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永志,张国坤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

一、提出问题

明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要转型，其中白银在与国家发行货币、民间私钱的角逐中脱颖而出[1]。明代是宋以后白银货币化向货币白银化演进的成型阶段，白银作为货币体系的价值基准地位牢固确立，与之相对，铜钱的价值基准地位不断消退[2]。明代铜钱体制处于式微状态。不过，清代的铜钱体制却呈现出重整态势，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铜钱的流通地位，不少地区出现了“钱进银退”的现象。关于这个问题，学界论述较少。然检视学者对明清铜钱问题的研究，已或明或暗地体现这一转变。

彭信威、王裕巽等对明代铜钱政策及铜钱流通做了很好的梳理工作[3-4]；万志英系统分析了明代银钱钞的变迁关系，并对历朝货币政策、银钱比价、私钱问题、银进钱退等问题进行了比较[5]；张瑞威先后探讨弘治(1488—1505年)至万历(1573—1620年)铸钱的始末，认为明朝铸钱主要源于财政压力，但铜料匮乏使铸币难以持续；地方市场多不接受官钱，导致铸币不断失败[6-8]；刘光临估算了明代铸币数量，认为官钱仅占私钱的1/8，侧面说明政府在货币制度层面的缺位，以及货币供给方面的匮乏[9]；张宁认为铜钱流通体制危机引发明代货币制度转型，并指出铜钱危机表现为流通区域分为“行钱之地”和“不行钱之地”，“行钱地方”内部私钱不断衍生演化，替代官钱[10]；邱永志系统探讨了明代的货币转型问题，并将其置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动态演化背景中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