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竞谊

(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710127)

一、引言

民俗学与文学的关系相辅相成。艺术源于生活，文学源于民俗生活，民俗生活亦因文学而绽放出璀璨的光芒。文学民俗学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民俗学理论支撑。文学民俗意识与创作主体或批评主体对民俗事项文化内涵的把控以及对民间民俗文化叙事承载作用的认识有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民俗意识的发展已日益成熟。

本文通过对文学民俗学意识的发生发展与文学民俗学意识形态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与探讨，旨在说明中国民俗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复杂逻辑关联，明确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客观看待文学民俗学意识。

二、文学民俗学意识的发生发展

（一）文学批评层面

以民俗学为视角，展开文学批评，是民俗学意识的一种典型体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以文学批评为主的文学民俗学意识发展过程极为漫长。评论主体对某一作品进行民俗学评论时，主要从民俗学角度切入，对作品中的民俗学描写进行深入解读，发掘民俗学事项的文化内涵。在我国，关于民俗学的研究社团和具体刊物产生时间比较早，比如，20世纪20年代就可一窥其身影。然而，这依然不能说明与之相关的文学批评类意识已经出现。文学不会一成不变，时代在不断更迭，在以文学批评为主的时代中，批评主体以民俗学为主的批评内容发展是一种缓慢的、由朦胧到清晰的过程。

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人认为鲁迅小说中展示出的民俗事项是对现实的反映与封建文化的批判。然而，20世纪30年代，人们谈到鲁迅的小说时，并未频繁谈及作品中的民俗学。比如，欧阳山认为鲁迅的《阿Q正传》与反封建有关；杨启嘉从文艺学和社会学角度对《阿Q正传》进行分析，并未涉及民俗学。王哲甫对鲁迅的《呐喊》、《彷徨》进行评论，认为他的小说与杂文一般，充分揭示出民族的愚昧与顽固，体现了对旧思想和旧道德的反抗。

在文学评论中，民俗学意识的真正萌发起源于20世纪40年。李一鸣对王鲁彦、许钦文等作家小说进行评论时，不止一次提到他们的作品中具有一定的“浙东”乡土味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李一鸣的文学评论中，可初步一观其隐约的民俗学意识。比如，他对沈从文小说中描写苗族风俗习惯和湖南西部地方的内容予以关注。这充分说明，20世纪40年代，文学批评民俗学意识正悄然萌发。

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文学批评的民俗文学意识开始呈现出朦胧发展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王瑶在《中国新闻学史稿》中对许杰等作品进行评价，可一窥其并不明晰、间或具有些许朦胧感的民俗学意识。6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包含与政治有关的大量评论，因此，文学评论的民俗学意识依然没有脱离朦胧阶段。比如，教材《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谈及孙犁地《风云初记》，对其中的风情描写进行评论，认为作者对党和政府具有“深情的爱”。

20世纪80年代初，从民俗学视角出发的文学性评论所包含的相关意识日益明晰。黄修己认为，沈从文的创作虽然在思想上有所局限，但却能够细致入微地描写湘西地区的风俗习惯，其作品中所渗透的人性之美不容忽视。黄修己的文学民俗学评论开始呈现出对风俗民情意蕴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在当代文学作品评论中，民俗学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工具。

到了21世纪，文学民俗学意识的发展日益健康。这一阶段的文艺民俗学理论研究日益增加，并获得健康发展。比如，陈建勤等学者对民俗学、文艺学和美学多有研究，对文艺民俗学的理论进行进一步深化。许多学者以民俗学为视角，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研究。比如，杨彬、孙诗尧等学者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研究，旨在挖掘审美意象中所包含的民俗学，或就诗歌意象与民族民俗文化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总之，我国文学民俗学意识虽然有所发展，但尚未完全成熟，需不断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文学民俗学体系日益完善。

（二）文学创作层面

在文学创作中，创作主体对客观存在的民俗习惯具有自身的感知与审美。创作者会通过观察生活、积极挖掘民俗文化的内涵，赋予作品以更多灵魂。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者的民俗学意识已不断成熟。在《水葬》等作品中包含一定的民俗学描写内容，但创作者在最初创作时并未以民俗学为角度，而是从社会、文化社会角度出发，进行描写。王嘉良认为，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的作品具有“民俗叙事”的倾向。虽然当代人对沈从文等作家作品中所描写的乡风和民俗具备丰富的民俗学内涵，但实际上这些描写并不具备清晰的文学民俗学意识。创作者并未曾特意挖掘乡风与民俗的内涵，只在描写的过程中构建一种与都市相对应的理想家园。比如“边城”、“桃园”、“竹林”等细致入微的描写更多是作家通过展示诗情画意的自然风光与都市文明的畸形相对比。正是由于沈从文等作家关于乡风民俗的描写是一众精神寄托，因此，作品中关于乡风民俗描写不能纳入文学民俗学意识范畴。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开始呈现较为自觉的民俗学意识。20世纪90年代初，民俗学意识愈发普遍，并在多种因素的驱动下不断蜕变。

可从两个方面分析自觉民俗学意识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寻根文化思潮的发展。作家在积极寻找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会认真审视当代古朴乡土生存模式所包含的“规范文化”。作家在找寻区域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对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文学中的民俗学意识开始蜕变和成长。

第二，在文化反思思潮的促动下，作家开始更加关注民俗，试图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通过了解和选择民俗事项，不断挖掘民俗事项中的文化内涵，使作品更加生动、形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对民俗事项进行有意识的考察与挖掘，或者将民俗作为思考的载体，以求顺利表达更加深刻的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比如，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中包含十分浓厚的高密风土人情，他由表及里地挖掘民俗民风，试图找到与之相关的独特民族性格。《白鹿原》等作品所包含的民俗学意识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司空见惯的创作意识，作家会通过深层次的思考不断发掘文化底蕴，赋予作品更多民俗学内涵。

三、文学民俗学意识的形态

在文学范畴内，民俗学意识的表现形态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从文学民俗学意识作用角度来看，文学民俗学意识可分为感性与理性两种形态。从意识主体角度来看，文学民俗学意识可分为自为与自觉两种形态。

（一）感性文学民俗学意识

感性文学民俗学意识强调感知主体所感知的内容为民俗或民俗文化的形式美与形态美。民俗是一个比较复杂概念，其所包含的形式或形态众多，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均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与形态。感知主体对民俗外在的形式与形态之美具有良好的感知，就是感性文学民俗学意识的主要体现。比如，祭祀、赛会等具有强烈民俗风情的仪式所包含的美均可被作家所感知。淳朴的民风也会被作家关注，其所包含的人性美可赋予作家创作的灵感。不管是何种美，作家会通过直觉进行感知，这就是文学民俗学意识的体现。感知主体对民俗进行感性认知时，往往不会深入到民俗的具体内容之中，也无需过多关注民俗的审美元素。

比如，《诗经·郑风·溱洧》中有一段专门描写古代人手持兰草踏春出游的风俗习惯，与直觉文学民俗学意识有关。同样，沈从文作品中所包含的乡风民俗描写也与感性文学民俗学意识有更多微妙的关联。

（二）理性文学民俗学意识

理性文学民俗学意识是一种自觉文学民俗学意识。感知主体通过深入考察分析民俗的内涵，对民俗具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与把控。

1.对民俗事项进行有意识考察

作家将民俗作为观照对象，对民诉事项进行有意识考察。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爸爸爸》中具有比较明晰的民诉事项分类。作家对民俗内容高度关注，既从社会学角度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批判，又以民俗学微视角，对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挖掘。

20世纪90年代，《马桥词典》展示出更多的民俗事项，这说明作家以直接、专注的态度观照民俗，继而具备更加清晰的民俗分类意识。

2.发掘民宿蕴含的深层次意蕴

在《马桥词典》中包含许多民俗描写，充分体现理性文学民俗学意识的优势和作用。作家在作品中采用考究的文字描写了信仰禁忌、饮食服饰、婚丧习俗、民间技艺等诸多民俗事项，通过多种方式渗透民俗深层次意蕴。作家将自己所感知的民俗文化内涵变成生动形象的文字，将理性文学民俗学意识在作品中进行淋漓尽致的发挥。

3.以民俗寄托深层次文化思考

拥有理性文学民俗学意识的创作主体会采用多种方式对民俗事项进行建构，积极进行文化思考，促进民俗事项意象化。作家对民俗或者民俗意象进行有效的处理后，就会使其具备更加独特的功能。

比如，作家孙芳友在其“小城镇民俗叙事”通过展示反复出现的“集合意象”赋予作品更多的生命力。如，《吕家染坊》中描写了传统蜡染布的制作工艺、染布匠吕老三；《马家茶馆》、《胡家烧饼》等作品中也有许多“集合意象”。通过作品可一窥作家对大工业时代的排斥与担忧，以及对逐渐逝去的时代的缅怀。

四、结语

综上所述，民俗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文学民俗学意识的萌生与发展历经了漫长的岁月，需结合其发生发展情况与不同的意识形态，进一步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理性对待各种文学民俗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