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彦梅

（云南师范大学 档案馆，云南 昆明 650500）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中国，大批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从政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式。当时的知识分子有的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政府决策提供意见， 为政府出谋划策，有的直接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种知识分子从政现象在社会学、民族学学者中尤其突出。[1]

在近代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从事有关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时，多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在对边疆问题有深入了解的前提下，迫切希望能为国家解决边疆问题出力，其中也包含有矫正国家对边疆地区的不恰当的观念和政策的意思。而其中来自边疆地区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独特的情怀。如来自云南丽江的方国瑜先生就认识到：“中国各级政府及其相关研究机构对云南边疆的了解‘异常隔膜’，相关的考察和研究也极为滞后。而边疆问题的研究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反击外敌入侵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对家乡的热爱、对国家的忠诚， 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促使他放弃了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转而投身一片荒芜的西南边疆实地研究。”[2]研究边疆问题的知识分子还希望借抗战时期政府对边疆的重视，来改善边疆人民之处境， 使国人能准确的认识边疆，政府能实行恰当的边疆政策。以上这些特点在民族学家江应樑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体现，因而江应樑的从政经历可以看作是抗战时期边政机构中知识分子参政的一个典型代表。江应樑从政问题，目前并无专文探索，因此本文拟抛砖引玉，以就教于方家。知识分子从政还牵涉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如政学之间如何平衡，求真与致用如何兼顾，学术追求与社会责任如何兼得等，本文拟通过分析江应樑从政的心路历程，管窥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一、民族危机下的抉择

江应樑，祖籍广西贺县，生于昆明。曾先后赴上海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地求学，主攻民族学，多次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调查，对西南少数民族深有研究。1937 年 9 月，当时还是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的江应樑，受中山大学的派遣，来到傣族聚居的腾龙沿边考察。江应樑根据此次考察撰写了《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一文，并以此文作为毕业论文参加答辩并获得硕士学位。1938 年底，江应樑随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联合组建的滇西考察团再次进入腾龙沿边进行考察。1939 年3 月，随中山大学迁到云南的江应樑，曾带学生到澂江、昆明、路南、武定等地进行田野调查。1940年，江应樑先是到重庆为民国政府教育部开办的边疆民族训练班和边疆学校教授中国民族史，随后又深入到大凉山之腹地对彝族社会进行考察，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可以说，江应樑是当时既受过现代学术训练而又对云南边疆民族比较了解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

1937 年 7 月江应樑受中山大学派遣重返昆明。也是从这次重返昆明以后，江应樑开始了他的从政历程。寻求政治与学术的结合是江应樑从事边疆民族研究以后，根据亲身经历提出的一贯主张。1938年，江应樑在《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一书中就提出，对西南民族的实地调查“必须要以政府的力量，有充分的经费，搜罗了各方面的专门人才，深入夷区去作实地的工作，然后依据考察的报告来作改进西南民族的佐证”[3]。这实际上包含了政治与学术相结合的主张。

江应樑的从政经历主要分两个阶段：

（一）任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期

1943 年 9 月 16 日，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成立，江应樑任主任委员。该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网罗专门人才根据边地实况，拟定具体方案，作为推行边地行政之张本。并培养边疆工作干部，以供政府开疆殖边之助”。[4]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成立之初衷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招徕专门人才，从事边疆调查研究工作，并对边区之开发建设提出建议；另一方面是储备边疆建设人才，“以备时机许可时，即入边地工作”[5]。

（二）任车里县长时期

1945年，鉴于云南各边区边疆开发方案已基本拟定，需要实验其实际效果，另外江应樑也一直有到西双版纳摆夷地区进行考察的心愿。于是，江应樑离开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转赴车里任县长。江应樑之所以选择车里作为实验点，主要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从操作层面上说，他亲自拟写的《思普沿边开发方案》已经通过省府核准，实施起来有章可循， 对各种可能遇到的干扰、牵制比较好应对。从实施的意义上看，思普沿边闭塞落后，交通十分不便， 更具典型性。此外，他还有一种‘私心’：他的傣族研究，西双版纳还需深入进行，到车里任职，能了却这长期未了的心愿”[6]。按江应樑自己的计划，准备在边区留住两年，“第一年做收拾民心的工作，使边民都把我当朋友，不要以狗和饿虎视我；第二年始利用此种关系做有系统的考察工作”[7]。江应樑1945 年 8 月到车里，9 月即拟定了《车里县政府一年施政计划》[8]，其内容包括施政原则、民政、禁政、粮政、保卫、教育、卫生、交通、生产及结论十部分。经过短时间的推行实验，江应樑施政实践已在车里初见成效，“未到半年，在夷民中已收到了传教士般的效果”[9]。

二、边疆开发理论的实践：江应樑在车里的施政计划及成效

与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时期以边疆调查研究及边疆开发方案拟定为主要工作不同，江应樑任车里县长期间，试图将其长期以来对边疆开发的理论研究包括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时期拟定的边疆开发方案付诸实践。江应樑在车里的实践，是当时云南边疆开发方案少有的一次付诸实践的尝试，且是由方案的主持者江应樑亲自尝试，具有典型的意义，有必要作一专门的探讨。

（一）《车里县政府一年施政计划》的拟定

江应樑主持拟定的《车里县政府一年施政计划》[8]，内容包括施政原则、民政、禁政、粮政、保卫、教育、卫生、交通、生产及结论十部分，具体如下：

1.施政原则，即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所订定之开发边疆四原则：（1）边官应以廉洁换取边民信仰，以诚信建立官府威望，以实干苦干精神改换边民面目。（2）边疆开发之先决问题为医药卫生及交通建设。（3）教育为开发边疆之百年大计。（4）藉生产开发以繁荣边陲，福利边民。本施政计划，即根据此四大原则，斟酌地方实际情形而拟定之。

2.民政。主要办法有：（1）废除一切苛摊杂派。

（2）凡县府职员兵役因公派赴四乡者，严禁向人民强索供应，摊派旅费，收受贿赂。（3）上级机关派员到县，县府绝不再循例向民间摊派旅费及招待费。（4）商同地方驻军，严禁假借机关名义，随地强派夫役，驻军派夫，应照手续函县府办理，以节民力。

3.禁政。即禁烟，主要办法有：（1）召开禁政大会，宣布政府禁烟决心。（2）严防下种，由各乡镇长向县府具切结，各保甲长向镇长具切结，倘有发现，连坐处分。（3）县长绝不包被受贿，除于下种期间视赴各乡宣传查禁外，此后随时发见烟苗， 随时以武力铲除。（4）登记烟民，筹设戒吸所为之戒除。

4.粮政。涉及军粮与积谷，主要办法：（1）折征遵上峰命令办理。（2）采购军粮，函商兵站请依核定价格先行收款发县，县府即时转发各乡代为采购。（3）军粮原先交县府，再由县府转交兵站，现改由各乡镇直交兵站，取票呈府，并函兵站出入用同一量器，并严密监督量米时之弊端。（4）本县积谷，自经敌机轰炸后，即分散存各村寨，……拟设法集中，每乡分三至四仓。（5）拟由县府制造公斗，分发各乡，今后凡积谷军粮，皆以公斗衡量。

5.保卫。拟请求上峰准作如下变通：（1）保卫队兵，拟半额征调，半额招募，征调者仍以全县壮丁入队训练，按期退伍，招募者则设法物色强健汉人，予以严格之军事训练，俾能实际负地方治安之责。（2）征调队兵，其退伍时期，略予加长，俾对语言习惯方面，亦可兼施教化。（3）逐渐设法罗致散居四山之阿卡、攸乐、濮曼等人，编为队兵，此种人习性强悍，倘有合宜之训练，实为边疆理想之战士，观英人在缅甸之设施，即可取法效仿。

6.教育。（1）边地教育本如下方针实施（据厅边委会订定）：甲、施教应以边民为对象。乙、教育应与生活发生联系。丙、利用其原有之教育制度（佛寺教育），授予现代知识。丁、利用其自有文字以灌输新知识。戊、兼採诱导及强迫方法以招致学生。（2）宣慰街成立县立中心小学——按：宣慰街为车里宣慰所在地，摆夷集居区夷僚不论贵贱，幼年皆须入佛寺作小和尚，县立小学设此，即可以此项小和尚作施教对象。（3）县府所在地成立边地小学。（4）每一乡公所所在地成立中心小学一校。（5）成立民众教育馆。（6）选送优秀夷民赴昆明升学。（7）发刊壁报，用汉夷文对照，公布电消息及政府法令。

7.卫生。本县原有之卫生院，因医药两缺，形同虚设，……本任奉令清理，得专款现金四千元，拟作如下设施：（1）向昆聘请正式医科大学毕业而有临床经验之医生两人，来县主持卫生院。（2）购办药品及医疗器械。（3）修理卫生院房屋。（4）组巡回医疗队，分赴四山诊治疾病及点种牛痘。（5）诊病概不收费，药品以施赠为原则。（6）改良环境卫生，注重公共卫生。（7）举办卫生宣传，指导人民生活。

8.交通。本县县道交通之重要者有二：一为自车里县治至六顺境通思茅之大道，约长一百四十华里；一为自车里县治至佛海边境之大道，约长一百华里。两道均因年久失修，一至雨季，河水泛滥，泥阱没胫，难于通行，而境内各乡镇间道路，亦复如是。又澜沧江上之打角及橄榄两渡口，为昆明至车佛南必经之道，亦因船只缺少，管理不善，行旅为之裹足，现经县府会议议决，本年内先作如下修筑：（1）各乡出夫修筑车里至佛海大道，宽度应达到二公尺半。（2）联合乡出夫修筑车里至宣慰街大道，宽度三公尺。（3）各乡出夫修筑县府前大道，铺细石及沙，宽度四公尺。（4）猛养乡负责将通思茅大道略事修补。（5）乡镇间道路，由各乡镇自行负责修筑，县府派员指导。（6）架设由县府至宣慰街流沙河上之大桥。（7）打角橄榄两渡建造大船，严密管理，以利行旅。

9.生产。本县平原广大，土质肥沃，物产丰富，气候近亚热带，谷年可两熟，生产事业之堪举办者甚多，惟以交通、人力、财力所限，且初年计划，诚信未孚于民，未敢大事举措，兹拟择易为而需要者举办：（1）劝民耕种小春。（2）由县府购办杂粮菜蔬种籽，免价发人民栽种。（3）指导人民耕种方法。（4）改良民间农具。（5）倡种棉花，并试种木棉。（6）与思普企业局合作成立实验农场。

10.结论。车里远处边陲，地旷人稀，政教之待兴者，千头万绪，本计划所拟八项，仅为当务之急，且系估计地方力量可能做到者。余如保甲之编整， 户政之实施，均以情形特殊，拟留待二期办理。县长奉命入边，职在实验开发计划。初期目的，亦仅在革除旧习，振作风气，以转移边民观感，是则事虽琐琐，效实难言，至若全面开发大计，尚须待诸来日。

这份施政计划与江应樑在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时主持拟定的各边区开发方案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根据轻重缓急与可操作性作了取舍。其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并能根据地方特色提出切合时宜的方针，兼顾可行性，可以说是一份十分科学与务实的施政计划。结论部分的表述表明江应樑在车里的整个施政计划远不止如此，上述施政方针只是第一期，且后续的部分他也有了初步的规划，并将分步骤逐渐推行。

（二）实验成效及反思

经过短时间的推行实验，江应樑的施政实践已在车里初见成效，“未到半年，在夷民中已收到了传教士般的效果”[9]。据江应樑回忆，“不到半年，摆夷们果都成了我的朋友了，我私心窃喜，边事大有可为”[7]，正当他准备在车里有所作为的时候，“不幸这时省政府改组了，新任的一位民政厅长是连‘边疆’两个字也解释不出来的”[9]，江应樑见方案已无法继续实验，加上此时夫人去世，于是赴省辞职。到辞职时江应樑任职尚未满一年，“可怜集数十学者专家四年的调查研究而拟 具的开边方案，从此便夭折了。”[9]

江应樑的实验在当时能取得一定成效，最重要的就是因为遵循了他自己所制订的原则，即“以廉洁换取边民信仰，以诚信建立官府威望，以实干苦干精神改换边民面目”。政治的腐败是当时边疆开发的一大阻力，“边地的县长，是吸血虫，是嚼人骨头的豹子，夷民对汉官，表面敬畏，背地都称之为狗”，而且由于边区的特殊政治形态，边民往往要遭受多重的压迫和剥削，“在思普沿边的摆夷区中，压榨勒索之事是层层而下的，汉官（包括县长、县府职员、兵士、省府专署并各级机关派来的所谓委员们）压迫土司，土司压迫百姓，百姓压迫四山的少数民族”[7]。如果追根溯源，能消灭掉第一层压迫，则下两层的压力可以自然地减轻了。所以，要取得边民的信任，“只须做县长的本身不要钱，但能袒护着人民拒绝无耻委员们的勒索，只须经过三两个委员莅县，而人民不见有照例派款这回事，大家见县长便奉之如父母了”，江应樑在车里不贪污勒索边民，甚至“敢袒护着人民捕捉吸血虫和打豹子”[7]，所以就很快取得了边民的信任。边民的信任与支持，是各项边疆开发措施得以施行的基础。

但江应樑在车里并未能实现他最初赴任时的目标，不到一年就不得不辞职离去。究其原因，除了前文所提当时云南政坛的变动外，还与车里地区的土司政治有关。车里地区土司组织系统非常严密，“此种制度，因其数百年相沿而行，故凡事之发生与处理，皆有例规可循，因之在此类区域中，虽有县府或设治局之设置，但为县官者，为着语言及风俗方面之隔阂，大多只能循其旧有制度，任土司或头人为乡镇保长，使之直接亲民，这样一来，土司虽无名义上之政治地位，然皆握有实际之政治权力，所以，在今日云南沿边区域中，土司制度依然变相的存在着”[11]。只有废除土司制度，才能确保国家政令的通达，各项有关边疆开发的措施才能被贯彻，所以从实现国家政治统一、谋求边疆的开发与边民的开化的角度考虑，必须从根本上废除土司制度。江应樑实地调查后发现，土司“虽有其权但并不稳固，虽有其力但并不雄厚，虽治其民但并不得民心”，所以“倘有一较土司廉能者代之而治，倘有一权能的政府给边民以保障，边民必翕然膺服而乐弃土司以归之”。所以，他认为政府可不必顾虑到因废土而会引起边乱，“甚至政府对于土司，直不必明令废除，只须健全县政组织，在公事上避免直接与土司发生往还，凡土司出献，不要再以功令委派新土司。如是，土司自然受到淘汰，充其量仅不过形成一个区域中之地主或豪绅，对政治自不可能发生作用了。至若土司中头脑清白，年青有为者，不妨培植之，使成为地方人才而用之，此更两得其利”[11]。

根据江应樑的经验来看，土司制度与边官的腐败，是政府的边疆开发措施不能落到实处的两大阻力，“土司制度的存在，固足以弊国害民，但若以贪官污吏代土司，其弊国害民之处将远超现存土司制度之上”[11]。所以，要实现边疆的开发，就要废除土司制度，且取而代之的行政官吏要严格管理和严加训练，使边官能做到廉洁、诚信，以实际行动获得边民的信任。从当时的政治及社会大环境看，由于政局的变动，中央及地方政府都不能将主要精力用于边疆开发，这一时期的边疆开发基本还停留在研究计划阶段，在实践方面整体成效不大，个别地区的实验自然无法独善其身。

三、江应樑从政经历的特点

江应樑从政范围始终在与自己专业相关的领域，所担任的职务都是能发挥自己的民族学边疆学专业特长的职务。另外，他一直努力寻找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平衡，希图达到政学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效果。

（一）寻求学术与政治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抗战以来，大批科研文教机构内迁到西南，西南一隅人文荟萃，西南边疆的研究空前热烈。民族危机下催生出来的边疆研究热潮，必然与政治脱不了干系，“民国时期许多学人致力构建的‘边政学’，是在国家倡导和支持下，政（治）、学（术）两界改良边疆地区政治和加强国族认同的共同努力，是那一时期名副其实的‘当代民族问题研究’”。[12]加上边疆研究涉及范围非常广，且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决非一二专家或少数人士所能应付，亦非一二学术机关或大学所能担当，故如不能严密其组织， 集中人才作分工合作，颇难期望此庞大事业之克底于有成也。”[13]所以，抗战时期的边疆研究向着合流的方向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与政府之间的交流、合作加强，学者资政、参政意识提高；二是学者个体之间及学术团体之间的合作研究加强[14]。

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出刊之《正义报 · 边疆周刊》创刊时，江应樑明确表达了学术与政治结合以使双方都取得更好成绩的意思：“一切发展与开化之计划，皆须根据学理为基础，这固可不必再加申述。惟此所言之学术，实有两重意义，一是指事实方面而言，再则指学术本身的研究言……在此种情况下，倘能由政府的力量，集合若干专家，集中人力物力，使固定在一个边区，政府帮助他们作学术上的考察，学者则供给政府以开边的参考，则当边疆收到开发的成效时，学术上也定必出现不朽的作品。”[15]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建立后，江应樑也计划将其打造成一个“衙门里的学术机关”，其工作宗旨就是谋求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结合。据江应樑自己所言：“樑对行政是门外汉，但对此一问题之研究，则甚感兴味”，该会的工作“仍不脱学术研究气氛”，被称为“衙门里面的学术机关”，并努力“把理论与实际配合起来，把研究与实行相辅并行，或者有所成绩贡献给社会”。[16]可见，江应樑的从政初衷就是以其学术专长为出发点的，力图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从而为抗战建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江应樑属于许纪霖所划分的第三代即“后五四”知识分子。这一代人大都在中国大学里受到很好的现代知识教育，或具有欧美留学经历 , 他们通常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前两代人是文化精英，主要靠社会影响出名，而这代人的声望主要局限在知识圈内。“第三代（后五四与后文革两代人）相对来说知识的关怀更多一些，他们已经注意到文学或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不是在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的意义上，而是在文学或知识自身的立场上思考各种问题，因此第三代社会的、文化的贡献远远不及前辈，但其知识的贡献却不可限量”[17]。江应樑的表现也符合这些特点，他很少发单纯的政治议论，发表政论性文章也是从自己的专业出发，论述自己专业领域内的问题，他的兴趣和精力始终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从政期间所做的也基本都是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

从政期间江应樑还借政治之便利进行学术之研究。江应樑在任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期间，借助各种力量对云南各边区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了各边区开发方案，这也是近代云南边疆开发史中第一次从全省角度系统的提出对边疆的开发规划。而江应樑远赴车里任县长的初衷即是为了对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所以，江应樑的从政经历无论是其初衷还是实际作为，都有明显的借政治的力量来实现学术抱负的倾向。

江应樑从政时的最大特点是始终想将他对学术的诉求与对政治的诉求兼顾，一方面想将自己的学术专长用于实际政治，另一方面又始终不忘自己的学术追求，并试图通过与政治的结合更好的实现自己的学术目标。努力寻求学术与政治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实际效果来看，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政治方面帮政府拟订了云南各边区的开发方案，学术方面则实现了其到西双版纳摆夷地区考察的愿望。

（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江应樑主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们大家都抱着一个实际去做的野心，在时机成熟时，准备把委员会移殖到边区，实际去执行一个方案，把理论与实际配合起来，把研究与实行相辅并行，或者有所成绩贡献给社会”[16]。所以，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工作特点之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首先，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实际在边区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各边区开发方案，后期还将这些开发方案的实践列入工作计划。只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开发方案真正付诸实践者很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其次，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在边政干部登记、培训，宣慰边民，彻查边地不法事件以及协助云南省之各项边疆工作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第三，江应樑到车里任县长，可以看作是对其在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任职期间所列工作计划的具体实践，即实验边疆开发方案，将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对边区的调查研究成果真正服务于边区。

当然，由于条件的限制，无论是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还是江应樑，所获得的边政实践机会都很少，所以其实践成果并不多。江应樑在任车里县长时的实践可以说是边疆行政设计委员所拟各边区开发方案的一个难得实验。

四、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1946 年江应樑辞去车里县长一职，结束了他的从政经历。江应樑在辞职时还有一段插曲，当时民政厅长按以前对边官的印象，怀疑江应樑从边区返回是为了贩鸦片烟，江应樑深感“生平也未受过此侮辱”，放下辞呈转身就走，民政厅长认为侮辱上司，于是“先行记过二次，然后准予辞职。”[9]可以说，江应樑的从政经历结束的是十分不愉快的。即便如此，抗战胜利以后的 1947 年，在战后国家建设成为广大知识分子深切关注的问题时，江应樑虽已不在政府工作，但还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发表了《请确定西南边疆政策》，“拟根据西南边疆的现实状况，对这一问题作一个实际的探究，然后提出一个建立西南边疆政策的意见，以供政府采择并同道的研讨”[9]。

从江应樑的从政经历可以看出，在国难时期，他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希望以自己的学术专长来为政府的边疆开发贡献力量，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来服务于社会现实，服务于抗战大局，这也是抗战时期很多知识分子的追求。但是学术的研究与实际的政治是有巨大的差距的，江应樑从政初期可谓踌躇满志，但最终还是只能黯然离开官场，其边疆开发计划最终也付诸东流。

总体来说，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从政后，大都不能实现自己从政的初衷，最终以失望告终，这是由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决定的，“从本质上说，国民政府仍然是个前现代政府。一群具有现代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的人要想和谐和融入其间不仅困难，而且几乎注定要爆发冲突”“制度，上司，同僚，还有官场上种种无声无臭却又无处不在的东西，都形成了强有力的掣肘，使从政的知识分子‘有劲无处使’‘有理说不出’”。[18]整个国民政府官僚系统的腐败，更不是单靠知识分子保持个人操守、在一两个地方或部门践行理想就能改变的。也正因如此，江应樑后来对自己的从政经历的评价也渐趋消极。最初江应樑从政是兼怀学术追求与政治抱负的，但后来他已不愿提及政治的一面，而将从政描述成是为了学术研究而不得已为之，“我向往西双版纳入了迷，只要能到西双版纳，什么都不计较”[19]。这其中固然有建国以后政治环境变化的原因，但江应樑从政以后对当时政府及整个官僚系统的失望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