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月 彭在钦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湘潭411100）

一、前言

《四世同堂》是中国现代小说家老舍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其中不乏大量关于女性身体的书写文字。这些女性身体在书中的“各种表现都受着社会意识和文化价值理念的影响，因为身体存在性的本质是社会性与文化性的”[1]。书中的女性身体以其差异性的“自然生理属性”而与作者为之设定的“文化属性”相吻合，并被置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

《四世同堂》中的女性身体在这种相对紧张的关系中体现出各自的文化表征意义——以健康美丽的样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韵梅、高第的身体分别代表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新文化；而与之相反的以丑恶病态的样态呈现的大赤包、胖菊子与招弟的身体则分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表征。

二、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韵梅”之体

书中的韵梅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女性代表。这一女性身体几乎没有个性意识、自主意识，更没有女权意识，她甘愿成为父权体制下的小女人，四世同堂中的“小顺儿的妈”，但就是这样一位在现代社会必遭批判的女子又几乎拥有着中国传统妇女应有的所有的优良品质。

她勤劳善良，耐心体贴，不仅要让一家老小吃饱穿暖，还要协调一家上下老小的关系，生活清苦却任劳任怨。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段最艰难的时期。当数不清的平日里健壮的男人因为吃了难以消化的共和面，而晕倒于街头而后被拖去消毒时，她还是坚持着，用自己瘦小的身体担负起照顾家人的重任，“她的胆量并不大，可是决不退缩”[2]，这是一个更甚于传统女性的刚强的女性。她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对家人无私的爱，对于广大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体现了一种母性的光辉，这是作为一个优质女性身体特质的重要体现。

苦难的生活夺去了韵梅心爱的“小妞儿”，使她的形体看起来更加瘦小，却没能减去她的健康与美丽，她变得更加的坚强、勇敢。她没能像瑞全那般的男子一样忍心暂离家庭、冲出北平而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却也用一种别样的方式表现了自己不认输与不屈服的心志，走上了战士的道路。

她的甘居于丈夫之下而屡惧被休的小心思，她的如封建社会时期妇女的保守性和对于丈夫的敬畏性、依赖性，是古往今来众多中国妇女习以为常的心理上的旧“传统”；而她的坚守妇道、任劳任怨且勇敢坚强、爱憎分明的美好品质，则是众多中国妇女普遍具有的思想与行为上的优秀“传统”。书中的韵梅以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人的身份站在四世同堂的舞台上，向中国、向世界展现着她的勤劳、勇敢与善良。韵梅这一女性身体在书中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健康的、坚强的、不断进步的状态，它的漫长而曲折的成长过程实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抗战环境中必然要经历的严峻考验的过程，而韵梅的躯体最终仍然以一种生的状态存在的结局，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长久生命力的有力表现，这样，女性身体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就愈加清晰了。

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的“大赤包”之体

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对立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成分，在《四世同堂》中，这种文化的重要女性代表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大赤包。她的面目上的丑与心底里的恶两相呼应，在抗日战争背景下的北平社会中大肆蔓延而又最终消亡，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的生，又是糟粕的死。

无论是她的如机关炮一般的大吞大吐的口与鼻，还是像小黑炮弹似的脸上的雀斑，又或是需涂半斤面粉的手，都尽显其丑态。在她的身上几乎看不到一点美的成分，甚至连作为一个母亲对女儿的“爱”都显得那样令人厌恶——先是将高第推向满眼只有性欲的李空山，后又将漂亮的招弟用以巴结为日本人做事的蓝东阳，与韵梅相比，她的身上没有一点母体的影子，金钱与地位才是这个女性身体的全部。

而当民族危机慢慢涌向中国人民的时候，作为中国人民中的一部分，这个疯狂的女性身体却显示出她羞耻的“光彩”来了。她用尽一切办法去巴结日本人和日本人的走狗，做起了自认为“光荣的”妓女所所长，沉迷于充满铜臭味的享乐生活之中。她对丈夫极不尊重的勒令与冒犯、对家庭与子女的无爱以及她的于国难之际叛国投敌的思想与行为都与韵梅形成了鲜明对比。她的身上没有一点中国传统妇女应有的爱夫爱子爱国之质，她是中国传统妇女中的糟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成分的鲜明表征。

她曾经靠出卖灵魂而得到的科长“大名”与满贯的钱财，以及她临死前幻想的日本胜利后的“光明”景象是糟粕文化在一定时期内发展势头良好的象征；而大赤包在被抄家后在狱中向疯狗似的歇斯底里式的病态女性身体转化的过程，又是糟粕文化在发展中屡遭批判的体现过程；大赤包最终的“永远没再看见北海”的身体的死亡状态，则暗示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文化即使风行一时，最终仍然逃不过被新中国新社会的主流文化淘汰的命运。这个肮脏的、充满罪恶的女性身体，伴随着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一同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四、代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胖菊子”与“招弟”之体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小说中以摩登文化和金钱文化为主要存在形式，这一文化的代表人物是书中的胖菊子与招弟。这两个女性有着她们的相似之处——追求肉体的享受与装饰美，追求情欲的满足。

招弟是文中令人惋惜的一个女性形象，她本有着天真与少女之美，灵动俏媚的眼、白皙修长的脖颈是这个女性身体美丽的标志，可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这个本质并不坏的女性身体渐渐失去了她的纯净与天真而渐渐沦为金钱与淫欲的奴隶。“她忘了自己是多么娇小秀气，她忘了以前所有的一点生活的理想，她的心被享受与淫荡包围住，她愿意一下子把自己变成比她妈妈更漂亮，更摩登的女性。”[3]为了金钱与享受，为了追求刺激与情欲的满足，她不惜沦为一个“可以与妓女为伍的小妇人”，一个出卖肉体的“日本人的狗特务”。在这个女性身体身上，体现的是一种由美到丑、由善到恶、由健康到病态的恶性机体变化，体现着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对于中国女性身心的严重侵害。而招弟的悲惨结局以及韵梅的那一句“出怪象”的恰到好处的评价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试图同化中国传统文化计划的彻底失败，女性身体的社会文化代表性在招弟身上得到了鲜明体现。

胖菊子一开始是作为瑞丰的摩登太太出现在小说中的，书中对她的长相没有做太多的介绍，但她的形体却在作者一笔一画的勾勒下显得更加清晰，那必是一个不亚于大赤包的肥胖的女性身体，她的“胖手”“大红嘴”和“肥大款式的哈欠”便是最好的证明。而她如招弟般的对时髦风、对金钱与享乐的无限痴迷，则是其身心深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的金钱文化和享乐文化侵袭和熏染的重要体现。为了拥有漂亮的衣服、时髦的烫发与穿搭，为了得到她视如生命的金钱与地位，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肉

体即使对象是视她为妓女的面目丑恶的蓝东阳。这一女性身体从出现开始便一直呈现出一种无尊严的、无正气的病态的胖，并随着情节的发展愈来愈胖，“她的肥肉都好像要由衣服里钻了出来”“她感到疲乏，痛苦”[4]，最后“她长了一身烂疮，手指头缝都流着脓”[5]。胖菊子身体的这种胖化与脓化是机体病化的一种明显标志，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下的金钱主义文化对中国女性的消极影响，而这一女性身体的恶性发展过程同时也是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文化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所排斥和最终为中国新社会所淘汰的过程。

摩登女性有其现代意识和个性追求，追求浪漫刺激的生活，而老舍对这类摩登女性身体表现出来的极富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物欲追求表示的较大的保留和怀疑，其实也是对以摩登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怀疑与抗拒。

五、代表中国新文化的“高第”之体

书中的高第是新时代女性的代表人物。她生于恶反善，独立坚强而不屈从于恶，信仰自由且投身革命，她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她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发展过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文化代表者，她的身心状态的变化有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作者的笔并没有赋予她一个漂亮的面容，“面貌不甚美——嘴唇太厚，鼻子太短”[6]，却赋予了她一个有趣的灵魂——从来都不认同家人的不良行为、崇尚自由,“她是新时代的人，她须有新时代的迷信，而且管迷信叫做信仰”[7]，在冠家只有她看见了母亲的罪恶并努力试图为母亲赎罪。冠家被抄后，她独自担起了照顾自己与父亲的重任，“她的做事的方法显着很笨可是她的确愿意作”“她须努力，挣扎，奋斗”，她的这些稍显笨拙又无比真诚的行为展现着中国新文化影响下的女性独立、坚强的优良品质。

与许多左翼作家作品中所塑造的彷徨于“大我”与“小我”间的新女性不同的是，高第与瑞全真正实现了爱情与革命、个人与国家的完美结合，原本不甚好看的高第因为革命的因素竟成为瑞全眼中璀璨的明星，熠熠生辉又惹人喜爱。她后来在钱老人的鼓励下，由一个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上都软弱的富裕家庭的小姐逐渐成长为一位身心健康、机智勇敢的革命战士的过程，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艰难而曲折的发展历程的准确反映，这样高第的身体就被赋予了一种更深层的文化意义，这层意义是值得每一位读者深究的。

六、结语

四世同堂中的女性身体书写与文化隐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同类型的女性身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只有当我们从更广泛的精神和文化范畴来理解身体，我们才不失对身体本质认识的可能。身体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个方面，是与人类的其他精神和文化溶为一体的”[8]。随着女性身体发展倾向的明确表达，社会文化的适用程度也就愈显清晰了。

注释：

①郑仕一.身体的文化书写[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62.

②老舍.四世同堂(下)[M].黑龙江：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903.

③老舍.四世同堂(上)[M].黑龙江：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484.

④老舍.四世同堂(下)[M].黑龙江：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801-802.

⑤老舍.四世同堂(上)[M].黑龙江：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1006.

⑥老舍.四世同堂(上)[M].黑龙江：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55.

⑦老舍.四世同堂(上)[M].黑龙江：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477.⑧郝宁湘.身体本质新探[J].宁夏社会科学,1998(0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