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小叶

近代中国，面对亡国灭种的威胁，有识之士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殚精竭虑，提出过诸多救国方案。其中，“伸民权”即是甲午惨败后维新思想家开出的一剂救世良药。毋庸置疑，民权并非中国的固有之物，而是西方的舶来品。然当民权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接续之际，维新思想家们有意无意中已将外来的民权中国化。这其中既有他们基于自身学术传统与国情认知对民权进行的有意创造，也有缘于对西学的隔膜做出的无意调整。梁启超的民权阐释正反映了戊戌一代知识人在迎受西学过程中的心路历程。迄今，学界对梁启超政变后的民权思想关注较多，涉及政变前的部分或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或与政变后不加区分，混一而论。即使那些专门以其政变前民权思想为对象的研究，也多认为此时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已经是以否定专制与君权为鹄的了①相关研究主要有：何卓恩：《“民本”与“民主”之间的晚清民权观念》，《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夏勇：《民本与民权——中国权利话语的历史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5 期；吴爱萍：《维新变法前后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8 年第4 期；宝成关：《梁启超的民权观与卢梭主权在民说》，《历史研究》1994 年第3 期；刘振岚：《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民智思想》，《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熊月之：《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兼论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的歧异》，《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王好立：《从戊戌到辛亥梁启超的民主政治思想》，《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