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 芳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一、 问题提出

富人治村是村庄治理中的普遍现象,不仅广泛流行于沿海发达地区,而且在中西部农村也普遍存在。富人治村最先出现在浙江等东部发达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少数富人率先发展起来,并积极参与村庄治理,从而型塑了“富人治村”的样态。中西部富人治村主要出现在后税费时期,基层治权弱化与国家资源下乡共同推动了富人治村的兴起[1]。总体而言,无论是早期的浙江富人治村还是后来的中西部富人治村,主流观点都认为富人治村的实践效果弊大于利。但笔者在珠三角地区农村调查发现,当地的富人治村呈现出某种积极意义。富人治村本质上是基层精英政治的延续和表现,而后者则是中国基层政治的常态形式[2]。某种程度上说,研究富人治村的意义在于反思和把握中国基层政治秩序的内在实践机制。

富人治村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针对其效果优劣形成了不同观点。客观来看,当前围绕富人治村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从经验现象的层面探讨富人治村的实践逻辑、策略机制与治理后果。以浙江为代表的东部发达地区富人治村是村庄经济社会分化与农村基层治理“双带工程”制度安排共同作用的结果[3]。富人治村通过以私济公或者以公济私形成了“私人性治理”[4],本质上都是对村庄公共权力的私人化利用[5]。富人治村的内在动力在于汲取村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而非提供公共服务[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