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圣利（副教授）孙珊珊

（河南理工大学财经学院 河南焦作 454000）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单纯依靠粗放型方式维持经济的增长难以持久。并购重组，作为企业迅速发展壮大的一种方式，成为资本市场上持续的热点。自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将商誉单独作为一项资产纳入资产负债表后，企业并购交易大规模上升，大量的商誉随之产生。CSMAR数据库显示，2007年末，A股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商誉的约为477家，商誉总金额约为376.29亿元，而到了2018年末，对外披露商誉的上市公司数量和商誉总金额分别为2 091家和13 587.78亿元，商誉总额增长了近36倍，因此商誉信息的价值及其重要性已成为并购中不可回避的焦点话题，这也引起了股东、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学术界关于并购商誉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企业的并购重组存在“后遗症”（詹有鑫，2020），而并购商誉因其专业判断空间较大则成为并购风险的一个“蓄水池”（傅超等，2015）。一旦发生减值，难以为并购企业带来理想的超额收益，反而致使其处于风险之中（Kim et al.，2013；邓鸣茂等，2019；张向荣，2020）。二是企业之间并购形成的商誉有助于提升投资效率（张安军，2020），提高企业未来的经营业绩和财务业绩（Chauvin and Hirschry，1994；葛家澍等，2007；郑海英等，2014），从而增加并购方的企业价值（Lee，2010；李玉菊，2010）。这些文献从多个角度对并购商誉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然而较少有研究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分析并购商誉对并购企业股权资本成本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