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丽君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绍兴 312000

一、国内外的相关研究

(一)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相关的研究资料中，对于越州与日本交往史的论述相对较为零散，仅仅在李广志的《明州与日本高野山真言宗的开山传说》、王勇的《日本文化》、韩昇的《遣唐使和学问僧》等相关文献资料中有一定程度的论述[1]。关于唐代越州与日本遣唐使的具体交往历史缺乏全面的研究。例如，像国外学者的《续日本纪》中载有一段关于越州与日本遣唐使交往的历史信息，“公元761年，日本遣唐使返回日本，唐朝特派遣押水手官越州浦陽府折衝賞紫金魚袋沈惟岳等九人，越州浦陽府別将賜緑陸張什等卅人进行护送。”关于这段重要的历史信息，国内相关的文献资料中均未有所记载论述。又如，日本的高僧天台宗祖师最澄特意前来越州进行佛教文化的学习与交流，在回国后写下了《请来目录越州录》以及日本空海法师在越州展开佛教文化活动的过程等相关资料，国内的史学文献中均未有详细的记载与研究。

(二)国外研究现状

相对于中国国内对唐代中日交往史的研究成果，日本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则相对更加充分和具体。尤其是进入20世纪中后期，日本国内的史学家对唐代中日交往史的研究展开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并取得了实质性的研究成果，其中较为典型的论著便是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1955年出版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在这本书中，木宫泰彦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历史的研究十分透彻与充分，包含了丰富具体的历史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