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登国

(聊城大学文学院，252059，山东)

《国语》以国为别，先后存录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共243则“语”料。[1]各国“语”料之间差别很大：在数量上，有的多至数十则，如《晋语》达92则，有的仅一则，如《郑语》；在内容上，或记时人之言，或叙前世成败之事，长短不一；在风格上，或深厚浑朴，或尖颖恣放，因此呈现出体例不一、类型多样、驳杂不纯的特征。清代以来的许多书目如《四库全书总目》《郑堂读书记》(周中孚撰)、《汉学堂丛书》(黄奭撰)、《中国善本书提要》(王重民撰)等，都将《国语》归入史部“杂史类”。不过，《国语》之“杂”，是就其各国“语”料之间表现形态和思想内容风格的差异性而言的，这并不意味着《国语》“语”料在整体编排上也是随意堆积、混乱无序的。事实上，仔细考察《国语》八国“语”料之间及各国内部“语”料的先后次序、分类布局，则会发现，《国语》众“语”料之间是井然有序、浑然一体的，有着编者的独特选排原则和目的。弄清这一点，也为考察《国语》的成书及编者问题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视角。

1 八国次序的政治考量

对于《国语》中周王朝和其他七个诸侯国之间的排列次序，许多学者早就敏锐地指出蕴含其中的编纂意图。清人董增龄认为这种排序是基于诸侯国与周王室关系之远近及贡献之大小的考量，他说：“《国语》首以周，殿以越。周何以称国？穆王时周道始衰，……号令止行于畿内，而为天下共主，故首列焉；次鲁，重周公之后，秉礼之邦也；次齐，美桓公一匡之烈也；次晋，见其主盟十一世，有夹辅之勋，且文公之伯继乎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