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人生大事，也是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是文学作品的重要“母题”。古人吟唱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出了饮食男女的心声与追求;为一人而生，为一人而死，梁山伯与祝英台至死不渝的爱情让我们为之哭，也为之笑。当然，我们也曾为“三岁为妇，靡室劳矣”的她愤愤不平，为“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的刘兰芝暗自流泪。婚姻是一本难懂的书，我们分析悲剧的成因，我们渴求美满的幸福，婚姻承载了太多悲欢离合，让人害怕，又令人着迷。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美好的婚姻也有各自的幸福，探究古文中那些美好的婚姻，或许能找到开启幸福之门的钥匙。

《项脊轩志》：美好的婚姻是我走近你，你引领我

提到《项脊轩志》，首先浮现在脑海的一定是园中的那棵枇杷树。那棵象征着归有光与妻子爱情的枇杷树已然亭亭如盖，树的茁壮不断地暗示作者妻子离开他已越来越久了，但是那份爱与思念却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削减，反而随着树的成长变得越发绵长与浓郁。当读者都把目光注视在这棵枇杷树时，有谁注意到了这个名为“项脊轩”的小阁子？这个阁子本是归有光的书屋，因为空间狭小被命名为“项脊轩”。这个小阁子承载了作者太多的回忆，这些回忆关于祖母、母亲与妻子这三个对他最为重要的女人。而妻子和归有光关于阁子的那段对话，却一直以来被枇杷树的树荫“遮盖”了。

“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归有光的妻子从娘家回来，转述给他自己与小妹的对话，“听说姐姐家里有阁子，那么什么是阁子呢？”归有光和妻子感情甚笃，可以记录的二人之事想必也很多，为何选择这件事来写呢？细细品味，可以从中读出归有光对妻子的尊重、疼爱，品出两人婚姻状态的美好。

小妹不知何为阁子，原因大抵不过是家中没有阁子，或家中有阁子而不许她去罢了。阁子乃男子读书写字之处，古代对女子的教育一向尊崇“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是没有学习读书写字的权利的，因此小妹不知阁子是什么，确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而小妹为何有此疑问呢？想必是姐姐向她主动说起了项脊轩。归有光的妻子为何向小妹说起阁子呢？从“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可以探知一二。妻子经常来阁子中看望读书的丈夫，更是不时地向丈夫请教一些古事，有时甚至还坐在小桌子前学起写字。正是因为这不平常的经历才使得姐姐回娘家后向妹妹说起阁子，说起自己学习读书写字的趣事，也因此引发了妹妹的好奇。

妻子像孩子一样跟随归有光学习写字，听他讲述古人古事，这可能源自妻子的求知欲望，但做出与当时女子所受思想教育如此格格不入的举动，应该还有一丝想要走近丈夫的世界、寻找共同话题，以便更好地了解丈夫的期待。而面对妻子的走近，归有光非但没有觉得厌烦，反而耐心地教导妻子，从中可以看出归有光的与众不同，看出他对妻子的尊重，尊重妻子学习的权利，看出他对妻子的疼爱，支持妻子的想法与行动，看出他对妻子的理解，理解妻子想要走近自己的心意。

《浮生六记》：美好的婚姻是兴趣相投，情趣相通

沈复的妻子，陈氏名芸，字淑珍，是舅舅心余先生的女儿。芸与沈复同龄，但大他十个月，沈复便唤她淑姐。沈复在婚姻方面是幸运的，因为他十三岁时便爱慕淑姐，曾对母亲说若要给他选择妻子，非淑珍姐姐不娶，而母亲也喜欢芸的柔和温顺，便缔结了婚约。从此，淑珍姐姐便成了“芸”。沈复为何如此爱慕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芸的才情。

芸身世凄苦，四岁时父亲去世，家中只有母亲和弟弟，家境一贫如洗，全家依靠芸刺绣织染的手艺为生。生活的清苦并没有压垮芸，天生聪颖的她，学说话时便可以背诵大人念给她的长诗《琵琶行》。长大后，有一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从书筐中翻到了《琵琶行》，逐字辨认，竟也识得了文字。后来，竟然还利用刺绣的闲暇，慢慢学会了作诗，写下“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这样的妙句。这令沈复心动不已，他曾要来芸的诗稿阅读，发现大多数是残篇。问芸原因，芸笑着说因为自己没有老师指导，祈愿有个可以做老师的知己来帮助自己推敲成篇。芸祈来了这個知己，那便是她的夫君沈复。

两人成婚后，便过着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幸福生活。沈复十分钟情于芸的才情，芸也崇拜沈复的学识与修养，经常向沈复请教一些文学问题。芸喜好读书，初读《西厢记》令她欣喜，再读又觉笔墨间不免尖利刻薄，便把这种感受诉与沈复;芸评价古文见识高妙，谋篇气势恢宏，各种古文让她不知师法哪一家为好，便又来向沈复请教;“李白与杜甫你更偏爱哪一个”或许是文人们都绕不开的话题，面对沈复的提问，芸坚定自己偏爱李白之诗的潇洒落拓，认为李白的诗宛如藐姑射山上的仙女，有一种落花流水的雅趣，让人心生爱慕。

徜徉在文学的世界中，沈复和芸有说不完的话题，也借此更加了解与珍惜彼此。虽然依旧生活在封建思想的浸淫之下，芸也因一些左右为难的事情失去了公婆的欢心，甚至被公婆批评不守妇道，强令沈复一纸休书断绝夫妻之情。但沈复顶住了外在的压力，为了芸不惜与父母反目，独自一人带着芸离开了家，在芸病重的那段时间悉心照料，更是在芸离世之后永久地思念着她。

芸的婚姻生活虽然没能免除封建时期一般妇人的悲剧，但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录的与芸度过的欢乐时光则令人神往与欣慰。芸已离去，但沈复永远记得自己曾带芸来名为“我取”的临水小轩消暑时，二人一同看着屋檐前面那一株浓密得遮住窗户的老树，芸陪他温课论古，品月评花，他教她古人的射覆酒令助兴的场景。

《孔雀东南飞》：美好的婚姻是生死相随，至死不渝

焦仲卿与刘兰芝本是一对璧人，刘兰芝贤惠勤劳，焦仲卿体贴知足，两人婚后两三年来过着相敬如宾、伉俪情深的幸福生活。但是由于焦母对刘兰芝的不满逐渐加深，焦仲卿竟被母亲逼迫将刘兰芝遣回娘家;而刘兰芝也在父兄的逼迫下另嫁与他人为妇。本约定“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的夫妻二人，在无可奈何下最终选择了后者，刘兰芝投湖自尽，焦仲卿自缢而亡。生时不能结发共枕席，死后黄泉下相伴，化而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二人用生命谱写的坚贞婚姻，令人唏嘘不已。

对于这场婚姻悲剧，后人对焦仲卿多有非议，认为是他的懦弱最终导致了两人的婚姻悲剧：他任凭母亲驱赶刘兰芝，没有勇气和力量保护自己爱的人;他任凭刘兄欺辱刘兰芝，没有胆量和能力带自己爱的人远走。但是焦仲卿生活的时代并不是我们生活的时代，后人用现在的理念和标准来衡量焦仲卿所做的努力，未免是有失偏颇的。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故事发生在汉末建安中，当时儒家伦理纲常已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发展到了相当完备严密的程度，在婚姻制度方面有“七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等规矩。并且汉代主张以孝治天下，选拔人才也是先德行后才学，因此忤逆父母的意愿实为大不孝，是要受天下人唾弃的。

如果非要说仲卿导致了两人的婚姻悲剧的话，那原因不是他的懦弱与不反抗，相反，他的反抗才是真正让焦母下定决心驱赶兰芝的原因。《礼记·本命》中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深知这一点，因此她驱赶刘兰芝的原因便是第一条，“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这一条和其他几条相比是最为主观的一条，顺不顺从父母全凭父母的感受，焦母觉得刘兰芝自由的举止让她生气便是儿子仲卿也无法反驳的。因此，仲卿并没有像兰芝一样对此进行反驳，而是直接对母亲讲出自己的决心，“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希望以此让母亲回心转意。但他的这种做法无疑是把兰芝推向更深的渊底，他的决绝，他对母亲的反抗，让焦母捶床大怒，因为她意识到兰芝的存在已经让自己的儿子也变得不顺从了。仲卿的反抗非但没有阻止焦母的行动，反而激起了焦母的愤怒，而刘兄的逼迫也使得仲卿没有喘息的机会。当他得知兰芝将嫁与他人时，只得以死表明自己对兰芝的爱。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的爱像磐石一般方厚，历经千年不变。为了这份爱，他忤逆母亲，抛弃功名，放弃生命，“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以死明志，殉情的仲卿和兰芝终于迎来了两家的理解与尊重，合葬墓旁，东西左右种植的松柏与梧桐，是他们美好爱情的象征，也是他们坚贞婚姻的明证。

钱钟书曾在《围城》中写道：“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拼命想冲进来，城内的人拼命想冲出去。”虽则被视为至理名言，但在“围城”内的钱先生应该不曾拼命想冲出去，他与杨绛先生的婚姻实乃兴趣相投、情趣相通的典范。三毛曾在《梦里花落知多少》中写道：“我要守住我的家，护住我的丈夫，一个有责任的人，是没有死亡的权利的。”三毛雖则这样说，但在荷西死后，若不是不忍父母的悲痛，已有千百次追随荷西而去念头的她肯定不会为难自己坚持到知天命之年，生死相随、至死不渝，三毛与荷西果真如此。

因此，不论是古文还是现当代作品，婚姻确是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与动力，是文学创作的一大母题。这个书写不尽的话题，让我们源源不断地获得爱的动力与被爱的勇气。

田卓艳，广东省珠海市广东实验中学金湾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