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教会医院史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到21世纪成为研究热门领域，产生了大批专著和专题论文。这些专著和专题论文对教会医院大都给出正面、积极的评价，也有“过誉化”的倾向。

关键词：教会；医院；历史；基督教；研究综述；

医学传教是近代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之一，教会医院的建立与发展，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确立与普及。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缓慢发展，西医最终在中国的医疗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西医院成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主要载体，教会医院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将西医有关知识传入中国始于明朝，传教士在中国建立教会医院也始于明朝。在明清两朝，最早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开始介紹西方科技给中国。据《澳门医学简史》[1]记载，早在1568年，澳门区主教卡内罗在澳门创办仁慈会，设立了圣拉斐尔医院和麻风病院，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所西医教会医院。《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2]也有同样的记述（2000年6月，澳门特区政府在仁慈堂右侧为创建人立纪念雕像一座，铭文译作“贾尼劳”）。

1820年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西医通过澳门等沿海地区逐步传入中国，并逐渐深入中国中西部。教会医院借助战争与不平等条约的力量，助推基督教的传播。西医也从小诊所逐步发展为专科医院和大型综合医院。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以后，西方国家通过订立不平等条约和索取庚子赔款，获取大量利益，并据此在各地占地、征地、买地以大规模地建立医院，其中教会医院是主体，基督教新教是主力。

1928年以后，在逐步发展起来的非基督教化运动影响下，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教会医院的业务管理和监督，制定了相关规定并强制推行，促进了教会医院的本土化、规范化。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官员多数有着基督教背景或者本身就是基督教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会医院的本土化，但是教会医院本土化的趋势是无法改变的。中国人显然是用“拿来主义”对待西方的医学传教，选择了“医”而放弃了“教”。

一、中国教会医院史研究状况

新中国建立以后，学术界对教会医院史与中国近代西医发展史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改革开放之前，关于教会医院的研究成果很少，研究主要集中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方面，有的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文化包括医学上对中国的影响，很少提及教会医院的积极作用，或者斥之为侵略工具和罪恶堡垒。赵晓阳在《60年来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研究述评》[3]一文中，将这一时期的研究评价为“教会医疗机构的背景，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强化，以突出其‘侵略的本质”，“叙述和结论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介绍了刘大年、李时岳、宋大仁、王吉民、顾杏元等人的有关著作、论文及其观点。李传斌之《20世纪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综述》[4]一文，也是教会医院史研究的重要综述类文章。

改革开放以后，教会医院史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成果的质量得到提高，研究成果的数量逐步增加。到21世纪，教会医院史的研究成为热门领域，产生了大批专著和专题论文。“一些存续至今的、脱胎于教会医疗机构的医院，为强调其在历史、学术及临床水准上的承续，也倾向于强化其‘教会医院背景。”这些专著和专题论文，对教会医院在中国西医的传播、普及以及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方面的作用，大都给出了正面、积极的评价。但是，也有“过誉化”的不良倾向，有的研究者甚至不顾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事实，选择性忽视或者刻意掩盖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政府和非教徒民众的敌对行为与非人道的医疗试验活动，对教会医院的历史作用作出了过高的评价，“背离了学术研究所应秉承的客观、公正的原则。”

（一）教会医院史整体性研究

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加入教会医院史研究队伍，利用外文资料和社会学、地理学、传播学、建筑学、统计学等不同学科理论开展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揭示了中国近代教会医院的整体性特征，有力地促进了教会医院史研究的深入。

赵晓兰之《医学传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阶段与特征》[5]一文，详细追溯了医学传教的由来与演变，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了医学传教的阶段和特征，分析总结了传教与行医从联姻到分离的原因。文章还特别指出，中华博医会的成立，是医学与传教在中国分道扬镳的标志性事件。何小莲之《略论晚清西医的文化穿透力》[6]一文，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探讨西医（主要体现在教会医院）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归纳了异质文化交流中的共通性问题。该文首次将西医学上升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的高度。白玉之硕士论文《早期教会在华女子医院研究（1875-1900）》[7]，概括出19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分别是教会在华妇女医疗事业的肇始、初步拓展、进一步发展的阶段的论点，评价了女子（妇孺）医院的历史作用。志余之《1949年以前的西医东渐史》[8]一文，提出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兴办于1568年，介绍了西医在中国传播的简要情况。胡成之《近代在华教会医院的收费及其慈善理念》[9]一文，分析并总结出近代在华的教会诊所、医院经历了一个从免费、差别收费，到愈来愈多趋向于收费，并不断压缩慈善医疗所占比重的特点。田涛之《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10]一文，叙述了基督教会利用医疗卫生手段传教的过程，得出了教会医院逐步专业化的结论。李传斌之《晚清教会医院慈善医疗》[11]一文，叙述了晚清教会医院在慈善医疗方面的活动，探讨了慈善医疗的变化过程，并探讨了教会医院收费等方面变化的原因。20世纪初，实行收费制度已经是教会医院的通行办法。《教会医院与晚清教案》[12]论述了因为侵略、意识形态和利益等因素而引起的教会医院与教案之间的复杂关系。《教会医院与近代中国的慈善事业》[13]一文，肯定了教会医院在慈善事业中的重要地位，评价了教会医院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积极影响。高洁、陈丽云之《近代中国教会医院发展概述》[14]一文，叙述了近代中国教会医院发展的一般历程。

何兰萍、胡晓燕之《早期中国教会医院医疗风险控制述论》[15]一文，总结出教会医院风险控制的四个措施。何兰萍之《1820—1860年中国教会医院医患关系初探》[16]一文，分析了1820—1860年期间教会医院医患关系的基本状况及其原因。颜宜葳、张大庆之《中国早期教会医院中的眼病与治疗》[17]一文，根据1835—1876年间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各个教会医院编写的医院报告，分析了传教士医生倾向于建立眼科医院的医学和社会动因。颜宜葳、张大庆之《疾病谱与医疗观——早期教会医院的案例分析》[18]一文分析了教会医院的早期医疗实践活动。郝先中、朱德佩之《清末民初中国民众西医观念的演变与发展》[19]一文，叙述了西医进入中国的最初几十年时间内，社会公众经历了从恐惧、畏疑到信任和推崇的变化，西醫的实效性成为征服民众的密钥，民众（特别是上海人）的西医观念形成对西医扎根于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奠定了基础，并在客观上拓展了西医的生存空间。赵俐之硕士论文《清末民初中国女西医研究（1879—1919）》[20]，归纳了女西医群体从萌生至最终形成和发展、壮大的时代，分析了女西医群体参与医疗活动以及社会救助、社会改良、文化传播等行为的历史意义。

（二）教会医院史区域性研究

医学传教在中国全域范围逐步推开，教会医院在西藏以外的各个省级行政区先后创办，教会医院在各地表现出不同特点，相关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多。

1.跨省的教会医院史研究

跨省的区域性教会医院研究成果不多，在赵晓阳之《60年来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研究述评》中已多有述及。

张晓丽之《近代西医传播与社会变迁》中《近代中国教会医院医疗活动研究（安徽、广东）》[21]一章，以安徽、广东教会医院的医疗活动为例，分析了安徽、广东教会医院发展特点及影响，探讨了近代西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历程。遗憾的是该文没有对这两个地区或与其他省级行政区进行比较研究。王东、徐永志之《清末民国西方教会在边疆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活动述略》[22]一文，评价了西方现代医药科学和技术输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结果：扩大了基督教的社会影响、促进了边疆地区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俞强之《近代沪港双城记：早期伦敦会来华传教士在沪港活动初探》[23]一书，第五章第三节专门讨论了伦敦会医疗传教士与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问题。张慧卿之《美国馆藏日伪时期苏皖沿江地区教会医院档案文献》[24]一文，搜集、整理了日伪统治时期苏皖沿江地区教会医院的档案与文献，为学术界研究日伪时期教会医院的生存状态、探索二战期间美日远东国际关系之演变提供了第一手史料。邱广军之博士论文《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东北社会（1866—1931）》[25]，介绍了基督教在近代东北地区开办的主要医疗事业，分析了基督教在近代东北地区发展医疗事业的原因，探讨了基督教医疗事业对近代东北社会产生的主要影响。高云飞之硕士论文《近代东北基督教教会医院研究》[26]，叙述了基督教会医疗机构在东北地区的医疗活动，评价了教会医院对东北医疗卫生事业和东北民众生命健康所起的作用。邓杰之硕士论文《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纪实——以医疗卫生服务为中心的考察》[27]叙述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在以川西、西康为重点的西南地区开展医疗活动的情况，肯定了边疆服务部所设立的医院对西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医疗与布道：中华基督教会在川康边地的医疗服务研究》[28]一书，将邓之前的研究引向深入并加以体系化。姬朦朦之硕士论文《美以美会女布道会华北事工研究（1872—1939）》[29]，讨论了天津妇婴医院等基督教社会事业以及女传教士医生对当时中国妇女女权意识觉醒、女性职业选择的影响。成先聪、陈廷湘之《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以医疗卫生事业为例》[30]一文，考察评价了抗战期间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医疗卫生活动。尚季芳之《亦有仁义：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西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31]一文，叙述了传教士在西北地区的医疗卫生活动，肯定了传教士对医学传教领域扩展方面的贡献。刘飞之《中国大运河沿线城市教会医院分布及其影响（1862—1949）》[32]一文，考察了大运河沿线城市交通便利条件对教会医院分布的影响。

2.分省的教会医院史研究

北京：张磊之硕士论文《光宣朝京师医疗机构研究》[33]考察了中国从传统医疗卫生体系向近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转变的进程。梁峻、曹丽娟之《清末医院概况》[34]一文，介绍了包括教会医院在内的北京内外的中西医医院。

上海：陆明之《上海近代西医医院概述》[35]一文，介绍了上海教会医院等近代西医医院情况。

广东：郭强、李计筹之《近代广东教会医院的创办及时空分布》[36]一文，统计了广东（含海南、澳门、香港）教会医院的数量，归纳了教会医院兴办的高潮时间段，分析了天主教、基督教新教所办医院的差别。王雪君、李志平之《近代广东教会医院的历史示范作用》[37]一文，讨论了广东教会医院的特点及历史作用。孙冰之博士论文《广东省医院建筑发展研究（1835年至今）》[38]，叙述了广东省医院建筑的发展历程，将近代至今广东医院（包括教会医院）建筑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通过社会、经济、医疗、政策等的研究，逐一分析每个时期的医院建筑发展情况；通过医院建筑实例的研究，从布局、风格、气候适应性等几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医院建筑的特征。

福建：周典恩之《近代福建基督教教会医院述略》[39]一文，叙述了福建教会医院分布特点和规模大小，在医学技术、医疗设备以及近代化的医院管理方法等方面对近代医院的影响。《福建基督教新教教会医院沿革之初探》[40]一文，对福建的教会医院历史沿革进行了介绍。《近代福建基督教教会医院西医教育之初探》[41]从西医教育的角度介绍了福建教会医院对福建西医传播与确立的影响。皮春花之硕士论文《教会医学与近代福建社会》[42]通过考察近代福建教会医疗事业发展情况，分析教会医学对福建区域医疗近代化的影响。

浙江：陶蓓蓓等人之《浙江省教会医院史概述》[43]一文，叙述了浙江省教会医院的发展过程，评价了教会医院的历史作用和对现代西医院的影响。谷雪梅之《近代英国圣公会在浙江的传教活动》[44]一文，梳理了英国圣公会在浙江百年的传教活动，评估了医疗等活动对浙江近代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影响。

四川：王友平之《近代四川教会医院述略》[45]一文，叙述了四川地区（含重庆）教会医院的发展历程，评价了教会医院在传播西医知识技术、促进四川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历史作用。江莉的硕士论文《从〈华西教会新闻〉看近代四川基督教医疗事业》[46]，以英文教会杂志《华西教会新闻》为主要史料兼及其他历史文献，从近代四川基督教医疗事业背景、医疗传教政策、教会医院工作、医学知识传播几个方面，叙述了近代四川基督新教的医疗事业，并评价了教会医院的历史作用。

重庆：秦春艳之《近代重庆医院时空分布研究》[47]一文，总结了重庆教会医院在清末、抗日战争前后四个阶段不同的分布特点：由点状分布发展为沿江线性分布、集中分布在山区、集中分布在市区和分散布局于沿江地带。

山东：李宁之《由恐惧至接纳——山东民众对西方现代医学的认知演变探析（1860-1920）》[48]一文，从民众对西医（包括教会医院）认知的角度探讨了西医在山东的传播进程。周晓杰之硕士论文《教会医疗事业与近代山东社会（1860-1937）》[49]叙述了教会医院与诊所的日常运营与管理、教会医学校和护士学校的运行、教会医院及医校的社会公益活动三个方面的历史情况，得出教会医疗事业与山东地方社会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博弈关系的结论。

山西：李建华等人之《清末民初山西省主要教会医院简介》[50]一文，介绍了山西主要的三所教会医院的建立、发展等历史情况，肯定了教会医院传播西医、西药以及促进山西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作用。郭晋峰之硕士论文《山西近代基督教教会医院建筑研究》[51]，以山西近代基督教教会医院为研究对象，归纳其在山西的选址、布局、建筑设计及其建筑技术等方面体现的时代性、地域性特征，评价了教会医院建筑设计的价值。王秀静之《山西近代基督教会医院建筑节能设计》[52]一文，从平面、立面、剖面三个方面对近代教会医院建筑的室内物理环境设计及保温、隔热等建筑技术手段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提出现代建筑应善用固有建筑知识，尽量降低建筑能耗，设计节能的绿色生态建筑的理念。

河南：周阳之硕士论文《近代河南教会医院本土化探究（1884-1954）》[53]，讨论了河南教会医院本土化进程及其原因，评价了教会医院对河南的多方面影响。李娜之硕士论文《基督教会医疗事业与近代河南社会》[54]力求整体描述基督教在河南的医疗事业，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教会医疗事业对近代河南医学的影响，评估了教会医疗卫生事业对近代河南社会在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历史作用。谭备战之《入乡随俗：抗战前河南教会医院本土化原因探析》[55]分析了抗战前十年河南的教会医院日趋本土化并得到较快发展的原因：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对教会医院发展有利的政策，五卅运动、非基督教運动与北伐战争对教会的强烈冲击，以及河南地方民众民族意识的日益觉醒，从而导致西方传教士转变对华传教策略。《本土化·世俗化·专业化：抗战前河南教会医院的特点（1927-1937）》[56]一文，将河南教会医院抗战前十年的特点概括为本土化、世俗化、专业化。王志祥之硕士论文《近代河南教会医疗事业研究（1840-1949）》[57]，叙述了河南省教会医疗事业（包括教会医院）产生、发展及其演变，探讨了教会医院对近代河南社会造成的客观影响，考察评价了近代西医在河南的传播和影响。王志祥之《近代河南天主教教会医疗事业研究述略》[58]一文，肯定了天主教会兴办的教会医院对河南医疗卫生事业的促进作用。

河北：李婉燕之硕士论文《近代直隶（河北）天主教会医疗卫生事业研究》[59]，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研究近代天主教会在直隶地区兴办的医疗卫生事业，探讨天主教会医疗卫生事业对直隶地区近代化进程、社会观念的影响。

湖南：向常水之《基督教在近代湖南的慈善事业》[60]一文，强调了教会医院在基督教传教及慈善事业中的首要地位，概括了教会医院的三大特点：医院分科较细，有特色专科；医疗设施完备；医术高明。

江西：胡水印之《江西近代教会医院概述》[61]一文，叙述了江西境内五所规模较大的教会医院的发展过程，评价了其改善江西医疗状况、促进江西西医发展的历史作用。

安徽：陆翔、陆义芳之《安徽省近代几所教会医院概述》[62]一文，介绍了安徽境内四所规模较大的教会医院的历史情况，肯定了教会医院对西医知识技术传播的影响。李卉之硕士论文《安徽省近代教会医院建筑研究（1876-1949）》[63]，划分出安徽省近代教会医院建筑的四个发展阶段，叙述归纳了教会医院建筑各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及建筑特点：现代医院建筑的雏形，同时具有本土化的特点。

广西：朱凤林之《试论近代广西教会医院》[64]一文，叙述了广西教会医院的发展过程，评价了教会医院改善广西医疗卫生条件、推动广西西医发展的历史作用。

辽宁：孙雨萌之硕士论文《基督教在辽宁地区的医疗活动（1861-1917）》[65]，介绍了教会医院和医疗学校创办以及教会医院参与防疫和战争救济工作的情况，评价了教会医院以及司督阁的历史作用。赵洪波等人之《苏格兰长老会在辽宁（1867年-1950年）》[66]一文，简要介绍了苏格兰长老会在辽宁建立教会医院的情况，并对其进步作用和局限性作出了评价。

内蒙古：刘青瑜之《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医疗活动及其影响——关于归绥公教医院的个案研究》[67]一文，以天主教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内蒙古建立的归绥公教医院为个案，从医院的建立、规模、管理、医疗活动等方面，深入研究了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医疗活动，重新评价了传教士的医疗活动对内蒙古近代社会的作用和影响，肯定了教会医院对内蒙古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

陕西：王硕丰之《基督教在陕西医疗事业研究——以西安市第四医院前身广仁医院为个案》，[68]叙述了基督教通过开办医院、战地救护、慈善救助等方式扩大基督教在陕西的影响，并评价了广仁医院的历史作用。

青海：马明忠之《近代青海地区基督教传播的特点及社会影响》[69]一文，叙述了基督教传教士在青海建立医院诊所的情况，评价了教会医院的历史作用。

新疆：尹万才之《近代新疆的基督教文教医药活动探析》[70]一文，介绍了在新疆的天主教、基督教新教教会医院，肯定了教会医院对新疆医疗卫生事业的促进作用，未提及东正教教会医院。

香港：杨祥银之《近代香港医疗卫生史研究的新视角》[71]一文，叙述了香港教会医院的基本情况，提出深入研究近代香港医疗史的新热点和新途径。

海南：《棕榈之岛——清末民初美国传教士看海南》[72]一书，由王翔译自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海南岛传教团编写、于1919年出版发行的《棕榈之岛——海南概况》，该书第十六章《医药卫生工作》介绍了传教士医生在海南岛行医传教并在海口、儋县、琼东等地兴办教会医院的情况。

台湾：劲草的《传教士到台湾》[73]一书，介绍了首位驻台宣教士马雅各医生、北台湾医疗教育播种者马偕医师、中台湾医疗的救世者兰大卫医生、台湾癞病患者的天使戴仁寿医生等传教士医生在台湾行医传教以及兴办教会医院的情况。

3.一个城市及附近地区的教会医院史研究

广州：刘国强之《试析近代广州教会医院的特点》[74]一文分析了广州教会医院的特点和影响。梁碧莹之《“医学传教”与近代广州西医业的兴起》[75]一文评价了医学传教以及教会医院对广州西医学兴起所产生的影响。张春阳、孙冰之《广州近代医院建筑发展研究初探》[76]一文，通过博济医院等多个案例分析，探讨了近代广州医院建筑的总体布局、建筑形态、医疗用房和建筑风格变化等特征。

豫北：邵金远之《医疗机构评价与豫北西式医院的正规化转型》[77]一文，考察了近代豫北加拿大长老会医院正规化转型进程，初步总结出正规化医院的指标，肯定了怀庆恩赐医院罗光普创建的农村医疗网。宋家珩主编之《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78]一书，特别介绍了恩赐医院传教士医生罗光普的医疗活动。

武汉：孙素雯之硕士论文《近代武汉教会医院研究》[79]，介绍了近代武汉教会医院及其医疗活动开展的概况，分析了教会医院“疗身”与“疗灵”的关系，指出了教会医院本土化、世俗化的趋势，对教会医院作出了肯定性评价。陈玉梅、蒋雨辰之《武汉地区医院的变迁》[80]一文，介绍了武汉各大医院的历史。赵翎、刘力欣之《近代教会医院对武汉民众西医观演变的影响》[81]一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介绍了武汉教会医院对民众西医观的影响，并将其过程概括为“观望、好奇——接受、学习——信任、习惯”。聂非之硕士论文《武汉教会医院的源流、演进与社会动因研究（1864-1953年）》[82]，讨论了教會医院的起源与宗教传播的关系。

宁波：周丽娟、沈宇昕之《近代宁波慈善医院的创办及其作用》[83]一文， 探讨了宁波地区教会医院的诞生、发展及其时代特征。顾剑徵之《昔日宁波医院》[84]简单介绍了宁波地区的华美等较大的教会医院，图文并茂。孙善根、史存敏之《近代慈善医院的创办及其运作：以20世纪初浙江宁波一地为例》[85]一文，揭示了以近代商人为代表的新兴社会力量在地方社会事业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青岛：孙玉洁之《论德租时期的青岛教会医院》[86]一文，列举了青岛地区的教会医院及其活动，讨论了教会医院的多方面作用。

福州：李文巍之《晚清闽海关医员与福州教会医院》[87]一文，分析总结了闽海关医员和福州教会医院共荣共利、水乳交融的互动关系。

重庆：陈媛之《近代重庆宽仁、仁济教会医院》[88]一文，叙述了重庆两所主要的教会医院建立的复杂过程以及教案对教会医院的影响，概括了重庆教会医院的特点并分析了其历史局限。

佛山：颜小华之《佛山循道医院与近代西医业的兴起》[89]一文，介绍了佛山循道医院的创办与发展情况，概括了循道医院的自身特点，评估了医院的对外影响。

潮汕地区：胡卫清之《基督教与中国地方社会——以近代潮汕教会医院为个案的考察》[90]一文，分析了教会医疗事业设立的进程及其与中国地方社会的关联性，从在教会体制内重建地域认同和家族认同的角度，分析了教会医院和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

安庆：徐艳之《近代安庆的教会医疗事业》[91]一文，讨论了教会医院对安庆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乃至社会观念的变迁起到的推动作用。

（三）教会医院史个案研究

记叙某一个传教士医生在中国的医疗传教活动及其生平的专著、文章，或者某一所教会医院的院史，近年来成绩喜人；从一个学术角度对某个地区、某个教派教会医院以及传教士医生群体进行研究的专著、文章，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专著、文章，为全面考察教会医院历史及其作用，提供了翔实的基础。

北京的同仁医院，广东的广州博济医院，上海的西门妇孺医院，湖北的武汉同济医院，湖南的长沙湘雅医院，河南的开封福音医院，山东的济南齐鲁医院，江苏的南京基督医院、苏州博习医院、徐州基督医院、南通基督医院等等，都有自己的院史、院志，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基础资料。

高晞之《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92]一书，考察了传教士医生德贞在中国的医疗活动，评价了德贞对晚清中国医学近代化的影响。

谭树林之《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华活动研究（1834-1857）》[93]一书评价了伯驾在医学传教以及教会医院方面的历史作用。

雷雨田主编之《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94]一书，刻画了与医学传教有关的马礼逊、伯驾、嘉约翰等人的群像，涉及多所教会医院，详细评介了16位来粤著名传教士的生平与活动，又收集了百余位其他传教士的小传和散记，绘制了来粤传教士的总体概貌。

[美]小爱德华·布里斯之《邵武四十年——美国传教士医生福益华在华之旅1892-1932》[95]一书，叙述了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医生福益华在福建邵武圣教医院行医传教四十年的经历。

陈醒哲之《盛京医事——东北现代医学奠基人司督阁与盛京医院的历史绘卷》[96]一书肯定了司督阁对东北现代医学的贡献。

顾长声之《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97]一书，介绍了伯驾、嘉约翰、雒魏林、戴德生、花之安等多位来华的传教士医生。

[英]马克·奥尼尔之《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位传教士在乱世中国的生涯（1897-1942）》[98]一书，介绍了奥尼尔在辽宁法库行医传教办医院的活动情况。

屈小伟、鲁霓之《雅礼会在湘的医疗事业及其影响》[99]一文，介绍了湘雅医院兴建、搬迁、复建等情况，肯定了教会医院在湖南医疗卫生事业、人才培养、移风易俗等方面的积极意义。

洪龙山之硕士论文《加拿大传教士马偕与近代台湾社会之研究》[100]，从宣教、医疗等方面叙述了马偕在台湾行医传教活动的历史概况，探讨教会医院与近代台湾社会的关系。

赵艾东、洪泉湖之《1908-1922年美国传教士史德文在巴塘的医疗活动及与康藏社会的互动》[101]一文，据史德文自传和传记等英文文本，结合国内文献和田野调查，深入考察了史德文在巴塘期间的医疗活动及其与康藏社会的互动。

徐立刚之《行医办学、关注社会、情系中国——加拿大传教士马林的人生》[102]一文，评价了马林将人生的美好年华奉献在中国，传播近代文明，促进当地医疗教育事业发展的活动。

陈新之硕士论文《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中叶西安教会学校与医院建筑研究》[103]，从地域的扩展、数目的递增、程度规模的提高、医院建筑的发展等方面，讨论了教会医院在西安的发展状况，分析评估了教会医院建筑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武汉市最早的教会医院——汉口普爱医院》[104]一文，介绍了汉口普爱医院的历史进程情况。

郭强、李计筹之《广州博济医院的经费来源研究（1858年-1926年）》[105]一文，叙述了博济医院经费来源的变化过程，总结了博济医院20世纪运作的特点：扩大医疗收费项目、主动吸纳本土资本以及减少赞助穷人比例等，博济医院也因此逐渐从一所传统的慈善医院转变成一所商业化运作兼行慈善医疗的私立医院。崔军锋、叶丹丹之《民国早期广州博济医院的专业化发展（1914-1926年）》[106]一文，叙述了博济医院专业化发展的进程，肯定其对全国西医院专业化、制度化、本土化建设的推动作用。叶丹丹、崔军锋之《近代民族主义浪潮中的教会在华医疗事业——以20世纪20年代广州博济医院为例》[107]一文，探讨了20世纪20年代世俗化、本土化潮流中教会医院的应对之策与生存之道。陈小卡之《嘉惠霖与他在中国的医学事业》[108]一文，肯定了嘉惠霖编纂《博济医院百年史》的行为，评价了嘉惠霖在西医传播和疾病救治方面的历史作用。另有毛剑峰、吴琼英[109]、宋之琪[110]、刘泽生、刘泽恩[111]等人，从不同视角对博济医院进行研究，肯定其在中国西医史和中外医学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李传斌、牛桂晓之《博习医院与近代苏南社会》[112]指出苏州博习医院对西方宗教、医学文化在苏南的传播所起的作用，对近代苏南人的观念习俗变迁的影响。张战卫之《博习医院建筑文化的读悟》[113]一文，探讨了教会医院的建筑特征及其与医疗活动的相互关系。王国平、王鹤亭之《苏州教会医院创办的历史条件——以博习医院为中心》[114]一文，分析了教会医院得以创办与生存的历史条件。王国平之《从苏州博习医院看教会医院的社会作用与影响》[115]，从医学传教和西医传播两个方面分析教会医院对社会风气和习俗改良所起的作用。梅凯之硕士论文《苏州博习医院早期历史研究（1883-1927）》[116]，从社会史、医学史和基督教史多角度考察了博习医院在近代苏州的早期发展及其历史地位。

徐震、李卉之《医教融通：以芜湖近代弋矶山医院建筑为例》[117]一文，通过对芜湖弋矶山医院历史资料整理以及实地调研测绘，从建筑与宗教空间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并与南京的中央医院建筑进行了比较，提出在近代医学观念主导和中国传统观念调节下，近代教会医院平面通常采用分科、分病区布置方式，病房为南丁格尔式，是真正的近代医院建筑类型，但近代教会医院还具有独特特征——以宗教空间为中心进行平面布局。杨珊珊、张晓丽[118]、唐世超等人[119]也对弋矶山医院进行了研究探讨。

叶宗宝之《从豫南大同医院看战时慈善医疗的开展》[120]一文重点探讨了北伐战争前后教会医院对地方医疗的发展的作用，评估了医院对病伤兵民救治的社会价值。薛彦[121]分析了1921—1929年大同医院的经费收支情况。

罗涛等人对北京同仁医院[122]，郑维江对广州柔济医院[123]，刘安荣对抗战时期的辽县基督教友爱会及其医院[124]，杨锐对嘉兴福音医院[125]，王莉娟、蘇智良对上海西门妇孺医院[126]，王丽对南京鼓楼医院[127]，毕晓莹对潞河医院[128]、山西仁术医院[129]、临清华美医院[130]，徐科青对宁波华美医院[131]，彭三才对彭运煊与重庆宽仁医院[132]，黄铮对山东潍县乐道院教会医院[133]，王海燕对揭阳真理医院[134]，王硕丰对西安广仁医院[135]，刘鹏对公理会汾阳医院[136]，贾潇对桂林浸信会医院（1916-1951）[137]，游杰对绍兴福康医院[138]，张中和对陕西通远坊教会医院[139]，邓黎对山东齐鲁医院[140]，施建红等人对南通基督医院[141]，王淼对孟杰与民国时期湖州福音医院[142]，刘美杏对梧州思达医院（1865-1949）[143]等研究，通过梳理教会医院的发展过程，叙述了教会医院的历史变迁，探讨了近代教会医院的历史地位、作用和性质。

（二）中国教会医院史研究展望

随着年青一代不同专业、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加入，中国教会医院史的研究队伍在扩大，研究者素质在提高，研究在推向深入，为教会医院史综合性研究提供与以往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高度，特别是以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理论为指导的教会医院史研究，无疑会为将来的教会医院史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提供新颖的角度、鲜活的素材、扎实的结论。

个案研究成果相加并不必然形成整体性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学者从宏观的视角进行多宗教、跨地区、跨学科的比较研究、纵深研究、交叉研究，进而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研究。这就需要医学、宗教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专业背景的研究者，精通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等语言的研究者，中国和外国的研究者，组成一个强大的研究团队，分工合作，从不同的层次向一个方向共同努力，才能够逐步推进教会医院史的进一步研究，直至将教会医院史研究发展为既有深度、又有高度的史学分支学科。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教会医院史研究必将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可谓前途光明而道路艰难。

用著名学者章开沅的话说，近代教会医院史研究要“走出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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