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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治理在乡村:基层政权与民间社会的互构
——浙江六村的庙宇与节庆

2021-04-09姜亦炜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2期
关键词:仪式文化

姜亦炜

一、引 言

中国维系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的机制引来了西方学者广泛关注。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境况的发生,而历史也并未在自由民主制下终结?有人认为是分权增强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有人认为是由于提升了国家治理制度化水平;有学者认为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处于调适中,以应对挑战;还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政治体制的包容性、协商性,以及对于非党精英和社会精英的吸纳。

学者们莫衷一是,但是有一个观点很值得我们注意,就是中国正在实践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即通过充分运用传统的文化资源来获得国家的合法性。裴宜理在其最近的著作《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创造性地运用从本国丰富的历史传统而来的各种象征性资源(symbolic resources)的高超能力。这种对象征性资源的娴熟运用使得整个政治体制在文化上与中国的民族主体形成共鸣。中国共产党的持久生命力在于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利用,通过“文化置换(cultural positioning)”与“文化操控(cultural patronage)”的策略,国家主动去操控文化,构建新的文化形象,并使之深入日常生活。赵文词(Richard Madsen)同样认为中国政府在进行一场合法性道德基础的转型,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到吸收传统文化遗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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