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怡初

摘 要：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备受关注。它是一种政治哲学，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和马克思唯物史观紧密相连，从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和经济全球化以及文化全球化伴随世界历史的进程而发展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之间的关系，对于更进一步顺应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更好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唯物史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2-0042-03

马克思出生在富裕的律师家庭，但他对德国人民所遭遇的苦难现实感同身受，并致力于解决德国现实问题，积极求索，在马克思恩格斯不断的研究和学习中，创立了唯物史观。站在唯物史观的视角审视社会历史和社会运动，全球化理论和唯物史观给社会变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结合中国社会发展情况和当代世界发展形势，2012年，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2015年，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系统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以来就备受各国广泛关注。

将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以及唯物史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结合，以唯物史观的视角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全球化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鲜活血液。

一、从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立场的确立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中提出：“旧唯物主義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54-57它以“立脚点”为视角指出新旧唯物主义之间的概念差异。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是对“对象、现实、感性”以感性直观理解，是形而上学的，不立足实践活动发生能动作用。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把它们都当作“现实世界”中的感性活动来理解，从实践的角度能动地发展人的感性活动，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人的实践活动，展现出其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脚点的理论特质。“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是新旧唯物主义划分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政治哲学，是为全人类提出的理念，是超越以往的、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和谐相处的共同体。与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对单个人的感性直观抽象的发展相背离，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从实践和社会的关系发展人的感性活动思想主线一致。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立场基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二、世界历史演进与社会形态更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理解深化

（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产力的发展，新航路的开辟，使殖民者看到了一个新世界，这标志着殖民时期的到来。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时期，资本逻辑以强盗的方式打破了各国间的贸易壁垒，社会的巨大变革使殖民地的人们过上了长达几个世纪被侵略者像猪羊一样宰割的殖民奴隶生活，殖民地土著的无知和不开化、半开化招致目的性极强的殖民者为所欲为。殖民者在殖民地的疯狂掠夺使殖民者本国经济和殖民地当地经济呈对立面拉开差距，经济发生了变化，政治也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直到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殖民主义才退出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资产阶级不断滋长的利益迫使他们竞相追逐，不顾一切野蛮侵占，无原则地扩张，掠夺全球一切资源，他们用到处掠夺的资源进行生产，又到处倾销产品，正如马克思写到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404资产阶级以扩张的方式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处于一个“共同体”内。在资本主导下，这种“共同体”以金钱和利益至上为主流，是少数资产阶级对多数劳动者的压榨，人与人之间呈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阶级分化明显。

资本的异化进一步加剧资产阶级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社会分化为两个阶级，以不劳而获为主的资产阶级和以大多数工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实践活动中的不对等不公平和“市民社会”中的“私人利益的体系”性质一样。世界市场形成下资本逐利的“共同体”社会形态和市民社会中流于形式的普遍“共同体”社会形态互为表里，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明的，作为精神特殊性的客观法“在市民社会中不但不消除人的自然不平等，反而从精神中产生不平等，并把它提高到在技能和财富上、甚至在理智教养和道德教养上的不平等。”[3]所以市民社会具有阶级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入，市民社会的等级性结构也随之嵌入到“世界市场”的范围内。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市民社会”内在地要求殖民扩张，现代世界的市民社会不可能只是一国之内的自由市场社会，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蔓延，必然打破地理隔阂，超越以往一切局限的市民社会走向世界。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理论为其加大对工人的剥削这一狡黠“吃相”推脱了罪责，裹上了一层“合理”的外衣，经济压榨和政治剥削使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愈演愈烈，资本家的贪婪，利益“蛋糕”分配的极大不公平加速了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进程，壮大了无产阶级队伍的力量，催生了社会变革新生政权的产生，国家形态、世界大环境发生改变。资本主导下的强盗逻辑激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活动夺取政权建立新生政权，实现全人类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是包容整体思维和维系天下情怀的多元文化观念，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也不是市民社会维护私利和分出阶级为统治者服务的理论，主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无产阶级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思想相一致。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资本主义裹挟着资本逻辑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结构以资本为运行中介，在资本逻辑主导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应运而生，企图操纵世界经济，妄图整个世界发展都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并极力宣扬和推行“普世价值”，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指西方价值。西方社会所倡导的“普世价值”其实并不“普世”，而是基于资本逻辑的、反映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包藏西方国家利益的地域性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仅不是以人类社会为观照主体，反而置民族国家利益或地域性利益于国际社会的公共性需求之上，本质上与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产生冲突和对立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构建与人类社会、社会化人类相适应的新型价值观为目的。这种新型价值观彻底摆脱资本逻辑，体现出对全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具有深厚的人类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共善”的共同体，不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为了生存不一定需要超越和对立，可以是和谐共生、天下大同的大局观。纵观现今，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世界呈多极化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也伴随很多国际冲突，机遇和挑战并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解决世界发展进程中国际形势的突出问题、世界发展进程中的突出问题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只会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向好态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也凸显其价值地位和美好生活理念。

（二）文化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认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404文学是一定民族和地域范围的人们经过长期社会实践形成的，民族和地理界线被打破，就会扩大人与人的交往圈层，在人与人相互往来中促进其文化层面的交流，那么文学也就不再是什么隐晦的了。文学资源更多，跨越了地理和时空界限，各民族的文学也就相应成了公共的资源。在经济全球化下文化也全球化，产生了文化总的交集融合，文化打破孤立状态，各国相互借鉴学习，一种“世界文学”就这样出现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将目光放眼全世界，随着世界历史的逐步形成，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具有公开化、透明化、共享化的特点，成为全球化共享的资源。总体全球化的推动力首先表现在经济上，其次是在文化上。文化全球化相当于是经济全球化的附加品，经济和文化的总体过程形成总体全球化，是唯物史观的时代特征，开拓人类的世界视野，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共识。

西方学者S.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写道：“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4]7他认为当代全球化完全是文化全球化，这种观点摒弃了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完全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精神层面置于当代全球化发展的主体地位。在人类历史演进中，社会发展永远立足生产实践，经济全球化仍然是重要的推动力之一，文化全球化永远居于次要地位。享廷顿指出当代全球化的重要一维即文化之维，这是总体全球化的重要维度。总体全球化中的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中性概念，中性概念在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含义，导致不同的态度和结果。当前，文化全球化被理解为西方文化的全球普及，赋予西方的文化“殖民”特色。人们自然不接受这个说法，拒斥文化全球化，歪曲文化全球化的原意。文化全球化不是西方的文化理念、思想和文化价值乃至意识形态的大众渗透，它是指在总体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逐渐形成的普遍的、整体的、共同的文化理念、文化观念、文化价值和文化认同，强调当代全球化应当被理解为包括经济和文化双重维度的更加完整的总体性全球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要充满文化自信，摒弃质疑和怀疑的眼光，任何文化都不能独大、取代、占有，不搞文化霸权、文化兼并、文化融合，任何文化都有话语权。也就是说，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我们应当持开放的态度，应当有充分的自信和自豪感。

如果不囿于社会主义的种种具体规定，我们看到，从《共产党宣言》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种共同体精神均始终贯穿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历史阶段。换言之，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蕴含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人类共同价值已经具备了形成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打破各民族文化隔绝性的“世界文学”逐渐形成，深刻理解文化全球化的指向就能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理念和价值，综合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人类共同价值就具备了形成的条件。

三、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意义

（一）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述契合马克思创作《共产党宣言》的初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全球化下的时代体现，是理论和现实的交汇。人类命運共同体理念的开辟，意味着消解各国互相防范、互相竞争的利益隔阂，打破为生存而筑起的高高耸立的心理壁垒，浇灭一切矛盾的引燃点。这一原则缩小了全球化初期的矛盾斗争对立格局，同时也为全球化进入一种正面的轨道开辟了良性道路，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幸福开创了美好前景。

（二）推进马克思共同体演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和全球化的不断上升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化发展，全球化发展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性。解决唯物史观全球化问题初期即经济全球化的消极发展，在全球化发展中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精髓和时代妙用，又以实践方案之力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在积极构建发展，它不是制度发展模式，也不是全球性的理念扩张，更不是搞“新殖民主义”扩张，也不是在主导国际领导话语权，只是同人类追求和平发展的时代以及和谐美好生活的愿望一样一同促进时代发展，促进自身理念发展。它起源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植根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实践于现今全球化发展，并且对未来的理论给出预示，是未来理论创新的参照概念。《共产党宣言》郑重宣告：“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66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是天下大同的世界观，是没有阶级、国家消亡的共同体，是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命运的思想和方法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当今世界的实践理论，更是通向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价值旨归。

（三）全球化发展的更高生存智慧

现今的经济和政治区别引发的变化表现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表现为平等和不平等，经济和政治上的强行不公的做法被话语权表述得合情合理。在贸易、技术、金融等领域，反映了世界体系结构内部矛盾的深刻性和尖锐的利害冲突。发达国家是种种不合理做法的主动发起者，发展中国家是种种不合理做法的被动承接者。发达国家以近代历史发展为借口，提出种种不合理、混淆是非的特殊要求，既想本国超强发展又想干涉别国发展，还想在国际中有很多优待权。但是发展中国家也意识到危机，一直努力发展自身。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是打破不平等壁垒，消除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隔阂，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和进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旨在解决国际政治大变革、大动荡，维护国际、国家、地区和平稳定，以国际主义精神规范的道德解决全球性国际政治经济大变革中出现的危机。贸易战、局部冲突、排外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等是近年来的国际冲突，究其原因也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利益冲突，各国应该互相尊重，每个国家都享有选择道路、制度、发展方式的权利，也有决定权，不能抱有偏见，恃强凌弱。每个国家都要遵守人道主义国际精神，自身发展道路有自己特色，大国强国不能强行要求他国制度选择和发展模式和自己一样，不然就会带来不利冲突，危害他国发展。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的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互相映衬互相依托的，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外贸、技术方面都要和谐相处，发展本国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6]。消解各种国际冲突，用更高的生存智慧共建人类美好明天。

（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共产党宣言》阐释了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解放学说和实现共产主义，阶级最终消亡，人类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站在人的立场上实现人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在历史演进中交叉碰撞出的产物，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它不是制度模式和方法论，但却从资本主义扩张那一刻就推动世界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才能不断发展并获得胜利，才能建设人人共享的美好生活。以人为对象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吻合。

四、结语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创立的全球化理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和时代化运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其理论生命的延续和深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J].中国社会科学，2018（7）：4-21，204.

[4]S.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张雷声.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12）：29-37，161.

（责任编辑：姚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