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成（副教授）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盐城 224005）

一、引言

随着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分离，企业由所有者控制转变为经营者控制，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两者的目标函数不一致，经营者可能通过控制权和信息相对优势侵害所有者利益，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了有效抑制经营者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设计激励和约束相容的监督制度成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主要手段，公司治理随之产生。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股东通过“三会一层”权责利的制度安排对经营者进行监督和制衡的机制，目的是减少代理成本，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广义的公司治理是指股东和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内部和外部的制度安排对经营者进行监督和制衡（李维安等，2019），目的是解决经理层和股东、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两类代理问题，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但从我国近几十年的公司治理实践来看，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偏低，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如根据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2019）的研究，2019年3 562家样本公司中，没有1家达到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I级和II级（CCGINK I、CCGINK II），仅20家达到CCGINK III级；根据CSMAR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近十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和证监机构披露的违规信息高达7 187次，仅2019年就高达1 438次，涉及583家公司，占上市公司的比例将近17%。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三权在制度设计、组织设置、权责分配、资源配置、信息传递等方面的制衡机制失效，是我国企业公司治理有效性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