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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坏消息告知中的伦理困境及其对策探讨*

2021-04-03钟瑜琼王晓敏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1年9期
关键词:信息

钟瑜琼,王晓敏,刘 星

(1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5,ZYQ9666@csu.edu.cn;2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临床药理中心/临床试验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13;3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湖南 长沙 410008;4 中南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8)

由于癌症具有难以治愈及预后效果较差的特点,它意味着生命长度的缩短、生命质量的下降,以及家庭经济压力的增加等。因此,对医务人员来说,是否告知以及如何告知患者癌症坏消息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任何能够导致被告知者否定自我未来的负面消息,癌症的诊断、复发以及治疗的失败等都是坏消息。在全球范围内,对于癌症患者诊断和预后告知的问题越来越被关注。事实上,医务人员对于癌症坏消息告知的态度和实践主要受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坏消息告知的方式在国内外也经历了相应变迁。

1 坏消息告知概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由于癌症治疗效果不佳,为了保护患者,国外医生通常对患者进行坏消息隐瞒[1]。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癌症治疗技术的发展和个人自主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鼓励患者在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时,应不受他人的控制性干涉,对自身的病情有绝对的知情权和自主权。因而医务人员通常会直接向患者告知诊断结果[2]。

亚洲国家更注重家庭或群体依赖,医务人员通常将癌症坏消息先告知患者家属,再由家属决定是否告知患者。这是癌症患者坏消息告知的家庭主义模式所提倡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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