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举，刘升友

(1.广东海洋大学 海运学院，广东 湛江 524001；2.湛江海事局 船员考试中心，广东 湛江 524001)

一、引言

2012年“歌诗达协和”号豪华游轮搁浅事故、2014年“岁月”号客船沉船事故教训惨痛，客船安全问题引起航运业界和主管机关的关注。同时，事故的发生也直接导致对相关公约和制度的修订。客船船员队伍的安全意识、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质是乘客生命安全的重要保障，如何加强客船船员的培养，是国际海事组织(IMO)和各缔约国关心的问题。

基于此，IMO先后对STCW公约有关客船船员特殊培训标准进行了4次修订。我国作为STCW公约的缔约国，也相应地进行了国内法规制度的多次修订工作。从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可见，国内已有文献对于客船船员特殊培训的探讨非常有限，自2000年张基杰[1]发表的会议论文《深化高速客船船员专业培训、考试管理的探索》至今，仅有6篇论文与客船船员培养相关[2-6]。其中鲍君忠[2]等梳理了STCW公约2016年关于客船船员特殊培训要求的修正草案的修订原则和主要修订内容,比对修正草案与我国国内法的差异,建议我国海事管理机构应依据该修正案的新增和修订内容做出相应的法规调整。其他几篇相关论文主要从客船应急管理与提高船员应急反应能力[3]、内河客船船员特殊培训[4]、滚装客船船员队伍建设[5]、客船船员情景意识培养[6]等方面展开讨论。本文在总结STCW公约和我国相关法规制度中客船船员特殊培训标准的修订基础上，对比两个现行有效标准之间的差异，分析我国客船船员特殊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履约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