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赖伟宏

一、明代文学风气与《津逮秘书》序跋书法

顾炎武《日知录》道：“今则有两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两序，非体也；不当其人，非职也。世之君子不学而好多言也 人之患在好为人序。”〔1〕可见明末的文学风气，即文人写书喜欢请人作序，追求数量，多溢美之言。其原因不外乎为名图利，而为人作文者，亦有此因，如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载：“嘉定沈练塘（龄）闲论文士无不重财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托以亲昵，无润笔。思玄谓曰：‘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唐子畏曾在孙思和家，有一巨本，录记所作，簿面题二字，曰 利市’。”〔2〕明人亦好题跋，如毛晋将自己的题跋汇编成《隐湖题跋》。因为明人喜好序跋，所以明代书籍保存了大量的序跋书迹，如毛晋汲古阁刻印的书籍中存有大量的序跋书法，以《津逮秘书》为代表。此书分为十五集，收书一百四十余种，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书中有序跋一百多篇，数量可观，写刻精美。诚如吴伟业《汲古阁歌》道：“搜求遗佚悬金购，缮写精能镂板工。”〔3〕毛晋刻书文字与书法并重，所以版刻《津逮秘书》序跋书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笔者将东京图书馆藏《津逮秘书》中的序跋书法列表统计（见文末附表）。由于“宋体字”序跋程式化而缺少艺术性，故剔除不论，存其余序跋九十二篇。据表可知，一、序跋的书体涵盖楷、行、草、隶书。楷书序跋四十六篇，行草书序跋四十五篇，隶书序文一篇。隶书序文用于《津逮秘书》书前的“小引”，以示庄重。二、序跋的作者有毛晋、胡震亨、丁元荐、杨仪、段成式等，以毛晋为主。毛晋、胡震亨、杨仪为明代著名藏书家，三人几乎未见墨迹存世，故版刻序跋书迹成为研究三人书法不可缺少的资料，亦是研究藏书家书法的重要资料。三、序跋的书体选择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津逮秘书》第一集为经学类书籍，题跋以楷书为主，如毛晋在《子夏诗序》《陆氏草木虫鱼疏》《子贡诗传》《韩诗外传》《郑氏尔雅注》《京氏易传》《苏氏易传》的题跋皆用楷书，第五集至十一集为诗话、书论、画论、笔记等，题跋以行草书为主。可见书体的选择因用而异，与明人张绅所言相符：“凡写字，先看文字宜用何法。如经学文字，必当真书；诗赋之类，行草不妨。”〔4〕四、序跋书写的时间跨度长，有年款者，最早为己巳（1629）竹醉日毛晋跋《五色线》，最晚为顺治己丑（1649）正月一日毛晋跋《锦带书》。所以，《津逮秘书》刊印完成应在清初。

二、《津逮秘书》序跋书法的风格特征

1.楷书法率更，清瘦劲健

《津逮秘书》中楷书序跋主要师法欧阳询，清瘦劲健。例如，《无咎题跋跋》书法（图1），与正文书法形成鲜明对比。题跋为小字欧楷，正文为大字宋体字。题跋楷书的写刻位置低于正文，与正文形成互补关系。题跋楷书结字敛长，正侧穿插，行气连贯，有书写韵味。除此之外，还有少数其他风格的楷书题跋，如《郑氏尔雅注跋》（图2）取法“二王”，圆劲秀雅，《全唐诗话跋》（图3）兼合王羲之、欧阳询笔意，结字宽绰，点画瘦硬。笔者以为，《津逮秘书》序跋大量使用欧楷的原因，一是政治规范，《明史》载：“每日习书二百余字，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帖为法。各专一家，必务端楷。”〔5〕《大明会典》载：“每日写仿一幅，每幅务要十六行，行十六字。不拘家格，或羲、献、智永、欧、虞、颜、柳，点画撇捺，必须端楷有体，合于书法。”〔6〕欧楷是官方规定的楷书学习范本之一，且于仕进有益，所以成为士人普遍学习并擅长的楷书之一。二是个人喜好，毛晋时常在题跋中称赞宋刻本字法之妙，直追率更，是为一绝。三是刻书风气，“正德中叶以后，覆刻宋本之风渐盛。而尔时习尚，最重诗文 书棚本字为率更体，翻刻时亦效其体，于是风气一变”〔7〕。序跋具有宣传书籍的作用，是书籍广告的形式之一。所以序跋书法需要规范、美观、统一。同时，版刻序跋书法也是书家的一种宣传方式，需要谨慎对待。序跋欧楷正好契合了个人和市场的需求。

图1 毛晋《无咎题跋跋》

图2 毛晋《郑氏尔雅注跋》

图3 毛晋《全唐诗话跋》

图4 毛晋《二老堂诗话跋》

图5 毛晋《甘泽谣跋》

2.行草宗晋唐，古雅秀逸

马宗霍《书林藻鉴》：“明人类能行草，虽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8〕的确如此，《津逮秘书》中的行草书序跋虽非名家所书，但其艺术价值不容忽视。行书序跋主要宗法晋唐，古雅秀逸。如《二老堂诗话跋》（图4）和《甘泽谣跋》（图5），《二老堂诗话跋》的风格近似《怀仁集王圣教序》，俊秀可人。值得注意的是，《怀仁集王圣教序》风格的行草书常见于明代版刻行草书迹中，如明万历时期刻《元曲选》的臧懋循序、汲古阁刻《神农本草经疏》的缪希雍序、明万历时期刻《湖山胜概》的秦舜友题画诗、明万历时期方氏美荫堂刻《方氏墨谱》的汪道贯序以及墨谱的装饰性行草书等等。又据刘金亭博士论文《明代石刻书法研究》，知《怀仁集王圣教序》风格的行草书亦常见于明代石刻行草书中〔9〕。故明人的行草风尚由此可见一斑。《甘泽谣跋》的风格较《二老堂诗话跋》更为潇洒飘逸，笔锋所至，纵横开合，无拘无束。草书序跋则今草与章草相间，质古清劲。如《玉蕊辨证跋》（图6）和《剧谈录跋》（图7），写刻俱佳，可谓明代版刻行草书之精品。

此外，胡震亨《津逮秘书·小引》（图8）为隶书，以楷法写隶书，端正方整，板滞不灵。究其原因，一是时代久远，笔法失传，二是多效法时人，少问津碑刻，三是刻工的镌刻习惯形成的效果。

图6 毛晋《玉蕊辨证跋》

图7 毛晋《剧谈录跋》

图8 胡震亨《津逮秘书·小引》

图9 毛晋《津逮秘书·序》

图10 毛晋《陆氏草木虫鱼疏·序略》

图11 《孟襄阳集》戈汕书《孟浩然诗集叙》

总的来看，版刻楷、隶、行、草书的共同特征是“木板气”，即古拙的审美趣味，是书者、刻工、材料、工具共同作用的结果。晚明心学盛行，书法个性鲜明，好奇尚异。《津逮秘书》中的序跋书法虽多为明末文人书迹，但无狂怪之态、粗野之陋，恪守古法，气息雅正，难能可贵。而且，书籍的性质和功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序跋书法的风格取向。所以，版刻书法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三、《津逮秘书》序跋书法的书手

《津逮秘书》序跋数量大，风格不一，书写刊刻的时间跨度长。所以，《津逮秘书》序跋书法的书手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序跋作者亲笔书写，二是善书者代笔抄写。

1.毛晋序跋书法的书手。毛晋善书法，今人多不知。《皇清书史》载：“毛晋，工草书，题跋经籍苍雅可喜。”〔10〕故《津逮秘书》中署名毛晋的行草序跋应为自书。但是，《津逮秘书》中署名毛晋的行草序跋有三种风格：一是《津逮秘书·序》（图9），有明末时风，字势、转折等与黄道周、倪元璐的书法相似；二是《陆氏草木虫鱼疏·序略》（图10），“二王”行书风格，清秀圆劲；三是其余行草题跋，为章草与今草融合。又有周绍良先生藏毛晋行楷信札墨迹与《津逮秘书》中署名毛晋的行草序跋的风格截然不同。据此推测，署名毛晋的序跋书法存在他人代笔的可能。汲古阁刻《孟襄阳集》中有《孟浩然诗集叙》（图11），落款为“宜城王士源撰，后学东吴戈汕重书”。王士源为唐代人，戈汕为明末人，戈汕以行草书重新书写王士源的序文。戈汕的行草书与《津逮秘书·序》的行草书用笔、结字相似，如“海内”“先行”等字词，似一人手笔。戈汕，生于明万历九年（1581），卒年不详，为毛晋母舅。戈汕与毛晋往来密切，参与毛晋的刻书活动。《御定佩文斋书画谱》载：“戈汕，字庄乐，能诗，善书画。”〔11〕综合推断，毛晋《津逮秘书·序》的行草书应为戈汕代笔〔12〕。《津逮秘书》中的序跋楷书风格不一，与书写时间跨度长有关，亦有书手抄写的可能。樊长远《毛氏汲古阁抄工考》一文，将汲古阁的抄书者分为四类：毛氏父子及其子弟、僮仆、僱工、师友。其中，姓名可考者十人：毛晋、毛扆、毛绥德、王为玉、冯武、刘臣、王咸、钱嘏、周荣起、何道林〔13〕。《津逮秘书》序跋的楷书可能就有出自上述抄手者。

2.其余序跋的书手。胡震亨（1569 1645），字孝辕，浙江海盐人。《津逮秘书》存其序跋数篇，但多以宋体字刻印。惟书前《题辞》和《小引》为行楷和隶书写刻。另汲古阁刻《宋名家词》有胡震亨序，行草书。这填补了胡震亨书迹的空白，为明代书法史增列了书家。三篇序跋皆胡震亨晚年书，《宋名家词序》行草书与董其昌书法相似，可见时风。善书者代笔的有《葬经翼附》的《葬经翼序》，落款为“故鄣丁元荐题，云间康浤书”。《明史》载：“丁元荐，字长孺，长兴人。父应诏，江西佥事。元荐举万历十四年进士。请告归，家居八年，始谒选为中书舍人。”〔14〕代笔人云间康浤，书画兼善，《国朝画识》载：“康浤，字澹澄，松江人，善芦雁。”〔15〕《甘泽谣序》，落款为“闰月朔日，华阴杨仪梦羽记，后学严樵重书”。杨仪，字梦羽，江苏常熟人，明代藏书家、刻书家。代笔人严樵的信息不详。书籍编撰者、出版者重视书法水平，所以常有善书者代笔的情况。善书者的代笔提升了书籍的艺术价值。代笔者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或为普通文人，或为职业抄手，所以声名不彰。他们的书迹借助版刻书籍保存和流传，为现代研究古代书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料。

汲古阁版刻《津逮秘书》中的序跋书法，写刻俱佳，风格多样。为了解欣赏明末书法打开了崭新的视角，为明末书法研究补充了重要的资料，具有文献和艺术的双重价值。可以窥见，版刻书迹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亟待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