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磊，杨位留，顾甜甜

(枣庄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山东 枣庄 277160)

一、引言

公司作为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不仅要向社会各方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而且还要尽可能多地实现公司的商业价值。公司在运行过程中，既是生产经营和资源综合利用的过程，又是不断完善自身内部治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往往普遍存在。对此，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也就显得更加司空见惯。尤其是管理者为了达到自身利益，常常采用盈余管理手段，进而对财务报告进行美化或粉饰，这不仅大大降低了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而且也降低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最终，不仅会影响投资者的理性决策，而且会导致利益相关者受到重大经济损失，并严重干扰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从历年证监部门反馈的公司监管年报来看，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影响中国资本市场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如何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早已成为监管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公司治理作为监督和约束管理者行为的重要机制，其治理效率的高低对盈余管理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而独立董事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立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司治理效果的发挥，并且也会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然而，现有文献对独立董事如何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仍旧存在较大分歧，并主要集中于“独董治理对盈余行为的抑制论”和“独董治理对盈余行为的非抑制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坚持“独董治理能够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观点认为，独立董事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作用，可以从独立董事比例多少和是否异地就职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独立董事比例的多少，对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强调存在差异。其中，随着独立董事比例的下降，公司会更倾向盈余操纵行为(Dechow等,2010)[1]。相反，当独立董事比例提高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会降低。如Pope等(1998)[2]研究认为，在英国的非金融类公司中，拥有较多外部独立董事的公司能够抑制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与英国的研究结论类似，Jaggi和Singh(2010)[3]研究认为，在香港上市公司中，独立非执行董事占董事会比例增加时，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另一方面，独立董事为了维护自身的外部声誉、证明其专业技能水平，能够减弱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徐高彦，2011)[4]。蔡春等(2017)[5]研究认为，具有会计专业的独立董事兼职席位数越多，就越能够抑制其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尤其是具有事务所经历的会计专业的独立董事越多时,会降低其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胡元木等(2016)[6]研究认为，技术独立董事对管理层操控R & D费用所形成的抑制作用,进而可以提高公司的盈余信息质量。史春玲和王茁(2018)[7]研究认为，随着具有财务专业独立董事比例的上升,上市公司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会产生抑制作用。另外，独立董事的任职地点的差异能够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如孙亮和刘春(2014)[8]研究认为，适当发挥异地独立董事的咨询功能，有助于提升公司异地的经营效率。因此，监管机构需要对代理冲突较大的公司，在选聘异地独立董事时给予恰当的监管，以充分发挥异地独立董事的咨询功能。傅代国和夏常源(2014)[9]研究认为，中心度较高的独立董事，可以提高公司的盈余信息质量，并且能够降低盈余管理水平，还能够提升当前盈余预测未来市场回报的能力。

与此相反，坚持“独董治理不能够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观点认为，从我国现行独立董事制度落实情况来看，沪深A股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的发展现状并不容乐观，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李明竹，2014)[10]。耿志民(2006)[11]研究认为，受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及由此产生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影响,独立董事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黄月云(2007)[12]研究认为，当前，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尤其是国有股“一股独大”较为普遍，最终导致公司实际上被“内部人”控制。此外，独立董事制度在设计方面缺乏完善性,加之独立董事职能运行在实践的独立性尚未得到保障等现象仍然存在。刘晓光等(2018)[13]研究认为，在家族企业中，独立董事兼任比例并不能显著影响到家族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显然，学术界对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治理作用的认识，以及独立董事与盈余管理关系的认识，尚未达成共识。究其原因可能包括诸多方面，诸如不同研究中存在研究样本的选取和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的差异，也存在对独立董事治理效果测度方法方面的差异，以及实证分析过程中缺乏足够细致的异质性考察等。为此，本文进一步缩小研究的差异性，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7年的数据，分析了独立董事治理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且还考虑到不同盈余管理动机下，独立董事治理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因此，上述研究对提升公司内部治理效率，以及预防公司内部人为控制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为了更好地研究独立董事治理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创新。第一，在研究对象上，不同于以往研究，文中以沪深A股企业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公司数量更多，分析的时间跨度更长。第二，在研究变量选取上，现有的对独立董事的研究更多地以其比例多少作为衡量变量。考虑到该变量并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出独立董事的治理效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独立董事的任职地点这一新的变量。将独立董事的比例和其任职地点两个维度，作为衡量公司独立董事治理的指标，这可以更为全面地研究独立董事治理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第三，在研究内容上，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在考虑公司应计盈余管理方式的基础上，还考虑了公司盈余管理的不同动机，使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且细化了这一主题研究。因此，总体看来，对于公司的盈余管理治理，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或审计等角度开展有关研究，而纯粹从独立董事治理的角度探讨公司的盈余管理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委托代理理论是探讨有关独立董事问题的基础理论。具体来看，委托代理理论从公司治理的层面揭示了独立董事制度创立的必要性。在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两层委托代理关系。第一层，公司的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导致公司的所有者自由让渡其经营权，并通过引入职业经理人为其代行经营公司，使得经营者在信息不对称中形成机会主义行为。第二层，由于公司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导致大股东能够直接控制公司，而分散的小股东无法参与公司的经营，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高成本，使得此类股东存在搭便车行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对董事会实施监督，并与董事会形成内部制衡，从而预防因控制权过于集中所引发的掏空行为(叶康涛等，2007)[14]。另外，还有研究认为，可以向董事会注入活力，在促进董事会履行职责的同时，对管理层起到考核、奖励以及惩罚作用，从而能够降低第一层代理问题的发生概率(Fama和Jensen，1983)[15]。而独立董事在公司中主要发挥的就是监督作用。在公司治理结构中，适当地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有利于对公司双层委托关系的有效治理(张巍，2002)[16]。在某种程度上，独立董事制度可以弥补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缺陷，以及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在公司治理中，完善的委托代理关系需要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并且通过社会化委托代理方向来强化独立董事的创新(曹立，2001)[17]。

基于对相关文献和理论的分析可以发现，在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的治理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具有独立性的独立董事，也能够抑制不道德的盈余管理行为。为了进一步深化研究，找出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对于公司治理的真实效果，本研究拟从独立董事的比例和是否在公司所在地任职两个维度，来系统研究独立董事独立性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

(一)独立董事的比例多少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

从理论层面看，公司中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对公司的监督监管效应越明显，自然对于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也就越好。其中，在中国台湾地区上市的高科技企业中，独立董事与家族企业的互动，能够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董事会独立性对于新兴市场减轻家族企业实施的盈余管理行为非常重要(Chi等，2015)[18]。而且在董事会中过低的独立董事比例并不能有效阻止公司的财务违规行为。相反，只有当独立董事的比例相对较高时，才可以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违规行为和盈余管理行为(郑春美和李文耀,2011)[19]。特别是，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越有助于抑制盈余管理行为(冯莉，2014)[20]。而且，公司中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越强，对于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越明显。其中，具有董事会的独立性可以有效地监控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一旦过度监控改变了独立董事的市场环境，则会导致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陈亮，2011)[21]。另外，在公司中，通过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盈余管理质量(许文强和唐建新，2016)[22]。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负向影响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而且这种影响还会随着公司治理的优化有所增强(张炳才和孔庆景，2011)[23]。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得到了逐步完善，这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十分关键(陈家乐，2010)[24]。除此以外，较为完善的独立董事制度，能够对公司实际运行起到一定的监管作用，并能够增强公司财务报告的有效性和真实性(管亚梅，2008)[25]。

假设H1：公司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对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抑制作用越明显。

(二)独立董事的任职所在地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

从理论层面上看，公司独立董事本地化任职越多，直接参与对公司监管的效率越高，对其盈余管理行为抑制作用也就越明显。童娜琼等(2015)[26]研究认为，聘用当地且具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但是，在国企和大股东控制权较高的公司中，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会受到一定的阻碍。黄芳等(2016)[27]研究认为，随着独立董事本地化任职的增多，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质量会有所提高。特别是，在宏观经济环境较差时，这种抑制作用会更加显著。周泽将和刘中燕(2016)[28]研究认为，独立董事的本地任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降低上市公司违规的倾向，而且还能提升独立董事的监督效率。黄芳和杨七中(2016)[29]研究认为，独立董事本地化能抑制公司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另外，独立董事本地化还能约束真实活动盈余操控，包括销售操控、生产操控和费用操控等行为。周泽将等(2017)[30]研究认为，在公司中，独立董事的本地任职能够对应计盈余管理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假设H2：独立董事的任职地点能够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H2.1：独立董事异地任职增强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H2.2：独立董事本地任职抑制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另外，从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年报的检查结果来看，公司为避免亏损或有较强的再融资动机时，盈余管理行为表现较为明显。因此，减少具有较强盈余动机的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对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和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聂建平(2016)[31]研究认为，企业若存在债务契约动机、扭亏为盈动机、增发新股动机以及收益平滑动机时，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会显著增加。但也有研究显示，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专业性能够影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信息质量，且拥有较高的独立董事比例的公司和拥有财务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够更好地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吴清华和王平心，2007)[32]。另外，孟岩和周航(2018)[33]研究发现，企业网络位置越趋于中心,信息和资源优势越明显,盈余管理行为越容易得到有效抑制。所以,董事会的独立性可以有效地监控盈余管理。那么，在不同的盈余动机下，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能否抑制其盈余管理行为呢？对此，文中提出假设H3。

假设H3:盈余动机不会影响独立董事独立性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

首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独立董事的治理能否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即验证假设1与假设2。具体如式(1)所示。

(1)

上述模型中，其中，β为系数，Year为年度，共计11年设10列虚拟变量；Ind为行业效应，参照中国证监会2012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并对部分数量较少行业进行整合，最终划分为10大行业，设立9列虚拟变量。为减少异方差问题，回归分析采用了OLS普通最小二乘法。

(二)变量设定

为了更好地开展实证研究，现对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予以介绍和说明，如表1所示。

盈余管理(ZDA)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根据不同盈余管理方式，可以分为应计和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因为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所以公司会结合自身经营的特点，综合性地判断使用哪一种方式对其利润进行操纵。本研究考虑到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成熟，且应计盈余管理的操作相对简单，操作风险及成本相对较低和使用较为普遍的特点，因此选择应计盈余管理作为因变量来反映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对于应计盈余管理的计量，本文借鉴Dechow等(1995)[34]提出的修正Jones模型，采用分离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做法来进行衡量，还参考了冯丽艳等(2016)[35]衡量应计盈余管理的方法，重点考虑在计量应计盈余管理中分离出的会计收益。通常情况下，计入报表的利润包括被人为操纵过的利润和未被人为操纵过的利润两个部分。其中，把被操纵过的利润部分，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可以得出应计盈余管理的部分。具体如式(2)所示。

(2)

其中，NIt为公司第t年的净利润，CFOt为公司第t年的经营现金流量，At-1为公司第t-1年的资产总额，ΔSt为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较上一年的变化额，ΔARt为公司的应收账款较上一年的变化额，PPEt为第t年公司的固定资产的净额。通过对模型分年度分行业截面数据混合回归得出的残差，即为操纵性应计利润(DA)。然后，用Z-score方法标准化处理后，得到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ZDA)。

本文把独立董事的独立性(INDR/IDW)作为解释变量。独立董事作为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立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发挥好其监督和咨询职能的关键。但是，目前在学界并未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的衡量标准达成共识。对此，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兼顾可操作性，文中选择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和独立董事是否在公司所在地任职两个维度来研究其独立性。

1.独立董事的比例(INDR)

独立董事往往是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内部担任职务，并与公司或公司的经营者没有相关联的业务联系，也不对公司的事物做出独立判断的董事。其主要职能是为公司发展和运营提供监督和咨询。本研究中选用的独立董事的比例(INDR)=独立董事的人数/董事会人数。

另外，为了讨论独立董事独立比例大小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以独立董事比例的中位数为分界点，把独立董事的比例分为高低两组：把独立董事比例大于其中位数的组别称为高独立董事比例组;相反，把独立董事比例小于其中位数的组别称为低独立董事比例组。

2.独立董事的任职地点情况(IDW)

上市公司为了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在对董事会体系进行设计时，往往在考虑独立董事比例的同时，还会考虑独立董事的任职地点。对此，本研究将公司独立董事是否在公司所在地任职这一维度纳入考评体系中，并通过虚拟变量，对独立董事的任职地点进行计量。其中，若公司与独立董事位于同一地域，即为本地独立董事，设为0，异地独立董事则设为1。但一家公司若聘请多位独立董事，则按照会计专业的独立董事工作所在地，判断同城或异地。另外，一家公司中有两个会计专业的独立董事，则只要有一人与上市公司注册地不同就算异地。

此外，还有其他控制变量。本文借鉴了高翔(2011)[36]及向寿生和薛小荣(2016)[37]的相关研究，在探究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时，为更好地分析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进一步选择了总资产收益率、公司规模、股权结构、产权性质等作为控制变量，以便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具体内容不再赘述。

(三) 数据来源与统计特征

本文选取2007年至2017年沪深A股公司的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以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的原始数据作为第一手资料，并对原始数据进行以下具体处理。首先，在原始数据中删除了极少数出现缺失值和异常值的样本。其次，在原始数据中剔除了连续亏损且不具有指标意义的ST、*ST、PT类公司。最后，在原始数据中考虑到金融、保险类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过高，若将其纳入分析框架中，会影响分析结论的稳定性和有效性，特予以剔除。为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文中预先通过Excel中数据有效性进行回归分析前的验证，其结果未发现错误的数据，说明所选举的研究数据具有较好的可信度。

最终，本文共得到沪深两市A股2772家公司的数据，共计19261个样本数。本文所需的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锐思数据库(RESSET)。本研究将利用SPSS25.0对样本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表2为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表2 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从表2可以看出，盈余管理(ZDA)的均值为0.010，中位数为0.008，最小值为-2.157，最大值为2.084，第50%百分位值为0.008，第25%百分位值为-0.166，第75%百分位值为0.183。这说明，各数据项在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分布中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说明沪深A股的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而且绝大多数公司的盈余管理的程度较为严重。但是，在不同公司个体之间的盈余管理差距也较大；独立董事比例(INDR)的均值为0.370，中位数为0.333，最小值为0.125，最大值为0.800，第75%百分位值为0.400。其中，均值大于中位数，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距较大。这说明沪深A股的绝大多数公司中独立董事人数在3人以上，但也存在极少数公司独立董事人数较少的现象；独立董事在公司所在地任职(IDW)的均值为0.480，中位数为0.000，第75%百分位值为1。这说明沪深A股的绝大多数公司中独立董事属于异地任职。

另外，再从所选的控制变量来看，其中，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周转率(Turn)、总资产收益率(Roa)的均值大于中位数，且第75%百分位值分别为0.294、22.752、0.770、0.066。这说明，沪深A股绝大多数公司在成长能力、公司规模、周转能力、盈利能力方面均较好。而且，资产负债率(Lev)、高管薪酬(Pay)、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Bts)的均值小于中位数，且p75百分位分别为0.617、13.469、0.672。这说明，沪深A股绝大多数公司的财务风险并不大，公司之间的高管薪酬差距并不大，公司股权结构相对合理。

表3为沪深A股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高低分组检验，可以看出，高比例组与低比例组的组别之间在盈余管理(ZDA)、资产负债率(Lev)、产权性质(State)、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周转率(Turn)、总资产收益率(Roa)、高管薪酬(Pay)、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Bts)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最后一列给出了独立董事比例的分组检验(T值)，从中可以看出，独立董事比例(INDR)的分组检验(T值)显著。初步表明可以考虑采用独立董事比例多少开展分组讨论。

表3 独立董事比例(high/low)分组样本T检验

另外，为了深入研究独立董事独立性对盈余管理的稳定性，本文在考虑独立董事比例差异、任职地点差异的同时，还从盈余管理动机入手，进一步考虑(假设H3)独立董事独立性对不同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所以，文中结合前人的研究，把盈余管理动机分为强弱两类分别进行研究。

在中国，公司上市需要证监会审核，其门槛相对较高，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因此为满足资本市场的要求并取得上市，以及再融资和避免退市监管文件中的要求，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盈余管理动机。对此，本研究参考陈小悦和肖星(2000)[38]、肖成民和吕长江(2011)[39]的有关研究，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大小进行分组，把全样本分为高低两个盈余管理动机组。其中，净资产收益率(ROE)处于0%～2%的公司属于避免亏损动机较强的样本；2007—2017年的11年内平均净收益率在6%～8%之间的公司属于再融资动机较强的样本。在此基础上，把公司的盈余动机(Motivation)分为强弱两组。并且通过虚拟变量(0,1)，把存在避免亏损、再融资动机行为的公司称为强盈余动机组，取值为1；其余公司称为弱盈余动机组，取值为0。

表4为沪深A股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的强弱分组检验。可以看出，在强弱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组别中，盈余管理(ZDA)、独立董事的独立性(INDR/IDW)、资产负债率(Le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产权性质(State)、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周转率(Turn)、总资产收益率(Roa)、高管薪酬(Pay)、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Bts)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可以初步判断，通过对盈余动机分类研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表4 盈余管理动机(high/low)分组样本T检验

为了深入了解选取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文中开展了相关性分析。表5是对于研究变量进行的Pearson法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独立董事比例(INDR)与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ZDA)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独立董事任职地点与公司所在地是否一致(IDW)与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ZDA)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再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资产负债率(Le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产权性质(State)、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周转率(Turn)、总资产收益率(Roa)、高管薪酬(Pay)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Bts)均与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ZDA)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本文所选择的控制变量的质量较好，并在逻辑上均与因变量存在关系。另外，从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来看，绝对多数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在0.5以下。这说明所选变量之间不会产生多重共线问题。所以，可以考虑下一步的有关研究。

表5 研究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续表

四、实证分析

(一)独立董事的质量功能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

表6为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模型(1)中，变量独立董事比例(INDR)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0.015，t=-2.805)，这一结果说明，沪深A股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公司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越少。因为公司中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不仅对于公司的监督力度更大，而且还能够为公司提供更高质量的业务咨询，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这与Dechow等(2010)[1]、徐高彦(2011)[4]的研究结论一致。此外，资产负债率(Le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Bts)与因变量呈现显著负相关，说明这些因素有效抑制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相反，产权性质(State)、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周转率(Turn)、总资产收益率(Roa)及高管薪酬(Pay)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这些因素增强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在模型(3)中，变量独立董事比例(高)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0.015，t=-1.904)，这一结果说明，沪深A股公司中，独立董事比例(高)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公司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越少。相反，在模型(4)中，独立董事比例(低)的系数为正，且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沪深A股公司中，较低的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表明，公司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低，对于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越不明显。因为在上市公司中，较高的独立董事的比例，不仅监督的效果更明显，同时也可以为公司提供更多的治理咨询和智力支持。另外，公司中的独立董事人数越多，对于董事会的制衡也就越多，公司的内部的治理自然也就越好，其盈余管理行为的表现相对也就会减少。因此，模型(1)、模型(3)、模型(4)共同验证了文中的假设H1。

在模型(2)中，变量独立董事是否在本地任职(IDW)的相关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0.015，t=2.791)，这一结果说明，沪深A股公司的独立董事异地任职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而表明，公司中异地任职的独立董事越多，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越多。公司中独立董事异地任职的增多，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会降低对公司治理的监督，而且还影响公司智力咨询的效果。一方面，独立董事的异地任职会增加其参加董事会的成本(时间成本、交通成本等)，增加参会缺席率。罗进辉等(2017)[40]研究认为，在公司中，随着独立董事与任职公司间的地理距离越远，其参与董事会会议的缺席率会有所增加，从而会影响独立董事监督职能的履行。另一方面，独立董事的异地任职会弱化其对当地公司真实情况了解，进而降低对其咨询的可行性。胡宗旭(2014)[41]研究认为，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工作地点一致性和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这也间接说明，在公司中异地独立董事的增多，在某种程度上会提高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因此，模型(2)验证了文中的假设H2.1。

表6 回归分析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文中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选用独立董事的绝对数代替其相对数的办法进行稳健性分析。另外，为了检验不同盈余管理动机环境下，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关系的稳健性，利用划分强弱两种盈余管理环境，再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的办法，来进一步验证不同盈余管理动机下二者之间的稳定性。如表7所示。

为了进一步验证独立董事独立性对盈余管理行为抑制作用的稳定性，文中采用了有关替代变量，及盈余动机的分类开展具体研究。从表7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5)中，变量独立董事比例(INDR)绝对数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0.015，t=-2.805)，这一结果说明，沪深A股公司的独立董事人数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而表明，公司独立董事的人数越多，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越少。在模型(6)和模型(8)中，变量独立董事比例的相对数(INDR)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分别为：(-0.012，t=-2.049)、(-0.027，t=-2.182)。这一结果说明，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并不会随着盈余管理动机的强弱发生改变。进一步表明，即便在强盈余管理动机下，公司独立董事比例对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不会改变。

表7 变量替代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另外，在模型(7)和模型(9)中，变量独立董事异地任职(IDW)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分别为：(0.014，t=2.323)、(0.020，t=1.617)。这一结果说明，独立董事异地任职会正向影响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表明，独立董事异地任职的人数越多，其所在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越多，而且不会随盈余动机的强弱而改变。这一点与表6模型2的研究结论一致，并进一步证实了假设H2。

综合来看，在模型(5)、模型(8)和模型(9)中，变量独立董事比例(INDR)相对数、绝对数的系数均与盈余管理行为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在模型(6)、模型(8)中，进一步表明强弱盈余动机下，独立董事的相对数与其不同盈余管理动机行为分别负相关。这一结果说明，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对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不会随着盈余动机强弱发生改变。另外，在模型(7)、模型(9)中，均表明在强的盈余动机下，异地任职的独立董事与盈余管理行为正相关。这一结果说明，沪深A股公司的独立董事异地任职情况越多，其所在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越明显。相反，独立董事本地化任职越多，其所在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越不明显，而且这一影响不受盈余动机强弱的影响。这一点与前述结论是一致的。因此，上述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扩展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盈余管理动机下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式(3)。

(3)

在式(3)中，Motivation与INDR的交乘项(或者Motivation与IDW的交乘项)的系数β3反映盈余管理动机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表8是针对式(3)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8 回归分析结果

从表8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10)中变量盈余管理动机(Motivation)的系数为负数，但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当公司为了避免亏损、再融资等资本市场动机时，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较为普遍。但是，由于文中选取的应计盈余管理受到会计准则的约束，盈余管理操纵的空间相对有限，再加上其隐蔽性相对较差，所以当公司的盈余动机较强时，或者公司的盈余需求非常迫切时，就会选择隐蔽性更好的盈余管理行为。这一点与李彬等(2011)[42]研究结论一致。

在模型(11)中，变量独立董事异地任职(IDW)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0.015，t=2.767)，而且交乘项ZMotivation*ZIDW为正，但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公司较强的盈余动机并不能影响沪深A股公司的独立董事任职地点与独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这表明，在强盈余动机下，独立董事异地任职正向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没有改变。在模型(12)中，独立董事比例(INDR)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0.015，t=-2.799)，而且交乘项ZMotivation*ZIDW为负，但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公司较强的盈余动机不能影响到沪深A股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这表明，在强盈余动机下，公司独立董事比例对其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虽然能够参与公司的治理，但是较高的独立董事比例和更多的当地独立董事任职，均能抑制其盈余管理行为。即使公司因面临亏损、再融资限制等而出现盈余管理行为时，较高的独立董事比例和更多在当地任职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依然具有抑制作用。因此，模型(10)、模型(11)、模型(12)共同验证了文中的假设H3。

六、研究结论、有关建议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一)研究结论

长期以来，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公司的管理层形成的道德风险，最终导致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严重干扰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为了探索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机制，文中选择从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程度出发，以能够抑制公司管理层道德风险的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作为视角，结合盈余管理的动机，研究了中国当前环境下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对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越强，对其盈余管理行为抑制作用越明显。而且，独立董事的比例越大和在本地就职越多，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越明显。相反，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越小和异地任职越多，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就会越严重。即便公司的管理层是出于扭转公司面临亏损的考虑，或者出于公司再融资的考虑，而形成较强的盈余管理动机时，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对于其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都不会显著改变。

(二)有关建议

整体来看，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能够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应当重视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作用。具体而言，应当做到：

第一，适当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监督制度，选聘不存在可能妨碍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第二，适当提高上市企业的独立董事比重。适当增加独立董事的人数，尤其是提高独立董事在经济上、行权上的独立性。第三，适当增加对本地独立董事的选聘。尤其在增加本地独立董事中，应更多地考虑具有财会和法律专业背景的人选，特别是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且具有高学历、高职称的专业教师。在增加本地区独立董事的同时，还要排除与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公司任职的主要管理人员，或其直系亲属及主要社会关系的相关人员。

(三)不足和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还需后续深入探讨：第一，文中在考虑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时，由于受到数据可获性的限制，未从产业性质的角度分类探讨独立董事制度。因此，在未来研究中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第二，在考察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时，文中选择了独立董事比例和任职地点为解释变量，而事实上，反映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强弱的指标，还有制度是否完善、企业规模，等等。探究这些变量如何影响盈余管理行为，也是后续可以拓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