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霞（副教授）王丹 齐果（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赣州 341000）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提出了要建立金融监管体系，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企业并购形成的巨额商誉已然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

早在20世纪初期，已有文献将商誉解析为企业的超额收益，但是由于企业未来超额收益和折现率的不确定性使得商誉概念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以美国企业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五次企业合并浪潮，激发了英国学者李克、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杨汝梅等诸多国内外学者对商誉的研究讨论，为商誉的计量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国际及各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制度推进使得商誉会计处理逐渐走向正轨。

2006年我国颁布了新会计准则，将商誉从无形资产中分离并改进了商誉的会计处理。自2008年开始，我国上市公司账面商誉的总额开始逐年增多，2015年至今商誉总额增长达到爆发期，累计总额已达数万亿。与之而来的一系列实践“问题”例如自创商誉计量、商誉减值泡沫等逐渐显现，商誉逐渐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业绩洗澡”的手段之一。2018年11月，证监会发布了《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就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和审计监管等方面进行了说明，与此同时，在经历了2018年大规模商誉“暴雷”而导致的业绩变脸之后，商誉实质及后续处理等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