密切。两人的交往主要围绕书法展开，从丰富的唱和诗文和频繁的收藏鉴赏往来中可见。

“米薛”的唱和诗文内容丰富，包括对书帖收藏价值、书家品评、书写用字、书用材料等各方面的探讨。

如对书帖收藏价值的讨论。米芾提到“薛书来云，购得钱氏王帖。余答以李公炤家二王以前帖，宜倾囊购取”，并寄诗云“散金购取重跋题”，薛氏和云“古囊织襟可复得，白玉为躞黄金题。盖谓弟子索重价难购也”〔3〕。薛绍彭一收到王帖即写信告知米芾，米芾也回应“二王”以前帖应重金购买，对此，薛绍彭也表赞同，可见两人对书帖收藏价值的重视。也有关于对书家品评的内容。比如米芾曾写诗给薛绍彭：“欧怪褚妍不自持，犹能半蹈古人规。公权丑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疑。张颠与柳颇同罪，鼓吹俗子起乱离，怀素獦獠小解事，仅趋平旦如盲医。可怜智永砚空臼，去本一步呈千嗤。”诗中酣畅淋漓地将对隋唐书家一一罗列品评。薛绍彭对此和云“圣草神踪手自持，心潜模范识前规 文皇鉴定号得士，河南精识能穷微”〔4〕，也是将对前代书法成就和书家的看法表达出来，与米芾一起讨论。

“米薛”彼此也会讨论用字问题。米芾提到“薛书来论晋帖误用字，余因作诗云，何必识难字，辛苦笑杨雄，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5〕，薛绍彭对字的误用向米芾请教，而米芾也表达自己对于用字问题的态度。对书写材料也会进行交流。米芾提到“余尝硾越竹，光滑如金版，在油拳上，短截作轴，入笈番覆，一日数十张学书”，于是作诗寄薛绍彭，云“越筠万杵如金板，安用杭油与池玺，高压巴郡乌丝栏，平欺泽国清华练 刘薛何时眼中见”，薛绍彭和云“书便莹滑如碑版，古来精纸惟闻茧，杵成剡竹光凌乱，何用区区书素练，细分浓淡可评墨，别以溪岩难乏砚”〔6〕。米芾认为越竹纸光滑好用，便写信告知薛绍彭，而薛绍彭也回应纸的确莹滑好用，且能细分墨的浓淡，可替代素绢练习，可见两人对书写材料也极为重视，多有交流。

[宋]米芾 行草箧中帖 28.4cm×39.5cm 纸本 约1091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米薛”的书画收藏鉴赏往来频繁，既收藏彼此的藏品，又认可彼此的鉴赏能力。

二者常利用饭局等各种场合进行书画鉴赏。如薛绍彭在《元章召饭帖》中提到米芾召饭，自己便将“晋帖不惜俱行”，且米芾“若欲得黄筌《雀竹》，甚不敢吝”〔7〕；薛绍彭在《昨日帖》中也提到“昨日得米老书，云欲来早率吾人过天宁素饭，饭罢同阅古书”〔8〕。可见，“米薛”常利用饭局等场合共同鉴赏古书画。

“米薛”不仅会共同鉴赏，还会收藏彼此的藏品。如薛绍彭对米芾藏品的收藏有砚台、书帖等，米芾在《研山图记》提到“吾斋砚山，被道祖易去”，对此米芾还深感痛心，“此石一人渠手，不得再见，每同交友往观，亦不出视，绍彭公真忍人也”〔9〕。另外还有书帖，米芾《书史》提到“王仲修收唐湖州刺史杨汉公书，有钟法，与襄州罗让能书碑同，余家亦收一幅，后题会昌年临写钟表，今易归薛绍彭家”〔10〕，“智永临右军五幅，获于吴郡 因托薛绍彭书考妣会稽公、襄阳、丹阳二太夫人告，贽为润笔”〔11〕，可见，薛绍彭从米芾处得到的书帖就有《唐湖州刺史杨汉公书》《智永临右军五幅》等帖。而米芾从薛绍彭处收藏到的藏品，书画皆有，薛绍彭曾提到“余家旧有花下一金盆，旁一鹁鸠，谓之金盆鹁鸠者是已，倾在都城为元章借去久不肯归”〔12〕，可见米芾曾收过薛绍彭收藏的画作《金盆鹁鸠帖》。米芾《书史》提到“唐人摹右军丙舍帖 薛绍彭摹得两本，一以见赠”〔13〕，也可见米芾曾从薛绍彭处得到唐人摹右军《丙舍帖》等。由此可知，两人多收藏彼此的藏品。

在鉴赏收藏的过程中，“米薛”对彼此的鉴赏能力颇为认可。薛绍彭称米芾“当时鉴目独子著”〔14〕，认为当时的鉴赏家中米芾能力最高，而在米芾看来，薛绍彭“以书画还往，出处必因，每以鉴定相高，得失评较”，即是对薛绍彭能准确指出书画的出处且能评价作品高低的能力表示赞赏，甚至感叹“老来书兴独未忘，颇得薛老同徜徉”〔15〕，认为只有薛绍彭能与其共话书画，可见对其鉴赏能力的肯定。

从以上内容可知，“米薛”在诗歌的唱和和书画收藏鉴赏的往来中，互相影响彼此对书法的认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米薛”虽互受影响，然在书法作品中却有异同表现。“米薛”的书风都呈现出自然的特点，但从米芾的作品如《吴江舟中诗帖》《乡石帖》，都可见米芾书风“风樯阵马，沉著痛快”〔16〕，而从薛绍彭的作品如《晴和帖》《昨日帖》却“法度森严，变化较少”〔17〕。这些异同点与“米薛”的书学思想密不可分，二者皆重视书法中的自然美，但米芾“尚意”，追求新意，看重抒情意趣和追求形质上的意韵，而薛绍彭“重法”，既重视文字书写规范，也重视书法审美标准。

一、共同点：皆重自然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便提道：“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18〕从这段关于汉字起源的论述中可见，古人已开始强调汉字自然的重要性，而汉字起源理论本身也解答了书法的起源问题，所以对汉字强调自然实际上也是对书法强调自然。米芾和薛绍彭在书法审美上，也顺应古人，强调自然，强调书法作品要表现出符合自然物象的美。

在米芾看来，书法的笔画字形甚至是篇章布局，都应该追求展示自然物象的形态、动态，甚至是情态。

先看形态。米芾在《褚临黄绢本<兰亭>跋赞》中云“右唐中书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临晋右将军王羲之《兰亭宴集序》……虽临王书，全是褚法，其状若岧岧奇峰之峻，英英浓秀之华”〔19〕，即是说虽然褚遂良表面上是在临摹《兰亭序》，实际上却是用自己的笔法在书写，而写出来的字，米芾认为其姿态稳重有力，如同嵩峻的奇峰，笔画秀丽多姿，又如茂美清盈的繁花，对此表示赞赏。

[宋]薛绍彭 草书晴和帖 25.1cm×34.8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再看动态，米芾认为书法最应表现自然万物的千变万化，只有这样，作品才显得有活力。如评到王羲之行书“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行书帖真迹，天下法书第二，右军行书第一也。帖辞云：‘羲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进镇，东西齐举，想尅定有朝也。羲之死罪。长庆某年月日。’……锋势郁勃，挥霍浓淡，如云烟变怪多态”〔20〕。此帖为王羲之《稚恭帖》，米芾认为该帖在天下的法书中排第二，在右军的行书作品中排第一，原因在于作品中能展示出自然的变化，有旺盛的生机，能在挥霍中，即迅疾的状态下表现出浓淡变化的动态，呈现出如云烟变化多端的自然景象，对此甚为赞叹。米芾在《王略帖赞》中云“昭回于天垂英光，跨颉历籀化大荒。烟华淡浓动彷徉，一噫万古称天章。鸾夸虬引鹄序翔，洞天九九通辽阳。茫茫十二小劫长，玺完神诃命黻藏”〔21〕，米芾赞赏《王略帖》呈现出的自然动态，如烟花雾气在空气中随风飘动徜徉，且时浓时淡，富有变化，笔势变化又如在飞腾跨越的凤，直引上天的龙以及飞翔的鹄，速度时快时慢。

此外，米芾还认为书法要表现自然物的情态。如在《智衲草书》中提到“笔锋卷起三峡水，墨色染遍万壑泉。兴来飒飒吼风丽，落纸往往器云烟。怒蛟狂虺忽惊走，满手雷电争回旋”〔22〕，说怀素草书快速行走的笔锋墨色展示出蛟龙恼怒，毒蛇发狂惊跑的情态，对此极为崇拜。以上分析皆可见米芾崇尚并重视书法所表现出的自然美。

薛绍彭同样重视书法作品所展示出来的自然美，即在点画、体势及篇章上，都要尽量表现自然万物的形态、动态之美。

先看薛绍彭所推崇的自然形态。在《裹鲊帖题赞》中，薛绍彭评右军书“龙凤腾仪，日星垂曜。陈雷不嗣，隐如雾豹”〔23〕，即是说右军的草书面貌端庄优雅，如同龙凤飞腾的仪态，精彩处如日月星辉照耀万物，笔画不露锋，不张扬的样子又如雾雨七日不下食的南山玄豹，隐而不现，对此极为赞赏；评到王献之的《鹅群帖》“万里古色星日悬”〔24〕，即说作品的精彩如日月星辰般洒遍万里，对王献之书法所展示的自然形态美表示欣赏。

[宋]米芾 行草盛制帖 27.4cm×32.4cm 纸本 约元丰五年（1082） 故宫博物院藏

再看自然动态。在《秘阁观书》中，薛绍彭称王羲之书法展现出“凤翥龙翔余复直，烟霏雾结断还连”〔25〕的自然景象，此句引用《王羲之传论》，唐太宗称赞王羲之书法“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26〕，故薛绍彭在此肯定赞赏右军在字势上展现出龙飞凤舞、变化多端、气势非凡的动态，点画如烟霞舒卷，若断还连。薛绍彭在对米芾所收藏的《王略帖》题跋中，云“声驰江左传国光，右军笔阵争堂堂。妙用作意驱俊铓，惊鸿乍起游龙翔。仁祖无奕乌衣郎，挂名篇末流遗芳。开元散落王涯藏，联翩飞动茂密行”〔27〕，即是说右军听到战争胜利后所写下的这一幅作品，气势宏大，又有“妙有作意”的细节精彩，如同被惊吓到的鸿雁突然飞起，又如游龙在空中自由飞翔，翩翩飞动，展现出变化的自然美。评王献之书“言奴得法号神俊，逼人体势殊翩翩。自方家尊聘豪翰，骎骎欲过骅骝前”〔28〕，薛绍彭在此引用王献之评王珉书的话“弟书如骑骡骎骎，恒欲度骅骝前”，王献之对王珉“有四疋素，自朝操笔，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无误字”〔29〕的做法比作负重前行的“骑骡”，而自己如“骅骝”，即骏马驰骋，故自然超逸，薛绍彭在此说明王献之的书法自然率意，翩翩灵动，如骅骝一样有活力。从以上分析可见薛绍彭对这些作品所展示出来的各种自然美的肯定，从中也可见其追求书法所展示出来的自然美。

从以上分析可见，“米薛”在审美追求上重视自然，认为作品应展现出自然万物所应有的形态、动态，甚至是神态等等，这样的书法才有生命力。

二、不同点：“尚意”与“重法”相异

米芾对书法的追求看重的是“意”。“意”有多层含义，米芾所追求的“意”，是自出新意，展现自我个性，又是带有抒情意趣和追求形质上的意韵倾向。

先看“自出新意”，在米芾看来，学习古人后，应该有自己的想法融入其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吾友帖》云：“吾友何不易草体？想便到古人也。盖其体已近古，但少为蔡君谟脚手尔！余无可道也，以稍用意。”〔30〕米芾在劝说薛绍彭改学晋人草书的同时，提到没有其他特别想叮嘱的，只要在学晋人草书的基础上“稍用意”即可。这里的“意”，即是“新意”“己意”，米芾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展现自己的个性。对此，米芾在实践上做到，其云“世或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家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31〕。米芾提到早年在学习书法时，采用“集古字”方法，融汇各家长处之后，慢慢有自己的创意想法渗入其中，最终自成一家，以至于“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故可见米芾重视书法中己意新意的重要性。

其次看抒情意趣，书法在米芾看来，是一门抒发自我情感，展现意趣的艺术。在回薛绍彭论晋帖这件事时，说到“何必识难字，辛苦笑扬雄。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要知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32〕，即是说写字不应过多放在字的“工拙”或“对错”上，不当以一种谨慎的心态去对待，而是应该以是否能表达抒发自己的意趣为主，写字应如游戏般自由舒畅，即“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所以，米芾反对做作，其认为只有是书家本人所写之字，才能展现出意趣，通过他人的再次翻刻，已经大失书家本身的趣味，所以说“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可见米芾反对石刻的原因，即是“已非己书”，所以“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而“惟吉州庐山题名，题讫而去”，后人要刻颜真卿写在石上的字时，才发现其字本身之“无做作”，也才知“颜出于褚也”，“真迹皆无蚕头燕尾之笔，与郭知运《争座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33〕，可见米芾认为作品须由书家本人所书写才能展现书法的意趣，也可见米芾对抒发意趣的重视。另外从米芾对自己用笔特点“刷”的总结，也可见其率意随性的追求，而非如“勒”“描”“画”那样小心谨慎。

最后看形质意韵，所谓米芾追求形质上的意韵，即是说米芾认为学古人要活学，而不是依样画葫芦，应该要学会变化。其在《自叙帖》提到“古人书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则奴书也”，即米芾认为作字时要有变化，“三字三画异；故作异。重轻不同，出于天真，自然异”，在笔画及用笔轻重上做变化，才能使得字在形质上有意韵，而不是笔笔皆同。故其赞赏苏轼，认为其形质有意韵，在《跋滕王阁诗序》中云“东坡先生书初学颜鲁公，故多刚劲而有韵”〔34〕，即米芾认为苏轼是会活学古人，才能既有颜鲁公的刚劲又因为有变化的缘故，使得字有意韵。

从对米芾所追求自出新意、抒发意趣以及形质上要有意韵的态度上，可见其对书法中所展示出来的“意”的重视。

相对于米芾对“意”的审美追求，薛绍彭更偏向于对“法”的追求。其对书法的法度极为重视，这种法度包含文字书写正确规范与美观的标准。

一方面，薛绍彭重视文字书写规范。米芾提到过“薛绍彭来论晋帖误字”，可见薛绍彭曾经就因所收藏书帖上字的正误情况向米芾讨教，可见对文字书写的重视。薛绍彭提到“右军尽善历代宝”，唐太宗李世民在《王羲之传论》中提到“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35〕。唐太宗所认为的“善”有合乎法度标准规范的意思，薛绍彭提到的“善”包含这一层意思，可见薛绍彭认为法度就是要文字书写正确，且合乎书写规矩。这种严谨的规范态度在薛绍彭收藏鉴赏的过程中也可看出，对于收藏到的作品，除了对艺术价值关注外，薛绍彭对作品中文字内容也极为在意。清代朱彝尊《曝书亭集》的跋文中记载：“此爵一，铭二字，曰祖丁。在右柱外，薛绍彭曰：‘祖丁者，商十四君祖辛之子也。’内有文作弓形，中包六字不可辨识 ”材料中提到，薛绍彭对藏品《商祖丁爵》进行题跋，这种题跋不是对此件物品艺术价值的评价，而是对物品的文字内容进行考释，可见薛绍彭严谨的规范态度，这种严谨规范的态度自然也影响到其对文字书写的规范。

另一方面，薛绍彭也重视书法审美标准。他在提到右军“尽善历代宝”时，其“善”一方面包含唐太宗认为的“善”，另一方面也涉及唐太宗提到的“美”，因为后面还有一句“八法独高东晋贤”，即是说王羲之书法地位很高，在东晋诸贤中鹤立鸡群，可见王羲之作品不仅有书写层面的规范，也有审美层面的规范，有作为典范书作的性质，可见薛绍彭也强调审美方面的法度标准。在这种审美层面的规范中，薛绍彭最重“工夫精熟”所展示出来的美。薛绍彭评价张芝书“泯涨笔力老转剧，临池尚叹张学传”，认为张芝笔力精熟老到，对此甚为赞叹。从历代书家和理论家对张芝的评价中也可见其书法的精熟美无人能及，南朝萧梁庾肩吾《书品》评到“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36〕，可见张芝之所以能成“草圣”，是功夫下得深，在法度上达到精熟状态，连王羲之都甘拜下风。王羲之说到“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37〕，认为自己就算写完池水之墨也未必赶上张芝的精熟，可见张芝书法确实是达到顶级的精熟美地步。薛绍彭对张芝精熟的笔力甚为赞叹，可见对法度精熟美的追求，故其本人也是如此，强加练习，希望在法度上更为精熟，得到《定武兰亭》时，夜以继日临摹，“定武石藏道祖家，道祖又最嗜古迹，应日临数过”〔38〕，且临摹程度达到一模一样的状态。岳珂在评价其书法时曾提到“今观此书，字字纵敛有源委，而书名皆楔序中彭字体制”，即薛绍彭的“彭”与《兰亭》中“彭”一模一样，可见“真积力久，固应尔也”〔39〕。

从以上对“米薛”各自所追求的书法审美分析可见，虽然二者为莫逆之交，但实际上两人主要的书学思想并没有过多地受到对方的影响，还是保持自己的主见，甚至这种思想是互为对立。米芾追书法中的“意”，重视书法中的“新意”“意趣”以及“意韵”，属于形质层面，更强调个体的主观意识，而薛绍彭追求书法中的“法”，包含书写规范和书法审美两层方面的标准追求，属于法度层面，更强调客观意识。

总之，通过以上对“米薛”书学思想对比分析，也让我们更加清楚二者书风异同点表现的根源所在。

[宋]薛绍彭 行草危涂帖 31.8cm×60.1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