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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剧场效应”:儿童创造性培养的可能之路

2021-03-24张悦田友谊

教学研究 2021年1期
关键词:创造性

张悦 田友谊

[摘 要]教育中的“剧场效应”导致学校只在乎升学率,教师视教材为圣经,家长焦虑过度。整个教育生态被功利主义包围,妨碍了儿童创造性的培养。儿童创造性的培养,需要社会、学校、教师和家长协力,突破教育中的“剧场效应”。具体而言,要依靠社会大剧场,营造鼓励创造的社会文化环境;巧用学校小剧场,创建利于发挥创造的校园文化环境;借助班级微剧场,创设激发创造的教师文化环境;引导家庭子剧场,探索益于创造的家庭文化环境。

[关键词]“剧场效应”;创造性;儿童创造性

[中图分类号] G40-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21)01-0080-07

0 引言

创造性(creativity)是指个体产生新颖奇特且有实用价值观点或产品的能力[1]。研究者普遍认为,新颖性和有用性是创造性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每个正常的人都具有的一种自然属性和潜在能力[2]。阿瑞提(Arieti S)将创造力分为“普通创造力”和“伟大创造力”。普通创造力是每个心理健康的人都具有的,它能使人获得一种满足感,消除受挫感,给一个人提供一种对于自己以及生活的积极态度;伟大创造力是指像莎士比亚、牛顿那样的创造力,能给人类创造伟大成就和推动社会进步[3]。加德纳(Gardner H)提出“大C”创造性和“小C”创造性,“小C”是指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够表现出来的一般的创造力;“大C”指只有像爱因斯坦、毕加索之类的伟人才可能具有的罕见创造力[4]。儿童创造性(childrens creativity)应归为“小C”创造性和“普通创造力”的范畴。董奇教授指出,儿童创造性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创造性想象;英国的全国创造性教育和文化教育咨询委员会把儿童创造性定义为“以产生新颖的和有价值的产品为标志的想象活动”[5]。儿童创造性的构成特征是多样的:有研究者认为儿童创造性是由认知和个性两个方面构成;有研究者认为儿童创造性是认知、动机与个性特征(如不墨守成规、独立性、好奇心、游戏性、幽默感等)3方面的集合;也有学者将发散性思维(如思维的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精细性)视为儿童创造性的构成特征;还有学者认为儿童的想象、幻想也是儿童创造性的构成特征[5]。基于此,本文认为儿童创造性是指儿童所具有的创造性想象,是一种能够产生新颖且有价值的观点或产品的潜在的综合能力,其构成特征包括儿童的认知、动机、个性等,它能够使儿童在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充分体验到成功感与满足感。

创造性能否获得充分发展,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艾曼贝尔(Amabile T M)指出,影响创造性的环境因素主要有社会环境、动机取向、评价期望、评价效应、任务约束、创造机遇、对创造行为的奖励等。诸如教育环境、工作环境、家庭影响,社会政治、文化等其他社会—环境因素也对创造力有重要影响[6]。儿童作为未成熟的个体,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学校环境以及家庭环境都会对儿童的创造性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在目前以应试教育为主流的教育场域中,“剧场效应”愈演愈烈。“剧场效应”对教育生态系统产生的消极影响,使得学校的主要目标变成追求升学率。教师为了升学率而固守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将教材视为“圣经”,家长们为了子女的学习而焦虑。在这样的教育生态环境中,学生的主体性被忽略,批判和想象的时间和空间被挤占,创造性的培养和发展更无从谈起。因此,本文主要就“剧场效应”对当前教育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其对儿童创造性培养的桎梏进行阐述,并提出相应对策,探寻儿童创造性培养的可行路径。

1 教育中“剧场效应”的内涵及其呈现样态

1.1 “剧场效应”的内涵

“剧场效应”(theater effect)最早由卢梭(Rousseau)提出,他认为当时的巴黎是被戏剧化的,本身就是一个大剧院,市民既是观众也是演员,既主动观剧,亦被动演剧,在潜移默化中被异化,忘却了自我。现在“剧场效应”是指在剧场里大家都有序地坐着看节目,前排观众忽然起身,挡住其他观众视线,周围人劝阻无效,剧场管理员不在岗或不作为,加剧了剧场的无秩序性。于是越来越多的观众为能清晰观影而纷纷起身并最终导致全场都站着看戏,尽管大家都很累,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先坐下来[7]。剧场里的所有观众为了维护自己而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坐下,所有观众都起身“看戏”,效果跟坐下来看差别不大,但所有人都付出更大代价的同时也都变成了不守秩序的人,多余的付出和无序行为并未给任何观众带来利益,最终集体利益受损。如果把演出活动的视野局囿于某一“剧场”中,可以发现,演员和观众是剧场活动中的共同主体,剧场则以场所和环境的身份具有客体的意义。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总要以各种方式影响、制约甚至创造、改造客体;同样,客体也要以其自在规定性影响、制约甚至创造、改造主体。我们常说的“剧场效应”便是后者。因而,“剧场效应”的本质是剧场自在规定性对演出活动的主体所产生的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并不只是积极的,产生的结果也未必都是好的[8]。

本文中所论述的教育中的“剧场效应”主要是指受当前应试教育大环境的影响,教育场域中的主体(“家长”“教师”和“学校管理者”等),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率先在教育场域中作出某种选择或者参与某种行为,这一选择或行为从一群人中的一个参加者蔓延到另一个参加者,进而扩大到整个教育场域,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自身利益自愿加入,最终全员参与的现象。即使这样做违背教育规律、破坏了教育场域中原有的秩序,依然没有人愿意率先在教育“剧场”中坐下,加之此时剧场管理员处于不在岗或不作为状态。最终,原有的教育生态平衡被打破,对当前教育产生消极影响。

1.2 教育中“剧场效应”的呈现样态

在教育场域中,家庭和学校是儿童接受教育的重要场所,家長和教师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学校的教育理念、家长的教育观念以及老师的教学方法等都直接或简接地影响着儿童的发展水平。然而,当学校变得只在乎升学率,教师变得不愿变通,家长变得过度焦虑,儿童的发展必然也会受到阻碍。

1)只在乎升学率的学校。学校作为培养学生的主要教育场所,“剧场效应”尤为明显。近年来,许多学校以提高升学率为目标,只注重对学生应试技能的训练,强调教育的选拔、淘汰、甄别功能而忽略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一个学校因为高升学率受到赞赏,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向其学习,最后整个学校生态圈都被升学率包围,全员参与,无一“幸免”。以近几年因高升学率而备受关注的衡水中学为例:半军事化的管理,严格的作息时间,“不能退步,不能生病,不能顶撞,不能心情不好,不能慢,不能笑,不能和同学说太多话,不能走神,不能咬笔,不能总跑厕所……”[9]学生的时间被作业和考试“占满”,兴趣爱好被搁置。这些规定性动作淡化了对学生道德品质、身体素质、审美素养等的培养,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即使这样做不利于综合素质的培养是一个共识,但为了升学率的提高,没有人愿意停止这种做法,反而有更多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去这所学校就读。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不少学校去参观学习,甚至有外省的学校不惜重金,不远千里去讨“良方”。去学习的老师表示:“我们也知道这样不好,不利于学生的综合能力发展,但综合能力可以等上了大学再提升,学生要是考不上大学就什么都没有了。别的学校都在讲分数,讲教学质量,讲升学率,我们不讲,就会被主流淘汰。”①

相比于这些只在乎升学率的学校,北京十一学校的做法就显得让人兴奋。在这所学校里,没有固定班级。学校里的4 000多名学生,每个人都有量身定制的课程表,而且他们也在高考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0]。这种做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北京十一学校的做法并非主流,国内的大多数中小学还是依照传统的教育方式,仍然片面地追求升学率,没有学校愿意首先跳出“剧场效应”产生的怪圈,使自己的利益受损。

2)不愿变通的老师。当前的课堂普遍存在诸多弊端,概括起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学内容单一化,突出表现在一些教师将教材视为教学的“宝典”,对教材顶礼膜拜,照本宣科,把预先设计的教案当作是亦步亦趋的向导,完全不顾教材内容是否有实用性,也不顾及学生是否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只要是考试会考的,就是上课时重点要讲的,哪怕“这些内容与现实相脱离,与产生这些内容并能赋予其重要性的整体相脱节”,是死气沉沉的、毫无生气的、遭人厌弃的,甚至让人避而远之的。二是评价体系模式化,在教学评价上,教师只看学生的成绩高低,至于考了高分的同学或是考了低分的同学是否综合素质更好,老师完全不放在心上。因为学生考试分数越高,就越能够证明教师的教学水平;一个班里考试分数高的同学越多,就说明其教师教得越出色。三是课堂互动静态化,当前的课堂教学集中表现为以教师为中心的独白式教学。课堂变成了老师的“独角戏”,单向性地向学生输入知识,而不是相互交流的教学;是给予性的,而不是探讨性的教学;是外面强加性的,而不是内部主动性的教学[11],学生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尊重,其直觉、灵感、悟性也受到压抑。

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是老师作为课堂的主导不愿转变自身的教学观念,变通教学方法。就像剧场里所有站着看戏的人一样,即使很累,但也没有人愿意首当其冲坐下,因为这会损失自身的利益。身处“剧场效应”中的教师亦是如此,一是因为改变需要牺牲自己的时间,二是因为改变与自己的工资和教学水平挂钩,如果不成功就会损失自身利益。加之“剧场”中的其他教师都是如此,很少有老师愿意在学校“剧场”里率先“坐下”,做出改变。

3)过度焦虑的家长。社会学家布卢姆(Bloom H)指出:“社会感染吸引和感染了个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是无动于衷的,是分离的旁观者和观众。一开始,人们也许只是对某种特定行為感到好奇或者只是感到有几分兴趣而已。当他们被激动的情绪感染之后,对于正在发生的行为便更加关注了,就更倾向于参加进去了。”[8] 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得焦虑的家长将整体的社会风向直接默认为自己子女的发展方向,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当校外培训班这种教育机构出现,报辅导班、兴趣班的现象开始在家长群体中“传染”。深陷“剧场效应”的家长群体受到他人行为的“感染”,不顾自己子女的实际情况,把他们所有的课余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别的孩子报,自己的孩子也得报;别的孩子上什么兴趣班,自己的孩子也得去上。一位觉得补习后效果并不明显的妈妈说:“大家都在补,你补我也补。谁先停下来谁吃亏。要么大家都不补。我补课,即使没效果,我也要补,这至少是一种心理进补。”在这样的从众心理的引导下,谁也不愿先停下来[12]。因为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因为自己没上辅导班而“落后”,也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

家长把更多的金钱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原本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大家都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在教育竞争上不断加码,站起来看戏还不能满足,还要站在椅子上,而教育资源的总量并不会因为竞争层层加码而增加。每个人都试图寻求利益的最大化,结果可能就是集体受损[13]。家长们的过度焦虑使其无暇顾及子女的兴趣爱好,只想着不能让自己的子女输在起跑线上,疲于应付学校和补习班的孩子们,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不允许发展自身兴趣和爱好,平庸化趋势愈加明显。

2 教育中的“剧场效应”对儿童创造性的桎梏

“剧场效应”使“感染”这种“群众性模仿”现象极易产生,决定了剧场中的全员参与性。全员参与的结果则是“去个性化”,即个体暂时地放弃自我,与“剧场”中的所有人共同遵守某种价值判断[8]。此时如果“剧场效应”能够发挥其正向作用,对剧场中的“主体”进行正确的引导,则会给整个剧场带来积极的影响。以儿童创造性的培养为例,社会“剧场”对创造性培养的重视和提倡必然会“感染”给教育“剧场”,教育“剧场”中的家长、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必然会全员参与,共同致力于营造适合儿童创造性发展的环境,对升学率过度关注的现状以及家长过度的教育焦虑可能会得到缓解,儿童则可能会有更多的空余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创造性也将会得到提升。但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教育中的“剧场效应”更多的是其产生的负向效应,对当前的教育带来了消极影响,桎梏了儿童创造性的培养。

2.1 学校的“唯升学率”窒息了儿童创造性培养的现实性

社会的功利主义导向加之“剧场效应”的感染力和全员参与性,导致目前我国大多数中小学校以中考、高考取得高升学率为目标,重智育轻其他四育的氛围在整个学校生态圈蔓延。最初每个学校都是每天8节课,学生有空闲时间去博物馆、植物园等地方丰富见识(大家都坐着看),突然有学校改成每天10节课,升学率得到提高,其他学校被迫跟进(都站起来看了),甚至有的学校把双休日改成了单休日(搬了更高的凳子来看),但排名又回到从前,且每个学校都因为加课而耗损了多余的人力、物力(集体利益受损)。即便如此,各个学校还在不断加码,最终学生的时间被学习完全占去,“尖子生”的选拔与培养成了主要任务,学校教育演变成了单纯的升学预备教育。

托兰斯(Torrance E P)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儿童的5种创造性行为特征中,好奇心、不断地提出问题被排在第一位,占66%[14]。“尖子生”的选拔与培养每天面对的是紧张的学习氛围、拥挤的桌椅、极少的课间休息时间。学生们疲于“奔命”,每天一早“扎”进书堆中,到晚上才能休息。第二天又是前一天的重复,如此循环往复,学生们的成绩上去了,却也失去了对除课本知识以外的好奇心,更没有时间去思考、去质疑,创造性也就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丢失了。即便如此,也没有学校愿意在剧场里率先“坐下”,为学生减负,因为没有学校愿意在这个时候让自己落后,让自己被主流“抛弃”,因此最后大家都默契地选择以升学率衡量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

2.2 教师的绝对权威制约了学生创造性发挥的可能性

下面这则案例反映了我国传统的师道尊严。

一节课上,老师在朗读课文,读到“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时,把“酿”字念成“yàng”,安静的教室里突然有一位同学大声说:“老师,您把‘酿字读错了!”老师吃了一惊,注视着他。同学们也扭过头,投来抱怨的目光。下课的铃声一响,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的说,老师根本没念错,他瞎挑刺儿;有的说,老师即使念错了,也不奇怪,不应该当场就提,不尊重老师……他被说得晕头转向,担心老师记他的“仇”[15]。

传统教育中教师是师生关系里的“上位者”,学生则是绝对的服从者。当众指出老师的错误会让老师“出丑”,可能会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甚至会被叫到办公室里“训话”,家长知道了更会被责骂。没有人愿意受批评(这样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没有人愿意挑战老师的权威,指出老师的错误,最后集体选择沉默。这样一来,教师的绝对权威更加凸显,学生则逐渐会变得不敢发表自己的想法,久而久之,学生变得盲从、不自信,不敢脱离群体让自己与众不同,创新和创造更无从谈起。教师的创造性也会随着一成不变的教学生活被逐渐磨灭。霍尔曼(Holman J)曾列举阻碍创造力才能发展的教学,有9项:强迫依从;权威,禁止自由学习;嘲笑的态度,教师对于学生的错误予以嘲笑;教师固执,使学生不敢表示异议;以成绩为主;过重确定性;强调成功;反对异常的人格;不容嬉戏[11]。然而,受“剧场效应”的影响,课堂教学变为以僵化固定的教材和标准答案为主要讲授内容的简单知识复制,以教师为绝对权威的课堂环境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发展,学生自由学习的机会缺失,限制了其创造力发展的空间,窒息了其创造力被激发的可能性。

2.3 家长盲目跟风阻碍了儿童创造性发展的可行性

林崇德教授指出,在创新人才成长的过程中,有以下因素影响其成长:导师或类似于导师的人指引、交流与合作的气氛、父母积极鼓励的作用、中小学以及大学教师的作用、多样化的经历、挑战性的经历、青少年时期爱好广泛、有利于个体主动性发展的成长环境以及有利于产生创造性观点的研究环境[16]。青少年时期正是儿童培养兴趣爱好和创造性的关键时期,是其主体性发展的黄金阶段。然而,受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身处“剧场效应”中的家长们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女掉隊,盲目地为他们报各种补习班、特长班,把所有时间都安排了学习,非但不鼓励儿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还间接忽视了孩子的综合发展,更不可能让其“耽误”学习,为其提供鼓励创造的家庭氛围。原本应该多样化的童年经历变成了单调的学习生活,陪伴他们的只有枯燥的书本、“堆积如山”的作业和上不完的补习班,在这样的环境中,青少年最终成为了缺乏思考、缺乏批判、创造力丧失了的单向度人。

如果将剧场里的所有人看作一个利益共同体,遵守规则是效益最大化的最佳办法。但是,当剧场中有人站起占据有利视角,其他观众出于从众、仿效、担心、恐慌等复杂考量,于是大家都站起来。个子矮的干脆搬来凳子,站在凳子上看,于是立即就有人搬来更高的凳子……[17]就如最初报课外辅导班、兴趣班只是个别家长的选择,后来变成一群人的选择,最后变成一种大趋势。家长们或是出于担心自己的子女落后于别人,或是出于攀比心理,不惜掷重金为子女报辅导班的行为,看起来为子女好,但事实上,家长的盲目跟风可能会阻碍儿童的创造性发展,使孩子在重压下变成了精神缺失、创造性泯灭的“无根人”。

3 突破教育中的“剧场效应”:儿童创造性培养的路径探寻

在“剧场效应”中,“剧场”作为与演员、观众同样重要的一个要素,既可能以其特有的功能作用使剧场的演出活动系统有序运行并产生最佳效果,也可能导致系统的无序甚至瓦解[8]。因此,在教育场域中,教育者需要重视“剧场”的积极作用,充分考虑“剧场”中环境对儿童创造性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突破教育场域中“剧场效应”的负向影响,为儿童创造性的发展提供自由、宽容、支持、开放的环境。

3.1 依靠社会大剧场:营造鼓励创造的社会文化环境

儿童创造性的培养,需要社会文化的引导。社会文化环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对个体的思维和价值观产生影响,可以说,社会大环境的整体导向影响着个体创造性的发展。阿瑞提指出,“创造力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受到了环境因素的影响”“适宜的环境能极大地促进创造”,并总结归纳了9种更有助于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文化特征,分别是:便于获得、享用;具有开放性,不封闭、不专有;注重文化的生成;无差别地让所有人自由使用文化手段;鼓励自由;进行文化的广泛的交流、刺激;具有包容性;重要人物在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奖励和鼓励创造[3]。因此,教育者要利用社会大剧场的特有功能,营造鼓励创造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儿童创造性的培养提供前提和孕育的土壤;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能够激发人民创新意识和热情,增强创新能力和动力,鼓励和支持创新行为,提供宽厚创新活动空间的文化基因、文化模式和文化环境的创新文化[2]。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政府、学校以及相关社会组织应在积极发挥自身职能的同时,协调配合,发挥合力,营造鼓励创造的社会氛围。“剧场效应”中的感染力可以使创新行为从一群人中的一个参加者蔓延到另一个参加者。对创造性的活动进行正确引导是一种重要的心理激励,在社会大剧场中营造自由、宽容、支持和开放的创造性环境,则可能会有更多的个体愿意加入。

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社会剧场的管理员要加强制度建设,为创造性的培养和激发提供政策上的支撑和法律法规层面的保障,以维护剧场秩序,保障剧场生态环境健康,促使剧场良好运营。如对创造性人才培养的政策和对创新、创造的奖励政策,来促进和保护人们的创造激情和创造成果,在社会这个大剧场中真正形成尊重创造、创新,尊重创造性人才的社会文化氛围,从而促进儿童创造性的培养。

3.2 巧用学校小剧场:创建利于发挥创造的校园文化环境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指出:教育的未来在于设计一种教育机构,这种机构要利用工业与技术上的效率去获得知识,而同时又要培养集体的创造力以促进人类关系的发展[18]。学校作为重要的教育机构,对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剧场不仅为各种时间的出场、汇聚提供了场所,而且还为师生“参与”提供了具有独特教育价值的场所[19]。校园文化环境作为一种由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共同创设的一种文化环境,其中的隐性文化和显性文化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因此培養儿童的创造性,要利用好学校小剧场,形成鼓励创造的校园文化环境。

首先,学校应该创建一种自由、平等、开放、包容的校园文化。学校应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便于获得和享用的学习资源,让他们能够自由地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鼓励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一起交流、碰撞,使每个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都能够得到发挥。

其次,学校应营造有利于儿童创造的制度文化环境,主要包括教师的评价制度和学生的评价制度两个方面。就教师评价制度而言,学校要保障教师的基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鼓励教师的良性竞争,规避恶性竞争,尽量避免出现教师为提升自己的绩效,只顾自己评优评先,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抛到脑后的情况。就学生评价制度而言,要改变“唯分数”“唯升学”的生态氛围,改变传统评价中过于强调的甄别与选拔功能,改变过于注重对基础知识考量的情况,要帮助学生在学习知识和培养创造精神、实践能力中找到一种平衡状态。

最后,校长和学校管理者作为学校剧场里的“管理员”要发挥作用,利用好“剧场效应”的积极方面,要注重对教师和学生的人文关怀,为教师和学生“松绑”。特别是校长应该成为创新教育、教学的领路人,引领教师群体转变教育观念,促使学校剧场有序地运行,最终推动儿童创造性发展。

3.3 借助班级微剧场:创设激发创造的教师文化环境

教师作为学生受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他人,社会文化的价值观、道德情操、审美情趣、理想信念都会通过教师“关照”到学生身上,创造性亦然。教师富有创新精神,才能培养出有创造性的学生。原因在于以下4个方面:其一是教师的期望会影响儿童的创造力,有研究表明,民主型的教师有助于儿童创造性的发展;其二在于教师的态度影响儿童的创造性:给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促进学生自信心的建立,尊重学生,不强制学生,给学生发掘自己创造力的机会能够促进儿童创造性的发展;其三是教师的课堂行为对儿童的创造性有影响,安德森(Anderson H H)指出,教师在课堂上灵活的、适应性的、客观的、科学的行为能够促进学生的创造力发展;其四是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方法或策略对儿童的创造性培养有重要影响。托兰斯指出,教师在课堂上的创造性的教学方法对提高儿童的创造性大有益处[20]。可以看出,教师,特别是有创造性的教师,对儿童的创造性培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应从以下3个方面创设激发创造的教师文化环境,培养创造型教师,为儿童创造性发展提供助益。

第一,应重视教师的主体性。教师只有发挥自身的主体性,才能够真正去探索自己所从事职业的奥秘,自觉地将自己的创造性融入教学当中。另外,相比社会剧场和学校剧场,班级剧场的特殊性在于存在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学生的未完成性也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第二,应转变教师的教育观念。陶行知指出:“创造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解放最大多数人的创造力,并且使最大多数人之创造力发挥到最高峰。”[21]传统的师生关系强调权威与服从,部分教师利用自身在教学中所处的有利位置对学生施行专制管理,师生关系趋于僵化,学生或出于对教师的畏惧或没有机会与老师平等交流,民主这一发挥创造性的有利条件被忽视,学生的发散思维被禁锢,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阻碍了学生创造力的发展。因此,创造性的培养需要教师转变自身教育观念,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建立民主师生关系。

第三,要为创造性教师文化环境的形成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持。教师的创造性发展离不开学校和社会的支持,因此学校和社会要倾听教师的诉求,解决教师在进行创造活动过程中的困难,保证教师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创造。

3.4 引导家庭子剧场:探索益于创造的家庭文化环境

家庭作为一个较小的子剧场,其文化环境从一开始就影响着儿童的发展轨迹。阿伦特(Arendt H)指出,从儿童与生命的关系的角度看来,家庭之于儿童的重要性至今仍然是其他机构无法完全取代的。家庭生活应该成为儿童成长中的温暖的“私人领域”,儿童在家庭中不断积累和学习,不断形塑自身的独特性,为进入“世界”展现自身的“卓越”提供一个桥梁[22],道出了家庭之于儿童的重要性。在儿童创造性的培养上,家庭教育的优势体现在先主性、集中性、亲情参与性及教育与生活的统一性。父母在抚养子女的日常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固定的行为模式和行为倾向,即人们常说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创造性有着直接影响。父母积极教养、营造支持创造力发展的家庭环境,以及提供多方面发展所需资源,能使子女发现自己的兴趣,并能在有潜力的领域中展现其创造力[23]。因而,要对家庭这个子剧场中的成员进行引导,探索益于儿童创造性培养的家庭文化环境。

一方面,应引导家长转变教养观念,因材施教,而非盲目从众。家长在不假思索地将社会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强加于儿童身上的同时,也催化了自身的焦虑。所以家长要反思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中存在的问题;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儿童,激发儿童的创造性;要尊重儿童,将他们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平等地看待,允许他们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情绪,鼓励他们去创新、创造。另外,家长应注重对儿童成长私人领域的保护,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保护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儿童释放天性提供良好的家庭文化环境,鼓励儿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但在激发儿童创造性的过程中也要从儿童的实际出发,切忌因自己的攀比心理揠苗助长,忽略儿童发展的规律性。

另一方面,探索利于创造的家庭文化环境,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社区作为相对固定的区域,可以协助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号召社会志愿者为家庭教育建言献策,为家长提供专业的教育辅导,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帮助家长科学教养;也可以利用闲暇时间组织家庭教育宣传活动,鼓励家长了解孩子的内心感受,尊重孩子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把时间真正还给孩子,还给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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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梁家慧.父母教养方式、认知灵活性与中学生创造力的关系[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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