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焱

（南粤企业文化工作室，广东 广州510440）

读《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再看学术界流行的几种《中国文学史》，笔者觉得其中对焦仲卿形象的解读存在很大的误解，遮蔽了焦仲卿的本来面目和个性光芒，有必要纠正这种误读现象。

1 学术界流行的几种《中国文学史》对焦仲卿的评价

游国恩等五位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对焦仲卿的解读是：“他和兰芝不同，所受的封建礼教影响较深，又是个府吏，因此性格比较软弱。但他是非分明，忠于爱情，始终站在兰芝一边，不为母亲的威胁和利诱所动摇，并不顾母亲的孤单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罪名’，终于走上以死殉情的彻底反抗道路：‘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1］199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仲卿的性格比兰芝较少刚气，封建伦理对他的影响比较深，因此在母亲和爱妻的冲突中左右为难，一筹莫展。后来由于幻想的破灭和兰芝的果决鼓动了他，决心冒不孝之名，以生命殉爱情，才摆脱礼教的枷锁，挺直身体站了起来，但是在最后实践之前仍不免一番徘徊瞻顾。诗中写他和兰芝约定‘黄泉下相见’之后回到家里拜别母亲的时候，竟对母亲说出自己死的计划，而且顾念自己死后母亲的孤单。这里很细致地刻画了仲卿性格的懦弱和他思想中始终存在的矛盾。”［2］172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则如此评价：“仲卿的性格虽不如兰芝的刚强，然他始终是忠于爱情、忠于兰芝的。他正表现出小官僚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但他这种软弱的性格，在矛盾斗争地过程中，逐步坚强起来，终于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他的理想。”［3］227综观上述文学史对焦仲卿的评析，其共同点是焦仲卿由于受封建礼教影响较深，性格软弱乃至懦弱，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忠于爱情，在刘兰芝的影响之下，才最终走上以死殉情之路。有些论著虽然有限地肯定了焦仲卿忠于爱情，反抗封建压迫，但还是认为焦仲卿性格不如刘兰芝坚强，如王运熙《乐府诗述论》认为：“仲卿的性格虽不如兰芝坚强，但他跟兰芝一样，是始终忠于爱情的，对封建压迫也是反抗到底的。”［4］265此外，学术界其他学者对焦仲卿的观点，基本上和这几种中国文学史论著差不多。

上述观点能否站得住脚呢？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我们将这些论点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原文进行对照，就可以发现，这显然是对焦仲卿形象的一种误读。

2 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原文看焦仲卿的真实性格

2.1 焦仲卿从一开始就以当时礼制所许可的方式与母亲进行了抗争

诗歌开头，焦仲卿听到刘兰芝诉说焦母对自己不满，自请遣归，便立即上堂向母亲求情：“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5］377焦仲卿说，以自己这样的薄命穷相，能够娶到刘兰芝做妻子，已经是自己莫大的幸运。此生愿与刘兰芝生则同枕，死则同穴。而今夫妇俩在一起只生活了两三年的时间，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他询问母亲，妻子行为没有偏斜礼仪之处，您为何如此不喜欢这个儿媳呢？从焦仲卿这一番话来看，他一方面深感自己位卑福薄，另一方面又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非常满意的妻子。然而，焦母却告诉儿子，她对媳妇刘兰芝不投缘，心怀忿恨已久，这次下定决心要赶走刘兰芝，并许诺为焦仲卿再物色一个倾国倾城的东家贤女做妻子。焦仲卿随即坚定地向母亲表示：“今若遗此妇，终老不复娶！”［5＼〛377这种非刘兰芝不娶的掷地有声的誓言，岂能出自一个性格软弱者之口！结合下文来看，焦仲卿关于非刘兰芝不娶的誓言，绝不是出于一时冲动，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母子顶嘴，而是发自其肺腑之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全诗发展情节过程中，焦仲卿的这两句誓言堪称一锤定音：它不仅为焦仲卿与焦母之间的矛盾定下了不可调和的基调，而且激起刘兰芝产生与焦仲卿生死与共的情感愿望，同时预示了焦刘事件必然向着悲剧方向发展的趋势。作品表明，焦仲卿在故事一开头就已经显露出柔中有刚的性格，尤其在婚姻问题上，他是一个有着真情实感的人，是一个有自己主见的人，更是一个有着原则立场的人。虽然他语带谦卑和柔顺，但在他柔婉的语言中，却表现出一种坚强不屈的意志。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焦仲卿这种外柔内刚的性格逐步显现出来。

2.2 焦仲卿采取曲线留妻的策略，与决心驱媳的焦母展开柔性抗争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焦仲卿同意刘兰芝暂时回娘家，不过，这绝对不是焦仲卿休妻，而只是他的一个缓兵之计。他的计划是，让妻子先回娘家小住几天，等到母亲火气消了以后，自己再把刘兰芝接回焦家来。他对刘兰芝说：“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5］377这是在当时进退两难的情况下，焦仲卿所能采取的既维护母亲威权又不愿失去爱妻的唯一策略。这个策略的可行性究竟有多高，由于它没有实际施行，因此我们不好去做评估。不过从全诗的内容来看，焦仲卿对母亲的冥顽、固执、暴烈可能有所低估，此时他还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反映了他性格的单纯和善良。倒是刘兰芝头脑比焦仲卿清醒，她对焦仲卿说，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侍奉婆婆，“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5］378她收拾自己的箱奁衣被，让焦仲卿作为日后施舍之物：“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会无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5］378刘兰芝认为自己无端被休，焦仲卿肯定要续娶，她自己绝无可能重回焦家，因此与焦仲卿将无缘团聚。她唯一的愿望是，焦仲卿日后能够珍惜这一段夫妻时光，经常回忆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尽管刘兰芝向焦仲卿做出最后的诀别，但焦仲卿丝毫没有放弃自己重新接回刘兰芝的希望，他在路口与刘兰芝分别时说：“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5］378这是焦仲卿第二次发誓，而且这一次是他对着皇天发誓。刘兰芝看到丈夫对自己如此真情，便同意了焦仲卿的策略。

2.3 以死殉情的决策是焦仲卿先提出来的

焦仲卿得知刘兰芝再嫁的消息后，不啻如雷轰顶，失去了心爱的女人，他感到生命不再有任何意义。于是他立即请假回来约见刘兰芝，对刘兰芝说了如下一段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5］380对这段话，以前论者更多地强调焦仲卿对刘兰芝的误解，却忽视了其中蕴含着一个重要信息：焦仲卿此时已经毅然决定独自以死殉情。正是在焦仲卿这种生死不渝的爱情感召之下，刘兰芝才义无反顾地与焦仲卿约定共赴黄泉，由此焦刘夫妻二人共同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吾独向黄泉”这样柔情铁骨的话，岂是一个性格软弱者所能说出来的？

3 焦仲卿在《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主导地位

纵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首叙事诗，其第一主人公是刘兰芝，历来的评论也都是聚焦于刘兰芝身上，而仅把焦仲卿作为刘兰芝的陪衬。其实，焦、刘二人的感情互动，是以焦仲卿为主导，刘兰芝则随着焦仲卿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然这与中国封建社会女子低下的社会地位有关。刘兰芝的心理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她痛感焦母无理指责，觉得在焦家无法生存下去，因此主动要求遣归。如果不是焦仲卿两次提出接她回来的方案，那么焦、刘二人就会分道扬镳，各自另寻配偶，那么这个故事就会有另一种结局。第二阶段，焦仲卿执著地坚持非刘兰芝不娶，这使刘兰芝深为感动，也使她对重回焦家燃起了希望，她热切地盼望焦仲卿早一点来接自己，并亲口对焦仲卿说下“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5］378的坚定誓言。在这种心理支持下，她义无反顾地拒绝了县令公子的求婚，一心等待着焦仲卿的到来。后来太守又派人前来说媒，刘兰芝再次坚决地予以拒绝。可是势利的刘兄逼嫁，发出“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5］379的威胁，刘兄的潜台词是，如果不嫁给太守之子，那么刘兰芝就休想再在娘家呆下去。被婆家赶出家门，娘家又不能长住，这就意味着刘兰芝失去了庇身之所。慑于兄长的淫威，刘兰芝违心地答应了太守家的求婚。此时此刻，刘兰芝是不是已经打定主意，决心以死抗婚呢？让我们来看诗中刘母催促刘兰芝作嫁衣之后的描写：“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日欲暝，愁思出门啼。”［5］379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到，虽然刘兰芝违心地赶做嫁衣，内心确实心如刀绞，柔肠寸断，但从作品中我们还看不到刘兰芝以死抗婚的决心。第三阶段，在焦仲卿说出“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5］380之后，她才提出“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5］380的死亡之约。作品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焦仲卿的心理始终如一，而刘兰芝的心理则是变化发展的，从主动请求被遣，发展到渴望破镜重圆，最后决定共赴黄泉。推动刘兰芝心理变化的唯一原因，就是焦仲卿对爱妻坚贞不渝的态度。试想，如果焦仲卿对刘兰芝感情不深，那么刘兰芝有必要为他守节、为他殉情吗？没有焦仲卿的生死不渝，就不会有刘兰芝“举身赴清池”的壮举。

历来论者认为焦仲卿个性软弱，主要证据是诗中他与焦母的两次对话，这些话都显得非常谦卑，似乎缺少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其实这些证据都不足成为论者贬抑焦仲卿的理由。第一次是焦仲卿向焦母求情，诗中确有“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5］377、“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5］377这一类语气谦卑的句子。汉代是一个讲礼教、重孝道的社会，皇家强调以孝治天下，汉朝皇帝谥号前都要加上一个“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等等。作为一个受过礼教严格熏陶的府小吏，他不可能用激烈的态度对待母亲，他的抗争只能是柔性的。《礼记·内则》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6］839从这条礼文可见，焦母赶走儿媳，是封建礼教赋予她的特权，儿子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母亲的意志。因此焦仲卿对待母亲的谦恭与柔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既符合历史的真实，也符合艺术的真实。至于焦仲卿第二次与母亲告别，则完全是出于儿子对母亲的复杂感情。焦仲卿对母亲说：“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5］380此刻焦仲卿对母亲是爱恨交并：一方面，他恨专制蛮横的母亲活活拆散了他们幸福的婚姻，他的“不良计”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母亲而言的；另一方面，焦母即使再坏，也是他的妈呀，母子连心，儿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他能不为日后母亲的孤单、寂寞以及养老等问题而担心吗？他在毅然赴死的同时，对母亲表示留恋与祝福，这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焦仲卿！尽管焦仲卿对母亲谦卑柔顺，尽管他在临死之前表现了对母亲的眷恋，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对母亲谦恭而屈从焦母驱赶刘兰芝的意志，并没有因为眷恋焦母而动摇以死殉情的决心。焦仲卿的文化教育经历以及他的府小吏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的性格要比刘兰芝更为丰富而复杂，他对残酷的现实确实不及刘兰芝认识得深刻，他的曲线留妻的策略其实是他个人的幻想，尽管如此，这些都不影响他内在的刚强，我们应该透过他的谦恭看到他的铁骨，透过他的眷恋看到他的决绝。

4 结 语

焦仲卿与刘兰芝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该题目亦称《孔雀东南飞》）所塑造的两个光辉艺术形象，有其夫必有其妻，有其妻必有其夫，他们二人是珠联璧合、相映生辉。如果焦仲卿真的是性格软弱，那么就绝不会去以死殉情，也不会有“孔雀东南飞”的悲壮故事了。因此，扬刘贬焦，显然是不适合的，是对焦仲卿形象的误读，应该予以纠正。

［1］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5］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 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