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平，葛爱华

（1.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2. 内蒙古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00；3.昌吉学院 中语系 新疆 昌吉 831100）

语言是人类独有且习以为常的社会存在。语言以满足人类的交际需求为主要社会功能。言语交际关涉语言形式、意义及功能的选择。与此同时，言语者的能动性和社会因素共同驱动语言选择及其社会功能的实现，并在“传情达意”的过程中表达不同的社会意义。

一、语言选择：跨学科视域下的内涵及文化向度

人类认知能力包括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及概念化的解读。语言选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是人类思维、心理认知、社会实践共同协调的社会行为。在社会语言学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内，人与社会的互动涵盖语言选择为表现或结果的语言实践及其社会关联。在多元社会语境下，语言及方言变体的选择，与语境、交际对象、交际内容形成互动关系，彼此影响并相互协同。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看，个体或群体的语言选择可反映其语言态度、身份角色、社会网络参与度等具体或抽象的自我和社会认知。

语言选择也关涉语言使用中意义的选择。语用学理论框架下的语言使用观，以言语意义的具体呈现影射语言选择在人际意义及社会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互动含义。20 世纪 80 年代语用学以“使用中的意义 ”和“语境中的意义”为其主要研究旨向[1]。托马斯进一步丰富其内涵将其界定为言语“互动中的意义”强调语境的重要性，并提出言语的意义并非独立于词汇、说者和听者本身，言谈互动中的意义是说者、听者及语境共同生成[1]。

语用学理论范畴内的语言选择关注人际互动中的语言及其变体的选择，如何对话语意义即交际意图的实现产生影响。言语顺应论则强调“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2]。社会交往中，语言结构和功能的选择、转换及语用意义的生成，不仅是言语者语言选择为媒介的言语意义建构，也是对社会事实的选择性顺应。

语言选择及其文化关联。首先，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使用语言不同程度地反映其文化内涵，如基于文化规约的礼貌用语、修辞语体等语言语用及语词层面的选择。其次，语言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其以文字或口传的方式记录或传承文化内容。语言学在研究语言结构、语言变化和社会文化互动关系的过程中， 将语言选择视为基于沟通的各种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生成的社会意义和文化表征。[3]人际交往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活动，构成不同形式和内容的社会网络。基于人际交往的语言选择，以使用者语言种类及对语音语调、语词、句法等结构层级的选择与使用，实施言语交际，参与或表征社会文化实践。选择一种语言作为交际媒介，在实施其交际功能、情感功能和经济文化功能的同时，也可呈现或驱动个体与社会互动中，社会意义和文化象征意义的生成。

总而述之，语言选择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行为其内涵关涉使用者的语言及其变体形式选择、人际关系建构或社会语用意义的表达，其旨向则通过选择社会成员或群体共识性表征多元社会意义的语言或变体形式，实现言语交际意图。同时语言选择具有顺应性，表现为使用中单向度或多向度的言语顺应，言语行为主体可以是个体、群体或不同社会团体，以同质或跨语言交际为过程，其中参与主体语词、语言、跨语言及方言的选择行为不仅表达语词意义，也可生成不同的社会意义及语用意义并以实施调适或顺应性选择为途径实现达意取效。再者，语言选择兼有结构、文化、社会规约等规约性特征。规约论认为语言形式、意义及声响的结合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8]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结构变化及使用的规约，使用者不断选择、使用并固化被认可被选择的形式从而形成群体性的使用规约。同时使用者的社会化意味着语言选择的社会化，其受语言结构及社会文化礼俗规约等因素的影响。最后，语言选择表现为一种文化行为或一种文化规约。不同群体的文化形式、表征方式及其文化规约以语言为载体传承集体文化记忆，而每一种文化记忆传承的语言媒介则是文化群体的共同选择。

二、语言选择的变异维度

语言选择可对语言结构及功能流向产生能动性的影响。使用者的“选择”可成为变异形式传播或消逝的推动力。

（一）结构变异

语言选择的变异特征体现于个体或群体的语言使用，因社会或心理因素而产生的语言结构及功能临时性或持续性的使用变化。基于个体差异及群体认同而约定俗成的语言使用惯习和规约化的语言选择倾向，形成个人语体风格及群体语言特征。一方面言语交际中，交际目的、职业、性别、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及文化习俗等的差异，可触发共时使用中的语言选择差异。如拉波夫纽约市“r”音的社会分层使用情况调查，揭示了“r”音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选择性差异，以及使用者在给定环境中语言结构选择和功能变化的社会动因。[4]另一方面，历时层面的语言选择也可对共时层面的语言使用变化产生影响。如汉字的历时演变，整体而言，其书写特征及形体结构方面，以简化为主要趋向，部分汉字的构形有去象形化及笔画趋简的特征。在词汇选择上，新词产生、旧词词义扩大缩小、外来词等均可反映词汇选择在意义和实用功能上的变化。社会大众的词汇选择和接受度是其形成稳定的使用范围和功能的前提。比如网络流行语①XX 族（路怒族，上班族，月光族）、我可能 XX 了假 XX（我可能喝了假酒、我可能上了假班、我可能看了假书）的迅速“走红”与“失宠”， 从词汇选择和使用的角度看，可反映语言选择主体的词汇认可度、选择的能动性、个体使用偏好、从众心理及词汇实用性的自我及社会认知。而是否满足个体及社会交往需求往往是语言词汇结构变异和使用情况变化的主要动因。

语言结构变异可归因于语言自发展及他语接触。语言接触可引发基于接触的语言结构变异或语言选择变化。其中接触引发的词汇使用变化较易察觉，如借词、外来词及音译词等。现代汉语中的赫兹、咖啡、沙发、热狗等词就是对蒙古语及英语对应词的音译或直译。外来词融入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中，形成相对稳定的使用状况，离不开使用者基于交际需求的实用性选择。接触中的语言选择模式大体有双向选择、单向选择、混合选择继而形成语言兼用、语言转用及语言形式创新等不同的选择结果。语言兼用即接触中的语言均处于被选择使用的情况，语言转用则是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他语转用，而混合选择则概指基于接触的语言结构变异变化及其选择。语言接触为语言选择提供了可选择的前提，而使用中的动态选择使静态的语言在不同结构层面形成彼此融合或分离的变异样态，并在使用中不断被选择、复制、创新，经使用者延用已有结构或形成新的变异形式。

语言实践意味着言语者在可选择的范围中选择具体的言语形式实施言语行为。语言变异的发展演化以社会因素为主导具有动态多变性，形成个体或群体规约化的语言使用及其共性或个性变化。

（二）功能变化

选择语言及其方言变体，既是语言使用功能的实施，也可触发其功能变化。交际型的功能变化多为语境依赖并意图导向，社会型的功能变化则以社会因素为主导，驱动个体及群体语言选择及使用的社会关联。

1.交际型的功能变化

交际型功能变化概指交际主体，基于交际语境、意图、对象而选择符合达意需求、语境需要、目标导向的语言及变体，并不断调适、修正和改进语言形式，力求通过“选择”多元化语言的交际功能，以协调、改变或重构人际关系并建构情景身份，实现交际目标。交际型的功能变化具有个体性、临时性、多变性及语境性等特征，通过使用者“语言模因”式的传播亦可形成群体接受并认可的相对稳固的语言使用模式，反映个体或群体的语言使用特征。交际型语言选择的变化特征可进一步表现为，个体交际意图及语境因素主导的语言选择、语境临时性和个体目标性凸显。交际参与者的身份、性别、职业、亲疏程度、语言能力等构成语言选择及其功能变化的影响因素。

交际型的功能变化，以语言的工具职能为基础。言语交际中，同质言语社区成员的交流互动鲜有涉及跨语种交际。非同质言语社区成员之间及不同组织间的交流则常关涉互动中的语言及其变体的选择。交际者语言不同，需要交际主体在个体已有语言能力及语境需求的基础上做出不同程度的交际意图、心理及语境顺应的语言选择，形成以语言互通为导向的现实选择。多语多言的交际语境中，语言选择是对语言功能临时变通性的自协商和他协商。如双语或多语者的语言选择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是以实现交际目标为驱动力的语言功能的临时性选择。以主观评判自身及交际参与者的预估评判为前提，直接或试探性的语言选择可协调其语境性的功能实现。交际中的语码转换、语码混合及语言转用等可视为基于选择的语言交际功能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例如，“get”①一词是英语中的常用动词，其含义比较丰富，可以是及物或非及物动词，表示“获得、到达、成为、受到”等义。目前该词在娱乐微博中出现的频率较高，根据上下文语境及其大众认可度不同，常用来表示“学会、获得，懂得、明白”等义。如“围巾系法快 get 起来吧；好想 get 某某同款啊；get一颗爱心草莓”，其中“get”表达了“学会、获得”等义，语篇主体通过选择汉英语码组合的方式表达出时尚、新奇、迎合受众的社会语用功能。语境化的语言功能是言语主体通过不同形式的语言选择达成特定信息传递及交际目标的方式与途径。

交际型的功能变化在话语层面上也可体现为交际主体参与社会实践与建构中的话语选择策略。话语包含口语或书面语篇，涵盖了人们的语言使用及行为是一种社会实践。直接或间接的语言交际运用不同的话语形式实现社会功能。话语在使用中发挥其策略性功能并建构社会意义，实践中的话语建构有身份、关系及观念功能。[5]身份作为个体在社会中自我角色及社会角色的定位，可表现为年龄、职业、性别等不同社会特征的角色属性且具有多重性。话语与身份的双向互动关系促使其彼此建构，特定语境中交际需求导向的身份选择驱动合适得体的话语表述，反之，话语选择亦可转换或建构新的交际需求的身份关系。话语选择又可协商话语主体的话语行为及其社会关系。文本形式的话语产出以文本为载体可作为途径“说明这个世界过程、实体和关系”是话语观念功能参与社会实践的表征。[5]话语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以言说或书写的形式建构自身及社会关系，主体的“语词”选择可建构社会事实相关的话语，通过表态度或修饰态度类的词汇“个人观点、目前还不确定、可以、建议”与“坚决、必须、毫不、绝不、研究证实”等的不同选择可产生不同的话语效果，实现达意取效功能。

2.社会型的功能变化

社会型的功能变化多为个体基于不同社会因素影响下的言语实践形成的群体性特征。如地理疆域、人口构成、文化习俗、生活经验的差异而引发的语言及其变体选择的社会分布及功能差异。语言选择的功能变化可表现为语言结构及功能的即时选择。社会型的语言选择及功能变化受语言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多语多言地区的语言使用及选择，如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语言、方言、语体、书面语或口语等的选择，也是对其社会功能的选择性呈现。语言结构及功能的变化使语言选择行为结果及演化特征外化。语言选择融合了使用者心理动机及社会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语言选择及其社会化的功能变化，关涉语言结构及语言实践的内在及外在关联的协同。

语言选择社会型的功能变化具体表现为社会生活中使用者“选词成句”及其社会功能表达。语言及语言形式的选择关涉使用者交际意图的心理规约、选词成句的语言规约、话语表达的社会文化规约协同运作。与此同时，语言种类的选择以不同语言符号承载的意义表达交际意图，以沟通交流为目标，经选择不同的语言符号媒介及相应的社会文化规约为功能实现过程。

已有语言结构及社会文化规约内的语言选择，在功能变化上可表现为使用中音、形、义组合对话语功能的调节。在不同语言中，词汇附加本音之外的语调可表达言语者不同的交际意图或心理情感及态度等，如以现代汉语中“说话”一词为例，在实际使用中言语者选择不同的语音语调可表达不同的意义功能。在特定的语境中，当“说话”一词发长音调即言语者有意延长发该词的语音时长或在词首词尾加重音可表达“不耐烦、无可奈何、气愤、生气、命令、亲昵、乞求”等多种情感或心理诉求的意图呈现，从而对交际对象产生相应的话语效果。言语者对“说话”在语音语调上的不同选择，可传递其在不同心理及社会语境中的功能侧重。音、形、义等的选择可表征多元化的社会功能，也是人与社会互动语言关联的使用者回应，并以言语交际及其社会关联的变化，表征语言选择及其触发的功能变化。

三、语言选择的理性维度

语言选择是人的选择行为。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与工具理性相平行的价值理性概念用以阐释人作为主体与客观世界主客体二元互动关系的内化与外显，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一种实现途径，二者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统一性。[6-7]语言选择兼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驱动且语言使用者语言及其变体的态度对具体言语实践中的语言选择具有导向性。态度作为主体人对客观事物及自我认识为基础的思维认知的内在行为，可影响主体的外在行为倾向。其次，个体与群体语言态度与行为的互构，也是对语言价值实现与工具性功能的协同选择。人口流动带来人际接触，可触发个体或群体为了实现跨语言及方言变体交际而进行的语言选择。

言语者通过语言选择及其可能的工具价值、文化价值和效益价值的主观评估和预测，借以实现交际目标和符合个人现实需求的能动性选择，可表现为双语或多语者在家庭、工作、私人、公共等不同场合语言选择的差异性。不同场合中的语言选择实则是使用者基于现实交际需求的理性选择。语言的融合性选择是言语者根据不同的场域，自如地转用不同场域中符合交际心理的语言及方言变体。由此，语言选择的理性维度涵盖基于使用者心理和社会因素触发的语言使用，其中选择理性作为自我及客体的理性认知，在保持个体语言选择实用性与情感理性的基础上，社会化的言语实践，可形成超个体层面的群体趋同性的语言选择模式。语言选择理性还表现于迎合交际需求的言语行为表征以及类 “羊群效应”或“蝴蝶效应”的语言传播从众心理样态。正如索绪尔所认为语言形式与意义的组合具有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约定俗成”需要群体成员共同认可和遵守，成为某一群体内隐或外显的一套心理和行为规范及规约下的理性行为。[8]

四、语言选择的规划维度

语言选择的规划维度指个人或社会层面的语言选择是可以被规划、规范和管理的社会行为。语言的规划和管理以符合和满足群体组织、社会成员、社会组织和国家等不同主体的功能需求为目标。语言规划是“政府、社会组织或学术部门等对语言生活所做的干预、管理及规划，其中包含语言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等内容”[9]， 包括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本体规划是关乎语言本身结构的规划，诸如文字改革创制、书写系统的规范，词汇术语现代化、标准化、统一化、信息化以及词典的开发编撰等。地位规划是对语言文字功能进行调节的规划活动，包括语言政策的制定、语言文字地位的确定以及语言立法。[10]语言选择不仅是言语者个体语境性的言语实践，也是社会组织为完善和规范组织成员社会行为的构成要素。

不同社会组织及其行为主体通过制定官方或非官方的语言政策，规划引导个体或群体语言选择。语言政策即有关语言的各种选择。[9]具体而言，语言政策是一种影响语言结构、功能、使用或习得的政策机制，是国家或社团在语言实践过程中对语言本体或语言使用及其功能的规划、规范和管理。[11]由此，社会成员语言选择的做出，也需要符合其所处的言语社区普遍认可和接受的语言规范，从而实现社会化的语言实践。语言选择的宏观维度是国家或其他社会机构组织规划社会的活动，其目标是全体社会成员及其语言实践活动。不同维度的语言规划均以语言本身，语言使用者及语言使用的规范和管理为导向。语言选择成为国家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内容，包括行政、教育、媒体等不同领域语言选择和使用的功能规划。同时，为个人语言选择构建了选择的形式和范围。国家语言政策和规划主导下的语言选择是以“全社会”成员在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使用及功能规范为对象。语言社会功能的规划为个体和群体在语言选择中实现高效的言语交际和语言资源优化配置与整合提供了可遵循的行为规范和语言生活环境。国家通过语言政策立法或区域性规章制度的形式对国家及其社会成员的语言选择进行规划和规范。语言政策和规划驱动的语言选择参与主体是国家政府机构等官方组织，也包括非官方的公共组织等。社会成员的语言选择以上述导向及现实语境为原则。因此，语言选择的规划维度意指，个体、社会组织及国家对社会语言使用的规范和管理，以期协调或重构人际关系或建构稳定、和谐、规范的社会语言生活环境。

五、结语

语言与社会共变规律、形成机制和呈现形式是社会实践参与者与社会互动过程中，语言使用与社会实践相互影响与协调的结果。语言选择的微观层面表现为语音、词汇、语法结构有意的、社会事实依赖的选择或无意的顺其自然的选择。宏观层面上则关涉不同主体官方或非官方的社会语言使用的调节、规划、规范和管理。不同层面的语言选择行为均可表现出以下共性特征：使用中的变异、理性的选择及合理的规划。

语言是用于交际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人的语言使用过程就是对语言结构和社会功能的选择过程。语言选择作为一种理性的可规划的言语行为，其结构层面在使用中的变异变化，可考察共时及历时层面不同社会变量的综合影响。

注释：

① 本文中网络流行语及“get”相关语料均为网络语料，来源于笔者日常浏览的网页及新浪娱乐微博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