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霞，段志光

(1 山西中医药大学健康服务与管理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hax2046@126.com；2 山西中医药大学医学/健康人文研究中心，山西 晋中 030619)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袭而至，应急的风险和难度超乎想象。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面对前所未知的病毒，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1]。习近平同志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卫生维度构成了最基础、最基本和最关键的事实，构成了政府决策的基石，在此基础上将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问题转化为治理问题，涉及是否需要干预，以及采取何种类型和何种强度的干预等基本问题[2]。由于疫情形势严峻，相关决策窗口期极短。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密集出台了大量政策。在此期间呈现出高政策势能，政策变现力高涨的局面[3]。这些政策文件是我国政府疫情防控中治理过程的“印迹”，最大限度地挖掘政策文本价值，既可以总结重大疫情防控的中国经验，又可以思考我国在重大疫情治理体系的完善中如何将有效的临时性的应对策略转化为常态化的制度安排。

目前已有文献多从宏观角度提出疫情的治理体系的完善建议，鲜有从政策文本分析角度对我国疫情防控期间应急状态下发布的政策进行的系统量化研究。本文选取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