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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改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探讨

2021-04-12刘允

经济研究导刊 2021年3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动启示

刘允

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农村的改革成就充分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之路,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农村实际发展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农村改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动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義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中国农村改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动;启示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03-0001-03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农村的改革成就充分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之路,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农村实际发展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农村改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动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为中国农村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即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具体现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得到解决和处理矛盾的政策和方法[1]。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中国实际,探索出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路径。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为中国农村改革奠定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不为苏联模式所引导和束缚,不失时机地提出把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理论、战略和策略,探索一条完全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毛泽东就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波浪式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历史性的规律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独创性见解[2],为中国农村改革奠定物质基础。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产物,只有当它为生产力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时才能够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大规模地土地改革结束后,形成了农民人人有土地,消灭了地主靠剥削获取收益的体制,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中国农村一改几千年的封建土地专制,农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建国初期,农民生产热情高涨,有了土地的喜悦使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实践证明,解放了生产力,新型的生产关系是解决当时社会基本矛盾的必要举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建国后的初次成功。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最初的丰收喜悦后,在单打独斗的生产方式,各耕自家田的自然经济模式的促进下,农民富裕进程逐渐减速,发展放缓,落后的生产力同社会发展的需求出现了脱节。对此,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人多力量大,走集体化、合作化的道路”的决策,合作社、人民公社在1958年前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开始了几十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大集体经济时代。全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农村经济飞跃增长。当前,中国农村改革的经济基础就是那时候建立起来的。一是人民公社化把农田由小而分割零星地块整理成横平竖直、旱涝保收的大台田,机械化耕作得以开展,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已具雏形,人们从繁重的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从事第二或第三产业成为可能;二是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在北方农村的万眼机井改善水利设施大规模作业,提出的“跨黄河过长江”口号,再加上全国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使农村土地形成了高产高收基础规模,为现在的农业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一个过程,表现为二者的矛盾运动。这两者之间是“基本适合—基本不适合—基本适合”的矛盾运动,而每一循环上升过程都使社会发展到高一级程度,体现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和趋势,由此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发展。中国农村改革不会一帆风顺,也经历了自然灾害的困难和人们思想上的分歧甚至分裂,中国领导人在农业发展的道路上也出现了对立和斗争,突出体现在生产集体计划化和自由市场化的争执上,“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桃园经验与“农业集体化”的大寨经验形成了严重对立,但这种对立和矛盾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发展的必然过程。总之,在中国农村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成绩又有挫折。但从总体来看,公社化道路的探索为中国农业发展奠定了腾飞的经济基础。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农村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思想路线的错误,促使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失去了最初的活力,各种弊端也开始显现出来,“大锅饭”出工不出力现象突出,人民可支配收入一直处于低水平。渴望改革的意识日益突出,安徽小岗村的党员们开启了土地承包经营的尝试。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明确提出了“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并重申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个方面的问题,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同时将这些理论运用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实践中,为中国农村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自1978年起,中央多次发出关于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使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开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农副业发展极为活跃,万元种粮大户、万元养殖户开始出现。收获第一桶金的农民带动周围人开始通过种地致富,通过养殖发家,开始进军建筑业,开始进城打工。农民工作为一个崭新的行业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成为企业发展的骨干力量。中国农业得到飞速发展的机遇,老百姓得到发家致富的实惠,中国走进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快车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改革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提供实践基座

中国农村改革从单领域到全方位、从点到面、从试点到推广的渐进式推进,为中国农村的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渐进式改革符合中国的国情特点,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重大贡献。

(一)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

1980年,邓小平同志肯定了小岗经验,明确提出“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这个措施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虽然农业属于弱质产业,农村属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但在实践中,各地普遍探索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村经济合作社”,解决农村土地等非经营资产的经营问题和集体经营性资产的经营问题。这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措施明晰了农村产权和分配关系,促进了市场开放和要素流动,对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发挥了根本性作用,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举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完善,并为经济体制改革在城市拓展奠定了基础。

(二)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后,为缩小城乡差别。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口号[3]。十八大后又提出“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4],到十九大又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总之,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从“城乡分割”转变为“城乡统筹”。这既体现了党中央对城乡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准确把握,又体现出以人为本,实现公平共享发展的新发展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三)發展集体经济,缩小贫富差距

1990年,邓小平提出农村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的观点,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只有发展集体经济,才能既消灭剥削、防止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又克服个体碎片化农业存在的收益低、抗风险能力差的弊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对于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农村的传承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这些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进规律。

三、在中国农村改革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与启示

70年多年来,中国农村改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起走过了不平凡历程,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就,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深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发挥农民集体所有资源优势,走强村富民新路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一要发挥农民在土地、山林、水面等集体所有资源优势,找准具有市场前景的产业,逐步变资源为资产,特别是要运用好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的优势,增加集体经济收入。二要依据当地特色,发展特色农业,或者依托美丽乡村发展农家乐、民宿、健康养生养老产业等美丽经济。三要依托“互联网+”,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加快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

(二)生产专业合作社,使规模化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然而单打独斗的生产方式却不能使农民快速致富。因此,党和政府需要推出一系列政策保证规模化生产的可能性。一要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建立健全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相结合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重点支持合作社建设、农产品加工、产销对接、信息化工程等项目建设。二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快制定支持合作社发展的相关政策和实施办法,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合作社。三要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简化税收申报手续,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因地制宜,多给予积极支持。以此鼓励农民走集约化经营的路子,成立起各种专业的生产合作社,使粮食生产、畜牧养殖、水产养殖,果树种植等有自己的专业生产合作社,再加上互联网的推广作用,促使农民致富走上了快车道。

(三)土地流转、产权分离使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

土地是农民最有利的资产,为加大土地的有效利用,农民要把手中的土地发挥最大经济效能。首先,把土地流转出去,成为土地出租户,腾出人力物力从事第三产业,加宽收入渠道。其次,鼓励有条件的农民成为承租者,把流转出去的土地最大化利用,整合资源进行规模化生产,促使粮食蔬菜生产工厂、基地等应运而生。这种方式既可以让出租者获得稳定的收入,又可以使承租者发挥土地的最大经济价值,各取所需、各得其所的生产关系适合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既是地主,又是打工者,又是股份制企业中的股东,多重的身份使更多的收益成为现实。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农村的发展进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发展的进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就是总结经验与教训的过程。归根结底,只要人民富裕、国家发展,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最好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农村的最大成功。

参考文献:

[1]  范德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2011.

[2]  蔡克文,王萍.浅析建国前后毛泽东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主要思路[J].前沿,2011,(11).

[3]  冯婷婷.新农村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D].上海:东华大学,2016.

[4]  宋迎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路径[J].城市,2018,(4):34-42.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more than 70 years ago,Chinas rural areas have undergone earth shaking changes.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rural reform have fully verified the successful path of Marxism in China,which is a shining example of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universal truth and Chinas rural actual development.In this process,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reform and Marxism in China has opened up a new realm of Marxism in China.

Key words:Rural reform in China;Sinicization of Marxism;interaction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文 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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