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双

一、浅析“骨法用笔”

（一）“骨”感

“南齐谢赫，由长人物，不俟对看，一览便归，操笔点刷，研精意，存形似，毫发皆无遗失。”由此可见，谢赫十分注重绘画中“用笔”的重要性。“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这里的“骨法”是指人的外在表现特征，即“骨像”。古人甚至认为，外在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命运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次“骨法”也带有探讨精神风度的意味。“柱石之士，古鲠之臣”的“古鲠”在形容人的骨像中带有正面积极的意味。所以对“骨像”的解释一方面是指外在表象，另一方面也是内在的精神气度。

所谓“骨法”，一方面要满足准确表达“骨像”的绘画要求，另一方面书画同体，绘画和书法在中国画中是相互交织的，“工善画者必善书”，所以“骨”亦是一种内在的力量，金石入画，线条自有一种古朴浑厚，朴实有力的艺术效果。许多书法名词也被频繁的运用于绘画理论中，例如“拆折股”、“屋漏痕”、“锥划沙”等。以“屋漏痕”为例，从字面理解就是水漏在内墙壁上遗留下来的痕迹，这要求创作者在行笔的过程中不要太过流畅光滑，要随时变换提笔的角度以及行笔的方向，增加线条在视觉上的重量感，以达到力透纸背的效果。

（二）“骨法用笔”反映创作者对事物观察的深度

“骨法”满足了塑造形象的需要，蕴含了金石艺术的古典，也反映着创作者的笔墨情趣。“用笔”便可以理解为一种痕迹，为在画面中保留与体现这种恰到好处的痕迹感，中国绘画将用线提高到新的思想高度。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中提到“山川人物之修错，鸟兽草木之性情，池榭楼台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尽其态，终未得一画之洪规也”。以线为起点，是人类探索天人合一所留下的印记，是如何在客观世界中营造生活气息的直接方式。继而在“用笔”中保留“骨法”的痕迹，如何让作品留存“笔味”，不仅仅是在给画面增强噪点，渲染视觉感受，更能检验一个艺术家体验生活的深度以及对人生哲思的广度，这是“心手相戾”的创作者所不能达到的。

无论是“骨像”还是“骨力”，其实都是在绘画技术层浅层中的探讨，随着中国绘画的发展，涌现了许多不同的绘画技巧，皴染擦晕的排列组合激发了观者多维度的感官效果。这时，创作者的神采风度或是说“骨气”全凭线条中轻重缓急，笔墨的浓淡干湿来得以展现。中国的画家十分注重笔墨情趣中气韵的表达，运笔过程中的形式感是创作者对描绘对象观察深度的体现，同时优秀的创作者深谙深入浅出的道理，将贯穿于生活体验的情感凝聚至顶峰时通过激情在画纸上宣泄而出，最终达到看不到经营却处处留心的画面深度。

《历代名画记》中记载吴道子“每欲挥毫，必须酣饮”、以及观公孙大娘舞剑，兴起之时，以发代笔泼墨挥毫。当然，现代有许多“大师”自诩作品别具一格，以疯癫之势刻意夸大创作行为，自然是无法在作品中展现内在“骨气”。所以并非只有激情高涨是创作的入口，像齐白石那样平淡的记录生活中花鸟鱼虫中的稚趣，同样也能在每根线条中看到坚毅且童真的“骨气”。

二、珂勒惠支版画作品中线条语言的“巧”与“拙”

“巧”与“拙”是中国传统美学范畴中的一组相对概念，结合至实际创作中，这对概念最终会体现在创作的用笔形式上。珂勒惠支以刀代笔创作了许多技巧多变，意义深刻的版画作品，本章将从线条语言的“巧”与“拙”分别剖析珂勒惠支的创作情感。

（一）技“巧”与“巧”思

珂勒惠支早期在慕尼黑接受西画体系教育，德国素描派用线严谨扎实，却又灵动优雅，这种工整且富有“手感”的线条与中国画中强调“写”的笔法用线有相似之处，区别于单纯强调明暗对比，体块造型的传统西画模式。加之珂勒惠支的父亲与祖父都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从小耳濡目染，对她来说，只有关乎于普通人民的一切真实生活写照才是最美丽或可爱的。

在早期版画《织工的反抗》组画中采取戏剧式的布局将生活场景进行压缩，人物的动作及神态虽然都有摆拍的痕迹但并不影响人物刻画的纪实感。在《织工队》中，线条排列交错，对人物头部的刻画线条虽少，但每根都发挥着作用；衣物线条交叠，大面积的黑色块衬托得一行人脸色愈发苍白，神情疲惫。不仅如此，珂勒惠支在线条的运用上有主次之分，在《农民战争之一》版画中，通过画面中心四人的用线分析就会发现珂勒惠支将最有表现力、最有弹性的线条用于人物的头部及手的形象刻画中；而较为绵软，带有色块的短线则被用来表现衣物的褶皱等较为次要的画面内容。往前追溯珂勒惠支的素描手稿就会发现，珂勒惠支的素描作品中很少用块面明暗塑形，反而更像中国画的绘画习惯以线造型，寥寥几根线条便能把形体塑造的十分饱满且符合西方审美中对体积感的追求。这并非是珂勒惠支在创作过程中的偶然发生，她在用线上的创作习惯贯穿于她的艺术生涯之中。

《死亡》是珂勒惠支创作生涯中的最后几幅著作之一，画面中的线条显然没有了像《织工》系列中的精细与整齐，却依旧在表现内容中心以及形体转折时手起刀落，珂勒惠支对于线条的表现是有意识的操控线条，用外部的线塑造内里的形，是真正的将用线表现“骨像”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珂勒惠支在塑造形体的过程中，通过“巧思”创作，赋予了线条新的功能与含义。在《突击》中，后景中围墙的横向瓦沿与铁门的纵向栏杆交织成为一个十字架的形状被放置在画面的黄金分割点上，珂勒惠支在有意的引导观者将视线聚集在矛盾发生地。反抗人群的衣纹线都是朝向大门的尖顶为中心，用三角刀以斜拉的方式绘制，线条尖锐分明，加深了这场事件的冲突感。再看向画面中心，珂勒惠支将一位俯身捡石子的女人安置在画面的中线上，相比于远处聚集的男人，这位妇女的背脊线似乎更显佝偻。故事场景本身矛盾尖锐，人影交叠，珂勒惠支在如此动乱的环境中，将一位弯腰捡石子的女人刻画成一种静止的状态，随着她佝偻的背脊，仿佛还原了之前生活的艰辛，这一刻像是所有的重量都压在她的身上，让她无法直起身来。在《织工》组画中，《突击》是故事的高潮，我们总是能被振奋人心的画面所激励，却很少能静下心来体会她用线的精巧与缜密。霍普德曼在给珂勒惠支的信中说道：“你无声的线条，侵人心髓，如一种惨苦的呼声：希腊和罗马时代都没有听到过的哭声。”珂勒惠支在用线方面的“巧”思来源于她对生活有较为深入的沉浸感，用线指明矛盾主体的同时，也能将主观情感藏在线条之中，画面中的英雄悲剧感与希望怜悯共存。

（二）笔“拙”与意“拙”

“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相比于技术层面上的“巧”，如何表现“拙”是对艺术家来说更深层面的问题。珂勒惠支的艺术性总是会被单纯的理解为批判现实主义，这和她前半生的创作环境于经历有必然的联系，前期创作的《织工的反抗》版画带有明显的叙事特征；1902年创作的《农民战争》版画取材于诗歌及历史故事，相比于《织工》来说，虽然珂勒惠支在这套版画中做了留白处理，留给观者想象空间，但是作品中的呐喊与挣扎依然被烙印下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子。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场战争令她失去了心爱的孩子，珂勒惠支在作品中的情感不仅仅是对受压榨人民的悲悯与同情，而是在作品中以女人、母亲的姿态来表达一种天然的怜惜与庇护。生命的后期，珂勒惠支的艺术作品和死亡联系紧密，笔墨愈发精简，精神愈发崇高。

珂勒惠支在后期的版画创作中，线条刻画的愈发写意与精简但又保留了“写”的刀味是相较于前期作品较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创作于1924年的石版画《面包》是珂勒惠支中后期创作的代表作品之一。如果仔细看这幅画的用线就会发现，和《突击》中弯腰捡石子的妇女相比，《面包》中母亲的肩线更加圆润，笔法厚重且不尖锐，肩线上仅露出了一半的脑袋，像是一个黑色的铅块压着这根线条，让原本就不堪重负的肩膀看起来更加疲软。透过这条线的变化，仿佛能看到珂勒惠支在创作的过程中已经将自己视为那个悲伤却又无可奈何的母亲，而并非是前期那个充满正义感的革命斗士。但两个妇女的形象与动作又有高度相似之处。虽不是同一个人，但却像是一个人物的正反面，似乎也印证了珂勒惠支的创作初心——创作一开始就是有目的。衣纹上也没有多于的装饰线条，仅用寥寥数笔将人物的结构勾勒成型。一首诗有诗眼，一幅画也应当有画眼，《面包》的画眼在左边小孩子的眼神里，珂勒惠支仅用了四个墨点就将孩童的稚气与渴望表现得生动，欣赏者从这双没有高光的眼神里看到了珂勒惠支想表达的绝望与命运的不公。同年创作的《自画像》也更能体现珂勒惠支后期创作用线精简但刀味十足的特点。作品中的珂勒惠支神情黯然，面容疲惫，第一视觉给人一种老之将至的颓废之感。阴刻的白线集中在手指、皱纹以及头发的刻画上，外轮廓线条不再是推敲过后的落笔，而是带有毛糙边缘的三角刀痕，下笔速度快且果断，但是又保留 了“写”的笔迹感。在大面积的黑色块中像一道道的闪电划开了表面忧伤的情绪，使我们通过快准狠的画面语言感受到虽已入古稀之年的珂勒惠支却依然有一颗普度众生的雄心。

珂勒惠支中后期的作品中最大的情感变化就是从一位记录者的勇敢与坚定变成一位参与其中的母亲的悲悯与坚强。在后期许多作品中的人物原型都能找到珂勒惠支的影子，珂勒惠支以自己为原型描绘了那个时代母亲们的悲怆与绝望。然而珂勒惠支的意“拙”并非仅仅是指这种天然的自发性的母爱，更多的是向死而生的稚拙。在作品《死亡》中，那只手虽然是死神的象征，但线条并非过分骨感，反而胫脉分明，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像极了一位曾经出现在她画面中的工人之手，死亡便也是救赎。珂勒惠支的稚拙也是画面中最鼓舞人心的部分，是经历过一切苦难却回头愿意把这一切苦难写成诗的艺术家。于是她在生命的最后借死亡来歌颂母爱的崇高与不朽。

万象归一，纵使有再多的创作技法，变幻出千百种排列组合，情感的积累最后都会落在下笔时的一根线上。在珂勒惠支的作品中，通过用线，我们看到了她意气风发的青年时期，看到了她中年的慌乱与疑虑，也看到了守得云开见月明的豁达与蜕变。几把刻刀就是珂勒惠支的武器，珂勒惠支在创作完《织工》后被加上了“社会主义”艺术家的头衔，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认为她是在和这个动乱的社会做斗争，其实不然，她一生都在为自己寻求出口，能够抚平内心焦虑与不安的出口。就像她说的：“为什么只选取工人的生活来表现呢？那是因为从这个生活圈子中选出来的题材，始终无条件的给我一种美好的感受”。纵使痛苦，却让她能得以平静，感受到超脱一切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