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成航

欧阳询（557 641）与虞世南（558 638），同为冠冕唐初的重要书家，二人基本同龄，都有由陈入隋、由隋入唐的人生经历。人们在谈论这一时期的书史时，免不了将二人进行比较（图1、图2）。除了直接比较书风，论者也着眼于欧、虞的书学来源，如阮元（1764 1849）在《南北书派论》中，将欧、虞分别划入南北两派的谱系中：

南派由锺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锺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湛、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1〕

阮元以南北两派区分欧虞二人，虽然略显粗糙，却基本符合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书法发展的情况。阮元眼中的南北差别，既包括书风（南派“疏放妍妙”，北派“拘谨拙陋”）、书体（南派为“减笔”行草书，北派篆隶等“中原古法”），也包括功用的一面（南派长于“启牍”，北派长于“碑榜”）。

有意思的是，南北两派有着共同的源头，即汉、魏之际的锺繇（151 230）。阮元的依据当来自锺书“三体”的说法。晋宋时期的羊欣（370 442）称：

锺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2〕

顾名思义，“三体”的划分依据是功用。从严肃郑重的铭石书，到日常文书所用的章程书，再到亲友相闻的行狎书，“三体”功用的正式程度逐渐降低，而日常性、私密性则逐渐升高。此外，“三体”的区别也包括书体，在当时大致对应隶书、楷书、行书〔3〕。由此亦可推断，在风格上，“三体”间也有着端谨与灵动的差别。梁代庾肩吾称锺繇“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4〕，正道出了锺书静、动之两端。可以说，锺繇的“三体”书标志着魏晋南北朝的书法发展的新阶段，建立了包括功用、书体、书风三重关系的书学传统，其影响颇为深远。

图1 [唐]欧阳询 行书张翰帖 25.1cm×31.7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南北朝至隋、唐初，正是政权不断更迭，南北对峙交融的特殊时期，也是文字演进、书风发展逐渐成熟的过程。因此，分析欧、虞的书风，不能忽视该时代的社会、文化因素。本文将从这一时代的书学传统出发，考察欧、虞在不同时期的身份际遇及书法创作，探寻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两种传统及其书写者

对晚近的书家来说，除了师承、敕令、应酬等客观因素之外，可以凭个人的追求或偏好来选择各种书体、书风。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字的演进尚在进行，书法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不同的公、私场合，故以用途与媒材划分的“三体”，与后世以形式区分的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颇有不同〔5〕。

如前所述，铭石书与章程书、行狎书的正式性和日常性互异。铭石书适用于写碑、题榜等正式、公开，富有纪念性与仪式感的场合。书体通常为该时期的官方正体（如魏晋时的隶书，南北朝以后的楷书），偏于保守，有时甚至滞后于日常所用。公元5世纪末叶，铭石书的主流书体已经演变为楷书〔6〕，而篆、隶等古体，仍长期用于碑额、榜额等铭石书领域，甚至部分碑刻的正文。风格上，典型的铭石书大多严整、方峻、尚法度、重装饰。章程书与行狎书则适用于文书、尺牍等相对日常的领域（尺牍书则更加私密）。经过以“二王”代表的士族书家不断推进，章程书与行狎书新新不已，变成了妍美简便的行书。同时，章草也被改造成更流畅纵逸的今草。由此形成了真书、行书、今草三种新兴书体并重的局面，确立了纵逸、流畅、尚天然、重变化的风格特点〔7〕。根据功用与书体，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铭石书”和“尺牍书”这两个颇具差异的书学传统〔8〕。

此外，当时的书者并不能自由地选择这两种传统。事实上，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参与“铭石书”和“尺牍书”的主体人群，在社会地位、门第官阶以及地域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虽然也有少部分的重合）。简言之，引领“尺牍书”发展前沿的，主要是东晋、南朝的士族书家；从事“铭石书”者，以出身寒族、地位相对较低的北朝或南朝书吏居多。

“妙尽许昌之碑”的锺繇，并没有留下任何可靠的碑刻〔9〕。事实上，传世的汉魏碑刻绝大多数没有书者署名，承担铭石书丹任务的主要是善书的文吏。魏晋时期，士大夫写碑题榜的例子虽也于史有征（如汉魏之际的梁鹄、韦诞，都曾题写宫殿榜额）。然而，对于士人，尤其社会地位较高的门阀士族而言，写碑榜终究是繁重而危险的苦差〔10〕。而更让士族无法接受的是以书法为业的职业化身份，这种身份会在日后掩盖他们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成就。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也基本延续了这一分化现象，尤其是“衣冠南渡”的南朝。有学者统计，南朝石刻书人悉为正六品以下（梁官八班以下）的低级官吏或释道之流。北朝则稍有不同，颇有高官（从五品以上，或北周从九命以上）参与，然究是少数〔11〕。

除了书家社会地位的差别，南北朝时期的特殊政局，也造成了两种传统在南北发展互异的局面。南梁士族王褒（约513 576）北上以后，与北周书家赵文渊（唐以后避李渊讳改为“文深”，生卒年不详）之间的事迹，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

王褒出于琅琊王氏，善尺牍书（图3）。其书师法姑父萧子云，萧书则出于王献之，属于典型的“士君子之流”（张怀瓘语）〔12〕。赵文渊出身相对寒微，其父遐“以医术进，仕魏为尚药典御”，文渊“少学隶楷”，是北周题碑书榜的国手〔13〕。（图4）王褒入关以后，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反，亦攻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14〕

北朝贵游日常攻习的，当是尺牍书。需要指出的是，王褒的书艺，至少在唐人的评价中还算不上十分高明〔15〕。即便如此，他的尺牍书也足以让相对古质的北朝书家相形见绌〔16〕。除了单纯的书法以外，促使贵族们改体的真正原因，恐怕还在于王褒“地胄清华”的士族身份。赵文渊知道自己没有扭转“好尚”的能力，乃至遭受邯郸学步之讥，从中折射出寒族书家以艺事人的卑微地位〔17〕。

图2 [唐]虞世南 积时帖拓本（局部） 纸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事实上，仅凭高超的书艺，还不足以成为出色的尺牍书家。梁人庾元威说：

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岂非一者学书得法，二者作字得体，三者轻重得宜。意谓犹须，言无虚出，斯则善矣。〔18〕

庾元威将王延之（421 484）所谓“三种人身”解释为（一）善于书法，（二）善于选择合适的书体，字法恰当，（三）文辞轻重得体，含蓄自重（言无虚出）。汉魏以来，尺牍书法与尺牍文章是难以割裂的，史籍中常见的“善尺牍”，就有“善尺牍书”与“善尺牍文”二解，有时兼有二意〔19〕。作为一种应用类的文体，尺牍文章除了讲究文采词藻之外，更要遵循严格的书写规范即“书仪”。作者要根据所论事件性质、通信双方之关系，乃至时节月令等气候因素，采用恰当的格式规范，斟酌用语，方为得体。这要求作者对双方身份地位、世系家族，包括士族圈子里的流行时尚都有充分的了解〔20〕。庾元威警告子弟：

图3 [梁]王筠《至节帖》（王褒与王筠时代相近，其书风当相去不远）。扫描自《真宋本淳化阁帖》（第四卷），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1页。

图4 [北周]赵文深书《华山神庙碑》。扫描自《北周·赵文渊华岳颂》（书迹名品丛刊·第一七九回配本），二玄社，1972年，第40、41页。

（尺牍）乖错者，州望须刺大中正，处入清议，终身不得仕。盛名年少，宜留意勉之。〔21〕

可见尺牍撰写中的“潜规则”，对于士族来说也是要时时注意的。若非经过优越的文化教育，或者缺乏士族生活的陶染，很难轻易掌握。这就决定了“善尺牍”者大多出身不凡，而出身寒族者则将面临一道“技术壁垒”，轻易难以逾越。

赵文渊的尺牍书虽然遭到摈弃，却能够通过铭石书折服南朝士人：

世宗令（文渊）至江陵书景福寺碑，汉南人士，亦以为工。梁主萧詧观而美之，赏遗甚厚。〔22〕

是故王褒每遇写碑之事，便推举赵文渊书写〔23〕。北朝的铭石书胜过南朝，当与碑刻在南北朝社会的应用有关。北朝树碑之风盛行而南朝禁碑，这导致了两地铭石书发展的不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王褒曾与赵文渊合作创作《河渎碑》，王撰文，赵书丹〔24〕。这又揭示了王、赵二人身份的差异。如前文所述，汉魏南北朝以来的碑志，低级文吏负责书丹，撰文者地位则较高。撰者把握碑志的核心内容，即文章，除了具备文学素养以外（王褒即是“博览史传，尤工属文”者〔25〕），他们还与碑主、建碑者关系密切，或者干脆就是同一层次、同一家族中人。而书者更多的是服务 甚至服役，他们大多没有撰文的能力或资格〔26〕。当然，建碑书丹又离不开这些书手，他们与士族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赵文渊与王褒的合作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

由此，我们能够大致勾勒出这两种泾渭分明的书学传统，牵涉到书者的身份、地域、书体书风等多重关系。简而言之，即寒族书家（北朝居多） 铭石书（严整、公开），士族书家（南朝居多） 尺牍书（自然、私密）〔27〕。这样的关系，也隐藏在欧阳询与虞世南身上。

二、“猛将”与“行人”

《书断》在对比欧、虞书法时打过两个比方：

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28〕

不知是出于巧合还是有所暗指，张怀瓘以“猛将”喻欧，以“行人”喻虞，这两种身份与二人的出身确有关系。

欧阳询之祖頠（498 563）、父纥（537 570），在陈时先后任广州刺史。欧阳氏史称长沙临湘之豪族，徐陵、江总为欧阳頠所撰碑志中，称其旧望出自渤海〔29〕。然陈寅恪先生则怀疑欧阳氏本为岭南之蛮族：

独欧阳頠一族，史虽称为长沙临湘人，然与岭南殊有关系。……按《陈书》二一《萧允传》附《引传》及《南史》一八《萧思话传》附《引传》，俱有“始兴人欧阳頠”之语。岂长沙之欧阳一族，本自始兴迁来，其目頠为始兴者，乃以原籍言之耶？……（中引欧阳询状貌丑异事）则是询本形貌之丑怪，史乘固有明徵。虽其遗传所目，源于父系，或母系或父母二系，皆不可知。若取欧阳氏本出始兴一事，参以《宋书》所载徐豁之言，或《通鉴》所载殷阐之语，殆是俚或溪之种欤？夫欧阳氏累世之文学艺术，实为神州文化之光辉，而究其种类渊源所出，乃不得不疑其为蛮族。〔30〕

陈代初年，欧阳一族在交、广一带掌有军政大权〔31〕。欧阳頠虽少时“专精习业，博通经史”〔32〕，但考校頠、纥之生平及其家族，仍属于武将的性质，所谓“有助于军国”。吕思勉先生曾指出：

陈世交、广之域，欧阳氏实擅大权……以上所言，为交、广缘海之地，为文明及财富所萃，政权亦托于是。大抵能树威德者，皆久居其地之豪族。〔33〕

由此可知，欧阳氏即便不是蛮族，也属久居交、广之地，与蛮族杂处的军事豪族，虽擅有大权，却显然不是“贵胄清华”的衣冠士族。在士族政治贯穿始终的南北朝时期，以士族为“清”，武职、吏职为“浊”。清浊之分，往往比官品高低更重要。后来欧阳纥为朝廷所疑而造反伏诛，欧阳询竟成为罪臣遗孤，实可谓出身冗浊。

虞书所比况的“行人”，为古代官名，黄宝实《中国历代行人考》称：

古之所谓行人，即今之外交官。居则摈相应对，出则朝觐聘会。〔34〕

南北朝时期，各政权出于政治军事考虑，彼此间派选行人进行大量外交活动。为了达成使命，行人的任用须经“妙选”，《北史·李谐传》描述了行人所需的素质：

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35〕

可见“行人”必须兼有“才”（才能）与“地”（门第身份），出色的南朝行人，足以在北朝贵族子弟中引发“明星效应”（正如王褒入关后的景况）。

虞氏一族，正是会稽名门。虞世南之父虞荔（502 561）深得陈文帝（522 566）器重，“常引在左右，朝夕顾访”〔36〕。虞荔死后，文帝“知其二子博学，每遣中使至其家将护之。及服阕，召为建安王法曹参军”〔37〕。

虞世基、虞世南兄弟受到了优越的教育，也凭借天资与勤恳，将门第优势转化成了文采与学识，获得了陈、隋名士的首肯与皇室的器重。《旧唐书·虞世南传》载：

世南性沈静寡欲，笃志勤学，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经十余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栉。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

……

陈灭，与兄世基同入长安，俱有重名，时人方之“二陆”。时炀帝在藩，闻其名，与秦王俊辟书交至，以母老固辞，晋王令使者追之。〔38〕

作为南朝文士之翘楚，虞氏兄弟在隋以文学见重。虞世基尤得炀帝宠信，得以成为少数进入政权核心的南朝士人之一〔39〕。虞世南在仕隋的二十九年中累迁至秘书郎，属于典型的“清官”，主要负责参与制定礼仪、撰写诗文及编纂图书等文艺之事。虞世南在朝以“峭直”事君，在家甘守清贫，刻意与兄长划清界限，又曾劝族人虞绰与权臣杨玄感绝交〔40〕。这些行为似乎说明，虞世南不如兄长那样得宠，某种程度上是他的个人选择：与权力保持距离，以免被卷入政治旋涡，从而保全家族。大业十四年（618），炀帝被弑，虞世基被诛。从世基的下场来看，虞世南的选择堪称明智。

综上可知，张怀瓘以“猛将”与“行人”比喻欧、虞，可谓恰当。

陈太建二年（570），欧阳纥被诛，欧阳询时年十四。幸运的是，他被著名文士江总（519 594）收养。江总以文学见重于梁、陈两代，官至尚书令。欧阳询得到江总的亲自教导（“教以书计”），也随其游历。陈后主时期，文人喜好游宴，把促膝聚觞、宴集赏乐作为激发文学创作的条件〔41〕。江总作为陈后主朝的“首席文人”，也当有机会携欧阳询参加各类文会。洪迈《容斋随笔》中《欧率更帖》一则，是欧阳询回忆其青年时在鄱阳与文士交往之事：

图5 [唐]李世民《晋祠铭》飞白书额。扫描自《晋祠铭·温泉铭》（中国书法选 36），二玄社，1989年，第2——7页。

临川石刻杂法帖一卷，载欧阳率更一帖云：“年二十余，至鄱阳，地沃土平，饮食丰贱，众士往往凑聚。每日赏华，恣口所须。其二张才华议论，一时俊杰；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国士，出言便是月旦；萧中郎颇纵放诞，亦有雅致；彭君摛藻，特有自然，至如《阁山神诗》，先辈亦不能加。此数子遂无一在，殊使痛心。”兹盖吾乡故实也。〔42〕

按太建八年（576），江总在太子詹事任上因行为不端而遭免官，本年欧阳询恰好二十岁〔43〕。鄱阳的文会很可能发生在江总被免官后的几年中。从欧阳询对当年的文会与文士的赞赏与怀念来看，此类经历必定让他获益良多。因此，出身冗浊的欧阳询，通过养父江总获得了近乎士族子弟的教导与阅历，具备了“累世文学艺术”的条件。

在隋朝，欧阳询任太常博士，官阶不高（七品），却也算得清选之官，主要是参与修撰前代历史，以及文学、书法等事〔44〕，尤其得关陇贵族李渊（566 635）的赏识，被“引为宾客”〔45〕。

总而言之，欧、虞在陈朝都获得了相当优越的教育，具备了成为一流文士的知识与才能，也同样经历了仕途平淡的仕隋生涯（不同的是，对于虞世南来说，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但在依旧注重门第的隋唐之际，欧阳询的冗浊出身，与虞世南的清贵家世、年少成名，依旧有着显著的差别。这与二人的人生境遇与书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二人年过花甲之后，隋末的政局板荡与唐初的权力斗争，又使得这种差异变得更加明显。

三、欧、虞入唐后的身世浮沉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李世民（598 649）破窦建德（573 621）于虎牢，欧阳询、虞世南入唐。虞世南和刚入隋时一样，马上被李世民引为秦府参军，寻转记室，并以本官兼任文学馆学士。欧阳询作为李渊昔时宾客，在武德年间累迁至给事中，这是其一生中最显达的官阶（五品）。此时的欧、虞，因太子李建成（589 626）与李世民之间的夺嫡之争，被分划入两个对立的政治阵营〔46〕。李世民的最终胜出，则直接导致了二人在贞观朝以后政治地位的悬殊。

虞世南原本不属于任何政治势力，又是阅历丰富、文华出众的南朝文士，正好能帮助太宗处理即位之后的各种矛盾、消除“得位不正”之影响。因此，虞世南成为太宗在政治、礼制、文学、书法等多方面的重要顾问。虞氏素来谨慎明睿的性格，虽然“志性抗烈”，也赢得了太宗发自真心的赞赏（相较之下，魏徵的进谏则往往引发太宗的不快）。太宗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47〕，显示出君臣之间有着类似知己和导师的亲密关系。

或许因为高祖、太子的最终失势，导致欧阳询在武德年间的史料也相对匮乏，但一些蛛丝马迹或可表明，他在武德朝也扮演了与虞世南类似的角色。

比如欧、虞在两朝都是类书修撰的主要成员：武德七年（624），欧阳询与裴矩（548 627）、陈叔达（572 635）奉诏撰成《艺文类聚》一百卷；贞观五年（631），虞世南偕魏徵（580 643）、褚亮（560 647）、萧德言（558 654）等编成《群书治要》五十卷；贞观七年（633），虞世南继魏徵缮写四部群书〔48〕。

此外，据《册府元龟》载：

（武德）九年（626），四月，给事中欧阳询奏上《帝德论》，帝览之称善。〔49〕

《资治通鉴》载：

（贞观六年闰月）戊辰，秘书少监虞世南上《圣德论》，上赐手诏，称：“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50〕

《帝德论》与《圣德论》当是高祖、太宗二帝对于自身帝王形象的塑造，欧、虞分别在武德、贞观两朝承担了这一重任。

在书法方面，高祖与太宗，也都亲自对欧、虞的书艺给予了最高的评价。高祖谓欧：“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51〕太宗谓虞：“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52〕太宗与虞世南商略书法之事广为人知，高祖与欧阳询之间很可能也有过类似的书法之交。唐人窦臮在《述书赋》称高祖“运龙爪，陈睿谋”，窦蒙注云：

神尧皇帝陇西李氏讳渊……又王右军书柱作爪形，时观者号为“龙爪书”。高祖师王褒得妙，故有梁朝风格焉。〔53〕

窦氏所谓“运龙爪”当为双关语，以“龙爪”譬喻高祖之威权，也兼指其擅长的“龙爪书”。“龙爪书”传说是王羲之所创，其实恐是南朝以来流行的杂体书之一。按《述书赋》文意，高祖的龙爪书学自王褒，然而此体实则正是欧阳询所擅长，《册府元龟》载：

欧阳询为太子率更令……其八分、龙爪、古篆，世无及之。飞白尤妙，议者方于萧子云。〔54〕

表1 欧阳询、虞世南撰、书碑、志、额一览表

可见欧阳询在武德朝的政治、文化、艺术等多个方面都颇见重用，然而却最终在玄武门之变后化为乌有。

事实上，太宗与欧阳询在书法上也颇有“共同语言”，二人皆善“飞白书”〔55〕。太宗本人偏好此体，曾于宴饮之时作此书赠予众臣，也曾以飞白书题写碑额及批答疏奏〔56〕。（图5）欧阳询恰是唐初飞白书的佼佼者，《书断》中入选该体“妙品”的五人中，唐代唯有欧阳一人，并赞其“飞白冠绝，峻于古人”〔57〕。即便如此，太宗似乎并未对欧阳询的“冠绝”的飞白书表示过赞许（抑或没有公开表示，因而其言不传），反而对整体评价远逊欧阳的钱毅颇为看重，这可能是出于一种有意的忽视〔58〕。

联系前文所论碑志撰、书者人群的社会地位分析，欧、虞在隋唐两代撰、书所撰、书的碑、志、额、铭统计如（表1）〔60〕。

由上表可知，虞世南在隋唐两朝所撰碑志文甚多（尤其是贞观朝），而书碑者通常另有其人。虽不排除虞氏书碑早毁或湮灭不闻的可能，但究其大宗，实际情况当是如此。朱关田先生认为，虞世南在唐初书碑较少的原因是“书名未起”〔61〕。实际上，铭石书丹之事，实与虞氏身份不符，非所愿为（或者也可以说，虞世南在铭石书方面书名不显）。

反观欧阳询，其撰述大多在隋及武德朝，贞观以后则几乎“失声”（所撰《温彦博墓志》恐亦后人伪造），仅能书丹之作不断问世。值得注意的是，欧阳询在隋所书《姚辩墓志》《元寿碑》为虞世基撰文，贞观朝《杜如晦碑》为虞世南撰文，其与虞氏兄弟之合作分工，与昔时之王褒、赵文渊何其相似！如前所述，撰文者通常优于书丹者。欧阳询与虞世南都擅长文学与书法，兼有撰文与书碑之能，二人在晚年撰、书碑志情况，鲜明地反映出二人在当时的地位差异。

欧阳询崎岖碑碣之间，年过八旬尚且不免，这也是汉魏南北朝以来大多数铭石书家的命运〔62〕。其碑主或请托者虽多为唐代开国重臣，甚至帝王敕令，也掩盖不了欧阳询晚年为一“高级书手”的身份〔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