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 威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207)

一、引言

据此可知，当时将注释《行事钞》的“义章”统称为“记”，其本源则可追溯至道宣的讲义。不过，“记”作为一种注释文体，所指过于宽泛，故本文暂将这批作品称为“行事钞记”或“钞记”。钞记对南山律学的发展和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道宣之后的南山律学就是以钞记为文献载体而展开的[3]269。唐宋时期的律师大多通过撰写钞记来阐发自己的律学理论，据南宋佛教史家志磐的记载，当时钞记的影响与规模为“流传四百载，释义六十家”(1)(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六，《大正藏》第49册，第420页b栏。相关研究可参考日本学者佐藤达玄的两篇文章：《行事钞六十家考》(一)，《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纪要》第35号，1977年3月，第19-38页；《行事钞六十家考》(二)，《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纪要》第36号，1978年3月，第32-54页。。宋僧怀显《律宗新学名句》著录了六十家的书名、卷帙及作者，日本唐招提寺僧人戒月的《行事钞诸家记标目》又增补至六十二家。不过，这一数字仍偏保守，据笔者爬梳、统计，目前可考的钞记至少应在七十种以上。这些钞记流传于南北各地，以江浙一带最为密集，说明南山律虽初创于北方，而中心早已南移，越州、湖州、苏州和杭州皆在盛唐、中唐之际便已成为弘传南山律学的重镇。其中，越州自汉魏以来一直是佛学渊薮，高僧辈出、诸宗竞秀[5]，这种深厚的积淀为南山律学的扎根和生长提供了肥沃土壤，致有“会稽风土，律范渊府”之誉[2]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