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红涛，成 凯

(湖南工商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转向高质量发展，消费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聚焦到消费层面主要体现在，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我国消费者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的起点逐渐上升，从简单满足消费刚需到更加注重商品的品质、内容、购物的体验等转变。同时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能力的增强，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境外消费。境外消费快速增长，这造成了大量的消费外流。跨境电商作为一种新型交易方式，更多地满足了人民群众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消费需求。2019年中国跨境电商用户规模达到1.54亿人，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额达1862.1亿元①，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拉动消费回流、驱动消费升级的新动力。

截至2020年4月，国务院先后设立五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综试区”)，着力在跨境电商交易、支付、物流、通关等环节的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②。2020年4月，国务院决定再次新设46个综试区，综试区数量由2015年的1个增加到105个，辐射30个省、市、自治区，其中第三、第四、第五批综试区辐射重点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倾斜，将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发展格局。经过六年的发展，综试区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效，拉动了跨境电商爆发式的增长，进一步激发了跨境电商消费潜力。2019年1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同意在石家庄等24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文件指出，继续实施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试行增值税、消费税免税等相关政策，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这表明综试区政策有利于加快跨境电商发展，促进贸易便利化，具有推动消费升级的政策效应。

二、文献综述

2014年为跨境电商元年，同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跨境电商逐步为消费升级注入新的动力，逐渐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学术界对跨境电商的研究如火如荼，大多从跨境电商影响因素、消费升级影响因素和综试区政策经济效果等三方面展开研究。

(一)跨境电商影响因素研究

Krugman(1979)[1]研究发现消费者具有多样性偏好，而跨国贸易能够交易更多差异化产品，这证明了跨境电商为何能够蓬勃发展。杨坚争等(2014)[2]归纳出国际营销、电子支付、电子通关、跨境物流、电子商务法律等五个影响跨境电商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跨境电商影响因素方面，跨境电商相较于国内电商影响因素更为复杂(Wang 和 Jia，2018)[3]，因为跨境电商交易需要经历海关、进出口商等交易环节，而研究发现进口商、出口商、海关等正是跨境电商的重要影响因素(Asosheh等，2012)[4]。但有学者研究发现国家政策、互联网普及率和物流发展水平是影响跨境电商发展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张伟年等，2019)[5]。进口税收政策同样受到学者广泛关注，张衍斌和李洪心(2017)[6]运用CGE模型模拟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收政策，发现进口税收政策短期内抑制了居民的海淘行为，但消费并没有回流国内。而有学者认为跨境物流对于跨境电商的发展越来越重要(Hsiao等，2017)[7]，因此研究了欧盟市场距离和快递对于跨境电商的影响(Kim等，2017)[8]，并且发现跨境电商的发展可以显著降低与地理距离相关的贸易成本(Gomez-Herrera等，2014)[9]，进一步马述忠等(2019)[10]详细梳理了跨境电商降低贸易成本的机理，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确实能够显著降低贸易成本。

(二)消费升级影响因素研究

在综试区政策的推动下，通过加快跨境电商交易、互联网金融、物流等技术创新，推动创业就业，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拉动海外消费回流，从而实现消费升级。严先溥(2004)[11]认为，收入、供给、消费政策和消费观念是制约消费升级的主要因素，并且可将消费升级影响因素分为内生和外生因素两类，内生因素包括居民收入、财富和消费心理预期等，外生因素主要由技术、利率、国家政策等因素组成(杜丹清，2017)[12]。在消费升级方面，互联网消费金融有利于扩大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优化消费结构(赵保国和盖念，2020)[13]，通过技术创新改善供应渠道，提高物流效率，削弱消费品在地理空间上的阻碍，为消费需求提供更大的供给市场(杜丹清，2017)[12]，并且海外高端消费回流对国内规模化消费升级构成驱动力(张梦霞等，2020)[14]，因此要加快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良好的跨境电商购物环境，满足不同阶层差异化的消费需求，才能从根本上释放消费潜力，实现消费结构升级(金晓彤和黄蕊，2017)[15]。凯恩斯学派指出，居民收入是消费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电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固定成本，增加了商品多样性，提高了消费者福利(Fan等，2018)[16]。

(三)综试区政策研究

张晓东(2019)[17]建立了跨境电商系统与经济系统耦合模型，认为综试区应集聚跨境电商产业，准确定位市场，优化供应链管理，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综试区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有效促进了我国外贸转型升级(韦大宇和张建民，2019)[18]。但综试区在核心竞争力、监管服务创新、引导产业有序发展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朱贤强和王庆，2019)[19]。在综试区发展水平测度上，苏为华和王玉颖(2017)[20]从三个不同维度，综合测度了我国综试区的发展水平，发现13个综试区综合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进一步通过测算综试区跨境电商发展指数，发现综试区之间跨境电商发展存在显著的梯队性(刘一览和杨恺钧，2020)[21]。张夏恒和陈怡欣(2019)[22]通过构建综试区运行绩效评价模型，对2018年中国35个综试区运行绩效进行评价，发现综试区运行绩效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步递减的趋势。

对以上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现有研究认为综试区政策是通过推动跨境电商发展间接推动消费升级，且不同综试区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现有文献中综试区实证研究相对匮乏，且集中在综试区发展水平和绩效测度上，缺少从微观尺度样本来研究综试区政策的消费升级效应。因此，利用2012—2018年中国36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综试区政策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描述

(一)模型建立

目前国家综试区设立共计五批，但由于第三、第四、第五批成立的时间较短，数据获取难度较大，且从自然实验样本选择的时间角度考量，将前两批综试区作为考察范围，通过将2012—2018年中国36个大中城市划分为4组子样本，即综试区试点政策之前的实验组、综试区试点政策之后的实验组、综试区试点政策之前的控制组和综试区试点政策之后的控制组。通过设置du和dt两个虚拟变量区别上述4组子样本，其中du是分组虚拟变量，du=1代表设立综试区的城市，du=0代表未设立综试区的城市，dt是政策实施虚拟变量，dt=0代表设立综试区之前的年份，dt=1代表设立综试区之后的年份。因此，基准回归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Yit=β0+β1duit+β2dtit+β3dtitduit+β4Zit+εit

(1)

其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城市第t年，Zit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被解释变量Yit度量了消费水平，表示第i个城市第t年的消费水平。

(二)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2012—2018年中国36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来评估综试区政策的影响。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市邮政管理局网站、各市历年的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变量情况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及其计算方法

(三)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comsu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跨境网购的运输方式主要是物流快递，所以跨境快递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跨境电商消费水平。从各市邮政管理局网站中发现跨境快递数量缺失严重，因此借鉴张军和金煜(2005)[23]、张锡宝等(2020)[24]的做法，将快递总量划分为境内快递和跨境快递，选取城市对外贸易量和实际利用外资额来对快递总量进行分解。公式如下：

Packageit=α+λtradeit+βfdiit+εit

(2)

其中，Packageit代表快递总量，tradeit和fdiit分别代表城市对外贸易量和实际利用外资额，按照以上公式得出回归系数后，则跨境快递数量约为λtradeit+βfdiit，分解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快递总量分解结果

2.核心解释变量

交乘项du*dt是度量综试区政策的核心解释变量，代表了综试区政策实施后的综试区试点城市，根据上文所述筛选出13个综试区。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九个部分：(1)经济发展水平(pgdp)，选择名义GDP与年末户籍人口之比衡量经济发展水平；(2)产业结构水平(rs)，选择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与名义GDP之比衡量产业结构水平；(3)政府规模(gov)，主要从财政收入方面进行考察，以地方财政税收收入与名义GDP之比衡量财政收入；(4)信息化水平(tech)，以移动电话用户数与年末户籍人口之比衡量信息化水平；(5)人力资本水平(hum)，选用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与年末户籍人口之比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6)金融流动性程度(finance)，选用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贷款余额与名义GDP之比衡量金融流动性程度；(7)固定资产投资水平(invest)，选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名义GDP之比作为衡量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指标；(8)物流发展水平(los)，以邮政电信业务总收入与名义GDP之比衡量；(9)可支配收入水平(income)，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在实证分析中，为使结果更稳健，对上述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平行趋势检验

在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政策效果时，最重要的前提假设是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具有一致的发展趋势，如果在综试区政策实施之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消费水平存在差异，将直接影响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因此首先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在2012—2015年发展趋势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分析实验组和控制组各自的发展趋势，进而为使用双重差分法提供实证依据。本文参照汪德华(2016)[25]、潘勇涛和施震凯(2019)[26]的做法，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时间趋势与分组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相关估计结果见表4。

表4 平行趋势检验

模型(1)是未控制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交乘项的系数大多显著，这表明如果按照模型(1)，实验组和控制组存在显著差异，意味着无法通过平行趋势检验。模型(2)通过对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进行控制，发现各时间趋势和分组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系数大多不显著，这意味着实验组和控制组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即满足平行趋势检验。这一结果表明通过模型(2)研究综试区政策对消费升级影响的结果是可靠的。

(二)基准结果分析

首先考察综试区政策对消费水平的直接影响，估计结果见表5 ，其中第(1)列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此时综试区变量du*dt的回归系数为1.531，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第(2)列为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虽然du*dt的系数值下降为0.357，但仍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加入控制变量后能够较为精准地得到综试区政策推动了消费升级，这一估计结果表明综试区政策的实施使得消费水平提升35.7%。

表5 基准估计结果

综试区政策对消费增长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能不断扩大跨境消费规模。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从微观上看，综试区的设立降低了跨境消费门槛。综试区使得国际消费品和跨境消费突破时空限制，同时弥补了传统海外代购的不足，扩大了商品供给市场，有利于简化商品交易流程，提高交易效率，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扩大跨境消费规模，同时将属于国外的消费回流到本地区，进而使得本地区总消费规模增加。第二，从宏观上看，综试区的发展进一步影响了居民消费函数曲线。综试区提高了居民参与跨境电商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跨境电商创业，并增加部分就业岗位，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进而为跨境消费增加提供了可能；综试区的建设促进了国际物流配送体系的建设和跨境综合服务的完善，降低了跨境交易成本，进一步提升了居民总体消费倾向；综试区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生产者剩余，提高了消费者剩余和福利水平，进而增强了居民的跨境消费意愿和倾向，为推动跨境消费规模增长提供了内部动力。

进一步分析控制变量系数发现，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居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消费升级，正如凯恩斯学派指出，居民收入是决定消费升级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地区居民消费能力也会逐步提升，从而形成推动消费升级的增长效应。政府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提高政府宏观调控水平及政策引导能够进一步规范跨境电商行业，保障消费者购物安全，为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提供可靠保障。信息化水平的系数为正，说明信息化水平越高意味着互联网技术的提高和信息不对称交易的降低，使得消费者能更多利用跨境电商消费，优化了消费结构，有利于推动消费水平的上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物流发展水平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和物流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跨境电商消费购买意愿，可以有效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水平上升。金融流动性程度和产业结构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与消费升级之间存在负相关，这说明虽然长期以来我国依赖金融和产业结构调整来推动经济发展，但金融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未有效提高居民跨境消费能力。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原因可能是由于选取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与年末户籍人口之比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对于学生而言基本无工资性收入，选择跨境电商购物其消费水平有限，所以与消费升级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

(三)地区异质性分析

综试区的发展根植于跨境电商的发展水平，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颇多依赖。因此，受各市地理区位特征和跨境电商的区域性影响可能会导致综试区政策效果存在差异性。为此，将从地区异质性视角展开对综试区政策效果的进一步探讨。

综试区分布在中国东中西三个区域，这为进行地区异质性分析提供了条件。因此，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组子样本，分别表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样本量过小的问题，降低了异质性检验结果存在偏差的可能性。表6显示了综试区政策的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

表6 地区异质性检验

从表6中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对消费水平的政策效应du*dt回归系数为1.14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中西部综试区政策对于中西部消费水平起到了显著的提升作用，但东部地区的政策效应不显著。这表明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综试区政策对于推动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在东部发达地区综试区政策对促进消费并未起到较好的作用。这一结果意味着综试区政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会因地区差异而存在区别，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发达地区原本即具有强大的消费水平，而综试区政策实施时间偏短，政策效果暂未显现导致。从国务院颁布的第三、第四、第五批综试区中，体现了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通过进一步加大中西部综试区的建设力度，助力中西部地区加快跨境电商发展，可以有效激发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潜力，中西部地区需牢牢抓住这一新经济增长点，缩小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四)稳健性检验

1.控制变量滞后一期

考虑到所选控制变量与设立综试区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为了降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将所有控制变量滞后一期，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如表7中第(1)列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du*dt的回归系数为0.278，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表明综试区的设立使得消费水平提升了27.8%。因此，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即不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2.更改样本时期

基准回归主要基于2012—2018年的全样本，但综试区的政策发生在2016年，样本在综试区政策实施前的时期可能过长。同时为了避免设立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市对估计结果的影响，选取样本时间段为2014—2018年，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7中第(2)列所示，du*dt的回归系数为0.368，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综试区政策推动消费水平提升了36.8%。估计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说明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后，综试区政策仍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综合上述稳健性检验，综试区政策的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和更改样本时期对回归结果均不存在显著的干扰，因此实证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7 稳健性检验

(五)影响机制检验

从前述各类检验的结果可知，综试区政策能够有效推动消费升级。本文将进一步研究综试区政策促进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通过借鉴石培华等(2020)[27]的机制检验方法，考察综试区对各类消费增长驱动因素的作用来识别其背后的原因。综试区政策对消费水平的直接影响方面，综试区政策可以通过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深化政府宏观调控水平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等路径释放居民消费需求，推动消费升级。为检验各路径的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分别采纳移动电话用户数/年末户籍人口、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名义GDP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变量表征相应影响路径。

具体结果如表8所示，交乘项是重点观察的对象，从中可知：一是设立综试区有效增加了政府宏观管理水平，结果显示du*dt的回归系数为0.145，且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随着综试区的建设与发展进一步增加了政府财政税收，有利于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管理水平，为消费市场提供秩序保障。二是设立综试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信息化水平，但效果并不显著。这主要因为综试区着重点在于建设跨境电商信息共享体系，为跨境电商信息流、资金流、物流“三流合一”提供数据支撑，但对提高信息化水平影响不显著。三是设立综试区显著提升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结果显示du*dt的回归系数为0.329，且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进一步刺激了消费市场，释放了居民潜在消费需求，从而推动了消费规模的持续增长。

表8 机制检验

在综试区政策对消费水平的间接影响方面，主要包括提升整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内容。本文选取人均GDP指标刻画该路径。数据显示，设立综试区显著提高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结果显示du*dt的回归系数为0.451，且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主要得益于综试区政策通过发展多种业务模式，创新工作措施，促进了跨境贸易便利化，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市场的繁荣发展，扩大了消费市场规模，有利于推动消费升级。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作为一项重大的跨境电商综合试点政策，以跨境电商为突破口，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和业态创新，推动海外消费回流，让消费者在国内能够享受到海外的商品质量和价格。综试区政策是否真正推动了消费升级呢？自设立第一批综试区6年以来，跨境电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些许不足，准确评价综试区政策对消费升级的作用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利用中国36个城市2012—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综试区政策是否促进消费升级这一问题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综试区政策对消费升级有较明显提升作用，进一步的机制识别结果显示，综试区政策通过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深化政府宏观调控水平、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路径释放居民消费需求，这些因素共同检验了综试区政策的有效性，最终使综试区政策对消费升级的推动作用得以显现。

根据实证分析，在综试区政策的试点过程中，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综试区政策对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各项稳健性检验证明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第二，从异质性角度看中西部地区综试区政策对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效果显著，但东部综试区的政策效果不显著，这表明中西部地区应抓住跨境电商这一新经济增长点，缩小地区发展差异。第三，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综试区政策通过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深化政府宏观调控水平、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直接和间接路径推动消费升级。

(二)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并结合机制分析，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积极推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试点，坚定综试区是推动外贸增长的新引擎和外贸转型的新捷径，也是鼓励进口消费和拉动内需的新渠道，积极探索以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和消费升级的新型商务模式。二是加大综试区政策的实施力度，将综试区试点政策进一步复制推广，积极推动综试区政策向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倾斜，因地制宜，突出本地特色和优势，发挥综试区的示范效应，助推跨境电商均衡发展。此外还应根据地区和经济发展差异，分批次、分区域对综试区开展验收工作。三是应当继续深化和加强综试区政策支持力度，加强信息化建设力度，让跨境消费更加便捷；推动综试区延伸跨境电商产业链条，通过“旅游消费+跨境电商”等措施，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和消费融合发展，推动消费高质量和高品质发展；提高政府宏观调控水平，进一步规范跨境电商行业，保障消费者购物安全，为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提供可靠保障；为居民提供就业创业机会，通过降低跨境电商创业门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路径推动消费升级，并发挥行业协会和电商平台作用，开展质量共治，探索建立跨境电商消费纠纷解决机制。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于艾媒咨询《2019—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市场年度盘点及标杆企业运行检测报告》。

② 资料来源于《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