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王军

碑刻因其保存的长久性和内容的直接性而成为研究历史的一类重要资料。钱大昕在《关中金石记序》中说：“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抄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宝也。”［1］414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众多佛塔、寺院、石窟等遗存表明佛教曾在此区域内广泛传播，留下的佛教碑刻成为研究宁夏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目前，《陇右金石录》［2］、《宁夏历代碑刻集》［3］、《中宁碑录》［4］、《固原历代碑刻选编》［5］等收录了有关宁夏的佛教碑刻，但因碑刻资料的分散性特点，一些佛教碑刻未被收录，而且还有一些碑体亡佚、碑记却保存的佛教碑未被关注。笔者拟对宁夏佛教碑刻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和考证，以期从佛教碑刻窥探宁夏佛教历史，不周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宁夏佛教碑刻整理与研究

（一）佛教碑刻辑录

对宁夏佛教碑刻的辑录主要体现在碑刻集、明清及民国地方志、当代地方志和文物志等著述中。通常情况下，碑立于地面之上，故通过考古发掘所得之碑较少，主要是隆德县出土的《德顺州广济禅寺塔下安藏功德记》碑。

1.碑刻类著作

张维所著《陇右金石录》收录了西北地区诸多碑刻，其中涉及宁夏的11 通佛教碑（不包括中卫《石空寺造相》）：《承天寺碑》、《葬舍利碣》、《景云寺敕碑》、《固原圆光禅林敕赐碑》、《圆光寺藏经敕碑》、《创修菩萨院碑》、《大佛寺碑》、《牛首寺碑》、《重建安庆寺碑》、《重建安庆寺永寿塔碑》、《石空寺碑》等。《陇右金石录》抄录了宁夏方志所载的《承天寺碑》、《葬舍利碣铭》（《陇右金石录》目录作《葬舍利碣》）、《牛首寺碑》、《重建安庆寺碑》等碑文，认为《葬舍利碣铭》与《承天寺碑》是两通碑，“此与承天碑本为二石，《宁志》连叙，似成一刻，实则时异事异”［2］16087。考证出《重建安庆寺永寿塔碑》撰文者是庆端王，简要介绍了其他几通碑刻的情况。

《陇右金石录》所录的《承天寺碑》，就是《正统宁夏志》所载、后之几部宁夏志因袭抄录的《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葬舍利碣铭》即《正统宁夏志》所录、后之方志因袭的《大夏国葬舍利碣铭》，张氏在其著的目录中则又说此碑与《承天寺碑》“同石”，“《葬舍利碣》，宋庆元二年、西夏天庆三年，在宁夏，与承天寺碑同石”［2］15993。目录中的注释与正文中的考释所出现的抵牾，正好表现了张氏对两通碑关系的考证还存有的犹豫。张氏在“《葬舍利碣铭》”条中说：“《葬舍利碣铭》，在宁夏承天寺，今佚。……《新通志稿》：《宁夏府志》考承天寺立于宋皇祐二年，此碑立于庆元二年，既非一时一事，且铭词有二，或当时固有二碑，或为一碑双泐，相距数十年，固无足怪。惜未得履此寺遗址而一搜访耳。”《承天寺碑》与《葬舍利碣》是“同石”还是“二石”，笔者在后文将继续论述。

《固原圆光禅林敕赐碑》就是今存固原须弥山的《敕赐禅林碑》，张维以碑记中的“右劄付圆光寺住持僧绰吉汪速。准此。正统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对同都吏俞亨”，将《敕赐禅林碑》的年代定为正统八年（1443）。《景云寺敕碑》，张维注释：“《景云寺赐额敕》，在固原须弥山，今佚。《固原州志》：宋景云寺敕碑在须弥山，崇宁五年九月敕赐名为景云寺，见明碑。”［2］16051所谓“明碑”即成化四年所立《敕赐禅林碑》，其中载：“礼部为□□寺额事□礼科□出陕西平凉府□□□□□云寺□□，照得本寺原有石碑，系崇宁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崇宁”是北宋徽宗赵佶的年号，但只到崇宁五年（1106），故张氏在《陇右金石录》中列《景云寺敕碑》，正文又以《景云寺赐额敕》名之。《圆光寺藏经敕碑》为今存固原须弥山的《敕命之宝碑》。

《创修菩萨院碑》在固原须弥山，张氏说此碑已佚，所依据来源为《宣统固原州志》。《大佛寺碑》在海原县城西门外的大佛寺，“万历六年署承奉学赵臣立。字迹模糊”。

《石空寺碑》即万历二年（1574）所立之石空寺碑，《陇右金石录》标注其当时尚存，但此碑现已佚失，碑文保存在中宁县地方志办公室1987年编印的《中宁县志资料》中，《中宁碑录》又抄自《中宁县志资料》。

《宁夏历代碑刻集》所录和佛教相关的碑有（不包括《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安藏功德记》（阳面）、《敕命之宝碑》、《圆光碑记》、《敕赐圆光禅寺碑记》、《敕赐禅林碑》、《重修圆光寺大佛楼记》（阳面）、《石佛寺碑记》、《重修吉祥寺碑记》、《宁夏河东兴武营新建西山寺题名西方境碑记》、《广济茶庵碑记》、《寿福碑记》、《福宁藏经碑》、《重建镇河塔碑记》、《重修香烟寺碑记》、《重修香岩寺碑记》、《武当山建立狮子碑记》、《万佛阁碑记》、《广慧塔碑》、《重建牛首山极乐寺募化碑记》。其中，《敕命之宝碑》与《敕赐禅林碑》是同一通碑的阳面和阴面、《敕赐圆光禅寺记》（或称《敕赐圆光》）与《圆光碑记》也是同一通碑的阳面和阴面。所以，《宁夏历代碑刻集》收录宁夏佛教碑17 通。由于碑文漫漶所致，《宁夏历代碑刻集》将《圆光碑记》的年代定为“明正统十年（1445）”［3］56，谢继胜则定为成化四年（1468）［6］。《宁夏历代碑刻集》在目录和正文中将《重建镇河塔碑记》误录为“《重建镇河桥碑记》”。《重建镇河塔碑记》碑在灵武市镇河塔寺内，碑文部分漫漶不清，原碑是一通合体碑，碑阳刻康熙六十一年（1722）《重建镇河塔碑记》，碑阴刻光绪二十五年（1899）《东塔寺新建下殿碑记》。也就是说，康熙六十一年（1722）镇河塔寺立《重建镇河塔碑记》，光绪二十五年（1899）镇河塔寺的下殿完工，信众就地取材，在《重建镇河塔碑记》碑阴面刻《东塔寺新建下殿碑记》。2013年，镇河塔寺管委会又复刻一通碑，立于原碑旁，正面复刻《重建镇河塔碑记》，背面复刻《东塔寺新建下殿碑记》，遗憾的是，两篇复刻碑记只转录原碑记的主要内容而省略了一些立碑参与者等信息。

《中宁碑录》收录了《重修吉祥寺碑记》、《重修万佛阁吉祥寺碑记》、《重修滴水寺碑记》、《重建三圣寺碑记》、《重建地涌塔题名碑记》、《地涌塔独懒老人藏真铭碑记》、《重修牛首山正顶说法台并制藏经碑记》、《牛首寺碑记》、《重修牛首寺碑记》、《重建牛首山极乐寺募化碑记》、《鸣沙州重修安庆寺碑记》、《庆府重建鸣沙州安庆寺永寿塔碑记》、《石空寺万历碑记》、《重修塔儿寺碑记》等14通古碑碑记。《中宁碑录》收录了一些碑体已佚、今人根据明清地方志所载而复刻的佛教碑，又转录了《中宁县志资料》所抄录的一些碑文（碑体已佚）。

《固原历代碑刻选编》收录了《德顺州广济禅师塔下安藏功德记》（阳面）、《敕命之宝碑》、《敕赐禅林碑》、《敕赐圆光碑》、《圆光碑记》、《重修圆光寺大佛楼记》（阳面）、《石佛寺碑》、《万佛阁碑记》等共6通碑的拓片或照片（《敕命之宝碑》与《敕赐禅林碑》为同一通碑的两面碑记，《敕赐圆光碑》与《圆光碑记》为同一通碑的两面碑记）。可以看出，《固原历代碑刻选编》与《宁夏历代碑刻集》在碑的命名上有些许差异，后文将谈到这种现象。

2.明清及民国地方志

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收录当地的碑记。《宁夏志·艺文》（《正统宁夏志》）收录了《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和《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两篇碑记，并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考证［7］47-48。此后，明清宁夏方志抄录《正统宁夏志》中的这两篇碑记，但有所差别。《嘉靖宁夏志》将两碑记列入“寺观·承天寺”条下，删除了《正统宁夏志》中关于《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碑阴内容的记载［8］153-154。这种排列方式就会使人误以为两篇碑记在同一石上。《万历朔方新志·词瀚》给《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前加文“谏议大夫 羊 承天寺碑记”［9］315，实则是将《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的撰文者移到《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碑记前，其目的可能是要标注《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的撰文者，但其又造成文献识别上的混乱。《万历朔方新志》保存了《正统宁夏志》中关于《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碑阴的内容。《乾隆宁夏府志·艺文》沿袭了《万历朔方新志》的内容，标注《承天寺碑记》即《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的撰文者是“承天寺碑记 宋羊□”，将《大夏国葬舍利碣铭》改为《又葬舍利碣铭》［10］689。《民国朔方道志》又沿袭《乾隆宁夏府志》中的内容［11］1175。《乾隆宁夏府志》和《民国朔方道志》都未收录记述《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碑阴内容的文字。

《万历朔方新志·词瀚》录有管律所撰的《牛首寺碑记》［9］321，《乾隆宁夏府志·艺文志二·记》［10］709-711、《民国朔方道志·艺文志二·记序》［11］1197-1199因袭之。管律在《牛首寺碑记》中说：“今自嘉靖乙未春迄丙申冬，历二期，拓隘补颓，直倾起坠……已乎乃砻石，欲图永尔，于是征记于芸庄管子。”［9］321因此，管律撰文时间当为嘉靖十五年（1536）冬，牛首寺竣工时或其后不久。张维在《陇右金石录》中断为“嘉靖十五年给事中管律文”。

《康熙新修朔方广武志》［12］505-510载有李蕡所撰《重修牛首寺碑记》、杨寿所撰《重修西夏牛首山寺佛阁记》、俞益谟所撰《重修牛首山正顶说法台并制藏经碑记》［13］493-495。这三篇碑记中都未直接说明撰写时间，但可依据其中内容进行推定。《重修牛首寺碑记》载：“（牛首寺）惟自嘉靖乙未春迄丙申冬，历二期，重修一次，乐施者李继荣等其人也。山形之胜界，殿宇之森列，管先生匪不备记，似不复赘。”嘉靖十四年（1535）春到嘉靖十五年（1536）冬，牛首寺进行了一次大的重修，竣工后，管律撰文以记。嘉靖四十年（1561），地震损毁了牛首寺内的建筑，“嘉靖辛酉夏，地震起自西南，牛首一带寺宇倾颓，佛像损坏，此山寺之一大劫数也”。震后，牛首寺住持用达斑丹竹募化重修。到牛首寺住持明润邀请李蕡撰写碑记时，已经过了三十年，“迩者，本寺住持明润忧其重修之功，今已三十祀而不记碑”。从嘉靖四十年（1561）起，历三十年后，即为万历十九年（1591），所以，李蕡撰写《重修牛首寺碑记》的时间大约在万历十九年（1591）或其后。

今人在点校《康熙新修朔方广武志》时，根据该志目录以及甘肃省图书馆所藏手抄本内容，确定《重修牛首山寺佛阁记》的作者是杨寿，碑记中的“广武游击戎石公”疑为广武游击石栋［12］507。杨寿，生卒年不详，宁夏前卫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中举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中进士，授户部主事。石栋，《康熙新修朔方朔方广武志·宦迹志·游击》载其为宁夏镇人，万历四十年（1612）任广武营游击，万历四十三年由吴自勉接任。如此，杨寿撰写《重修西夏牛首山寺佛阁记》的时间应该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中举之后，因为乞文者一般喜欢选择有功名者。

俞益谟在《重修牛首山正顶说法台并制藏经碑记》载其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归省并游览牛首山寺：“庚辰秋杪，余以先大夫茔域故乞疏归省，酬应仆仆，弗胜其扰。偶瞩牛首山巅，仅隔黄河，童时数数登览，今不见者三十余年。扣舷而度，见所谓百塔者，依稀如昔，至岩壑迁变，寺址废存，茫然不可复识矣。数憩及巅，斧斤剥啄声与山谷相振响，就视，则大殿甫在葺新。”［12］509俞益谟赞赏牛首山寺僧人含朴、印台修寺执着精神而与之交往，“余提督楚军，僧复以成功备藏闻，且并请记勒石，以昭来兹”［12］509。俞益谟任湖光提督的时间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春正月）丁卯，以俞益谟为湖广提督”［14］261。所以，俞益谟撰写《重修牛首山正顶说法台并制藏经碑记》的时间大致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或其后不久。

《乾隆宁夏府志·补遗》录有康熙五十一年（1712）总督赵弘夑所撰《重修宁夏卫海宝塔碑记》［10］785-786，《民国朔方道志·艺文志三·记序》［11］1259-1262因之。《乾隆宁夏府志》因避乾隆弘历之讳而作“赵宏夑”，《民国朔方道志》因之而未改。

《嘉庆灵州志迹》载有《灵州移建太平寺碑》［15］180-181，作者杨芳灿，但碑记中没有具体时间。乾隆五十二年（1787）至嘉庆三年（1798），杨芳灿任灵州知州，《灵州移建太平寺碑》应是杨芳灿灵州知州任上所撰。太平寺是灵州城附近一处规模较大的寺院，因地基卑湿而移址重建，工程浩大，“鸠工庀材，凝土度木，去故址三百余步，筑平台二十余丈”。奇诡的是，《嘉庆灵州志迹》中的“坛庙”则无“太平寺”的内容，是太平寺名称发生了变化还是其他原因所致？还待进一步考证。

《光绪宁灵厅志草》［16］272-273录有《重建米谷寺碑记》（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和《重修米谷寺碑记》（隆庆元年，公元1567 年，庆王府左长史胡光撰）两篇碑记。

《民国朔方道志》录有《重修宁夏武当山寿佛寺募序》［11］602-603，标明作者为“郡人李清和”，但没有具体撰写时间。《北武当庙寿佛寺》以“文中‘沧桑’之叹，指民国初建，‘黍离兴怀’，指清朝灭亡”，认为此碑记撰写时间是“1931年以后”［17］61。《民国朔方道志》于民国十六年（1927）由天津华泰印书馆铅印发行，故《北武当庙寿佛寺》一书的推断有误。事实上，《重修宁夏武当山寿佛寺募序》中就已经表达了相关信息：“（同治）癸亥冬……厥后乱平，僧徒来归……经营补葺，阅二十余年。伏望乐善仁人、虔心君子，分兹鹤俸，以福为田，助以蝇头，因心诚果。”［11］603从癸亥即同治二年（1863）年算起，二十年后即为光绪九年（1883），所以，《重修宁夏武当山寿佛寺募序》撰写时间应为光绪九年（1883），最迟也在民国十六年（1927）之前。

《民国固原县志·艺文志》收录了《重修彭阳城兴善寺碑记》，并在《艺文志》部分又列“附残缺碑文及石器”条，介绍了《敕赐圆光禅林碑》、《须弥圆光寺石壁横碑》（《敕命之宝碑》）、《创建菩萨禅院》等残碑的内容。

3.当代地方志和文物志

当代宁夏各县编修的地方志、文物志亦介绍或收录当地的佛教碑刻。《同心县志》录有《钦赐康济碑记》、《重修敕赐康济禅寺浮图碑记》、《善士碑记》（《广济茶庵碑记》）、《净慈寺重修碑记》等。［18］634-645《钦赐康济碑记》因漫漶而难识其作者；碑记所载“余年考自洪武辛巳受封西夏，恒以韦州□美地□”，当指庆靖王朱㮵受封韦州之事；“年考”，笔者疑为是“先考”之误（似为排印所误），因为后文中又两次出现“先考”，“永乐壬寅，先考自其而遂指（捐）财，命工兴盖”，“先考韦兴自此传”。由此可知此，撰碑者为庆靖王之子，可能是庆康王朱秩煃。

《盐池县志》收录了《宁夏河东兴武营新建西山寺题名西方境界碑记》和《灵应寺碑记》［19］417-418。《隆德县志》录有《德顺州广济禅寺塔下安藏功德记》［20］570-571。《中宁县志》录有《鸣沙州重修安庆寺碑记》、《庆府重建鸣沙州安庆寺永寿塔碑记》、《重修牛首山正顶说法台并制藏经碑记》等碑记［21］576-577。

《彭阳县文物志》录有明代亭阁式石刻墓塔铭、《重修玄帝宫兴隆寺碑记》、《重修彭阳城西山兴善寺碑记》［22］80，135-138。《原州区文物志》录有昆峰寺石窟门石柱上所刻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的《重修莲花山昆峰寺碑记》、兴龙寺石窟第三洞窟所刻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重修石峰台兴龙寺碑记》［23］230-231。《隆德县文物志》录有《德顺州广济禅寺塔下安藏功德记》［24］87-89。

（二）碑记考释

1.《德顺州广济禅寺塔下安藏功德记》

《功德安藏记碑与德顺军故址》［25］介绍了隆德县小南门临泉村发现《德顺州广济禅寺塔下安藏功德记》的基本情况，并抄录了碑阳、碑阴两面碑文，但所抄录的碑文尤其是碑阴文字舛误较多，论文题目中对碑记名称的指称亦有误。《我国内蒙古及宁夏、甘肃等地金代石刻辑校》［26］依据《宁夏历代碑刻集》中《德顺州广济禅寺塔下安藏功德记》拓片，对录文中的四个字进行了校补：“窣堵坡”之“窣”、“大檀那”之“那”、“无漏证果”之“证”、“始末”之“末”。但碑记中的“大檀那”之“那”用的是其异体字“郍”，论文末指明《隆德县三通古碑考释》［27］依据隆德县文物管理所提供的高清图片，重新抄录和标点了此碑阴、阳两面碑文，特别是完整地抄录了碑阴文字，录文时照录碑记中的异体字，并对相关地名、人物、广济禅寺的规模等内容进行了考述。

2.《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和《大夏国葬舍利碣铭》

《〈嘉靖宁夏新志〉中的两篇西夏佚文》［28］对《嘉靖宁夏新志》所录《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和《大夏国葬舍利碣铭》进行了考证，认为将“舍利轨”改为“舍利碑”，名称为《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碑》，其中的“天祐纪历，岁在摄提”指的是西夏毅宗天祐垂圣元年（1050）；承天寺的营建是在西夏毅宗李谅祚母亲没藏氏的主持下，于1050 年动工，1055年建成。牛达生考证出《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中的“大夏天庆三年”应为西夏景宗“大庆三年”，即1038 年。牛达生认可张维在《陇右金石录》中关于此两通碑的论断，而非同一通碑的阴阳两面；《大夏国葬舍利碣铭》所载的“连云之塔”非承天寺塔。牛达生又撰《再谈〈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的撰写时间》［29］，重申《大夏国葬舍利碣铭》所载内容与史实相符，碑记中的“天庆三年”为元昊“大庆三年”之误。

《承天寺西夏断（残）碑新证》［30］又对《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进行了考证和注解，认可牛达生关于此碑命名的观点，认为应以“碑”或“碣”称之，不宜称为“轨”，宜称为“西夏残（断）碑”；有关《正统宁夏志》、《嘉靖宁夏新志》所录碑记中的首句即“西夏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埋佛顶骨舍利轨”不符合西夏人的自称用语，为后人所加；碑记中的宋朝纪年“绍圣”是西夏“福圣”纪年之误，从而亦推断出1050 年承天寺开工营建，1055年竣工。

笔者以为，《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和《大夏国葬舍利碣铭》是两通碑而非一通碑的阴阳两面。《正统宁夏志》抄录《大夏国葬舍利碣铭》后，在考证性文字之后又缀文：“碑阴刻曰：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平章事监葬舍利臣刘仁勖、都大勾当修塔司同监葬舍利讲经论沙门事臣定惠。”这是对此碑阴面所刻文字内容的介绍。《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文末是注释性的小字：“铭剥落不辨”，说明当时碑记中的铭文部分已经无法识别，只此描述。碑记中的铭文内容一般在碑的正面。也就是说，《正统宁夏志》抄录的是《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的正面碑文，这也与《正统宁夏志》中所载在承天寺“草间得一断碑”的情形相印证。而且，《正统宁夏志》完整抄录了《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的铭文内容。所以，《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与《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的内容也不符合同一通碑阴阳两面碑记之书写习惯，即使一通阴阳两面合体的碑，也很少在阴面和阳面的碑记中都有铭文内容。在以往的研究中，对“舍利轨”中的“轨”解释不清，事实上，其是佛教用语。《说文解字》释：“轨，车辙也，从车九声音。”［31］304因有“车辙”意，故其有“法则”、“法度”之引申义。在佛教中经常是“仪轨”连用，以示仪式的规范或规则。据《佛光大词典》的解释：“仪轨，梵语kalpa sūtra。原指密部本经所说诸佛、菩萨、天部等，于秘密坛场之密印、供养、三昧耶、曼陀罗、念诵等一切仪式轨则，后转为记述仪式轨则之经典的通称，全称秘密瑜伽观行仪轨、念诵仪轨、秘密仪轨、三摩地仪轨。或称修行法、念诵法、供养法、三摩地法、密轨。”［32］5958如果从安藏舍利的仪式来考察，《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就是记载安藏、供养佛顶骨舍利仪轨的疏文，所以，其名不宜改成“碑”或“碣”之类。《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之名可能就是当时的名称，至少是《正统宁夏志》编纂者根据实际情况所命名的，如果今人又命其为《承天寺碑》，则易造成碑刻指称上的混乱。

3.《延釐寺碑》

元安西王阿难答在“六盘兴隆池园”修建了延釐寺，以志纪念元世祖忽必烈和顺圣皇后。曾任过安西王府文学一职的姚燧在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任上受安西王之教命，为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完工的延釐寺撰写了《延釐寺碑》，历述延釐寺修建经过、寺院规模、碑记撰写原委等状。延釐寺的确切位置已难以考订，可推测其应该在今固原市原州区开城安西王府遗址附近。《延釐寺碑》碑体已亡佚，但碑记保存在姚燧的《牧庵集》中，是研究元代宁夏南部地区佛教历史的重要资料。《开城安西王府——史迹·史识·史册》［33］261-262对《牧庵集》、《元文类》、《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所录《延釐寺碑》进行了标点，并对不同文献中的相异文字进行了标注。

4.须弥山佛教碑

5.中卫香山香岩寺佛教碑

《宁夏历代碑刻集》［3］中收录了《重修香烟寺碑记》、《香岩寺重修碑记》拓片，抄录了碑记；《千年古刹香岩寺》［35］除了收录这两篇碑记外，还收录了《重修香山香岩禅寺碑记》和《重修香岩寺募化疏引》。《中卫市香岩寺碑刻考述》在已有碑记抄录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重新标点了这四篇碑记，对中卫香山、香岩寺的得名、香岩寺的创建年代、香岩寺称谓变化、相关人物等作了考辨，尤其是对《重修香岩寺募化疏引》中所述的一些事实作了辨正，梳理出清代至民国时期中卫香岩寺修建、重建的大事件［36］。

6.北武当山寿佛寺佛教碑

《北武当庙寿佛寺》［17］抄录、注释和翻译了《新建北武当庙碑》、《创建北武当碑》、《武当山配殿落成碑》、《武当山建立狮子碑记》、《灵官殿前廊木牌》、《重修宁夏武当山寿佛寺募序》等碑记，并对北武当庙寿佛寺历史、僧人、殿阁等进行了细致地考证。《灵官殿前廊木牌》是灵官殿（今作“灵光殿”）卷棚一侧的一块木牌，立于嘉庆十六年（1811），主要记载灵官殿卷棚修建之原委始末。这块木牌与石质碑刻有别，既为取材方便，又起了装饰作用，但其内容是以碑记的形式书写，是研究寿佛寺历史的重要资料，故本文将其以碑记待之。

7.宁夏佛教碑刻介绍

《明清宁夏碑刻文献研究》［37］介绍了明清两代宁夏的一些佛教碑。《明前宁夏碑刻文献研究》［38］对明代以前有关宁夏佛教碑刻作了介绍和分析，但将《西夏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敦煌莫高窟六体文字真言碑》列入明以前宁夏佛教碑刻则欠妥，虽然此两通碑与西夏密切相关，但应以碑刻的属地性划分为宜；其又将《讲经碑记》误列入佛教碑。《讲经碑记》是道教碑，其记载北宋宣和四年（1112）德顺军神霄宫道纪堂道士李新茂讲演宋徽宗赵佶注解的《度人经》一事，反映的是宋徽宗崇道、道教神霄派流传的情况，与佛教无关，又因无碑额，根据内容称为《讲经记》碑为宜［27］。

二、宁夏佛教碑刻概况

（一）宁夏佛教碑初步统计

宁夏佛教碑刻资料可以分几种情况：碑记存于文集或地方志书而碑体亡佚，碑名存录于有关文献而碑体碑记亡佚，碑体或残缺，碑记或漫漶不清，碑体碑记皆保存完整。笔者根据已有整理成果并结合实地调查，按照碑从北向南的地域分布，对今宁夏行政区划内的佛教碑进行初步统计（“同石”的两篇碑记并列）。

宁夏佛教碑刻一览表①

续表

上述所列是那些碑名或碑记内容清晰的碑，未收录碑名或碑记名残缺者。如彭阳县明代亭阁式石刻墓塔虽有文字，可以推测其为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但因残缺较多而无法再作深入分析。碑体亡佚而文存者，如今人命名的《华严寺建塔残碑记》和《重修西方境界碑记》［39］226-227等未列入上表中。《重修云青寺工成碑记》⑦残缺较多，时间难以确定，故而亦未列入上表中。

（二）宁夏佛教碑特点

1.宁夏佛教碑刻的分布

西达里亚项目组成立后，组织架构从“管理区-办公室-岗位”三级管理变成“项目经理-岗位”两级业务指导，减少巡检车1辆、专业服务人员9人，年降低费用104万元。

从地域分布来看，宁夏佛教碑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点，“大分散”指其分布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各市县；“小集中”指其主要集中在几处有名的佛教寺院，如北武当庙寿佛寺、银川海宝寺、牛首山寺庙群、香山香岩寺、须弥山圆光寺等。“大分散”反映了历史上佛教在宁夏地区传播的广泛性，“小集中”则反映了宁夏局部地区佛教发展的兴盛程度。

从时间分布来看，宁夏佛教碑以明清时期的碑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宁夏佛教发展的历史特点。目前，宁夏地区还未见到西夏之前的佛教碑。唐天复年间（901—903）王儋为灵武龙兴寺僧人辩才撰碑记［40］388。后唐同光年间（923—925）薛昭为灵武龙兴寺僧人增忍的弟子无辙撰写碑记［40］668，又为灵武广福寺僧人无迹撰写碑记［40］753。北宋建隆年间（960—962）郭忠恕为灵武永福寺僧人释道舟撰写碑记［40］597。可惜这些碑及碑记都佚失了。西夏佛教碑亦较少，仅有《正统宁夏志》中保留下的两篇碑记。明清时期，勒石立碑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宁夏地区塔寺的修建（重修）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信众将塔寺的修建作为一种功德而付诸实践，勒石志记以示功德。

2.宁夏佛教碑类型

“古代石刻，曰刻石，曰碑碣，曰墓志，曰塔铭，曰浮图，曰经幢，曰造像，曰石阙，曰摩崖，曰买地莂，凡一十种。”［41］171从其分类可看出，佛教类石刻就占了相当比例。就上表所列宁夏佛教碑，就有寺院碑、塔铭、藏经碑、赐敕碑等不同类型。

“石刻之文，完全借石以传文，不似器文之因文以见器也。”［42］65从材质来看，碑刻当然是以石质为主，宁夏佛教碑刻依然如是，但存在一些非石质碑刻，如《灵官殿前廊木牌》就是以木为碑，其原因前文已揭。又有非独立成石的碑，如《重修莲花山昆峰寺碑记》就刻于洞窟门口的两根石柱上［23］230-231，虽曰“碑记”，但不独立成碑，因方便取材所致。

3.宁夏佛教碑记文字类型

因西夏时期的宁夏佛教碑发现较少，还未见用西夏文书写的佛教碑，故目前所见宁夏佛教碑都用汉字书写。明朝时期，藏传佛教在宁夏地区还有一定的发展，但和“番僧”有关的须弥山圆光寺几通碑都用汉文书写，只是《敕赐禅林碑》（与《敕命之宝》合体）碑首用兰扎体梵文六字真言作以装饰［6］。

三、结语

佛教碑是研究佛教历史文化的一类重要资料，但因各种因素所致，碑记中普遍存在着夸大、溢美之词，故在运用时需谨慎并详加考辨。目前，有关宁夏的碑刻文献整理著述多涉及佛教碑，在拓片的制作和碑记抄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遗憾的是，对碑阴内容却关注不够，有些著述甚至省略了碑阴文字。碑阴文字多记述捐资者姓名或捐资数额等内容，但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众的参与程度及相关人物的身份信息等。在一些碑的命名上，不同著述还存在差异。一般情况下，碑额、碑记明晰者，在碑的命名时应该遵从碑记中的文字，如确因碑残而无法辨识所致，可根据其内容或发现地来指称。

碑是重要的文物资料，但一些碑还得不到有效保护，或保护不当，如《重建镇河塔碑记》被用玻璃罩起来，这种方式反而不利于碑体的保护。北武当庙寿佛寺内的三通碑，碑体保存较完整，但碑记因风化侵蚀而几乎脱落殆尽，有关北武当庙寿佛寺的资料只能依据早年所抄录的碑记，即使有误，也无法进行对勘。所以，宁夏佛教碑的保护工作还需加强和完善。

注释：

①数据来源：明至民国宁夏地方志、当代宁夏地方志、《宁夏历代碑刻集》、《固原历代碑刻选编》、《中宁碑录》、《千年古刹香岩寺》、《北武当庙寿佛寺》、《宁夏文物普查资料汇编》（1986年）、《牧庵集》等。

②《建立马鞍山甘露庵碑记》现存灵武市马鞍山甘露寺中，碑体保存比较完整，但碑记已经漫漶不清，只能识别一小部分碑文。

③《百石豆子和尚塔碑》残碑镶嵌在1993年所立《重建百石豆子大和尚碑塔》碑中，因原碑残缺，不知碑名，马廷贤、杨文举《灵武县佛门弟子录》称其为《先耂了近庵李公法和尚塔》，参见《灵武县文史资料》第3辑，1992年。

④《中宁县文物志》所载原碑记中落款时间为“光绪三十五年”，但无此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溥仪登基，次年改元“宣统”，“光绪三十五年”应为宣统元年（1909）。

⑤此碑记内容由两通碑组成，第一通即《重修牛首山极乐寺募化碑记》碑阳之正文及碑阴襄助者名单，第二通从内容上来看是第一通碑碑阴内容的继续或补充。《宁夏历代碑刻集》、《中宁碑录》只抄录前者碑阳碑记，《中宁县文物志》抄录了两通碑的全部碑记。

⑥姚燧《牧庵集》，中华书局，1985年。又可见查洪德编校《姚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45-147页。

⑦王万德、张生瑞主编《罗山云青寺》，内部资料，2011年。据《罗山云青寺》中所注，此碑已残，碑文抄录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关于此碑的时间，残碑记有“明嘉靖”，但还是难以断定其时间，但从碑记所载可以认为其大致时间为明嘉靖或嘉靖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